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当代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捍卫恩格斯

恩格斯和马克思是两个人，又是一个人。从理论角度来说，他们是一个人，是同一学说、同一理论、同一主义的共同创造者。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他们两人始终过着充满紧张工作的共同精神生活”，他们“共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 。

在人类思想史上，由两个人终生合作，共同创造同一种学说的情况是绝无仅有的。在西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创始者是亚里士多德，黑格尔主义的创始者是黑格尔；在东方也一样，儒家学说的创始人是孔丘，墨家的创始人是墨翟。当然，同一种学说可以有多个代表人物，可以有信仰者、追随者和传人，形成不同的学派。但这种学说的首创者始终是一个，是某一个人的“一家之言”。

马克思主义则与此不同。它是由马克思、恩格斯相互合作历时数十年共同创立的学说。由志同道合才智相埒的两位旷世奇才作为同一种学说的创立者，看似偶然，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历史细节，实际上却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深刻意义。

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家庭出身和个人经历不同，但处于相同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具有相同的政治信仰。对于他们来说，创立马克思主义是为无产阶级获得解放锻造理论武器，而不是单纯为了著书立说。早在1845年，恩格斯在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就非常准确地表达了这一点。恩格斯在信中对共产主义书刊在德国的传播和共产主义小组逐个建立表示高兴，但对缺乏科学理论表示忧虑，他对马克思说：“目前首先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写出几本较大的著作，以便给许许多多非常愿意干但自己又干不好的一知半解的人以一个必要的支点” 。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都是直接或间接服务于这个根本目的：给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以“必要的支点”。共同的政治目的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牢固地结合在一起，生死与共，风雨同舟。

第二，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作中提出和创立的不是一种仅仅为他们两人所赞同的看法、观点或意见，而是一种科学学说，是对于被研究对象的规律的揭示。马克思和恩格斯长达四十年的共同合作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尊重科学、探索规律，而不是单纯的意见一致。以意见为依据的一致是暂时的，是不可能持久的。

第三，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内容，在其中任何一个领域的新发现，都要求付出艰巨的劳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共创互补”的关系，正是他们的共同创造和各自的特殊贡献，才使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诞生成为历史事实。

历史的必然性和各种偶然机遇，使恩格斯同马克思一道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这是历史的事实。正因为如此，力图改变这个事实，创造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也就成了长期以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常见和惯用的手法。

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的神话，从19世纪4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19世纪末德国资产阶级教授保尔·巴尔特，后来的伯恩施坦、海德门都鼓吹这种观点。从20世纪20年代的卢卡奇、科尔什一直到一些当代的西方马克思学家们调门越唱越高，他们力图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说成是“私交”，竭力冲淡、抹杀他们政治和理论观点的一致性。有的学者，例如法国的吕贝尔，不仅否认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创造马克思主义，而且根本否认有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恩格斯的伪造，是由恩格斯的脑袋中构想出来的。诸如此类的论调，不胜枚举。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的神话、反对恩格斯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所谓马恩对立，无非是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对立的另一种说法而已。不过马恩对立论更具有蛊惑性和虚伪性，他们扬马抑恩以示客观和公正，把实际的政治目的和尖锐的意识形态斗争，隐藏在烦琐的学术考证和比较研究之中。英国《新左派评论》的主编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对这种现象的产生及其实质曾作过比较深刻的分析：“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以对恩格斯的哲学遗产发生决定性的双重批驳而开始的，——这种批驳是由科尔什和卢卡奇分别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和《历史与阶级意识》两书中进行的。从那时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所有思潮，——从萨特到科莱蒂，从阿尔都塞到马尔库塞——一般都反对恩格斯后来的著作。然而，一旦恩格斯的贡献被认为不屑一顾，马克思本身的遗产的局限性就显得比以前更明显，对它加以补充也就更成为当务之急了。”

