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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江苏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既离不开顶层设计，也离不开基础的实践探索，但无论如何，起点是了解和详细研究江苏区域治理现代化的现状。因此，接下来，我们构建由若干指标构成的江苏区域现代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并结合现实数据，以及对相关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和统计分析，对江苏2012年区域治理现代化情况进行定量测评、排名，并以此为基础做进一步的比较分析和评论。
为客观地分析和比较区域治理现代化的程度和水平，应选取兼具代表性和可得性的数据指标，并通过定量分析，准确、科学地测量区域治理现代化程度和水平所涉及的各个指标。为实现这一目的，需要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和相关理论，更需要充分考虑当前江苏省经济社会的实际发展情况。因此，我们借鉴社会保障理论、宏观调控理论、财政分权理论和自主组织理论及《国家治理》周刊县域治理研究院已取得的相关成果，以“善治”理论的基本内涵为指导，以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治理能力为支撑，构建由若干专家赋予不同权重的一级指标，每个一级指标下设若干二级指标，作为反映江苏区域现代治理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其具体由基本保障能力、宏观调控能力、现代财政能力、基层自治能力四个一级指标和相应的养老保障能力、医疗保障能力、失业保障能力、稳定物价能力、财政收入增长能力、财政收入平衡能力和社会参与能力七个二级指标构成。各级指标的权重主要取自现有《国家治理》周刊县域治理研究院的相关研究
，只是根据江苏实际数据质量情况做了个别改动，具体表现在：江苏各县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在2012年已经有26个县市达到100%，最低的也达到了98%，虽然这个覆盖率的差异很小，但经过功效系数转换后，这个差距最大将扩大到40分，为了不使该指标对整体区域治理现代化排名产生过大影响并考虑江苏具有“强政府”优势的特点，在具体计算江苏治理现代化得分和排名时，我们将基本保障能力的权重由0.37调为0.22，而将现代财政能力的权重由0.22调高为0.37，如图3—1所示。
图3—1 江苏区域现代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1）基本保障能力。通过查阅相关的公开统计资料，我们发现，关于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失业保障等反映江苏省区域基本保障能力的数据，只有新农合的覆盖率能够较为完整地获取到，为此，我们选择了以2012年江苏各县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与人数/县市农业人口数量×100%）来代表各个所辖区域县市的基本保障能力。计算江苏区域基本保障能力的相关指标数据来源于《江苏卫生年鉴(2013)》和江苏相关县市2012年度政府公报以及江苏相关县市2012年度政府工作报告。计算公式为
基本保障能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与人数/县市农业人口数量×100%
（2）宏观调控能力。从理论上来说，在县市地区，以稳定物价的能力来反映县市政府部门的宏观调控能力是较为合理的，而衡量物价指数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则能够较好地反映出县市政府部门稳定物价的能力。但是通过查阅相关统计资料后我们发现，江苏省大部分县市2012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并未在其中公开发布，有鉴于此，充分考虑指标数据的相近程度和意义，我们统一以一个县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数来间接地反映县市政府部门稳定物价的能力。
各县市2012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数，是通过将各县市2012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除以各县市上年也即2011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求得的。其中所涉及的相关原始数据，全部来自《江苏统计年鉴(2012)》和《江苏统计年鉴(2013)》。具体公式为
宏观调控能力=(201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1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00%
