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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中，施韦卡特试图回答一个看似容易、实则不易的问题：资本主义能够得到辩护吗？
毫无疑问，许多人曾努力解答上述问题。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与资产阶级的贪婪本性紧密相关，所以有些西方思想家（如托马斯·霍布斯）就试图通过诉诸人的自私本性来为资本主义的道德合理性提供辩护；但他们发现，如果将人的本性完全归结为自私利己，那么人的利他行为将难以得到解释——毕竟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人是甘愿成为利他主义者的。正因如此，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试图改变辩护策略。他们的辩护策略是：如果将人的自私本性归结为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同时又将同情他人的怜悯之心归结为人类道德情操的内在规定性，那么自私本性和利他本性就可以在人类身上达到统一。这种辩护策略看似合理，其实也站不住脚，因为它无法解释为什么资本家总是要对无产阶级进行残酷压迫和剥削。在施韦卡特看来，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为资本主义辩护，都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由市场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同封建社会或奴隶社会在形式上的相同点：一个统治阶级掌握着生产工具，而被统治阶级则从事生产活动”
。
20世纪末期，一些享有国际声誉的美国哲学家也站出来为资本主义辩护。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暗示，只要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适当的改革，资本主义社会就可以变成公正的社会。他立足于当今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土壤来建构他的正义理论。虽然他知道美国社会存在深刻的分配不公现象，但是他并没有对美国社会进行根本性的否定，而是仅仅要求按照普遍有效的分配正义原则来设计和安排社会制度。虽然罗尔斯并没有把“社会制度”等同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但他毕竟是在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语境中来探讨分配正义问题的。他试图在美国宣扬和倡导制度改良主义的立场是昭然若揭的。施韦卡特对罗尔斯的观点持怀疑态度。他认为，罗尔斯在宣称某些形式的资本主义可能具有公正性的同时又承认某些形式的社会主义也可能是公正的，这本身就说明他对资本主义的公正性缺乏自信。
施韦卡特反对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做法。他提供了四个理由：
第一，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但资产阶级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真正贡献者。首先，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给定技术水平的、完全竞争的世界，资本家在不冒任何风险、不革新、不牺牲和不从事任何生产活动的条件下就可以牟取暴利，因此他们没有对边际产品的生产作出任何贡献。其次，以企业家身份出现的资本家参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的特殊性在于他们总是充当资本的提供者，但他们不仅从来不参加实际的生产活动，而且总是凭借手中的资本力量对那些直接参加生产活动的工人进行无情的剥削。最后，资本家仅仅在资本主义生产活动中投入资本，但他们却要无限地从工人身上榨取利息和利润。事实上，他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寄生虫。
第二，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但它往往是社会不公正的始作俑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大部分人参与生产的方式就是向那些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资本主义集中表现为一种社会制度设计和安排，但这种社会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本质上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特权服务的，其理论依据是——如果个人能够合理合法地说明他对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和他的劳动成果的所有权，那么他的私有财产所有权就是合理合法的。这种理论是围绕所谓的“权利”概念展开的。表面上看，它强调权利的平等性，宣称每个人都具有平等占有社会资源、转让社会资源的自由和权利，体现了社会资源分配在权利上的公正性，但由于它无法保证个人权利能够在同等条件下得到维护和实现，所以基于平等权利的公正性诉求其实只是一句空话。这就如同这样一个事实：每个达到基本条件的美国人都有竞选美国总统的权利，但如果没有实力雄厚的财团提供资金资助，他们竞选美国总统的权利能够得到充分体现吗？
第三，资本主义社会缺乏自我完善的能力。资本主义社会有许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难题，例如“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的矛盾就难以彻底消除。一直以来，虽然新旧自由主义者并没有彻底否定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但是他们在绝大多数时候一致认为应该让经济尽可能自行其是地运行。在主张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者看来，一切市场经济活动都必须围绕“消费”来展开，因为消费者是“上帝”或“王”。消费者是市场经济的启动器，他们通过从市场上购买商品和服务来表达他们的需要和兴趣，从而使市场经济处于运行状态。在理想化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消费者是“王”甚至上帝，而企业家的责任就是千方百计地满足消费者的消费需要。然而，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消费者其实不是单纯的消费者，他们往往还是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企业家为了生产不得不付给土地所有者租金，付给资本所有者利息，付给劳动力所有者工资，而所有这些费用都由无处不在的市场供求法则来决定。市场供求法则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无处不在，但又不容易被人察觉。