正因为马恩对立是两个马克思对立的翻版，因此所有对恩格斯的指责，往往都借助于曲解马克思早期的两个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西方马恩对立论者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称《手稿》）为所谓的依据，把马克思说成是“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把恩格斯说成是“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们把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曲解为包括两种相互对立体系的杂拌儿。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这种看法，是西方思潮中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对立的折光。

早在《手稿》刚刚全文公布时，朗兹胡特就强调，随着《手稿》的发表，“对马克思的理解获得了崭新的意义”，通过恩格斯、考茨基、伯恩施坦、卢森堡，最后通过列宁而固定下来的，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对反马克思主义者都具有权威意义的马克思的全部观点，现在完全改观了。所谓“完全改观”，就是发现马克思是所谓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至于塔克尔则更加明确、更加露骨地宣扬两种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他把《手稿》称为“马克思本人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马克思主义同恩格斯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或科学社会主义的那种马克思主义有很大区别。在西方，效颦者不乏其人。把马克思称为“人类中心论”者、把恩格斯称为“自然中心论者”的观点，成为颇为流行的时尚。

我们不必列举马克思对自然和自然科学的热情关怀和深刻研究，也不必争辩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和人类彻底解放的倾心关注，更不必论述《手稿》的本质。《手稿》虽然保留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烙印，但它的最主要之点是通过扬弃私有制，消除异化，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寻找一条道路。我们这里需要澄清的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本质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或科学主义都是曲解，马克思主义体系包含着科学与价值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体系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它包含着对人的自由和人的全面发展、人类彻底解放的追求。但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把自己说成是所谓“人”的代表，而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它也不是从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处境出发，而是从无产阶级和劳动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处境和地位出发；它不是寻求所谓“人”的解放道路，而是寻求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致认定，只有首先解放无产阶级，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才能使人类获得解放。他们不是脱离无产阶级解放去寻找一般人的解放，而是把无产阶级解放作为人类解放的必经之路。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和劳动者的关怀，才是真正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处境的关怀。这不仅是因为无产阶级和劳动者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口的大多数，而且是因为只有解放无产阶级才能解放全人类。首先是解放无产阶级，这是马克思主义和抽象人道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理论的一个重要分界线。

马克思主义又是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理论，不是建立在公平、正义、人道、自由、良心等道德范畴的基础上，而是以客观规律为依据。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都包含着对规律的揭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是研究支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分配规律的科学，它包含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和运行的一系列规律和范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它是以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形态更替的规律为依据的，正如恩格斯说的，现代社会主义必获胜利的信心，正是基于这个以或多或少清晰的形象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剥削的无产者的头脑中的、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而不是基于某一个蛰居书斋的学者的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 ；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是以客观规律为内容的。不少论者把哲学与科学绝对对立起来，认为哲学不是科学，它只是一种意见、一种看法、一种信仰。这种说法不全面。哲学当然不同于实证科学，但哲学的内容和观点的确有真理和谬误、正确和错误、科学和不科学之分。把哲学仅仅视为价值体系，看做哲学家的意见和信仰，实际上是把全部哲学看成一锅粥。其实任何有成就的哲学体系，都或多或少包含着对宇宙、对社会、对人生的某种规律性的观点。使某种哲学体系能长久留传、为后人所继承和吸收的正是这些规律性的观点，而不是那些转瞬即逝的纯属个人主观臆断的见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的知识为依据的，是对它们的概括和总结。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无论是自然观、历史观、人生观，都包含着对对象的规律性的揭示。没有规律，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

所以，马克思主义体系是科学与价值的统一。它以规律为依据，但不是唯科学主义。它反对所谓的“价值中立”论，反对隐藏或削弱自己学说的阶级性，毫不掩饰自己对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价值追求；它把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作为最高目标，但反对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抽象人本主义，而是从客观规律中探索人类解放的条件、可能性和途径。科学判断中蕴含价值判断、价值判断以科学判断为依据，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本质特征。其实，对科学性和价值性统一的追求，在《手稿》中就已见端倪。只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当时还没有达到这种统一。

