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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韦卡特的《反对资本主义》是在1989年至1991年间那个乱世之秋撰写的，当时正值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特殊历史时期。
众所周知，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震动了整个世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曾经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相互竞争、相互抗衡、相互对峙，并形成势均力敌的冷战态势，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几乎在一夜之间突然倾覆，这确实在整个世界引起了海啸般的震动。这种震动更多的是一种思想观念上的震动，因为它不仅把整个人类从冷战的思维定式中惊醒，而且驱使人类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人类社会的未来。在当时，有些人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大面积崩溃欢呼雀跃，有些人则因此而陷入难以自拔的悲观主义深渊，但仍然有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保持着执着、坚定的信念。施韦卡特就是这样一位美国思想家。他知道，当时很多人鼓吹社会主义大势已去，这种看法是当时的主流思想。相比较而言，他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的做法是“逆潮流而动”的表现。他说：“毋庸讳言，这本书
是逆潮流而写的。人人都知道，现在流行的一种观点是，社会主义死了，共产主义亡了，我们也看到‘讣告’了。”
正如施韦卡特所说，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美国许多著名哲学家确实站出来庆贺社会主义的破产和资本主义的胜利。美国哲学家托马斯·纳格尔就曾毫不掩饰地说：“共产主义已经在欧洲被击败。我们在有生之年也可能看到它在亚洲的失败。”
理查德·罗蒂也曾非常露骨地说：“对我们这些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来说，得经历好长一段心理调适期，才可理解‘社会主义’这个词已经丧失光彩了。这个词所遭遇的命运，就像是其他许多的词，它们所拥有的光彩和力量都来自一个这样的观念，即：资本主义的替代物是伸手可及的。我们将不得不放弃使用‘资本主义经济’这一术语，就仿佛我们已经知道了一种运行起来的非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看来是如何如何的。”
可见，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确实对20世纪末的西方国家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施韦卡特坚信社会主义终将战胜和取代资本主义。他说：“由于存在着一种资本主义的替代物，它不仅富有生机活力，而且有着明显的优越性，因此，资本主义不再拥有一种有效的合理化证明，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伦理道德上的。”
不过，他也看到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艰难性。他甚至认为这种“取代”在当前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指出：“在眼下，我们之所以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并不是因为除资本主义以外就不存在一种充满活力的理想之物，而是因为那种从现存社会秩序中获得既得利益势力还太强大了。问题就这么简单。”
施韦卡特认为，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发生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中央集权制度，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实行僵化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它们倡导的社会主义本身就存在很多弊端；另一方面，它们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结果。他说：“稍加反思，我们就能看到：东欧那些如此快地拥抱资本主义议程的市场社会主义者既没有道德上的人格，也缺乏知性上的自信心，没法抗拒来自西方一流学府里著名经济学家所策划的政策，这些政策当然得到了美国和西欧政治和财政实力的支持。”
施韦卡特高度肯定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和取得的成就。他认为，当今中国正在进行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胆试验，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21世纪很可能是中国的世纪。在他看来，虽然当今中国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实力比不上美国，但是他相信中国正在尝试的社会主义有它自身的合理性，只要中国借助适当的机制体制来保证社会主义民主和工人自我管理的权利，“中国案例”就一定比“苏联案例”更合理，更鼓舞人心；他还希望世界各国都走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他看来，地球上深受贫困之苦的人们都渴望有一种充满活力的发展战略来引导人类社会的发展，生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些处处担惊受怕的工人也渴望有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合理的、民主的经济制度。这样的经济制度应该是具有德国特色、法国特色、意大利特色、瑞典特色、英国特色、日本特色或美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施韦卡特的社会主义信念是市场社会主义信念。他似乎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首先是通过它的经济基础体现出来的。这一观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拥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必须实行以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倡导的以按劳分配为主导的分配原则；否则，它的经济基础就一定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在此基础之上建立的国家也不可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在施韦卡特看来，工人阶级乃至整个人类的真实而持久的利益最终会克服一切阻力。这就是施韦卡特的社会主义信念。他坚信，社会主义终将取代资本主义。这让我们想起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结尾处说的话：“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这种社会主义信念无疑是推动施韦卡特反对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