（3）现代财政能力。我们选择了以一个县市的地方财政收入增长能力和地方财政收入平衡能力两个指标来衡量县市政府部门的现代财政能力，并以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年度增长率和地方财政预算内收支年度平衡率来反映这两个指标。其中涉及的数据，全部来自《江苏统计年鉴(2012)》和《江苏统计年鉴(2013)》。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年度增长率=（本年地方财政预算收入-上年地方财政预算收入）/上年地方财政预算收入×100%
地方财政预算内收支年度平衡率=（本年地方财政预算收入-本年地方财政预算支出）/本年地方财政预算收入×100%
（4）基层自治能力。依照集体行动理论和自主组织理论的基本内涵，县市地区人民群众的社会参与能力，能够较好地反映出县市地区的基层自治能力。查阅相关统计资料后我们发现，对于要测评的江苏48个县市(2011年，江苏所辖县市共49个，因吴江市于2012年9月6日并入苏州市区，2012年后，江苏所辖县市减少为48个。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江苏所辖县市，本研究以合并后的48个县市为测评对象），有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人数（包括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外商投资单位，股份制经济等类别在岗职工人数）和私营企业及个体从业人员的数据，由于城镇集体单位在岗职工人数比重情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反映出群众的社会参与能力，而其他能够反映群众社会参与能力的数据，无法从公开的统计资料中获取到，为此，我们以一个县市的城镇集体单位在岗职工人数占该县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人数加私营企业和个体从业人员之和的百分比，来间接地反映该县市内群众的社会参与能力。其中所涉及的数据，全部来源于《江苏统计年鉴(2013)》，具体公式如下：
基层自治能力=城镇集体单位在岗职工人数/（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人数+私营企业和个体从业人员）
为了增强测评结果的直观性、科学性和可比性，我们采用改进的功效系数处理法对采集、整理的指标数值分别进行了无量纲化和标准化处理。改进的功效系数处理法公式如下：
式(3-1)为改进的正指标功效系数处理法公式，式(3-2)为改进的逆指标功效系数处理法公式。在这两个公式中，d ij 都表示第i个评价对象第j个指标的功效系数，即量化后的得分，为避免给指标评价值的综合带来不便，我们将得分区间控制在60～100。x ij 代表观测值，也就是各指标数据的实际统计值；用M j =代表第j个指标的满意值，用m j 代表第j个指标的不允许值。经过上述公式的转换之后，我们就能够将江苏区域各县市的指标数值全部转换为60～100的得分。据此，便可以根据d ij 的大小判断评价第i个对象接近第j个指标满意值的程度，d ij 越大越好。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功能财政思想和通货膨胀理论，地方财政预算内收支年度平衡率和反映政府稳定物价能力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数本来应该被视为逆指标，但过去的投资冲动和土地财政正在给江苏带来巨额地方债务和产能的严重过剩，江苏的经济风险正急速上升，因此，在强调江苏财政收入增长的同时，有必要在江苏基本消除经济风险隐患之前的一段时期，通过财政预算平衡适度控制政府的有形之手，以确保江苏经济平稳健康有序运行。所以，本研究将地方财政预算内收支年度平衡率视为正指标。当然，其他未加说明的二级指标也皆为正指标。
在对相关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和标准化处理后，将江苏48个县市各项一级指标所对应的二级指标的得分乘以相应的权重，再进行相应的加总，便可得出各一级指标的得分。按此逻辑，也能够进一步得出江苏区域各县市现代治理能力的综合得分。当然，有必要说明的是，由于我们这里设定的改进的功效函数本身就是一个单调函数，因此经过改进的功效函数转换后，如果发现了甲县市某方面治理能力的得分高于乙县市，那么就说明甲县市在这方面的治理能力要高于乙县市。
首先，结合各二级指标的权重，我们分别计算了2012年江苏省48个县市的基层自治能力、财政收入增长能力、财政收入平衡能力、现代财政能力、基本保障能力、宏观调控能力的得分；其次，依据基层自治能力、现代财政能力、基本保障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四个一级指标，按照得分高低分别对48个县市进行了排序；再次，在此基础上，再结合四个一级指标的权重，对2012年江苏省48个县市现代治理能力得分进行了计算和排序；最后，将各县市现代治理能力排名与各县市当年的GDP总量排名、人均GDP排名和固定资产投资额排名进行了对比。具体结果分别见表3—1、表3—2和表3—3。
