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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T村出现的外出务工经商潮，不同于农村改革初期的外出打工现象，那时候主要因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较多的农村人可以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而且个体家户式经营模式也给村民以更多的行动自由，所以那些不需要在家务农的人愿意出去闯一闯。如今的情形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市场转型给农民的外出流动提供了一个较为复杂的大环境，换句话说，农民的进城流动行为与社会大市场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大量村民外出流动的趋势，反映了农民行为的市场化倾向。农民已经不仅局限于农村域内小市场，而是走向更广阔的大市场。他们四处奔波，目的是为了寻找市场机会。
此外，大量农民弃耕弃农而外出打工或做生意，从另一侧面也表明他们对农业市场机会不再抱有较高期望。尽管这里的农民也非常懂得，甚至是善于根据市场来调节农业的种植结构，但大的环境或市场并没有给他们更高、更稳定的期望。所以，不少农户还是果断地放弃农业，走出乡村，走进城市。从这一意义上说，农民的行动犹如舒尔茨所说的那样，也是理性的，在能够自主决策的情况下，他们也按照经济理性原则来安排自己的生产经营。也就是说，农民也懂得根据市场化的原则来调整自己的行为。
另一方面，农民之所以到外面的大市场寻找致富机会，也说明城市大市场蕴含着越来越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城市快速建设过程中对大量体力劳动者的需求，以及产业结构调整让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目前，T村人外出主要经营的就是饮食服务业，而且他们的服务对象又主要是城市的流动群体。由此可见，城市流动性的提高本身又创造了巨大的市场，城市的快速扩展需要来自乡村的劳动力。
流动或进城打工做生意，意味着农民经济与社会行为选择有市场化和城市化趋势，但是，现实的制度安排和大背景似乎又在不同程度上拒绝甚至排斥农民的这一倾向。封闭性的认同和制度壁垒使得农民不得不保留着传统行为方式，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农民的消费方式上。越来越多的农民通过在城里打工和做生意富起来，但他们并没有寄希望于在城市再发展，而且对在城市经营和生活的未来非常茫然。所以，农民挣了钱后，较多的人首先想到的是在村里建起一幢比别人更加阔气的大楼房。尽管他们一年当中很少在家居住，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住，但还是尽量把房子建得更好一些。在案例3—2中，或许我们能看到农民与村庄和城市的关系的特征。
WKL，男，38岁，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一天农活也没干就离开家乡到北京闯荡。一开始在菜市场做些肉类的批发生意，后来学了烹调手艺，做起早点小吃。积累一定资本和经验后，在北京朝阳区租了一栋小平房开起了小饭馆。虽然小饭馆利润不算高，但生意相对稳定，每年有10万元左右的收入，到目前他经营这一小饭馆已近二十年了。
WKL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都是在北京出生的，大孩子是女儿，现在读初二。两个孩子都是在北京上的小学，2006年，女儿要上初中，一者因为借读学校难找，二来借读费很高，三来在北京没有参加中考和高考的资格，所以，他不得不把女儿送回家乡安徽的一个亲戚家寄居和借读。女儿在离开北京时非常痛苦地问他们：“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为何就不能在北京读书呢？”WKL很无奈地告诉女儿，在北京找不到合适的中学供她读书。后来，由于女儿离开父母非常想家，常常打电话来哭诉，让他们夫妇觉得非常心痛。于是2006年，他们决定在芜湖市买一套房子，因为那里可以解决户口和孩子就近上学问题，2007年，他回去把房子装修一下，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在芜湖市读书，北京的饭馆又不能放弃，暂时只能让妻子撑起来。
