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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经济社会状况产生一定的经济发展模式，“苏南模式”是在农村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并通过不断演化逐步发展为目前独特的混合经济发展模式。而“温州模式”的发展历程也是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该模式选择的以家庭经营为主体，以专业市场为枢纽，以小城镇为依托的“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方式，也是符合地区经济社会状况的发展道路。
“苏南模式”最早由费孝通提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苏南模式”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从总体上看，“苏南模式”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起步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该阶段的发展重点在农村。在这一阶段，苏南地区农村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充分抓住了短缺经济下的市场机遇，利用毗邻上海和苏州、无锡、常州等发达的大众工业城市的区位优势，积极引进先进的技术。苏南历来是商贾云集之地，具有良好的人文环境，居民文化素质高，苏南农民接受经济、技术辐射的能力较强。同时，因为距市场中心较近，运输成本较低，产业和产品选择范围较大，这为苏南农村发展非农产业，特别是乡镇工业创造了良好条件。此外，早在计划经济时代，苏南地区就有搞集体经济的传统，为发展乡镇企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必要的资金。因此，“苏南模式”的起步以集体经济为主，创造了适合本地区特点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同时，该地区不断提高工业比重，扩大工业总量，重组农村产业结构，逐步走上了农村工业化道路。
第二阶段：发展外向型经济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建立开发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成为该阶段苏南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为促进乡镇企业的改制，政府本着“放心、放胆、放手、放开、放活、放宽”的原则，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大力鼓励外资和私营个体企业发展。这一地区积极利用外向型经济扩大出口，企业由面向国内市场转向国际市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苏州的中国—新加坡工业园区的创立，20世纪90年代浦东新区的开发，大大提升了这一区域的开放度和国际化水平。苏南地区纷纷建立各种开发区，引进外资，提升苏南地区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实践证明，世界500强企业差不多有一半落户在苏南各地。经济的开放也成为这一区域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强大推动力。外商投资企业的大批进入和各类企业的开放背景大大提升了这一区域的市场化水平，这里的企业无论是外资还是民资大都有开放的背景，而且法制和道德水准也都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第三阶段：新苏南创新发展模式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苏南模式”的新发展既体现了对原有“苏南模式”的路径依赖，又体现了发展模式在新的发展阶段的创新，原有的政府主导模式逐渐发展为政府与市场并重的混合经济发展模式。新“苏南模式”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股份制经济、民营经济、外资经济相结合的所有制结构。民营经济在这里也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里的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除了一部分改制为完全的私人企业外，大部分是走股份制道路，尤其是重视公司上市，仅江阴一个县级市就有十几家上市公司。而且这里的民资和股份制企业大都有开放背景，因此在开放的基础上外资、民资和股份制经济充满活力的所有制结构成为新“苏南模式”的主要内容。苏南乡镇企业的改制速度非常快。短短几年中，苏南各市原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改制的比例就高达80%。1999年年初统计资料显示（见表5—1），苏州市已有11 301家乡镇企业进行了产权制度改革，涉及净资产135.99亿元，占全市乡镇内资企业总数的81.6%，占资产总额的64.6%。
表5一1 1999年苏州市乡镇企业改制情况
其次，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的价值取向。在新形势的发展要求下，苏南地区摒弃了早期“苏南模式”粗放的增长方式，将苏南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以发展循环经济为核心，以转变发展方式为出发点，是从不同范围、不同层次实践可持续发展、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先进典型。以“绿色创建”为主题的实践活动已经在苏南各地蓬勃开展起来，同时苏南各地在观念上坚持环保优先，实行优化开发的理念。在制定政策、谋划发展时，在遵循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同时，更注重遵循自然规律。苏南各地区还在积极探索成为集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先行区，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示范区，构建“以知识经济为先导、以循环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发展体系，构建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山川秀美、城乡清洁”为目标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以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最后，市场管经济发展，政府管社会发展的调节结构。在调节结构上，“苏南模式”的特点是地方政府作用一直很大。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地方政府的作用有两个明显的转变：一是政府作用的着力点由经济发展转向社会发展，至于经济发展则交给市场去调节，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强势政府的作用和较为发达的市场作用并行不悖。二是扩大公共财政的覆盖面，顺应人们对公共产品供应和公共服务质量的要求日渐提高的趋势，苏南地区各级政府依靠其较为雄厚的政府财力加大公共财政的投入，在城乡提供足够数量的优质的公共产品。三是调节社会发展的政府主体，由乡镇政府转向县级政府，因此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城市化和生态建设方面的科学规划，提供更为丰富的公共产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坚定不移地实行了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工作中心的基本国策，为经济发展创造了宽松的环境，使几经起落的温州民营经济驶上了发展的快车道。温州经济形成了以家庭经营为主体，以专业市场为枢纽，以小城镇为依托的“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方式，被称为“温州模式”。同“苏南模式”的发展相似，“温州模式”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模式，其发展过程同样经历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均具有不同的特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方针，这给温州经济发展提供了机会，使温州民营经济得到了初步的发展。