表3一1 江苏48个县市现代治理能力各指标得分
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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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表3—2 江苏48个县市现代治理能力及其分项得分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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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表3—3 江苏48个县市现代治理能力排名与其他指标排名对比
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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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根据表3—1和表3—2，江苏地区现代治理能力得分排名前16位的县市依次为泰兴市、高邮市、丹阳市、扬中市、句容市、大丰市、灌云县、洪泽县、沭阳县、海门市、靖江市、金湖县、宝应县、海安县、建湖县和昆山市；基层自治能力排名前20位的县市依次为高邮市、泰兴市、宝应县、洪泽县、灌云县、扬中市、涟水县、靖江市、灌南县、沛县、金湖县、丰县、赣榆县、睢宁县、邳州市、盱眙县、高淳县、兴化市、响水县和句容市；现代财政能力排名前20位的县市依次为大丰市、海门市、丹阳市、海安县、昆山市、启东市、江阴市、扬中市、沭阳县、溧水县、宜兴市、句容市、高淳县、太仓市、东台市、张家港市、如皋市、溧阳市、常熟市和新沂市；宏观调控能力排名前20位的县市依次为泗洪县、泗阳县、沭阳县、姜堰市、泰兴市、靖江市、兴化市、句容市、扬中市、丹阳市、高邮市、仪征市、宝应县、大丰市、东台市、建湖县、射阳县、阜宁县、滨海县和响水县。
根据表3—3，在本次测评的江苏48个县市中，有沛县、启东县、高淳县、滨海县、海门市、靖江市、射阳县、睢宁县、仪征市、海安县、丰县、丹阳市、东海县和沭阳县14个县市现代治理能力排名与其自身GDP总量排名的差距在十之内，其余的34个县市现代治理能力排名与这些县市GDP总量排名的差距在十以上；有新沂市、阜宁县、如东县、仪征市、启东市、靖江市、射阳县、沛县、扬中市、如皋市、滨海县、海门市、邳州市、兴化市、灌南县、海安县、睢宁县、丹阳市和响水县19个县市现代治理能力排名与其自身人均GDP排名的差距在十之内，其余的29个县市现代治理能力排名与这些县市人均GDP排名的差距在十以上。这其中一些公认的富裕县市，在GDP总量排名、人均GDP排名和现代治理能力排名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差距。例如，2012年，昆山市无论是GDP总量还是人均GDP水平在48个县市中都排在第1位，但该市的现代治理能力却在48个县市中排在了第16位；张家港市的GDP总量和人均GDP水平在48个县市中分别排在第3位和第2位，但该市的现代治理能力却在48个县市中排在了第40位；江阴市的GDP总量和人均GDP水平在48个县市中分别排在第2位和第3位，但该市的现代治理能力却在48个县市中排在了第48位；太仓市的GDP总量和人均GDP水平在48个县市中分别排在第6位和第4位，但该市的现代治理能力却在48个县市中排在了第25位；常熟市的GDP总量和人均GDP水平在48个县市中分别排在第4位和第5位，但该市的现代治理能力却在48个县市中排在了第43位。
与此同时，根据表3—3，也很容易发现，这其中也存在一些县市，虽GDP总量和人均GDP水平的排名都不靠前，但现代治理能力的排名却相对靠前。例如，2012年，高邮市的GDP总量和人均GDP水平在48个县市中分别排在第30位和第26位，但该市的现代治理能力却在48个县市中排在了第2位；句容市的GDP总量和人均GDP水平在48个县市中分别排在第29位和第20位，但该市的现代治理能力却在48个县市中排在了第5位；灌云县的GDP总量水平和人均GDP水平在48个县市中分别排在第44位和第46位，但该市的现代治理能力却在48个县市中排在了第7位；洪泽县的GDP总量和人均GDP水平在48个县市中分别排在第47位和第25位，但该市的现代治理能力却在48个县市中排在了第8位；沭阳县的GDP总量和人均GDP水平在48个县市中分别排在第17位和第41位，但该市的现代治理能力却在48个县市中排在了第9位。
江苏区域多数县市的现代治理能力与其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这是非常有必要进行深层次思考和探究的问题。为此，我们尝试对江苏省各县市的现代治理现代化水平与人均GDP水平进行相关系数分析，结果发现，对于本次测评的48个县市，现代治理能力与人均GDP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相关系数为-0.209，p值为0.154)。由于相关系数只是对于数据之间是否具有相关关系的一个初步验证和呈现，其给出的统计结果也并非完全可信，因此，综合来看，这48个县市的现代治理能力与各县市自身人均GDP水平之间是否具有一定的关联性，目前尚无法准确地判断，希望以后能够有机会建立相关的计量经济模型，进一步地对此展开实证探索和考证。
