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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转型升级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反映了我们在理论上对它的内涵和外延缺少清晰的认识，反映了我们对其战略路径与推进政策摸得并不清楚。对这个由“转型”和“升级”两个词复合而成的概念，我们首先做一个剖析。
一方面，“转型”有两层意思：一是经济体制转型，即把资源配置由政府主导转变为由市场决定；二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即把粗放发展方式转变为科学发展和集约化发展。实践证明，前一个转型的难点在于调整政府权力和利益，后一个难点在于约束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和行政指挥，使经济决策由具有自我约束、自我扩张能力的微观企业做出。因此不难看出，这双重“转型”主要是宏观经济层面的内容，转型的核心和关键是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尤其是要转变政府的职能，重新进行行政职能的配置。
另一方面，对于“升级”，则主要是微观尤其是产业经济层面的内容，对它可以有四个层次的理解：一是产品升级，通过创新，使功能更好的产品替代原来的产品；二是工艺升级，使性能更好和效率更高的生产工艺替代原来的工艺；三是功能升级，即企业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或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由实体性的加工、制造、装配、生产活动向非实体的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网络活动升级；四是链的升级，由低级产业链分工转向更高级产业链分工。由此来看，升级的核心和关键是企业如何根据比较优势加入全球产品内分工，从而实现向竞争优势的转化。发挥比较优势，最根本的是要发挥微观主体的活力，增强企业的自主选择性，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从宏观上看，面临着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双重“转型”的中国经济，现在正经历着中长期增速下滑与成本上升以及内外部双重夹击的多种挑战，这种转型和挑战所引发的革命，将彻底改变中国经济过去超高速增长的格局，使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这一增长态势下我们不得不正视过去所没有遇到过的许多新的问题，如在宏观上可能难以避免的“用工荒”和通货膨胀趋势并存现象。一方面，要素价格上升尤其是劳动力收入的提升是我们过去梦寐以求的宏观经济发展环境，即发展进程越来越回归发展自身的要求，同时转型升级的倒逼机制和推动力量开始形成；但是另一方面，应该清醒地看到，在这个环境形成的过程中，如果不断上升的要素成本难以被相应的创新和生产率上升所消化，那么就必然会产生“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如民众收入的不断提高将推高消费品和劳务的价格水平，同时使生产商品和服务的劳动的机会成本提高，由此带来经济体系中的连锁涨价反应和物价总水平长期上涨的潜在压力。
从微观上看，要素价格的不断上升，会改变中国经济原有的比较优势，弱化我们传统产业的竞争优势，同时下拉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这种条件下，意味着企业只有依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水平提升等生产率和创新驱动因素支撑，才能够达到新的比较优势的均衡，才能够生存和发展，因此它预示着中国将进入创新驱动和结构调整的快车道，但由此企业和产业的成长速度会降低。原因如下：一是低附加值出口导向的企业势必会被挤出国际市场，原来某些低技术水平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会被迫转移；二是成本高企态势下的市场竞争，虽然会有“倒逼”企业产业升级的效应，但暂时不能适应的企业会因此而破产倒闭，这是以适当速度换取结构调整的代价之一，也会表现为速度降低；三是随着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提升，消费者选择的自由度增加，企业之间竞争消费者的力度空前提高，企业投资风险更大，投资行为也会更加谨慎；四是在过渡到以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将直接面对发达国家高竞争力企业的竞争，两者之间的技术差距和由此决定的市场差距，将极大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可能空间。
由此可见，在当前复杂的经济态势下，如果实现转型升级需要在纷繁的政策工具中选择一条清晰的主线，那么这条主线就一定是将“提高生产率”作为推进政策的制定依据。这是因为：
第一，我们实施转型升级工程，无论发展什么产业，根本上都是要提升企业竞争力，实现生态文明。企业竞争力主要表现为生产率的问题。转型升级就是突出创新在增强企业竞争力中的作用，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服务业生产率，实现环境保护和城乡协调。在微观层面上，企业采取提高员工素质、研发新技术、更新设备、加强管理、构建渠道、培育品牌等策略，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提高生产率的方式，增加企业的盈利和效益。
