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乡村社会与文化生活形态

对农村社会与文化生活形态的考察，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主体的观念系统，二是主体的行动事实。在主观观念方面，通过对宗教信仰、社会评价、阶层认同等几个维度的考察，可以看到农村居民价值观的基本形态；通过对农村居民日常生活的基本事实的把握，可以了解他们生活方式的大致形态。

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既反映行动者的精神世界的基本格局，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他们的价值观和思想意识活动的状况。

从调查情况来看，目前农村居民绝大多数都无宗教信仰，无宗教信仰者占86.7%，信教者比例较小，不超过14%(见表1—24)。在信教者当中，以信佛教为多，其次是民间宗教和基督教，他们的比例分别为7.4%、2.9%和2%。这一结果反映出，目前农村居民中，民间宗教信仰和基督教信徒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认同与评价

个人对自我和他人的评价和认同情况，是个人社会意识和价值观的重要体现。人们在选择评价的标准、认同的维度时，实际是个人在价值观支配下所进行的判断。

在社会评价方面，乡村居民对社会阶层地位高低的判定，把经济收入高低作为首要评价标准的人居第一位，占40.4%(见表1—25)，比例相当高，可见他们观念中的社会阶级阶层差别，最重要的是经济收入的差别。

其次，从调查结果也能看出，目前农村居民在评判社会阶层地位时，有较多的人将受教育水平和行政权力作为重要的标准。在表1—25中，12.7%认为教育是决定阶层地位高低的首要因素，同时有12.5%的人认为是国家干部还是百姓为判定地位高低的首要因素。这一结果可能代表了乡村居民对教育资本和权力资本看得越来越重，较多的老百姓开始羡慕起高学历和权力官位。

阶层差别

乡村社会的分化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那么，经过改革开放和市场转型的中国乡村社会，是否出现了较为显著的贫富分化、阶层差别呢？在我们运用收入之类的客观数据加以分析的同时，也非常有必要了解农民自己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他们是否认为乡村社会的阶层分化非常突出呢？

从农村居民对自己所处阶层位置的认知和评价来看，多数人认为自己属于社会的中下层以下，比例高达70%以上(见表1—26)。有21.6%的人将自己认同为社会中层，2%的人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中上层以上。

农村居民的这一阶层认同状况，可能与他们所处的实际社会阶层状况是较为一致的，或许，他们并没有有意地低估自己的阶层地位，而是根据自己的生活实际作出的一种判断。而且，这样的判断与他们多数人以收入、教育和权力三个主要阶层判定标准是一致的。

就农民对自己所处阶层位置的判断和认知结果而言，无论这些主观判断是否与客观实际状况完全相符，而且事实上绝对的相符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的自我判断和评价至少反映了自己对当前社会阶层差别的认知和观念。如果从集中趋势来看，多数人的阶层认同趋于一致，表明乡村社会的阶层分化现象可能并没有像社会上宣传的那样严重和突出。确实，改革开放后，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这毕竟是少数，可能只占2%左右。绝大多数人仍处在社会的中下层。

在对家庭社会地位的认同方面(见表1—27)，基本情况与个人阶层认同较为一致，多数农村居民将自己家庭地位纳入中下层以下，其中，认为自己家庭属于下层的比例最高，占41%。

调查结果反映出两个方面的基本情况：一是农村居民对社会阶层地位认知和判定方面较为现实，表明他们对自己所处生活境况和阶层位置的认识与现实状况较为吻合；另一方面，调查结果也说明较多农村居民的生活境况并不理想。

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是指居民支配生活时间的内容和方式。生活方式是多方面的，既包含日常生活的诸多领域，也包括个人与社会相关联的方式，即个人了解、认识和联动他人或个人之外世界的途径和方式。为了简要勾画出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的略图，我们着重从个人与外部世界联系方式，以及个人主要活动等方面加以考察。

个人与他人及外部世界的联系需要有一定的媒介，通过媒介的联通，个人一方面了解和认识自身之外的世界，同时也会根据媒介提供的信息刺激，选择自己的行动策略。所以，个人的社会行动在较大程度上受媒介的影响，而且，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个人自身认知结构不同，又制约着个人与不同形式媒介的关系。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随着电视、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信息的传播和联动更加快速和广泛。相对来说，乡村社会的信息技术应用较为滞后，因而农村居民认识外部世界的媒介也较为特殊。

