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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一直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对经济进行干预，无论是干预的广度还是深度都远大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在理解中国经济增长时，必须重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里的政府既指中央政府，也指地方各级政府。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中发挥作用的制度基础是“官员晋升锦标赛”。“官员晋升锦标赛”的制度背景为，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放弃了大部分中央计划体制并逐渐转型到市场经济，并制定了高速的经济增长目标。为了完成增长目标，中央政府努力寻找推动经济增长、保持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官员激励机制。因此，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官员晋升锦标赛”考核标准就由过去一味强调的政治挂帅转变为了地方首长在任期内的经济绩效，这使各级党委和政府将经济改革和发展当成各地的头等大事，导致在中国各级官员的潜意识中普遍存在一个从中央到省、从省到地市、从地市到县乃至乡镇的层层放大的、将政治提拔和经济增长或主要经济指标直接挂钩的考核体系，在这个考核体系中，经济绩效成了干部晋升的主要指标之一。由此，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不得不热衷于GDP和相关经济指标的排名，并围绕经济绩效展开了投资、代工生产等的激烈竞争。客观上说，“官员晋升锦标赛”是过去使江苏经济迅速腾飞的重要而直接的推动力。
然而，地方政府竞争虽然促进了江苏经济增长，但仍存在三大重要问题：这种增长是否会持续？江苏为了获得这种增长是否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地方政府竞争的新态势如何？
首先，这种增长是否会持续？根据我们近期的一项研究，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江苏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和省内外条件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当前，国际上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依然缓慢，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国内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向中高速，江苏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正在发生趋势性转变，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明显弱化，经济发展的生态约束进一步增强，资源能源压力进一步增大，经济发展成本上升制约投资效益的提高，企业亏损面进一步扩大，省内产能过剩矛盾极为突出，楼市下行的风险进一步累积，地方债务和金融风险加速聚集，加之省内消费需求增长缓慢，全省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
很明显，江苏过去在“官员晋升锦标赛”下依赖投资和出口导向驱动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长期维系。
其次，江苏为了获得这种增长是否付出了更大的代价？Zhang和Zou(1998)的研究表明，中国式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未必就能够带来有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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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区域竞争给江苏带来的其他后果也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关于这个主题，早期人们关注了地方政府竞争带来的重复建设、诸侯经济、地方保护等后果；近期诸如经济波动和通货膨胀以及公共品供给低效率等后果也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注意。地方竞争导致辖区之间的重复建设问题是一个从改革开放伊始就有的难题。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受到任期的限制，以及约束的软化，导致其在相互竞争的过程中不会采取具有长期增长效应的策略，而是会选择能够带来短期超额收益的外延型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的主要特征就是依赖投资来促进增长，这必然会导致地方政府之间的投资冲动。为了吸引资本的流入，过去，我们除了通过税收竞争来给予税收优惠外，还会给予土地优惠，试图借助廉价的土地资源来争夺资本。为了招商引资而进行的土地竞争不仅导致了我们的土地实际价格的扭曲，而且还导致耕地流失、政府财政收入的流失、环境恶化，以及大量的重复建设的出现。然而，重复建设的后果就是容易形成所谓的“诸侯经济”，并导致众所周知的地方保护主义。这是因为，在地方政府竞争的过程中，地方政府除了争夺其他辖区的要素外，还要确保本地要素不流出。但要做到后者，不能通过财政或者制度竞争等方法来吸引本地要素扎根当地，而只能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直接对要素的流出进行管制。除了要素市场上存在行政管制外，产品市场上则存在对其他辖区产品进入本地市场的行为进行的行政管制，即通过增加这些企业的进入成本来达到保护本地企业产品的目的。这里的地方政府对要素和产品市场进行行政和法律管制的行为便是通常所说的“地方保护主义”，所形成的地区市场分割和存在流通障碍的经济便被称为“诸侯经济”。近几年，一些研究者认为，地方政府竞争也降低了地方公共品的供给效率。比如平新乔和白洁(2006)指出，财政分权背景下的财政激励不仅显著地改变了公共品供给的结构，而且改变了政府预算内支出模式和预算外支出模式。
