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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构成问题。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著名论文中，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列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并与其来源相结合，对各自的内容做了扼要的论述。列宁论述的突出之处是，联系到无产阶级伟大的历史使命，把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作为总体的构成部分来论述。
有的学者或研究者总是问：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三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四个，或五个组成部分？为什么文艺学、伦理学、美学、思维学不能是组成部分？为什么不能按其他标准，例如按规律起作用的范围，把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划为关于一般规律的部分，关于特殊规律的部分？等等。我们应该明确，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时，我们的立足点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既成事实，而不是它的抽象可能性，它应该包括什么，可能包括什么。马克思主义可以运用于指导各门科学，人们完全可以找到几条理由把它们重新包括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结构之中，可这只是有些学者的个人看法，而不是历史事实。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结构，是由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内在逻辑决定的。离开了这个基点，只能陷于烦琐的争论。
无产阶级要由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必须建立起与自身阶级地位和使命相适应的科学理论形态。尽管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英国、法国、德国在理论领域中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其中没有任何一种理论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符合无产阶级完成自己伟大历史使命的需要。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说中的重大成就，但企图从劳动价值论中引申出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结论，只能是空想社会主义，如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布雷所表明的；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徒们蜕变为反动的宗派，蜕变为兜售包治百病的社会庸医表明，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的作用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至于直接从费尔巴哈的哲学中孕育出来的，只能是像赫斯那样的“真正社会主义”者。无产阶级需要新的理论。这种理论不仅要克服英国、法国、德国的民族片面性（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哲学的分离），而且要获得科学的形态。可是要使社会主义学说由空想变为科学，这是一个涉及多门学科的综合性任务，仅仅限于社会主义学说自身是办不到的。只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分析为依据，才有可能科学地阐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使命和获得彻底解放的途径。因此适应无产阶级斗争需要产生的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必然是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内的统一整体。
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结构还决定于它自身的内在逻辑。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概论”中，通过总结人类思想史，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结构的内在逻辑。他在叙述了马克思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划时代功绩之后说：“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
马克思
。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
。
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自身，需要哲学，特别是需要一种不仅能说明世界，而且能改造世界的新型哲学。马克思是非常重视哲学的。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把哲学看成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头脑”、“精神武器”，是宣布德国人类解放的“高卢雄鸡”。
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体系，而不是思辨体系。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内容来自经济分析，而不是来自哲学的演绎或推导。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科学，正在于它以事实为依据，如实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运行机制和规律。完全可以说，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分析，就没有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因为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和历史使命，集中地表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任务和使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归根到底都服务于这个根本目的。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原则，政治经济学是哲学通向实际生活（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的中介，而关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性质、条件和使命的社会主义理论则是运用哲学分析经济事实引出的结论。这三者之间，即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分析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之间，在理论上和逻辑上是严密的、完整的、一贯的。它们相互渗透、相互补充，构成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社会主义理论一旦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会蜕变为平均共产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反之，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离开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会跌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怀抱。同样，如果无视无产阶级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无视社会经济现象，特别是对新出现的经济现象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重新回到烦琐的、脱离生活的经院哲学。把马克思主义中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同整体割裂开来，都会使它丧失自己原有的性质，并导致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曲解。