正因如此，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很容易变成一个盲目性滋生蔓延的场所；也正因如此，凯恩斯主义者主张用政府干预的手段限制市场经济的放任自由，以使政府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发挥计划管理的功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多经历了从主张“放任自由”到强调“政府干预”的转变，但后来又发现难以把政府干预限制在合理的限度内，因此主张实现“放任自由”和“政府干预”有效结合的折中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受到了吹捧。但近些年在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又以铁的事实证明了这种折中主义的失败。事实说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根本无法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即个人生产以及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有计划性与社会生产的盲目性和无计划性之间的矛盾。
第四，资本主义社会在放任自由政策主导下实现的经济增长不具有合道德性。以放任自由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会引发很多伦理问题。首先，它在面对失业严重和不合理推销的群众性组织时显得脆弱无力。在资本主义社会，失业问题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不合道德甚至非法的营销活动也非常严重，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德合理性。其次，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增长与人们的幸福追求背道而驰。“幸福”是衡量经济增长是否具有道德合理性的试金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增长完全建立在物质商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基础之上，它突出“物”的价值，却将人类的幸福源泉完全摧毁，因为在物欲横流的社会背景下，人的幸福是无法得到保证的。
哲学家不会轻易肯定某种东西，也不会轻易否定某种东西，因为他们知道，无论肯定还是否定某种东西，这都需要充分的理由。施韦卡特反对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存在缺乏道德合理性基础。为了提供反对资本主义的理由，他对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的自由主义思想和实践进行了深刻批判，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他反对资本主义的立场。他是通过驳斥自由放任主义的合理性来反对资本主义的。除了进行上述理由分析之外，他还将他反对资本主义的理由归纳为九个方面：（1）自由放任主义不可能实现充分就业；（2）自由放任主义破坏了消费者的自主权；（3）自由放任主义鼓励了不正当的经济增长方式；（4）自由放任主义促进了不适当的增长；（5）自由放任主义导致了经济的不稳定；（6）自由放任主义限制了人的自由；（7）自由放任主义产生了过分的不平等；（8）自由放任主义与民主是相矛盾的；（9）自由放任主义使劳动人民不可避免地发生异化。
施韦卡特的《反对资本主义》是一部主题鲜明的著作。在该著作中，他旗帜鲜明地表达他自己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态度。他曾在该书的“中文版序言”中说：“我决定把这本新书命名为《反对资本主义》，以此来强调一个事实，它是与当时凯歌高奏的亲资本主义情形针锋相对的。”
正如他自己所说，《反对资本主义》一书是批判性的，它对资本主义的消极性特征提供了一个概览。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别无选择”的东西，因为它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人类有理由否定它，并寻找它的替代物。
恩格斯说过：“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
。这体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它告诉我们，经济解放是人类解放事业的第一要务，也是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需要关注和重视的第一要点。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怎么样，这是由它的经济关系状况即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状况决定的。
施韦卡特深谙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学说，因此，他对资本主义的“反对”是以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为立足点的。他显然知道，要从根本上动摇资本主义的道德合理性基础，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层面，而应该直捣它的根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国家的发展是以建立和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根基的，而这一根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确立和运行总体上又建立在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基础之上。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活动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其主要表现是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功能得到了充分发挥，但西方人的物质欲望也被空前地激发了出来，尤其是那些以压迫和剥削工人为生的资本家变得更加贪得无厌。他们掌握着生产资料所有权和资本力量，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具有绝对的控制权，由他们操控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因此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万恶之源。经济上的不平等、不公正等催生政治和文化上的不平等、不公正，从而使整个资本主义国家阵营在不合伦理的状态下存在。因此，只要从理论上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不合道德性，资本主义存在的合理性基础就会被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