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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杭生
农村是社会系统的重要构成，农村研究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对中国社会学而言，农村研究的意义尤为重要。早在中国社会学的传播和发展时期，社会学的前辈们，如晏阳初、梁漱溟、吴文藻、李景汉、言心哲、杨开道、陈翰生、费孝通、林耀华等，就深入到农村广阔的天地之中，探索和思考着中国农村和农民发展面临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农村的经验研究成为早期中国社会学的研究重心。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形成，与众多中国社会学家投身于乡土社会研究是分不开的。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学在中断近30年后得以恢复。30年来，农村社会学研究的数量和质量，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涌现出对农村村落社区、乡村社会变迁、扶贫与农村发展、村民自治与乡村治理、农民工与社会流动等系统、深入的社会学研究，形成了具有雄厚实力和本土特色的农村社会学专业队伍，对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发挥着积极作用，尤其在国际社会学界，大大地提升了中国社会学的本土话语权。
深深扎根于农村大地，与广大农民有亲密联系，把源自亲身体验的理解力、主体性表达和社会学的解释有机结合起来，是这些农村研究的共性。这些本土社会学研究已经在很多方面超越了西方学者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表述。首先，那些根植于本土经验和亲身体验的理解，是西方学者无法获得的；其次，本土学者的人文关怀具有主体性和建设性，而西方学者的理论表述有时是为了迎合某些利益集团的喜好，而对中国农村建设和发展的关怀似乎并不予以重视。最后，随着中国社会学专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已经培养了大批高水平的专业人才，他们掌握了并能很好地运用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本土研究的水平。
1996年，我主持撰写的《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就是在综合性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很好地借鉴西方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对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农村社会结构转型进行了科学的实证研究。这为认识农村社会变迁的现状、问题、趋势以及变迁的动因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也为我提出的社会转型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支持。
在我主持的“华北农村的80年变迁”重大课题中，我们追踪了李景汉的定县社会调查，对当代华北农村的社会变迁进行多方位调查，年轻的中国社会学学者从不同方面、运用不同方法，诠释了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转型。
陆益龙博士的《农民中国——后乡土社会与新农村建设研究》一书，是继《嵌入性政治与村落经济的变迁——安徽小岗村调查》之后，他在农村社会学研究中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也是对中国农村社会学的又一贡献。
在农村研究中，社区研究或个案研究法有着重要意义。村落或社区的民族志研究对揭示农村社会结构特征及功能是非常有效的，然而在当今快速转型的社会，农村社会也在不断变迁之中。因此，如果农村研究仅仅局限于微观的民族志研究，而忽略了乡村社会变迁的动态过程，那将难以全面把握和认识转型中的中国农村。陆益龙具有进行个案研究的扎实基础，这一点在他对小岗村的研究里有充分的展现。但是，他在研究中并未将自己局限于个案研究。很明显，他能够敏锐地把握当代社会学的主线，即社会转型的视角。所以，他在这本著作中，很好地将个案研究与综合社会调查研究结合起来，将动态的、宏观的和理论的分析引入到研究之中，对村落或社区民族志研究范式进行了拓展。
关于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费孝通先生曾用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等理论概念进行了高度概括，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然而在现代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乡土中国在不断发生着巨大变迁，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对乡村社会也需要用发展的眼光去审视和理解。总之，对当今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与变迁的认识，已经不能排除在社会转型之外，用老眼光去看新问题。陆益龙在书中提到了后乡土中国的来临，并对后乡土性特征进行了剖析，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尽管这在理论上还不一定完善，但至少体现了作者试图在农村社会学研究中进行理论和方法创新的一种努力。社会学研究就应该倡导不断创新，用发展的眼光去研究社会。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当前我国上上下下都关注的重大发展问题，也是我国农村发展中的一项战略任务，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和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我一直主张建设时期的社会学一定要发挥建设性作用，走建设性的研究之路。这一点在陆益龙的研究中也得到了体现，他着重从制度建设方面为新农村建设实践提出了诸多建设性观点和对策，如与农村和农民发展相关的体制、机制改革的对策建议。这些对策建议体现了作者对国家建设和人民利益的关心。
