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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理论上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个人的话，那么，从历史角度来看，他们则是两个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各有其独特的地位。
恩格斯非常谦虚，总是把自己放在马克思之后，甘愿处于“第二提琴手”的地位。他对生前的马克思无限热爱，对死后的马克思无限信仰。马克思的光辉，似乎遮住了恩格斯高大的身躯。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共创互补”的关系。他们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缔结者，又各有自己的特殊成就和贡献。列宁说得非常正确：“不研读恩格斯的
全部
著作，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创立和完善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第一个从社会主义观点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主要现象进行了考察；第一个论述了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而且是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的阶级；第一个全面研究了自然辩证法和军事辩证法；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论述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如此等等。但其中最突出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系统化的贡献。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受到西方某些理论家的攻击责难。他们诬称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伪造者”，指责恩格斯炮制了一个僵化的马克思主义体系。就连戴维·麦克莱伦都有类似的看法。他在《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批评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勾画成像苏联（及其他国家的）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那样的教条式的形而上学体系”，还说，“老黑格尔建立的体系与恩格斯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系统化的倾向之间确实存在某些相似之处”
。
马克思主义要不要系统化？该不该系统化？当然应该。
一种科学的学说，必然是一种系统、逻辑上首尾一贯、各种观点之间有一种内在的不可抗拒的理论联系的学说，而不是零碎的、无条理的、充斥内在逻辑矛盾的理论杂拌儿。体系化是一种学说科学性的标志，它不仅要求内容真实，而且要求结构合理。
从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开始创立起，经过30多年的发展和丰富，马克思、恩格斯在许多重要著作中发表了自己的多方面的看法，但还没有机会进行连贯的、系统的论述。当时，马克思正埋头于《资本论》的写作。是历史给予了恩格斯一个难得的机遇，他利用对杜林全面进攻的反击写了《反杜林论》这一伟大著作，从宏观上对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及其内在联系做了一个比较连贯的论述，从而完成了时代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系统化的使命。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涉及了处于萌芽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各个部分，但他是以异化劳动为中心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结合在一起，而且各个部分不均衡、不连贯。《反杜林论》则与之不同。它以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发展为线索，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主要内容，科学地揭示了它们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内在的理论联系必然会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整体，而且也只能是一个整体。
当然，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可以有相对独立性，可以成为专门研究的对象，但却绝不能彼此割裂。其中任何一个部分都是整体的部分，具有总体规定的特性。一旦离开整体，丧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和论证，社会主义学说就只能是空想；如果经济学说不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不以建设社会主义为总体目标，而是鼓吹私有化，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同样，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联系，不能发挥巩固和论证社会主义必然性的功能，脱离实际，那就是思辨哲学。马克思主义中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都内在地包含着对其他部分内容的吸收、应用和论证。《反杜林论》之所以是一个整体，就在于它在分篇论述中始终保持了各种论点之间的联系性和一致性。
在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化中，自然辩证法学说的创立，无疑是恩格斯的一个划时代的独特贡献。
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从自然开始的：从对自然的本性及其普遍规律的探索，逐步走向研究社会及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同人类的认识道路是一致的。他们不可能在唯心主义自然观的基石上，建立起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大厦。在着手建立唯物主义历史观之前，他们对自然的物质本性是深信无疑的——这是他们之前多少代哲学家们早已解决了的问题。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社会着手，致力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建立。
可自然界是人类赖以存在的基础，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永恒的、不可须臾离开的基本关系。对于完整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来说，把这个广大的、极其重要的领域放弃在自己理论视野之外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说费尔巴哈的局限是把历史放逐在哲学思考之外，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则在确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之后，再度从社会走向自然。从马克思主义系统化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必要的。没有关于自然的唯物辩证观点，马克思主义体系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只是上半截的唯物主义是没有先例的、做不到的。离开了自然辩证法以及唯物史观，就必然会导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倾覆。因此自然辩证法问题并不是局限于对自然的理解，而是关系到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科学性和完整性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家们，不遗余力地攻击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自然界辩证运动的观点。他们不顾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许多精辟论述，硬把恩格斯说成是自然主义者、直观唯物主义者。他们特别卖力地否定自然界的辩证运动，只承认实践辩证法、人学辩证法，而否定自然辩证法。
这些学者生活在现代，可他们的哲学思维和哲学智慧却还远不如古代希腊人和中国人。古代希腊人承认世界的辩证运动：万物皆流，无物常住。他们用“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形象地表明了宇宙的变化。“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些充满哲理的智慧，都表达了对宇宙万物的辩证理解。如果自然界不是辩证地运动，那么宇宙的生生息息、万物的生长就是不可理解的。
当然，自然辩证法的反对者们可以顽固地认为，辩证法是主客体关系，只存在社会领域，自然界自身的运动不叫辩证法。其实，不管人们如何称呼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即自然界自身存在矛盾、运动、变化。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有这种力量，即使是“上帝”，也不能把辩证法从自然界中驱逐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