为探索可能影响江苏省各县市现代治理能力的其他经济社会因素，我们将按GDP增速和固定资产投资额进行排名的结果与各县市现代治理能力的排名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对于本次测评的48个县市，GDP增速与自身现代治理能力之间也不存在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174，p值为0.237，水平不显著）。现实的情况是：在本次测评的江苏48个县市中，有金坛市、太仓市、昆山市、仪征市、启东市、靖江市、扬中市、如皋市、兴化市、海安县、丹阳市、大丰市、建湖县、金湖县、泗阳县、洪泽县、泗洪县、沭阳县和灌云县19个县市现代治理能力排名与其自身GDP增速排名的差距在十之内，其余的29个县市现代治理能力排名与这些县市GDP增速排名的差距在十以上；一些GDP增速较快的县市，其GDP增速排名和现代治理能力排名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差距。例如，2012年，涟水县的GDP增速在48个县市中排在第1位，但该市的现代治理能力却在48个县市中排在了第27位；邳州市和新沂市的GDP增速在48个县市中并列排在第4位，但前者的现代治理能力却在48个县市中排在了第31位，后者的现代治理能力在48个县市中排在了第41位；睢宁县和丰县的GDP增速在48个县市中并列排在第6位，但前者的现代治理能力却在48个县市中排在了第36位，后者的现代治理能力在48个县市中排在了第37位。
而对于本次测评的48个县市，固定资产投资额与自身的现代治理能力之间存现显著的负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405，p值为0.004，在5%的概率下显著）。在本次测评的江苏48个县市中，只有如皋市、阜宁县、姜堰市、海安县、海门市、仪征市、东海县、射阳县、灌南县、兴化市、睢宁县、靖江市和丰县13个县市现代治理能力排名与其自身固定资产投资额排名的差距在十之内，其余的35个县市现代治理能力排名与这些县市固定资产投资额排名的差距在十以上。但凡固定资产投资额多的县市，其现代治理能力排名就相对靠后。例如，2012年，江阴市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在48个县市中排在第1位，但该市的现代治理能力却在48个县市中排在了第48位；张家港市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在48个县市中排在第3位，但该市的现代治理能力却在48个县市中排在了第40位；常熟市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在48个县市中排在第4位，但该市的现代治理能力却在48个县市中排在了第43位；宜兴市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在48个县市中排在第5位，但该市的现代治理能力却在48个县市中排在了第46位；溧阳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在48个县市中排在第8位，但该市的现代治理能力却在48个县市中排在了第45位。而与此相反，但凡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相对少的县市，其现代治理能力排名则相对靠前。例如，洪泽县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在48个县市中排在第47位，但该市的现代治理能力却在48个县市中排在了第8位；扬中市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在48个县市中排在第43位，但该市的现代治理能力却在48个县市中排在了第4位；灌云县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在48个县市中排在第38位，但该市的现代治理能力却在48个县市中排在了第7位；句容市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在48个县市中排在第35位，但该市的现代治理能力却在48个县市中排在了第5位。
从地理位置上看，基层自治能力得分排名前十位的县市多分布在苏北(5个）和苏中(4个）；现代财政能力得分排名前十位的县市多分布在苏南(5个）和苏中(3个）；基本保障能力得分排名前十位的县市多分布在苏南(4个）和苏中(4个）；但宏观调控能力得分能力排名前十位的县市平均分布在苏南(3个）、苏中(4个）和苏北(3个）；现代治理能力排名前十位的县市也平均分布在苏南(3个）、苏中(3个）和苏北(4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