首先，从农村居民与电视的关系来看(见表1—28)，近80%的人差不多每天都看电视，由此可见，电视这一媒体与农村居民日常生活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也可以说是农村居民利用最广泛的大众媒体。因此，在向农村的信息传播中，需要根据农村居民运用媒体的特点，充分发挥电视的作用，让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更多地通过电视了解外面的世界，获取更多的有价值信息。

从表1—29的数据看，超过一半(57%)的农村居民从来不看报，这一结果说明，纸质媒介在农村社会应用极为有限。这可能与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和实际条件有关。由于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因而人们对阅读报刊的难度和兴趣相对较低，这是较多农村居民不选择报刊媒体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农村不同于城镇，农村报刊发行也较不发达，人们购买报刊不太便利，且购买报刊对于一些农民来说，可能是一种较大的成本，相对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村居民来说，人们花钱看报刊的积极性不会高。人们之所以天天看电视，是因为只要有电视机，看电视是不需要花钱的。由此可推，农民更倾向于在电视上学习和接受技术和信息，而不太可能通过看书来获得这些方面的资源。因此，目前在向农民提供信息和技术时，需要考虑到他们的生活习惯。相对而言，通过具体实践或通过视觉媒介进行传播的方式，更有利信息和技术的推广。

针对这一情况，如果要让更多的农村居民看书读报，利用纸质媒体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可能需要充分考虑农村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一方面，既需要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另一方面，还需要提供公共的纸质媒体服务，降低居民利用这一媒体的成本。通过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培养文化学习习惯，来逐步提高农民的学习积极性和人力资本。

闲暇时间的支配方式是体现生活方式的重要维度，人们有多少闲暇时间，以及如何支配使用这些闲暇时间，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人们需要劳动多长时间，劳动的成果能够供他们怎样消费和使用。

以往，人们对农民农闲时间的使用和生活方式的认识，有一种凭直觉的判断，即认为多数农民在闲暇时间都是聊天或打牌。例如，有些地方曾流行这样一种关于农民时间支配方式的顺口溜：“一个月过年，两个月种田，九个月赌钱。”也就是说，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较强，农民通常每年只是在一两个月之内是比较繁忙的，需要抢收抢种，其余时间相对清闲，这样，农民在农闲时就会选择赌钱的方式来打法时间。

或许，这一顺口溜确实反映某一时期农民的生活方式特征，那可能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家户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各个农户都尽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必要的农活，一者是为了提高效率，二来是为了提高单产量，因为农作物的产量与种植时间是高度相关的，农民只有在一定时节完成下种任务，才能保证有高产。但是，由于在20世纪80年代初，乡村居民向外地流动打工一方面受制度限制，另一方面机会难觅，所以，较多富余劳动力在农闲之际可能选择打牌、打麻将等方式来消遣时间。如今，农村改革经历了30年，乡村社会的格局和生活方式随着高频率的社会流动而在发生巨大变化，农民是否还是那样用赌钱的方式来消磨时光呢？这就需要用调查数据来说话了。

从实际调查的情况来看(表1—30)，超过2/3的农村居民(69.1%)从来就没有打牌或打麻将。这一结果说明，打牌或打麻将并不是农民打发闲暇时间的最普遍的方式，也不是农村普遍文化生活现象。由此判断，农村社会文化生活中赌博问题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严重。就人们的直觉经验而言，我们确实能从现实中发现打牌、打麻将是相当平凡的活动，这一现象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都较为普遍。但是，普遍可见的现象并不代表多数人都参与的活动，而可能是少数人的频繁活动。也就是说，农闲打牌赌钱现象在乡村到处可见，但各地参与此类活动往往只是一小部分人而已。

对这一结果，我们或许可以作这样的解释：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打工，繁重的农业劳动重担都已经压在留守在家中的劳动力，他们由于需要较长的时间从事农业劳动，因而，他们的闲暇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包括打牌或打麻将这样的闲暇活动也较少参与，他们的闲暇生活是较为单调的，可能更多的是以休息为主，最多看看电视。此外，留守在乡村的劳动力或其他人员，相对来说生活并不会很富裕，尤其是货币收入较为有限，所以，较多的人是不会养成赌钱的兴趣的。 ef/h0KkjxTzwXAJx19su3vQHeb1AlgkU/cZ6jR5QZIjxJV6gGnHPGPjmYMUmbfj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