也有不少论者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下称《提纲》）为据，宣称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恩格斯的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并攻击恩格斯是“独断论的”、“形而上学的”旧唯物主义者。从卢卡奇、科尔什到南斯拉夫的实践派以及原东欧的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都在不同程度上以各种方式鼓吹这种观点。他们中的不少人也许是想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他们对恩格斯的抨击，通过摧毁辩证唯物主义建立起的哲学绝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只能是马克思当年轻蔑地称之为“跳蚤”的东西。

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己创建中的哲学曾用过多种名称：科学的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以及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等等。我们也非常赞同深入研究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以及实践在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中的作用，以便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对原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进行改进或重新安排的探讨是有益的。但我们反对在恢复实践唯物主义的名义下制造马恩对立，排斥、摈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争论的关键不是名称，而是实质，即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改变或抛弃了这些原理，无论怎样称呼，都只能是名存实亡。

人类所面对的世界，当然是包括人和人类在内的世界。所谓世界观，并不是对排除人的纯物质世界作直观的考虑，而是通过正确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来把握世界的客观性，把握人的主体地位和实践的意义。人与世界的关系既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包括人与社会的关系。分歧的焦点，集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

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非常重视实践的作用。但马克思从来没有因此而否认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和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实践的作用是改变世界，而不是从主体中创造一个世界。人类化的自然是无限世界的有限世界，它随着人类实践的深化而不断扩展，但任何时候都会留下一个人类尚未实践的世界，它的存在为人类实践和认识的深化提供了无限可能性。把这个无限的客观世界的存在排除在哲学视野之外，就从根本上违反了实践观点，因为实践和认识在这里被绝对化、凝固化和静止化了。不能把马克思的哲学说成是以人为中心，以实践为半径，在无限世界中划出的一个小小的圆圈，把人的实践范围之外的世界称之为无，把承认人的实践范围之外的物质世界说成是“拜物教”。如果是这样的话，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就变成了在实践掩盖下的唯心主义。

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马克思当然重视人的主体地位。所谓从主体角度把握客体也就是把自然界作为人的感性活动、人的实践的对象来理解。这里讲的是人对自然的改造。我们面对的世界，是部分地打上了人的烙印的世界。不从主体角度而仅仅从客体角度去考察客体，就不可能理解由实践活动所造成的对象的变化。《提纲》第一条对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批判，是对旧唯物主义直观性的批判，而不是对唯物主义本身的批判。人在实践中面对的是一个客观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独立存在的世界，它有着自己的客观规律。人要在实践中达到预期的目的，就必须认识自然规律，服从自然规律。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我们应该坚持观察的客观性，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不能宣扬从主体出发。人的愿望、目的、要求能否实现，取决于能否正确处理主体和客体关系，而不是片面弘扬的主体性。

至于把恩格斯说成是独断论者、旧唯物主义者是不值一驳的。任何不怀偏见的人，只要读一读《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费尔巴哈论》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提纲》是恩格斯1888年作为自己著作《费尔巴哈论》的附录公之于世的。恩格斯高度赞扬《提纲》，称之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这个评价是科学的，分寸得当。他既指出《提纲》伟大的理论价值在于创立了一种新的哲学形态，同时又指出它是“第一个文件”、是“新世界观的萌芽”，因为它还没有包括日后日益丰富的关于世界的物质本性和辩证运动规律、关于认识过程和规律、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更替的规律等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本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为基础对世界唯物辩证的把握。硬要把实践观点和唯物辩证观点对立起来是错误的。恩格斯在天之灵如果有知，对于把他发现并由他发表的《提纲》作为反对他的根据，一定会诧异万分。

围绕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互关系的争论，是现今意识形态斗争的一大特色。这一争论至今仍没有结束。可以断言，只要围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存在，形形色色的马恩对立论就会一再出现。所以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保卫恩格斯。这是历史赋予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 opFZoVJDf1TRxHqe8EpRCXei1gJLEW3b7vsdTAPkBYKHbzlGSdfKxr1qJXxiXTT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