也就是说，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导致了特殊的财政激励，这一激励改变了地方政府的公共品供给行为，即公共支出出现了“偏差”。再如江静和刘志彪(2009)认为，中国现代服务业长期低水平稳态发展的根本原因便在于政府公共职能的缺失。因为，这种缺失使中国服务业陷入了“政府将资源过多投入与经济增长相关的领域，直接导致了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公共服务的短缺使居民形成对于未来的不确定预期，消费倾向不断降低，储蓄率增加，从而使消费性服务发展缓慢；消费减少带来的内需不足问题以及储蓄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问题必然依靠出口来解决，由此形成的代工生产和加工贸易又限制了生产性服务的发展”这样的恶性循环的发展路径。
最后，地方政府竞争的新态势如何？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对资源配置中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地位的最终确立和对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国内有关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已经起势，地区发展优势正在加速重构，区域竞争格局正在加速洗牌。随着中国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进一步发育和完善，政府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推进，各地大力精简政府机构并不断向市场放权，更重要的是，中央对地方的考核标准也不再仅仅依据经济绩效，而是开始考核包含社会和经济因素在内的综合绩效，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开始出现本质变化：第一，新常态下适度经济绩效的竞争仍在延续。2014年，中央把经济增速预定在7%左右是因为我国的人口压力导致了巨大的就业压力，要尽可能控制失业率，必然要求各地经济发展仍然保持一定的速度。由于江苏经济总量排全国第二，江苏的经济增速的快慢将直接影响全国经济增速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因此，实际上，无论是从客观上看，即中央不太可能允许江苏经济发展趋于停滞，还是从主观上看，即江苏要解决自身的诸多问题就仍然需要对经济发展速度提出一定的要求，都不可避免地要求江苏仍然要和其他地区展开激烈的GDP竞赛。只不过，竞争的形式和策略会有所变化。第二，过去的兄弟竞争逐步让位给市场竞争，同质性模仿竞争逐步让位给差异性竞争。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中央要求各级政府以及国有企业逐步退出竞争性行业并积极试点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市场上产品和要素的流动障碍越来越少，过去的地方保护主义已经不能再适应中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需要，依靠过去的兄弟竞争能获得的资源也越来越少。因此，江苏必须及时转到加强制度创新和调整支出结构，更加重视软环境建设，通过差异化竞争手段和兄弟省份展开市场竞争获得优质资源上来。第三，社会绩效的竞争越来越重要，并有望在未来逐步取代经济绩效的竞争，成为地区竞争的主要考核标准。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数度提出“再也不能简单地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2013年12月6日，中组部印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规定“对限制开发的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不考核地区生产总值、工业等指标”，以引导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把主要精力放到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上来。不仅中央开始调整对地方的考核指标体系，而且各地居民也越来越重视当地的环境、社会安全等公共服务设施和质量，这就促使江苏逐步转向与兄弟省份进行社会绩效的竞争。
综上，江苏目前正处在转型升级、爬坡过坎和区域竞争的重要关卡，在总体把握上，必须围绕和紧扣“一个核心”“两个落脚点”，推进江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尽快实现现代化，只有这样，江苏方能在新一轮区域竞赛中拔得头筹。这“一个核心”，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落实到政府治理上，就是要“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正确履行政府职能，特别是放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监管一定要管好管到位，服务一定要做实做到位”，就是“要将政府过去所做的工作，放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中审视，强调加强政府的改革举措，推动各项改革部署的落实”（罗志军，2014)。然而，转型改革也伴随着诸多矛盾和挑战，比如，江苏的区域治理目标和方向仍不够明确和坚定；一些领导干部的“本领恐慌”与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等等。尤其是体制机制上还存在许多严重障碍，江苏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方面面临着诸多新挑战。
② Zhang T，Zou H.，“Fiscal Decentralization，Public Spending，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of Public Economics ，1998，67（2）:221-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