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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中两种不同的产权效率进行比较，我们主要选取了GDP及其相应的增长速度等指标，并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地区和苏南地区的产业结构变化进行分析，以理解两个地区的产业结构改革所带来的绩效的变化（见表5—2)。
表5—2 苏南地区和温州地区GDP及其增速
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
一方面，从GDP来看，如表5—2所示，苏南地区GDP一直高于温州，进入21世纪之后，二者的差距趋于平稳，苏南地区的GDP与温州地区的GDP的比率维持在11左右。从GDP的增速来看，苏南地区和温州地区的GDP增速在1997年之前较高，一度达到50%的超高水平，进入21世纪之后，两个地区的GDP增速趋于平稳，维持在15%左右，苏南地区的GDP增速略低于温州地区。
另一方面，从人均GDP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南人均GDP一直高于温州，1984年，苏南人均GDP是温州的2.78倍，1993年扩大为3.06倍;2000年则缩小为2.11倍。从人均GDP增长速度来看，苏南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前，除了个别年份，其增速一直为两位数，并大大高于温州；温州人均GDP增速则一直比较稳定，特别是当苏南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增速放缓后，温州仍保持稳定的增长态势。
从上述指标的对比可以看出，苏南地区经济总量远高于温州地区，人均GDP也比温州地区要高，但不同的阶段经济增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苏南乡镇集体企业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大发展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入了衰落阶段；温州的家庭工业在经历了合作工业资本积累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入了持续增长的阶段。两种产权的效率20世纪90年代以来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发展趋势。这些指标的特点与苏南地区和温州地区的产业结构改革是一致的。
从产权结构的角度来看，温州地区的产业结构演变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83年的农业经济主导时期，第二阶段是从1984年到现在的工业经济主导时期。第一阶段温州地区的三次产业的排序基本上是“一、二、三”，是以农业为主的时期，从统计数据来看，1980年和1981年两年的第二产业比重曾超过第一产业的比重，这说明第二产业有了一定的发展，正逐步超越第一产业。在1984年之后，第二产业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这和温州地区的产业结构改革阶段相一致。
1983年之前，温州以农业为主，实施农业工业化政策。温州的家庭企业以生产资料的个人或家庭所有为基础，依靠家庭自身的劳动力以及少量帮工，并利用住宅作为生产场所开展加工工业。家庭工业组织的产权优势在于，生产资料归家庭或私人所有，产权的激励功能强，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小，私人经营活动的收益与成本趋于一致。即使在家庭工业规模扩大并进入家庭工场阶段后，由于家庭工业组织的所有者就是剩余索取者，其监督生产的激励功能较强，家庭这种团队生产中的偷懒和机会主义行为也比集体产权要少，从而在温州农村形成了持久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而有效率的组织又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从而促进了温州经济的持续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温州地区的民营企业积极进行股份制改革，温州地区逐渐由农业主导转变为工业主导，在家庭工业走向联合生产的阶段，产生了股份合作制和公司制企业，温州私有产权不仅获得了规模效率，而且其产权也更加明晰化，外部制度环境也更加有利于私有产权的生存和发展，由此，在这一时期，同苏南乡镇集体产权相比，温州私有产权的效率表现出了持久性的特征，随着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股份制公司共存的所有制结构的形成，温州地区的经济活力大大增强，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迅速提高。
进入21世纪后，温州地区继续发挥私有产权经济的效率，民营企业在这一时期通过股份合作制向公司制、股份制的创新转变，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充分发挥经济活力，促进了温州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从股份合作制企业向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特别是企业集团的演变，是温州民营企业在制度结构上从非正规制约向正规制约的进一步创新。在股权结构上，绝大多数公司制企业仍然采取集中持股的形式。因此，清晰的产权结构是温州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极大地增强了温州经济的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苏州的产业结构总体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主要表现是第一产业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在1978—2008年逐步上升，到2009年，第一产业呈零增长趋势，第二产业处于高水平的稳定发展状态，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远低于第二产业。
苏州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样是与苏州不同阶段的产业制度改革分不开的，产业结构反映了经济增长的基本态势以及经济增长的基本途径和方式，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关键在于产业结构的调整。
第一阶段，在苏州经济发展的初期，创造出了适合本地区特点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这与温州的以个体和私营经济为主的格局不同，同时工业比重不断加大，实现了农业工业化，公有制在初期就发挥了巨大的生产力带动作用，因此，苏州地区的经济总量和人均GDP均远高于温州地区。
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0年，苏南地区的经济增速急剧下降。由图5—1和图5—2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南地区的经济总量虽仍有上升，但经济增速明显下滑，这与当时苏南地区的产权制度是分不开的。20世纪90年代开始，苏南地区的产权制度的弊端开始暴露。从产权的性质来看，苏南乡镇集体产权属于社区居民所有，这种产权的弊端在于其外部性大，搭便车现象严重。社区居民的监督成本和监督收益并不一致，他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去关心集体资产的保全和增值。因此，当市场短缺且社区政府行政性地配置资源所带来的收益仍大于集体产权的内在矛盾所带来的损耗时，这种产权就仍会存在，并且人们会认为这种产权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相反，集体产权的效率就会丧失，集体产权在新的压力下就必须演进，否则就会陷入长期衰退。从图5—3列举的国有企业、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看，苏南外资企业占绝对优势，私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也占有一定比重；温州私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占绝对优势，外资企业所占比重不大。从两种模式的平均值来看，“苏南模式”以外资经济为主导，私营经济蓬勃发展；“温州模式”以私营经济为主导，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外资企业三足鼎立。
图5一1苏南和温州人均GDP比较（1986一2013年）
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
图5—2 改革开放以来苏州和温州的产业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
图5—3 2007年不同所
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
第三阶段，进人21世纪之后，苏州地区第二产业增速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这与苏州地区积极引进外资带来的产业结构变化有关，苏州的产业结构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局面，这主要是由于苏州外向型经济的飞速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不断推进，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生产基地，苏南地区凭借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良好的工业基础，以工业园区和开发区为载体，吸引国际产业资本大规模地向这一地区转移，形成了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经济全球化使外资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为6苏.9南民营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此同时，经过多年的体制改革，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也明显增强。因此，苏南地区所有制结构不断得到调整，经济增长呈现外资、民资并举的格局。另外，苏南地区政府也开始转换思路，形成了企业经营靠市场、社会服务和综合管理靠政府的调节结构。在调节结构上，苏南扬弃了“乡镇政府直接经营管理企业”的做法，转变为主要为企业服务、为社会发展服务。在这里，各级政府仍保持着强势地位，是强市场和强政府的结合，也就是充分发挥作用的“看不见的手”和强有力的“看得见的手”的结合，因而苏南保持着经济高速发展的态势。
因此，给定的产权体系在市场压力下会演进，面对新的制度环境能形成新的有效的产权制度，从而促进该区域内经济的长期增长。实践中，“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中的产权制度在新的压力下，都在向着有效的产权制度方向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