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的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斗争。它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有一些重要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过去改革的重点是经济领域，而现在的改革以经济为主轴，是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生态“五位一体”的全方位改革；二是过去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改革，是为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辅助性的作用，或者补充性的作用，而这一次改革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三是过去的改革方法采取的是增量、双轨制、渐进式等改革形式，现在的改革则要走向以存量改革为主和一体化的全面改革；四是过去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往往是自发、零散和独立地进行，现在的改革关联性、耦合性强，顶层设计对构建系统完整的制度体系非常重要，因此它是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的改革；五是这次改革在时间表上显得更加紧迫。从1992年邓小平提出用30年时间形成成熟、定型的制度的要求开始算起，本届领导人的改革时间表应定格在2022年。新一届领导人要在该年实现交替换届，同时实现在建党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因此从现在算起，全面深化改革只有8年的时间了。

众所周知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提出了15大块60条改革建议，涉及336个具体的改革问题。系统性改革的顶层设计将从哪里开始？如何安排改革的优先次序？具体的突破口怎样选择？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怎么确定？回答这些问题并不轻松，甚至可以说是异常艰难。过去，我们在经济领域开始的改革是对计划价格体系的改革，以及相应的产权制度改革。突破口选择的是价格机制市场化和产权关系的明晰化调整。很快，在农村进行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就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逐步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从1984年开始在城市推进的价格放开后的企业承包制改革，以及20世纪90年代后进行的股份制改革，使企业对市场信号逐步产生了自我选择、自我扩张和自我约束效应，有效地解决了短缺经济中的供给量和供给效率问题。现在，中国的经济已经由短缺经济演变为过剩经济，微观基础的改革也已经基本到位，即使是国有企业，也“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由此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已经从基本经济制度的调整转向了经济运行层面的改革，即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这一问题形成的基本判断的基础上，我们需要研究的是全面深化改革如何从这一判断中找到“突破口”？我们怎么具体去选择改革的具体突破口？如果改革涉及的需要突破的问题很多，那么我们如何对系统性的改革安排优先次序，确定最小一揽子改革方案？这对改革的启动和改革的成效异常重要，然而这些问题本身就存在争议。

我们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基本改革判断和线路出发，结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需要解决的突出的现实问题，着眼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生态“五位一体”的内在逻辑和改革的可行性，来论述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经济学逻辑与方法的选择。 et+uh50NnbbXslKgfhRga1fg8527uN83q3qYW5AKm5PTKeZr0AtF2vhAR3qzDVq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