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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怎么样的地区间发展格局才能算是区域一体化发展？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主要机制和相应的政策工具是什么？对这些涉及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基本问题，还有许多的争议，有时意见竟然是完全相左的。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在转轨大国经济中，关于区域一体化发展实践经验的稀缺，可证伪的资源太少。其实，真正可能影响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和发展水平的因素没有别的，只有政府的行政壁垒，其他非行政因素都只能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而不会影响一体化发展的水平和程度。因此破除各地的行政壁垒，最大限度地实现地区间的竞相开放，就是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措施。以下我们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研究为例，不妨对这些年一些具有较大影响的观点进行深入的剖析。
（1）第一种观点认为，自然条件和技术因素是导致长三角地区发展非一体化的原因。这种观点认为，长江、杭州湾这两个自然屏障直接导致江苏的长江以北三市与杭州湾以北三市受上海的经济辐射程度低，从而形成两省南北两地发展的非一体化，使其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社会发展水平都有一定差异。其实，这种观点混淆了自然条件和技术因素所导致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与制度分割所导致的区域发展非一体化问题。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可能完全均衡，相互之间有差异是极其正常的，而且，这些差异是激励发展的动力。有发展差距并不代表发展没有一体化，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地区间发展有差距是必然的，但是制度的非一体化并不一定是必然的。即使是最发达的国家，地区间发展也有差距，有时甚至是较大的差距，但是人家的市场是统一的，我们并不能断言其不是一体化的。
（2）第二种观点认为，现在上海仍处在增长极的初期，对周边地区的“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导致区域经济发展非一体化，表现为竞争大于合作。我们暂且不去评估现在上海是不是对周边地区的“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抑或相反，我们只想指出，用“极化效应”或“扩散效应”判断经济是不是处于一体化发展状态是不合适的。实际上，“极化效应”或“扩散效应”只是反映了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资源和要素流动的方向而已，都是十分正常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市场现象，它们本身就是区域竞争与合作状态的表现，是经济一体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上海正是通过对资源和要素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来发挥向外链接全球网络、对内辐射区域腹地的世界区域门户城市的作用的。
当然，实现这个过程的摩擦程度、社会成本的大小，反映了经济非一体化的程度。
（3）第三种观点认为，长三角产业布局上各自为政，重复布点严重，产业结构趋同状况加剧。如长三角的16个城市中，选择电子信息业的有12个，选择汽车作为重点发展产业的城市有11个，选择石化业的有8个。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也主要集中在IT产业、生物医药、新材料产业等方面。实际上，“各自为政”是“各为其主”，并没有什么不对。作为区域内民众利益的代理人，不“各自为政”才不正常。而且，一体化发展程度再高的区域，其产业结构也会有竞争趋同的现象，因为产业结构的趋同是由于企业投资者根据不完全、不充分的信息进行决策，是企业投资行为缺少理性的结果，因此它与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有关，而与市场一体化水平无关。只要是市场经济，就一定会有重复投资和重复布局，就会有产业结构的趋同，而不管这个市场是不是实现了一体化发展。重复和趋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市场不存在自动结清机制。如果这样，那么就要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生产力的强制毁坏为代价。一般来说，只要存在兼并收购机制，能够突破政府制造的、人为的市场壁垒，就能自动消除产能重复和过剩。
