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虽是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名词或概念,但在农民的定义问题上,社会学人类学却一直争论不休。在有关对农民的定义和解释中,我们可能常被这样的几个概念所困惑。例如,“农民”、“小农”、“农业劳动者”、“农村人”、“农场工人”(farm worker)等,它们之间既有重合交叉部分,亦有差异分离部分。或许因为这些都是大家所熟知的,所以在一般表述中,有时人们可能并不去在意这些概念间的内涵及外延之差别,而是更多将它们视为近义词或同义词在使用。即便在有些学术研究中,与农民相关的概念有时也可能混用。
此外,在农民的属性问题上,也存在一些不完全确定的甚至有时也会混淆的理解和认识,譬如,农民究竟指的是一种职业呢,还是指一个阶级或阶层,还是代表社会中一个群体?无论是阶级意义上的农民,还是职业或社会群体意义上的农民,虽然他们之间有某些分类和边界上的差异,但在较多情况下,运用农民这个概念似乎不会引起较大理解偏差,这是因为人们已经习惯在一个较为笼统农民概念下来讨论相关的问题。
如果非要将与农民相关的概念和属性区分清楚,那么,可以将这几个概念根据其内涵和外延明确划分出它们之间的关系(见图5—1)。农民是指居住农村的、从事农业生产但不领取工资或以农业为主要生计的阶级或社会群体,农民阶级中包括不同阶层的农民,小农就是依靠家庭经营、以小规模生产为主的农民阶层。农民属于农村社会的阶级阶层,但农村人并不仅仅包括农民,实际也包括其他生活在乡村社会的个人和群体。农业劳动者指的是职业群体,即以农业生产为职业并从事农业劳动的群体。部分农业劳动者是农民,但不是所有农业劳动者都是农民,例如,部分农场工人就属农业劳动者,但他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
图5—1 与农民相关几个概念的关系
关于农民的社会行动特征问题,在一些人的观念里可能会存在着这样一种定势认识:农民倾向于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安于现状,害怕冒险;思想固执、狭隘,而缺乏开拓进取精神。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农民的论述中,农民首先是一个自在的阶级,即作为一种现实而自然存在于社会之中,但他们并不是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难以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阶级,一个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的集团。马克思曾把法国的农民描绘成“一口袋马铃薯”;然而,毛泽东把多数农民列入“半无产阶级”之中,而且认为农民中包括富农、中农和贫农以及雇农。通过对农民运动的考察,毛泽东发现农民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是能够唤醒的,而且是易于发动和组织起来的。
在西方古典经济学中,农民并没有被看作是特殊的群体,如亚当·斯密把农民和工人都列入劳动者阶级之中,都是靠劳动工资为生。 历史学领域中对农民的研究,常常把农民作为某一历史阶段或农业文明的主体,从生产方式、经济基础、政治结构、民族、文化等方面来探讨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如塔德说:
乡下人!一个奇特的古词。渔夫、猎人、农夫、牧人,人们现在还能真正理解这些词的含义吗?人们对这个化石般存在物的生活思考过片刻吗?他在古代史的书籍中被如此经常的谈论,人们称之为“农民” 。
人类学家更倾向于把农民看作是一种具有独特文化的群体,他们在职业和政治地位等方面具有自己的特点。格尔兹(C.Geertz)曾在总结农民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界定农民这一概念的三个标准。这三个标准是经济标准、政治标准和文化标准,经济标准是指农民与货币及市场之间的关系。农民虽然常被定义为从事农业生产为中心、产品主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中的成员,但农民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介入货币和市场;衡量农民的政治标准是,这一群体或集团在社会政治系统中处于从属地位,受到有权阶级的统治和管理,并需要把自给一部分收入交给这些阶级;农民的含义还包括文化方面的意义,农民的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1] 。
黄宗智把中国的农民称为“中国的小农”,他在对华北平原和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和乡村社会研究中,认为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和发展,存在着一些“悖论现象”。黄宗智提出,中国的小农既不完全像恰亚诺夫等实体主义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生计生产者,也不完全是像珀金斯和舒尔茨等形式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种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的农民” 。中国的小农介于两者之间,或是两者的结合,他们既为自己的日常消费而生产,同时也具有资本主义生产的某些特点。
不同时代、不同学科、不同理论,人们在对“农民”一词或概念进行界定义或解释时,虽存有某些分歧和差异,但是,在这些界定和认识中,对农民群体特征的把握似乎还有某些共通之处,这种共通点或许正是我们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农民这一社会群体、职业或文化的路径和方向。
在这些共识中,较为重要的原则是:对农民及其社会行动,以及乡村社会的理解,需要突破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保守和进步等二元对立的认识范式。农民是在现实环境中按照自己的逻辑、受自己观念支配而作出的行动选择的,如果仅简单把农民社会行动纳入传统范畴,认为农民及其社会行动的特征都是受到历史传统因素影响和决定的。那么我们就会面临历史主义的决定论的困惑。虽然历史的、传统的和习惯的因素和力量在人们的社会行动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要更加深刻地理解农民及其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可能还需要从他们的实际处境去加以思考,因为我们人类任何精神的或观念的东西,以及行为模式,实际是行动主体在与周围的环境接触和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是在进行实际活动的同时萌发、储存并表现出来的。
[1] See Geertz,Clifford(1963),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