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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产者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性服务业不同，消费者服务业属于最终需求性服务业。消费者服务业也是民生服务业，它所提供的服务产品的丰富性和高质性直接影响居民幸福指数，也反映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课题组
、樊纲和王小鲁
等先后对“收入分配对消费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城乡居民当期消费主要取决于当期收入，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有更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显著高于城镇居民。日益增强的不确定性增强了城市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我国消费率持续走低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民收入分配失衡，以及相关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例低且不断下降。由于对服务业消费需求的收入弹性要远远大于对商品消费需求的收入弹性，因此收入增长和分配对消费者服务业的影响，要大于其对一般的消费品产业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我国的全面深化改革要选择从调整收入增长与分配入手去促进消费者服务业发展，以找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综合来看，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促进消费者服务业发展，其基本思路和战略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初次分配也要讲公平。过去的说法是“初次分配要讲效率，再分配要讲公平”。现在看来，一是如果初次分配不讲公平，那么中国各阶层的收入差距到了再分配阶段就会越来越大，容易形成畸形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并进而影响深度发展和社会稳定。二是如果把初次分配中的严重不公平延迟到再分配阶段进行调节，那么这时的调节不仅因为缺少了一些必要的微观手段而难以奏效，而且还必须因此强化政府的控制力量，社会要为此付出巨大的调节成本，包括保持政府自身清廉和防止腐败的成本。因此，中央提出要“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三是要“健全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完善最低工资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完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这其实就是要在市场和企业活动的微观领域适度解决分配的调节依据和公平性问题。
第二，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橄榄型”分配格局就是要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降低低收入者和超高收入者的比重。中等收入群体不仅是对现有社会秩序容易满意的阶层（这有利于社会稳定），而且其消费倾向稳定，消费结构逐步趋于高级化，是支持社会向服务经济升级的主要需求力量。为此中央提出要通过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大税收调节力度等方式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最重要的是完善调控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在现阶段尤其需要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以此作为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以及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等政策目标的依据。
第三，形成包括劳动收入、财产收入和社会转移支付收入等在内的有序分配格局。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是要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的报酬机制，通过“扩展投资和租赁服务等途径，优化上市公司投资者回报机制，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另一方面就是要对资本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平衡征税。现在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主要是工薪阶层在承担，企业主和高收入者有各种避税办法，因此它有成为专门针对中等收入者的税收的趋势。这种累进税率的逆向调节效应值得中国在选择收入再分配体制时注意和警惕。现在无论是崇尚自由主义的美国，还是号称崇尚“社会主义”的法国，其个人所得累进税率只对工资性收入执行，最高可达45%，资本性收入却执行单一税率(15%或20%），因此针对资本家的税率比大部分中产阶级都要低。再加上各种合法避税手段，连大投资家巴菲特都说“我保姆交的税都比我多”。这样收入再分配就不是“劫富济贫”，而是“劫贫济富”了，使中产阶级的财富转移到了其他人手里。
第四，公共组织机构应当通过为社会提供更多、更优的公共服务促进内需的扩大和城乡居民服务消费的提高，以提升居民幸福感。中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这不仅与收入水平低、分配结构扭曲有关，而且还与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和发达、居民缺乏对未来的“安全感”有直接的关系。
中央有关决议提出要“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社会养老服务产业体系等。这必将减弱城乡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居民对消费者服务业的边际消费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