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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大规模的放权让利和市场取向改革使掌握了经济决策权力的地方政府开始追求自身的市场利益。习惯于命令经济以及害怕竞争的本能，驱使地方政府首先运用行政手段对不成熟的商品流通市场进行封锁，对外部流进来的商品人为设卡设限，或是明文规定，或是由工商、税务乃至动用公安、民兵等对竞争性商品的流通进行“查处”，以保护本地相对低效率的生产商；同时运用行政力量限制本地稀缺的商品和某些要素流向异地，以维护本地居民消费和财政利益（陈甬军，1992)。这种画地为牢的市场割裂和市场封锁，直接导致了原本由收入水平低决定的狭小市场容量更小，原本并不完善的市场的运行效率更加低下等严重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市场竞争制度的逐步建立，中国各地区竞争意识越来越强，经济体系也越来越开放，那些荒唐的市场割裂和市场封锁问题早已成为“故事”。
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去谈这个问题，并且十八届三中全会还把建设和完善统一市场问题提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需要这么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以下几点。
第一，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型升级的新阶段，我国建设和完善统一市场问题有了新的更深层次的发展含义。现在的市场深度发展至少涉及：在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前提下，必须重点解决阻碍统一市场建立的行政权力的改革问题，以便创造新一轮的改革红利，如中央产业政策的中性化问题，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地方政府职能改革等问题；必须解决市场主体的深层次发展问题，如国有企业的改革、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的逐步改革等；必须解决要素市场的统一和开放问题，而不仅仅是商品市场的统一问题，如重点解决在资本流动、人员流动、基础设施、信息等领域的市场割裂问题。由此可知，现在我们讲统一市场，是指要从商品市场的开放转向更加深层次的要素市场开放，包括信息、技术、人力、资本等市场的开放。尤其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从以制造业开放为重点转向了以现代金融业为主的服务业开放，从以货物贸易为主的国际准则的开放转向了探索要素市场开放、政府边界厘清和行政管制放开，从而体现了一种更高层次的开放格局。
第二，中国过去的改革开放，一个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思路和方法就是实行渐进式的“双轨制”改革，又称为“老的老办法、新的新办法”改革，或“增量改革”。这种最初发端于商品市场、为解决计划与市场矛盾而产生的改革方案，因为不会触动既有利益者的利益，改革的阻力较小，因而后来被广泛地运用于其他方面甚至社会领域之中，如养老体系的改革。它试图通过旧的东西不断消失、新的东西不断进入使新体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改革方式是中国经济体制渐进性转轨最重要的特征，也是稳定经济社会运行的主要手段。这一改革设计在使中国发展出现世界经济奇迹的同时，也日益显示出某些严重的副作用，如大量存在的社会成员之间、行业之间、不同所有制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水平、资源利用机会的不平等，寻租腐败和日趋严重的社会不满情绪等（林毅夫，2013)。更为严重的是，留在旧体制“轨道”上的利益主体，不仅逐渐成为改革的阻碍者，而且还是新制度的腐蚀因素，其势力有时还会不断壮大。因此未来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消除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双轨制”歧视痕迹，通过统一的市场让各类企业平等地获取和使用生产要素，让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公平地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
第三，现在虽然中国的要素市场在发挥重要的资源配置调节作用，但是市场同时存在巨大的分割效应。一是生产要素流动的社会分割，如城乡之间身份、户籍的不同导致了人们相互之间在生活方式、收入和消费水平、社会公共福利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的存在又极大地强化了要素流动的障碍。二是生产要素流动的区域分割，以地方利益为边界的行政管理体系阻碍着生产要素在区域之间的自由流动以及网络分工体系的重组和集聚，如在资本流动方面，一个企业去异地收购兼并其他企业，往往受制于该地政府的保护，企业所有权的流转在现实中并不顺畅，再如基础设施领域也存在严重的跨地区互不配套和不相衔接、信息跨地域流通不畅通等问题。三是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分割，文化、习惯、地方法规、政策和条例等制度因素，是影响我国生产要素按区域、社会、产业等进行市场流动的最重要的内在因素，是造成市场分割的主要原因。因此建立和完善统一的市场其实就是政府、市场体系、微观主体三者关系调整的问题，是一个如何进一步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的问题。
第四，现在我们讲统一市场，不是把全国变成一个市场，而本质上是要求各地区市场主体的竞相开放，包含各地市场主体的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各地区市场主体都清除了形成市场壁垒的社会、区域和制度因素，都相互对别人开放了，统一市场的基础和前提自然就形成了。从范围上来看，中国各地区都竞相对内对外开放，如华东地区内的市场主体都相互全面开放、不相互设置壁垒，那就形成了华东统一市场；如果整个中国各地区间相互开放，那么就形成了中国统一市场；如果中国对全世界开放，那么中国的市场就是全球性市场或世界市场。因此，市场的对内开放其实是深度对外开放的基础，统一市场的建设可视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的“第二季”。
有鉴于此，建设和完善统一市场，已经被提高到了树立转型升级的新发展观的高度。它既是从命令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和直接体现，也是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基础和保障，更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直接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