（4）第四种观点认为，行政区划的存在，导致统一的市场体系被割裂，行政区产业结构呈现趋同态势，公共基础设施难以完全实现共建共享。确实，以行政区划为边界分割市场，是非一体化经济的显著特征。但是有行政区划并不代表就一定会（要）导致统一的市场体系被割裂，以及一定会导致公共基础设施难以完全实现共建共享。在现实世界中，哪里都有行政区划，哪个国家都必须按行政区划进行行政管理，这是由管理幅度和管理跨度决定的。有行政区划就有区内公民的独立的利益边界，但是独立的利益边界并不意味着它要通过行政割据的方式运作。恰恰相反，独立的利益需要通过竞相开放才能真正实现。为什么人家发达国家在有行政边界的条件下也没有出现对统一市场进行分割的情况？显然，行政边界不是市场非一体化的充分条件，运用行政手段分割市场利益边界才会出现市场的非一体化。
（5）第五种观点认为，为了推进长三角发展一体化，有必要合并某些长三角地区的行政区域，将其置于统一领导之下。这个问题由于经常被人拿来说事，我们不妨多花一些篇幅进行驳斥。
用行政区域合并的方式解决经济非一体化问题，这方面过去比较激进、比较有影响的方案是：“建议中央考虑扩大上海行政版图，将邻近的江苏昆山、浙江嵊泗等市县纳入上海行政区，实现长江三角洲龙头扩容”。最近比较轰动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倪鹏飞课题组的激进方案，即在现有的行政区划之下，建设“江北上海”，同时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将南通划入上海。虽然这些方案可以解决上海的发展空间、上海及周边产业群的整合与升级等问题，而且，从历史到现实，这些地区经济上与上海的联系本来就非常紧密，打破行政区划可以使上海得到更多的制度改进方面的边际收益，但是其实这是一种行政幻觉，原因如下。
第一，从根本上解决行政体制所造成的发展问题，不能仅仅从行政体制的调整来考虑，还要从建立统一市场的角度来考虑，否则就只能像以前计划经济年代那样，落入行政关系调整的怪圈。我国以前“条条、块块”关系的调整，都是在市场不发育的情况下，对集权分权状态的政府内部的纵向调整，由于没有充分发育的市场机制支撑，每次调整都没有产生实质性的成效。实践证明，在放开市场的同时转变政府行政职能，建设法治型、服务型政府，才有可能真正解决经济非一体化发展的体制问题。
第二，如果中国某一地区行政割据现象严重，就采取撤并现行行政地区的做法，那么统一版图中的行政区建立的严肃性何在？如果现有地方政府的经济功能不改革，还是那么深入地介入竞争型市场事务，那么随意撤并行政地区的做法，只会把原本小范围的行政摩擦，扩展到更大范围中去，推广到极端，把整个长江流域都归并起来怎么样？把整个长江流域以南地区都归并为一个“南方行政区”又怎么样？因此，如果地方政府参与、控制和支配竞争性产业发展的功能不转换，那么即使整个国家都成为一个企业也不能解决问题。这不就是把全国作为一个工厂的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吗？为什么我们有些人一说要搞一体化经济区，就会想到改变行政区域的界线？其中的根本原因，我认为是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在作怪，过分迷信行政手段的力量，忽视或者根本不信任市场机制的作用。
（6）第六种观点认为，长三角地区也要比照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要求，在两省一市上面成立行政协调领导小组，统一一体化发展事宜。2014年8月，京津冀一体化的最大利好是“国务院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领导小组以及相应的办公室”的消息，而且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张高丽担任组长。显然，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是目前我国规格最高的区域经济发展小组，体现了可能会涉及三地“割肉之疼”的利益调整和推动京津冀一体化的决心。我们不能否定长三角地区也可能有这样做的必要性，但是我们必须思考以下问题：
一是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极大的国家，每个地区搞一体化都要中央领导出面担任组长是不是合适？
二是如果国家以这种思路推进各地的一体化，那么是不是会重新分割中国的统一市场，并把地区层面的协调问题上升为更高层面的协调问题？
三是京津冀的协同发展问题与长三角地区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京津冀地区没有一个像上海这样的经济地位处于绝对优势的经济中心。由于北京的定位是我国的政治文化科技中心，而不是经济中心，因此它为其他地区所提供的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的功能非常有限。同时长期执行这样的城市功能定位使京津冀地区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水平与长三角地区有很大的距离。在这样的行政主导体制中，需要迅速缓解北京面临的包括环境、交通和居住在内的各种压力，如果让其中一方协调另两方，那么肯定说不动；如果由各方组成一个协调机构，那么就成了一个“友谊俱乐部”，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现在成立了一个超越地区的“国家级组织”来进行协调和规划，京津冀一体化的概念才能很快地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