我在《中国社会学30年》的纪念文章中曾提到，中国社会学要做“顶天立地”的学问。所谓“顶天”，就是社会学研究要站在国际社会学研究的前沿，把握当前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学必须要有国际视野。所谓“立地”，是指社会学研究一定要立足于本土研究，扎根本土社会，这就是本土视野。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可以通过实验室控制对各种物质现象加以反复观察和认识，而对社会现象的解释，首先必须理解这些现象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而要吃透这些社会现象，本土经验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对中国社会的理论解释，本土社会学家具有先天的优势。而且社会学的本土研究也是国际化的重要条件和组成。没有本土研究就难以在国际社会学中立足，如果总是跟在别人后面，介绍和学习别人的理论，就永远不能站到国际化的前沿。所以，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必须要有国际化和本土化两个维度的支撑。让我感到高兴的是，陆益龙在他的农村研究中，就抓住了社会学研究的这两个重要视野：一方面他对西方学者眼里的中国农民和农村社会有了较全面了解，对西方学者运用的理论和方法能加以理解和评析；另一方面，他的研究扎根于农村的泥土，一些理论解释是他在长期与农民和农村亲密接触中“悟”出来的。显然，把握“顶天立地”这两个维度，也是中国农村社会学发展的方向。只有把两种视野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农村研究的水平和价值才将得到提升。
社会学研究的价值性和科学性问题，关系到社会学研究的方向或走向。马克斯·韦伯在阐述社会科学方法论时，提到了科学研究的“价值中立”原则，同时也提出了“价值关联”的原则。所谓价值中立原则，是指科学研究的论证过程主要为建立逻辑体系的过程，而非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这包含有强调客观性、科学性这种局部合理性，但不能把其夸大为社会科学研究可以摆脱一切价值和价值关怀，或把价值歪曲为纯主观的东西，甚至等同于主观偏见。科学研究在选题、结果及其运用方面，其实都与价值有着密切关系。譬如，当前中国社会学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本身就反映了一种时代的价值倾向。在社会学价值性和科学性关系问题上，有些学者可能有片面的认识。我还记得在陆益龙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就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认为他的研究有农民关怀的价值倾向，因而其研究的科学性应受到质疑。而我认为，社会学研究的科学性并不排斥价值性，价值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是科学研究实现其社会功能的基本条件。试想，不涉及价值或没有价值(其实这是做不到的）的科学研究对我们人类社会还有什么意义呢？对社会学研究来说尤其如此，如果研究没有任何价值关怀，这样的研究一定是脱离社会现实的、对社会无益的研究。在农村社会研究中，有正确、合理的价值关怀和取向，不仅非常重要，而且也是非常必要的。坚持科学发展观，用社会学的科学方法和知识去为人民谋利益、为农民谋福利、为国家建设服务，这是农村社会学研究者应该而且必须具备的价值关怀，如果背离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原则，那么科学研究将可能走向其负面的价值。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科学也不例外。所以，社会学方法要坚持实事求是，社会学家要既坚持科学性，又必须有正确的价值取向。我们不仅不能以价值中立为借口回避价值问题，更不能选择非理性的、非建设性的价值取向。我们的社会学要迈向人民，为满足广大人民的利益需求而服务。在我看来，陆益龙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的研究在坚持科学性的基础上，不仅有价值关怀，而且能始终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重大的社会转型，经济社会发展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不过这一发展阶段仍属于初级发展阶段，即发展的成就主要依靠初级资源的开发和廉价劳动力的利用而取得。因此，中国的下一步发展面临着如何提升发展水平、如何促进协调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说是当今中国社会学需要去探讨和解答的重大课题。这本著作，从探讨农村发展问题的角度对这一重大课题作出了积极回应。书中作者提出“多元城市化”的农村发展道路的观点，体现了他对农村社会发展的理解和认识具有开放性和创新性。
综合社会调查(CGSS)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做的大型社会调查，它为社会学的本土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作者在研究中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资源，将个案研究与社会调查、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农村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陆益龙博士一直勤于治学，走向农村，关注农民，现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为其出版农村研究成果，我为他高兴。“天道酬勤，人徳报善”此之谓也！如能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相信他一定会以更加厚重的成果，为中国农村社会学作出新的贡献。
2009年2月16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