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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奇迹中，我国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较多地依托和利用了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市场，而较少地利用了自己的市场，表现为“为出口而进口”的加工贸易活动倾向十分显著。1978—1989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从9.8%上升到24.8%;1990—1999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从29.6%缓慢上升到33.3%;2000—2008年外贸依存度飙升，至金融危机前一年的2007年，已经高达66.2%。
过去的发展战略重视对海外市场的利用，主要基于以下事实：（1）过去我国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国内购买力规模较小，不足以支持经济起飞。（2）国内市场存在严重的地区分割，市场制度扭曲、发育不良，表面看起来中国潜在的市场规模非常大，但由于现实中市场并没有完全开放、存在分割，现实的市场规模、市场需求并不是很大，即企业面对的现实市场并不等于加总后的市场规模。（3）过去三十多年中，尤其是年加入WTO之后，中国所参与的全球分工并不是产业间分工甚至不是产业内分工，而是产品内分工，即就某个具体的产品在生产环节、阶段、工序、零部件方面所进行的世界分工。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通过对产品全球价值链高端的治理和控制，把中国纳入了复杂的出口导向体系的低端。早年很多跨国企业规划到中国投资时都会计算：中国十几亿人口，一年中只要每个人用我们企业一件产品，算下来市场规模就巨大无比。这种由兴奋感驱动的直接投资只是看到了投资的潜在市场，而没有看到中国实际的市场分割状态。各省（区、市）之间存在严重的行政壁垒，加之各地购买力又有限，导致中国真正的市场并没有计算的那么大，而且到现在为止市场还是没有完全统一。
那些早期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在拓展中国市场的计划和努力落空的同时，发现中国其实具有丰富而优质的要素禀赋，尤其是具有丰富的受过良好教育、遵守纪律的人力资源，还有大量加工制造平台和生产基地，这就是后来中国成为世界制造车间的最重要的原因。
世界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再平衡的需要客观上要求中国扩大内需。中国发展要更加倚重国内市场，实现持续的增长要求从利用别人的市场转向更多地利用自己的市场。这不是发展战略回归“内向型经济”，也不是转向“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国民经济体系，而是扩大内需条件下的新的经济全球化形式，是新一轮高层次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新设计，是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升级版，由此凸显了建立和完善统一市场对中国进一步开放和全球化的重要功能。
第一，从利用和打开别人的市场转向更多地利用和开放自己的市场。中国目前经济总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位，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和市场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其内需规模将逐年上升，国内市场必然或已经转化为全球商家必争的重要市场。为此，需要我们把发展战略的重心转向利用和开拓自己的市场，以自己的内需增强自身增长潜力，而不是继续依赖那些处于调整底部的其他国家的市场。在这种条件下，如果国内市场仍然是分割的而不是统一的，那么无论是市场规模还是开放水平，都无法支持实现基本现代化要求的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目标。因此在扩大内需条件下形成开放型经济的转型升级版，应该从这个高度上去理解统一市场的概念和意义。这也是我们说统一市场的建立和完善是实现中国“开放经济第二季”的根本原因。
第二，从单一的出口导向型增长转向出口与进口协调型增长。基于统一市场的内需纠正的是过去那种单一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考虑到“内需”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市场主体对国内外商品和劳务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因此通过统一市场的建立来扩大内需将自然产生对进口产品的需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基于统一市场的内需并不与有竞争力的商品出口之间存在什么矛盾和冲突，恰恰相反的是，它将有力地促进新型出口方式的建立。如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就认为，极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将会使一国成为该种产品的净出口国(Krugman，1991;Helpman&Krugman，1985)。这种效应也被称为“母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s），指在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的情况下，由于存在贸易成本，需求的大国将成为差异化产品的净出口国。这意味着大的国内需求将对出口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三，从低级要素的利用转向对高级要素的吸收。过去，我国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得到充分开发和使用的是与世界工厂需求相适应的、一般的、低端的生产要素。这是国际市场对中国比较优势的自动甄别和选择，是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主导地位的“链主”的市场化选择。简单的“国际代工”产生不了对高级创新要素的内在需求，依托外需也只能发展代工经济，而发展不出自主品牌和自主技术。与这种依托低成本要素参与全球低端分工所获得的全球化红利不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要提升我国在全球产品内分工的地位、向价值链上游和高端攀升，要求我国依托庞大的内需市场吸收全球先进的、高级生产要素，尤其是技术和人才要素，以此推动我国经济从学习模仿全面走向创新驱动的发展轨道，获取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红利。显然，如果我们的市场不是统一的而是分割的，那我们凭什么形成强大的“虹吸”国内外先进生产要素的能力，凭什么在封闭的经济体系中建设创新驱动型国家？
第四，从被动适应全球化竞争转向主动地创造全球化的战略机遇。我国参与的第一轮经济全球化，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主动发起的，它们为利用我国的加工制造平台，采取国际外包形式把我国纳入全球产品内分工体系，我国企业在这条由跨国企业控制的全球价值链中处于“被俘获”的地位。在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中，我国要利用自己潜在和现实的市场规模，促进全球要素的重新集聚和重新配置。因此，它是我国为适应全球经济形势和竞争格局的变化所做出的主动的战略调整，也是我国给自己、给世界主动创造的一种战略机遇。对我们自己来说，它是一种更高水平的主动的开放型经济。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的内需有足够的规模和持续的增长能力，加上我们的市场是高度开放的统一市场，那么我国就能够利用自己的市场规模大的强大吸引能力，趁着西方长期处于经济衰退的谷底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大量虹吸全球的高级生产要素为我所用，加速中国的产业升级和发展创新型经济。相反，如果我们的市场仍然处于行政分割状态，市场规模依然狭小，则不可能对国外的先进生产要素产生预期的虹吸效应。
发挥大国经济的优势，就是要利用好国内市场规模这一最重要的发展资源，作好依托和利用国内市场吸收全球先进生产要素这篇文章。在这方面，最需要学习美国。众所周知的是，美国内需在全球最大，其虹吸效应也特别明显，全世界先进的、高级的生产要素都往美国聚集，尤其是各类高级人才都往美国跑。由此决定了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发达国家，也是吸收各类高级技术人才最多的国家。如何通过开放把国内统一市场做大做强，然后对优质生产要素形成虹吸效应，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人才建设中国经济，是我们实现基本现代化过程中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