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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已经进入现代服务业高速发展期。做出这一事实判断的依据在于：
一是近十年来，就我国的服务业增速与制造业增速而言，虽然鲜有前者超过后者的情况出现，但是两者之差在逐渐收敛，如2012年第二产业产值在GDP中的占比为45.3%，第三产业产值在GDP中的占比为44.6%，两者之差历史上首次缩小到1个百分点之内。2014年年初，第三产业的增速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此后服务业产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处于稳步上升的状态。
二是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经验，目前我国人均GDP处于接近于7 000美元的阶段，正是制造业加速转型升级、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产业结构高速演进的重要时期，这些都将推动服务业进入现代增长轨道。
三是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纷纷出台了各种各样的鼓励各个服务业部门加速发展的政策措施。制造业偏向的发展政策正在逐步纠偏。
通过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现阶段我国服务业发展跑出了加速度，主要是因为以下三个具体的因素在起作用：
其一，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服务业尤其是消费者服务业显示出了巨大的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在这次世界经济危机中，受到影响比较大的是全球制造业，因为制造业产业关联度高，需求弹性相对大，因此经济危机会深刻地、大幅度地影响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的中国。相反，服务业尤其是消费者服务业的需求弹性小，市场需求相对稳定，一般不受经济波动的巨大影响。而且，在服务业产值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不断上升的条件下，它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反经济周期的重要力量。
其二，现阶段我国的有效内需主要由服务业构成，一般制造业产品都处于严重的产能过剩状态，“去库存”化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产能不足的部门几乎都是服务部门，如服务良好的医疗、教育、养老、住宅等，知识技能密集的高级生产者服务尤其缺乏。因此过去一些时期中国扩大内需政策的发力，主要是增加了市场主体对服务业需求，它的需求增长空间更大。
其三，在外部需求萎缩的条件下，某些天然具有本地化需求属性的服务业部门得到了迅速的扩张，同时服务业跨国转移是当前经济全球化新的显著特征：一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活动需要获得的全球化的贸易、金融、通信、运输等服务也出现了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浪潮；二是信息网络技术在世界服务业中的应用使服务业摆脱了“本地化”的需求特征，其“可贸易性”越来越强，从而为服务外包等国际分工的全面深化打下了基础。
针对我国已经进入现代服务业高速发展期的现状，目前一些理论和政策对此存在错判。如某些舆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服务业发展与金融危机内在地联系起来，认为金融危机是由本国“去工业化”后服务业的高度繁荣所引起的。此观点对面临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任务的中国危害甚大。经济危机发生机制与搞制造业还是搞服务业没有任何关系，也与金融资本的趋利本性无关，而是与国家经济体制和机制的不良设计和运行的失控有关。
那种把实体经济等同于制造业、把服务业等同于虚拟经济的政策取向和做法，就是上述认识的具体体现。在现阶段，把制造业界定为实体经济，认为反危机政策就是要全力发展制造业，同时认为服务业是虚拟经济，必须得到抑制的观点，是十分有害的。制造产品和服务产出都能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是有形与无形的区别，而非实体与虚拟的区别。实体经济与泡沫经济的区别在于部门的“杠杆率”运用水平，经验证明，杠杆率大于20倍，一般就是泡沫经济，即使是生姜、大蒜等产品的交易，也会产生泡沫经济。因此服务业不一定就是虚拟经济，同样，制造业利用的“杠杆率”过高，产能发展过度，也会发生经济危机。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这种观点把资源错误地引导到产能已经严重过剩的制造业，那么将会导致下一轮严重的经济危机。因此我们不要强调制造业重要，而轻视服务业。我们应该反对的是服务业过度金融化的趋向。新版的稳增长计划如果把资源重新砸向产能过剩的制造行业，那么就会引发巨大的经济风险。其实如果把资源投向同样具有实体经济性质的现代服务业，那么将更能实现稳増长、调结构与促民生的目标。
长期以来，我国资源错配在宏观上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同样的经济发展水平下，甚至与那些人均GDP水平比我们低得多的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从事服务业的劳动力占社会全部劳动力的比重都要相对较低。这种资源错配的直接结果是导致了制造业严重的产能过剩，以及相应的服务业有效供给短缺。造成这种情况的内在原因固然很多，但是与产业政策的错误取向有直接的、密切的关系。因此要全面推动服务业进入现代增长轨道，我们就必须首先扭转产业政策的旧有观念和纠正不当的理论基础，如要高度重视和树立无形产品的概念。在理论上，要深化对资本概念的认识，把人力资本概念引入产业发展政策，要允许对使用人力资本较多的服务企业采用适度的人力资本加速折旧政策，以促进其加速回收人力投入成本；在体制上，要像发展制造业一样鼓励竞争、放松管制，尤其要打破服务业行政垄断；在政策上，要消除对服务业的歧视和对制造业的偏好，在税制方面形成更加公平的产业竞争条件的基础上，要快速全面地推进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切实解决税制改革后部分服务企业税负上升的问题；在策略上，可以尽快推进中央与地方税制改革，为了发挥地方政府发展服务业的积极性，可以把中央从现代服务业发展中得到的税收与部分地方土地出让金互换，以抑制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并使其致力于发展服务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