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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史学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思认为，分析任何一种产权制度的形成、演变及其效率，都离不开对政府行为的分析，因为政府规定着经济中的所有权结构，并最终对所有权的效率负责，而所有权结构的效率导致经济增长、停滞或衰退。因此，我们对“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比较，同样也不能离开对社区政府在两种不同产权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比较和分析。
从理论上讲，苏南乡镇集体产权是一种社区所有权，即由社区内全体成员行使这种权利，社区政府（和国家）或市民都无权干涉。但是，在实践中，由于苏南乡镇集体产权的形成是自上而下的体制内的社区政府供给型强制性制度变迁，社区政府在集体产权的形成及其运行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因而，苏南乡镇集体产权的效率必然受到社区政府的行为的影响，苏南乡镇集体产权也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区所有权。
苏南乡镇集体产权是在社区政府的直接推动下产生的，其作用表现为通过行政手段创立乡镇集体产权，为乡镇集体产权的运行配置各种资源。乡镇集体企业可以从社区积累中获得大量原始资本，可以依靠“政府信誉”从银行获得贷款，还可以无偿或低成本地占用社区内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甚至还可以享受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从而可以节约在旧体制内创立集体产权的交易成本。特别是，通过社区政府创立集体产权，其规模一般较大，抗风险能力也较强，这也是苏南集体产权相对于温州家庭私有产权在发展初期的比较优势所在。由此可见，苏南乡镇集体产权这一制度安排，在实质上已经实现了类似于公司制将企业家才能、社会闲散资金、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相融合的功能，从而跨越了私人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并在当时的短缺经济下实现了苏南乡镇企业的超常发展。
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苏南乡镇集体产权在实质上已经演变成了“社区政府产权制度”。由此形成的集体产权在法律上虽然并不属于社区政府所有，但是，由于乡镇集体产权的形成及其运行都离不开社区政府，社区政府在事实上拥有了企业的所有权，即拥有企业的部分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这种社区政府所有权制度安排，既是苏南乡镇企业发展初期能够发挥其效率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成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其效率丧失的重要原因。随着时代的跨越和问题的变化，政府也在适应这种变化，在实践中政府管理经济角色的变化体现在：（1）从直接决策者转变为改革的推动者，进而又转变为经济社会的规划者和服务者；（2）掌控土地等资源的权力在上交，从最初的社队企业并到乡镇企业，从乡镇企业搬到县级经济开发区，从开发区级别提升到市级、省级或国家级，可以看出政府对发展经济的资源的掌控权在上交，这种权力上交是一种进步，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政府的行政审批权也在逐步下放，这些都是政府管理经济的规范度提高的表现。强政府和强市场将逐渐成为“苏南模式”发展的主旋律。
温州私有产权制度的形成是制度创新主体在意识到潜在创新收益大于创新成本后而产生的诱致性制度需求。社区政府在制度创新中充当了所谓的“次级行动团体”的角色，其主要职能是帮助家庭或个人获取潜在利润而供给新的制度安排。因此，社区政府在私有产权形成中起着促进、辅助和倡导作用，而不像在“苏南模式”中那样起着主导性和行政性作用。社区政府的作用在于帮助私有产权主体获得所需的制度资源，这在事实上为私有产权提供了在旧体制下赖以生存并发挥其效率的制度环境。
在家庭工业发展初期，政府的职能在“温州模式”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温州模式”发展初期，很多人都倾向于认为温州政府是“无为而治”的绝佳模板。然而，今天“温州模式”和温州民营经济的成功，是与温州政府巧妙的掩盖和保护分不开的。温州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坚持多种经济形式一起上，不限比例看发展、不限速度看效益、不限成分看实践的方针。由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少，政策松动，在当时一片“短缺”的卖方市场条件下形成了先发效应。取消市场准入的限制，放手让私人资本进入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这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可能。温州政府在自觉弱化的同时，顶住某些压力为民营经济保驾护航，这使得民营企业创新从未受到直接冲击。温州在十五大之前，出现了股份合作制企业，这为在20世纪80年代尚为姓“资”还是姓“社”问题而发愁的温州经济找到了一个理论上生存和发展的依据，为此，温州市政府还通过立法的手段加以确定。因此，在温州地区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政府的保护和“无为”政策为温州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自由的空间，激发了民间经济活力，为民营经济的成功提供了可能。由此可见，社区政府在有效的产权制度的形成方面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随着温州经济的发展、政府财政实力的增强，温州市政府已经开始慢慢地由“弱”变“强”，并开始积极地在促进市场体制建设和其他相关方面进行“归位”和“补位”。一方面，温州市政府开始制定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温州开展了以全面提高经济质量为核心的第二次创业，同时确定了质量立市、科教兴市等一系列的配套政策措施，使该市出现了“小区域、大发展”的态势，温州市的改革和建设进入了快车道。2002年，温州市政府提出将温州建成为国际性轻工城，旨在使温州成为国际轻工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温州的轻工产品基地已粗具规模，“中国鞋都”“中国电器之都”“中国金属打火机生产基地”“中国剃须刀生产基地”和“中国锁都”五个区域品牌落址温州。另一方面，政府加强管理和监督，维护市场秩序。政府通过经济立法和执法来规范各类市场主体的行为，限制不正当的经济行为。1987年是温州市颁发地方性法规最多的一年，大多是乡镇企业制度建设和市场秩序规范两个方面的。1989年以后，股份合作企业制度建设成为重点，几乎每年一个红头文件。这些不断充实完善的地方性法规在保护财产权利、促进企业制度建设方面，在维护市场秩序、规范经济行为方面，均收到了积极成效。进入21世纪，浙江省温州市提出了“以民引外，民外合璧”的口号，积极引导、鼓励私营企业开展同国际知名企业的技术与品牌合作，走国际化道路，新的历史时期，温州地区政府正在逐渐由“弱”变强，引导温州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