第二，提升生产率是实现“稳增长”的重要保障。世界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人口红利逐步衰退，我国人口基数已经不能成为经济增长可持续的源泉。同时，在这一情况下实施经济刺激政策，由于资本报酬递减，其实际刺激效果难以长时间持续。企业生产率上升的速度慢于劳动力工资、资金价格上涨的速度是企业经营效益下降、投资意愿减弱的主要原因，在宏观上就表现为经济增速下降、财政增收困难等。归根结底，企业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才是经济增长经久不衰的可持续的源泉。
第三，只有生产率提升，才能使城乡居民收入提高进入良性轨道。“惠民生”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使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升。工资作为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其增长可否持续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能否与之保持同步，如果不能，“收入倍增”等规划就是无源之水、空中楼阁。
因此，面对生产要素成本的不断上升，转型升级的真正含义和由此决定的最佳策略，就是要让传统产业提升生产率，通过生产率上升克服或消化掉成本上升因素，并通过更低的成本和价格刺激市场扩大。
以“提高生产率”作为推进转型升级的政策标准，再来看转型升级中的“腾笼换鸟”问题，显然会得到更加正确的认识。这个时候的“腾笼换鸟”，就不是简单化地搬迁企业，或者把企业赶走挤跑，而是指要为企业生产率的上升腾出空间，原有产业和企业要通过凤凰涅槃，重新生出生产率更高的，经过新技术、新模式、新管理改造过的新产业体系。过去我们以迁移或者转移方式腾岀了笼，但引不来新鸟，即使引来了，不仅成本巨大而且新鸟因为直接面对发达国家的残酷竞争，也难以活下去。因此从转型升级提升生产率的内涵来看，强调“腾笼换鸟”不如强调通过技术改造实现产业就地升级。在当今开放型经济理论中，从全球价值链与产业集群的交互演化角度研究产业升级，目的就是指导各国在转型升级中实现产业就地或本地化升级。关于这方面比较著名的研究有迈克尔·波特的得到广泛应用的关于产业本地化升级的“钻石模型”，全球价值链的内部治理结构优化如何提升产业集群的水平，本地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如何相互学习、模仿和创新，以促进其在全球价值链中附加值地位的提升等。
以提升生产率作为推进转型升级的政策标准，再来看长三角地区最近推行的“机器换人”这一产业升级行动，我们也会得到一些新的启示。我国制造业过去30年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劳动力价格性能比的优势。随着“人口红利”的减少和生产要素成本的提高，制造业的发展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今后制造业的发展方向无疑是通过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来实现转型升级。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一个主要途径是用机器劳动来代替人力劳动。资本替代劳动是中国制造业发展不可回避的趋势，但是它面临三大问题：一是用谁的机器？二是谁来操作机器？三是换下的人去哪里？这三大问题解决不好，转型升级也会受阻。
我国一直以来实行出口导向，主要的生产方式是“三来一补”，即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结合本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生产物美价廉的一般消费品，出口换取外汇。在生产一般消费品方面，我国具有比较优势，但在装备制造业这种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我国的优势并不明显。目前主要还是用国外的机器和设备来换人，因此“机器换人”进程中所形成的巨大市场需求，尤其是对关键技术设备的需求，可能多数都会转移到发达国家，不一定会对我国机器装备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产生重大的拉动效应。造成这种市场差距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我国装备制造业与发达国家相比在技术水平上存在差距。
机器换人，换掉的是出卖体力的操作工，增加的是懂得操作机器的技术工人，因此传统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将过剩，制造业将出现结构性失业，而技术工人则大量缺乏。如果缺少技术工人，没人来操作这些先进的机器，那么到最后也难以实现真正的转型升级。现在我国很多产业的高技术产品不是不懂得怎么做，不是不会做，而是没有真正合格的技术工人来做。同时，社会环境、教育体系等对职业技术工人的培养存在严重的歧视，比如教育部门就认为，那些办不好本科教育的学校应该整体转制为职业技术学院。这其实从骨子里就认为后者低人一等。
因此，在转型升级、机器换人的过程中，政府及社会一定要注意到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整个国家的产业能够从生产一般消费品转型到生产重要装备，而且需要劳动力从出卖体力的简单劳动者提升为能够操作复杂机器的技术工人。
换下来的人应该主要去服务业而不应该主要让他们留在制造业中。因为，制造业是创造国民经济效益和促进技术进步的部门，不是劳动力的蓄水池。劳动力大量地滞留在制造业部门将影响生产率提升和技术进步。但是一般低技能劳动力进入服务业也会对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产生影响，因为低技能劳动力一般只能进入传统服务业，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需要大量技术知识密集型人员，因此低技能劳动力大量进入服务业必然导致传统服务业竞争过度而现代服务业供给不足。为此在机器换人的过程中，需要政府加大对产业间劳动力流动的引导，尤其是要加大对劳动力转换工作岗位的培训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