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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村庄流动性的提高，农民社会经济活动的市场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同时传统的行动和习惯行动仍保留重要意义。因此，从社会行动结构意义上说，农民的社会行动并没有随着外出流动而走向彻底的市场化或理性化，相反，由于受政策和制度环境以及传统因素的制约，农民在行动选择中仍保留一些传统行为取向，例如，多数流动者生产经营在城市，消费在乡村，而且消费结构简单化，即盖新房、为儿子娶媳妇和赌钱。由此可以看出，目前农民的行动结构出现市场与传统、城市与乡村双二元分化的格局。
大量向城市流动的村民，既在追求比较利益或更高的收益，同时也在不确定之中漂泊，即纯粹为了流动而流动，因为他们也明白，外面的世界并不一定很精彩，外出打工并不一定比在家种田好。但是，当乡村社会处在低成长性、高不确定性状态下时，人们向外流动已成为一种风气，选择外出也就成了从众行为。在T村，确实有较多的外出流动者能够挣到较为可观的收入，但同样有较多的人并不能实现他们的淘金梦，那些在城里挣不到钱的人，通常就待在城里，宁可在城市承受艰苦生活的压力，也不愿回村过安稳舒适的日子，这样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他们中有些人已多年没有回家。那些挣了钱的成功者，一般都会衣锦还乡，至少在春节期间他们都要回到村里；而挣不到钱的人则更愿选择在城市“隐居”。
YCP，男，38岁，读完初中一年级辍学，开始学习木匠手艺。成家后一直留在村子里，一边种田，一边为别人做些木匠活，并在自己家里开了一个小卖部，可谓是既有农业，亦有副业。家庭收入自然也就较为可观，不仅衣食无忧，而且相对宽裕。
近些年来，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物价水平也在不断拉升。而相对来说，农业纯收入的增长较为缓慢。YCP的家庭收入与外出务工经商的人相比，差距越来越大。于是，YCP越来越觉得常年呆在村子里太没有出息了。2003年，他带着妻子和孩子毅然离开T村，来到北京打工，为别人做装潢业务。
到北京之后，实际的境况与他自己的想象和预期相差巨大。一方面他在北京还要自己找事情做，而且给别人打工，手艺好的大师傅也不过每天70元的工资，干一天才有一天的工资，这样每月收入也不过2 000元。另一方面，一家的生活开支都全靠他一个人。因此，外面打工的生活也非常艰辛，不仅没有积蓄，有时还入不敷出。由于在外打工并没有挣到钱，YCB一家连续三年都没有回到T村过春节。他们这样做一来是为了节省一点路费，二来他们觉得回村过年压力很大。因为按T村习俗，手头无钱，过年过节就难以做人，别人邀你打打牌都无法应允，就特别没有面子。在北京打了几年工后，他们又不得不流向浙江杭州市，在那里经营起小吃生意，收入有了明显改善。2007年春节，他们一家终于回到T村过年了。
案例3—4的例子进一步说明村落结构和农民生活状态的高度不确定性。在经济与社会转型过程中，无形中给村落结构的变迁产生越来越大的冲击。农民之所以要告别以往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走向外面漂泊不定的生存状态，这是与大环境发生变迁而乡村发展相对滞后所产生的二元格局分不开的。在二元的状态下，相对落后的部分总是向较为发达的部分转移和流动。但是，结构的转型与制度变迁并未达成高度统一，以至于形成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二元格局。虽然大量农民可以进城流动，但现有的体制和劳动力市场仍存在二元分割，较多的进城务工经商者只能在非正式的状态下就业和经营，如给包工头干活，或从事无证的商业服务业。而这样一种就业状况存在着明显的不确定性，因而对农民的职业转型极为不利。一个出来打工的人，今天操持着一种职业，却对明天是否还在这一职业行当里都难以确定。很显然，对于外出的流动者来说，他们也不愿意自己处在高度不确定性之中，而是更加希望能有一份相对稳定的、收入与预期相当的职业岗位。但是，社会现实与他们的愿望之间还存有明显差距。
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角度来看，随着村内居民外出流动的增多，平常留在村庄的人大多是年老体迈的老年人和年幼的儿童，而青壮年的劳动力，呆在村里的已经越来越少。这样也就形成了流动者与留守者、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农业生产与非农业生产的二元化分化的格局。与此同时，对于那些流向城里的青壮年劳动力来说，一方面他们需要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来回流动，另一方面，他们还需要在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摆动，因为他们并不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体制和城市社会体制之中。所以，流动者所经历的既非市民亦非村民、既非工人亦非农民的生活遭遇，就像“农民工”这个似是而非的名词一样，充分显现出这一群体的身份模糊性和边缘化。流向城市或许能够让他们多挣一些钱，有些人也可能富起来，可无论如何在现实社会环境中，他们并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也就是彻底的转型。流动不仅没有消解二元结构，相反，流动给原先的二元结构增添了一层，即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二元化，由此形成农民生产及生活方式的二元化格局。无论是成功还是不成功的打工者，他们既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又不甘心死守乡村社会，这一现实可能成为制约农民和乡村社会发展的一大困局。
乡村社会的双二元化格局之所以成为发展的困境，关键是在这一格局中，当事人所面临的是不均衡博弈以及其中的高度不确定性。首先，流向城市的村民要实现市民化转型，必须面临与城市、国家政策和基于旧体制的身份认同等力量的博弈，很显然，对于分散的流动者来说，这是一个不均衡的博弈，要赢得这场博弈实现自己目的，更多地取决于博弈对方的选择，例如流入城市的开放程度和接纳性、国家宏观政策和体制以及社会包容性。越来越多的农民不断从一个城市转向另一个城市流动，不仅是为了寻找更好就业机会，也是因为这一博弈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所致。
此外，越来越多的村民一方面希望离开村庄去外面发展，另一方面又将主要资金消费在村庄，尽力修建新楼房却很少居住。而且一些流动者在非工作地城市购买商品房，也可能存在不在那里居住的现象。流动者之所以花如此大成本在多个地方建房买房，是因为他们对未来没有确定的预期，只能看以后哪里环境更适合生活和发展，就可能在哪里定居。但现实情况则是，他们仍在打工地和村庄之间过“两栖”生活。
至于T村向外流动群体范围之所以不断扩大，一方面是因为城市劳动力市场需求和比较利益的拉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来自于乡村社会的推力在不断增强而不是减弱。那么，乡村社会的推动人们向外流出的力量又源自何处呢？这可能与村民对农村收入及农村发展的预期的不确定性有着密切关系，农民对农业收入增长和村庄的未来发展信心不足，再加上他们被列在社会保障体制之外，使得他们不得不趁早为将来而四处奔波。
乡村社会双二元化格局的出现，给村庄的发展带来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其中突出体现在生活、生产及文化教育等方面。流动带来了家庭的分离和分化，许多流动者不得不与亲人分居，年幼的儿童也只好留守在村里与爷爷奶奶们一起生活，并在农村小学上学。因此，许多老人和孩子必须承担支撑村庄家庭的重担。
在农业生产方面，人们竞相外出做工或做生意不仅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规模，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农业生产渐渐失去了信心，而要让这些外出的人重新树立起对农业的信心，可能是相当困难的。
高流动性和高不确定性状态，使得大量流动者的心态处在浮动不安定之中，同时出现身份认同和角色意识的模糊及危机。人们既有对城市生产和生活的模糊认同，也有对自己村庄的模糊认同。当城市体制在排斥或拒绝他们时，乡村又缺乏引力甚至可能排斥，正因如此，一些在城市淘金挫折者更不想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