改革之初，以前曾在温州诞生过的分田单干、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再次在温州兴起。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温州地区基本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农村改革带来了农业经济的连年快速增长，温州农村改革获得了成功。继农业改革获得成功之后，温州开始了农村工业化的改革与发展。由于受农业包产到户的影响，许多乡村纷纷将小核算的集体企业转给车间、小组以至个人经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家庭工业户。1980年全镇共出现了2 500多家工业户。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法规制度尚未完善，个体、私营经济没有合法地位，社会舆论给个体私营经济的压力很大，但是，它对于温州农村家庭工业在旧体制下的生存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庇护作用。从当地政府的利益看，如果管制过严，则会影响当地的产值、税收等，所以大多数乡镇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做法，既不鼓励，也不管制，任其自然发展。由于这样，家庭工业发展较快，家庭工业总产值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就占到全市农村工业总产值的70%以上。1984年温州市政府认识到为了搞活商品生产，必须使家庭工业合法化，为此，1985年温州市政府制定了相关办法规范个体经营，形成了以“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小镇为依托，以农村能人为骨干”为特点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从温州发展模式的形成看，其基本上是一个群众自发地发动、组织和实施的过程。这种过程，一是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不足半亩等自然条件“逼”出来的，二是得益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政策，三是温州独特的文化（温州人具有独特的闯劲）造就出来的。
“温州模式”发展的第二阶段，是家庭经营向股份合作制过渡的阶段。“温州模式”从家庭经营起步后，温州经济和社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由于经济改革不断深入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不少农民以资金和土地、技术、信息、劳动力作为共同纽带联合起来，创出了一种既有股份制的一般特征，又符合合作制基本原则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为此，温州成为中国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发祥地。股份合作制企业在温州成为最普遍的企业组织形式，1986年到1993年，温州股份合作制企业从1万多家发展到4万多家，工业总产值从13.6亿元发展到192.8亿元，占温州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27.89%上升到56.2%。随着股份合作制企业本身的发展以及经济改革形势的变化，1987年之后，温州市又相继出台相关政策，使得股份合作制这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获得了快速发展，成为这一阶段带动温州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在1992年邓小平南行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的鼓舞下，“温州模式”摆脱了“姓资姓社”的争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再次让世人瞩目。1992至1996年的五年间，温州地区生产总值增长迅速，在这一发展阶段，“温州模式”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意识形态的解放。由于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温州模式”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约束，为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更加宽松的环境，充分发挥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股份合作经济的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体制优势。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我国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和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发育与完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以技术、品牌、规模经济为主的竞争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以粗放式外延扩张为主要增长方式的“温州模式”，缺乏明显的竞争优势。温州经济增速持续下降，“温州模式”进入了困难的调整时期。GDP增长速度和工业产值均开始呈下降趋势。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专业市场经营方式落后，经营者素质低、负担重等因素导致专业市场发展出现停顿；二是我国经济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而且买方市场日渐成熟，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三是温州民营企业产品档次低，缺乏调整产品结构的能力。
面对调整时期的困难，温州民营企业通过以企业组织形式的创新转换为突破口，带动市场、经营观念、经营管理、技术设备等方面全方位不同层次的创新转换，重树竞争优势。温州民营企业在这一时期，首先，通过股份合作制向公司制、股份制的创新转变，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温州市股份合作制企业从1995年的4.3万家，下降到1998年的1.6万家，同时，股份公司从无到有，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为了尽快形成企业新的竞争优势，规模较大的企业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本或品牌为纽带，联合中小企业，组建企业集团，实现了从股份合作制企业向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以及企业集团的企业制度的转换。其次，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不断建立，原“温州模式”在新的历史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突破了原“温州模式”那种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限制，走向了企业联合、兼并、重组、优化的集团化规模发展的道路；突破了单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方式，走向了资产经营、品牌经营的综合发展道路；改变了单纯以小城镇为依托的营销方式，走向了网络营销的道路；以农村能人为骨干的企业经营者普遍提高了素质，逐渐造就了一批具有现代智慧和能进行理性思考的企业家，企业开始摒弃家族式的经营模式，开始逐步走向现代企业制度；产品质量和档次有了很大提高，行业开始走向协同和自律。由此，新“温州模式”可以概述为以观念创新为核心，以网络营销为依托，以理性管理为基础，以规模效益求发展的一种新的经营运行模式。其本质特征可以概括为企业集团化、营销网络化、管理理性化、产品品牌化、发展创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