不仅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结构是由无产阶级实践需要决定的，而且它也是在实践过程中形成和成熟的。同黑格尔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预先规定自己的思想体系的结构。《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体系的秘密和诞生地，在这部成书于1806年的著作中，黑格尔大体上规划了自己整个体系的结构。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埋头书斋的学者，他们并不是按照事先构思的体系来进行体系的创造，而是根据实践的需要，在解答现实问题的进程中，使自己的理论臻于完善和成熟。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接受德国古典哲学开始自己的理论活动的，这是由德国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决定的。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恩格斯的《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哲学家》都是典型的哲学论文。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思维进程的起点是哲学。但同自己德国的哲学先驱者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停留在哲学领域。正在为无产阶级解放锻造武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意识到，不应当从人们的头脑中，而应当在经济中寻找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共产主义运动只能在私有财产运动中，即在经济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并逐步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这种转变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创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且都是由实践需要推动的。我们可以马克思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马克思第一次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在1844年3月《德法年鉴》停刊之后。马克思在巴黎钻研英、法两国一些经济学家的著作，并做了摘录笔记。这就是著名的《巴黎笔记》。其中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尤为重要。《手稿》试图把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结合在一起，可以看做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雏形。尽管《手稿》并不成熟，但它通过分析私有财产的运动，试图从经济学角度来论证共产主义，迈出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决定性的一步。第二次比较集中研究政治经济学，是1845年春移居布鲁塞尔后。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继续他在巴黎开始的研究，大量阅读了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并与恩格斯一道到英国进行实地考察，并在曼彻斯特的切特姆图书馆对一些经济学著作进行了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凝结在他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部重要著作，不仅彻底清算了费尔巴哈，全面确立了唯物史观，并且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为据考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从而把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论证建立在唯物史观和经济分析的基础上，使《手稿》初步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得到进一步深化和科学化。欧洲1848年革命中断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于1849年8月到达伦敦，再次开始了经济学的研究工作。自此以后，可以说马克思以主要精力从事《资本论》的准备和写作。马克思不仅留下了大量的《资本论》草稿，而且生前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是伟大的经济学著作，也是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或者像列宁所说的是“大写的逻辑”。特别重要的是，《资本论》逻辑地再现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进程，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被剥夺的历史必然性。《资本论》以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经济分析为中心，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最深刻、最全面的论证。
我们应该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看到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历史经验证明，把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对立起来，是围绕马克思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国际后期的理论家们，极力把哲学从马克思主义中驱逐出去，否认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哲学基础，主张用康德主义、马赫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例如考茨基就声称：“我并不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任何哲学，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实验科学，即一种特殊的社会观。”还说：“马克思主义没有宣布任何哲学，而是宣布了所有哲学的终结。”他还宣布，唯物史观“不仅同马赫、阿芬那留斯有联系，而且同许多其他哲学也有联系”
。伯恩施坦则竭力割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同它的经济学说和哲学学说的内在联系，否定社会主义社会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从人性冲动中产生的伦理要求。他公开宣称：“给社会主义提供纯粹唯物主义的论证，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
如果说，第二国际后期的理论家们企图通过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话，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学者则相反，企图把马克思主义仅仅归结为哲学，而且归结为被大大缩小了的人本主义和异化理论。美国的社会学家、政治哲学家D.贝尔在《关于异化的辩论》中论述过这种趋势。他说：“今天在英国和法国，人们对马克思的兴趣围绕着异化这个主题。人们不是把马克思当作一个经济学家或政治理论家，而是把他当作揭示异化的第一个哲学家。”
马克思只是一个哲学家，是一个人道主义的、异化理论的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核心范畴是人性、人道、异化之类。这就是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马克思主义。
一些西方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例如美国富兰克林—马歇尔学院哲学系教授路·宾克莱在《理想的冲突》一书中也宣扬这种观点。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已为凯恩斯所超过；马克思关于中产阶级的消灭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的预言，关于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预言已被证明不正确，唯一留下的只是一种道德价值学说。所以他公开宣称，“把马克思当作一个哲学家、预言家或一个新现世宗教的创始人，或者甚至当作一个‘价值立法者’，我们就可以对马克思的重要性认识得更清楚一些”
。还说：“作为我们选择世界观时的一位有影响的预言家的马克思永世长存，而作为经济学家和历史必然道路的预言家的马克思已经降到只能引起历史兴趣的被人遗忘的地方。”
马克思完全被肢解了。作为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内的完整科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只剩下哲学。马克思主义被割断了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联系，变成传布预言的无害的神圣偶像。
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说：“马克思这位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不断从哲学转向政治和经济学，以此作为他的思想的中心部分，而1920年以后涌现的这个传统的继承者们，却不断地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回到哲学——放弃了直接涉及成熟马克思所极为关切的问题。”
应该说，这是从一个侧面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形成及其在当代遭遇的客观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