其实，WKL的父母早已为他在T村盖了楼房，是为他结婚准备的。后来，T村所属的镇有开发计划，他又在那里买了一块地盖了一间门面房，当时他想，在北京如果生意做不下去时，还可以回到家乡做点小生意。积蓄了一定资本后，城市商品房可以自由买卖，而且增值较快，所以，2006年他到附近的芜湖市买了一套商品房。
当问及在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怎么就没想到在北京买房和长期发展这一问题时，WKL说：“我们不像你们(指正式职工）在城里有铁饭碗，我们是能干一天算一天，老了干不动了还不是要回到农村来。”
从案例3—2的经历看，部分村民已经从摆动式流动走向较固定的定居、从简单的体力劳动走向小资本经营，但是，在他们的认同里，似乎对所经营和居住的城市仍然是不确定甚至保留着对村庄的认同。一般的观念认为这是农民传统观念影响所致的，其实不然，造成已事实上市民化的农村流动者认同危机的原因应来自于他们所生存和生活的环境，尤其是体制环境，在城乡二分体制下，城市对村民的体制排斥的事实以及外出的村民对制度变迁的不确定预期，无疑让那些流动者对自己在城市经营和生活的未来无法确定。为了规避这种未来不确定性的风险，流动者的选择是尽量在多处建房和购房，因为他们对自己最终的归宿没有把握，他们仍然想到将来要回归故里。
在案例3—2中，突出体现出农村双二元化转型的特征及转型中面临的危机。一方面，村落居民极力冲破城市—乡村二元边界，向城市转移；另一方面，城市非农业部门对农民形成巨大的引力，驱使他们从小农向非农业的转型。但是，现实中的二元体制并未允许他们实现彻底的转型，从而使得他们产生认同上的危机，即既非村民又非市民、既非农民亦非职工的双二元化认同结构和现实。
双重二元化认同取向的形成，是城市与乡村、非农业与农业双重排斥和挤压的结果。一方面，城市优越的条件、非农业较高的收入虽然吸引着大批农村劳动力，但城市体制和非农业的就业体制并没有持久接纳他们的机制，而是对他们的融入具有排斥力；另一方面，乡村和农业虽然是他们生活的根基，但因为较低的收入水平和相对滞后的生活条件，实际上也在排斥那些有过城市生活经历的流动者。当他们发现城市社会如此繁荣和发达，怎么也不甘心呆在村子里守着那一亩三分地。所以，对于大多数流动的村民来说，大市场充满着无穷的诱惑，但现实的体制和机制依然是无情的，于是他们的心理认同也逐渐走向分裂和二元化。
此外，对农业及农村发展的不确定预期成为大量村民向外流动的重要动因，这一点在案例3—3中或许得以体现出来。
ZZH，男，43岁，初中毕业后，在村小学当了10多年的民办教师，妻子也曾在同一小学当民办教师，后来学校进了一些师范毕业生，学校只聘用ZZH而辞退了其妻的工作。小学代课教师的工资目前每月600元，以前更低。
ZZH有一个儿子，孩子上初中时，他们在村里当代课教师兼种田的收入，除去日常生活、孩子教育费用及人情开支后，每年几乎没有什么积蓄。如果孩子能考上大学，供他上大学的费用都没有。于是，2003年ZZH做出一个迫不得已的决定，就是跟随其妻妹的丈夫来到北京建筑工地打工。人到中年还改行，对他来说是人生最大的一次挑战。因为他需要适应从稳定生活向漂泊生活、从脑力劳动为主向完全体力劳动转型的艰辛。
前几年，ZZH打工的工资每天也不过45元，现在，他帮助包工头管理一些账务和监理工作，每年纯收入达到3万左右。在村里民办教师的位置由妻子暂时顶替，他还一直关心民办教师转正的事，必要时还回家参加一些资格考试。ZHH在谈到为何决定出来打工时说：“还是乘自己能干动的时候出来试试，尽量多挣些好供孩子上大学和养老吧。”
案例3—3中的ZZH代表的是另一种特殊典型，即一种农民身份非彻底转型延伸出的不确定性。作为一位民办教师，虽然从事的非农职业，但其身份并未从农民身份转向非农身份，这种模糊的身份认同让农村较多非农职业群体对未来有较多不确定预期。其实，ZZH外出并非他不愿当小学教师，亦非纯粹为了挣更高的收入，关键是没有一个稳定制度让他清楚地看到这一职业的未来。由此可见，农村社会的高流动现象背后，潜藏着社会角色认同的危机，即人们不能明确知道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角色究竟是什么。而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源可能来自于农村社会制度框架的缺失或制度边界的模糊性。也就是说，我们的整体社会在变迁转型，可影响人们行动选择集的制度并未变迁或变迁迟滞。人们既能够冲破旧制度的藩篱，但旧制度的藩篱依然存在，这样一种社会变迁悖论现象是乡土社会角色紊乱的重要原因。
案例3—3也折射出越来越多的乡村居民对乡土社会的发展信心在不断下降。村民流动群体范围向壮年及其他稳定群体的扩展，反映的是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对乡村发展的预期越来越低。以往那些一个家户所离不开的顶梁柱，不太可能长期外出打工，如今纷纷放弃以前的主业向城市流动，这其中虽有城市高收入机会的拉动力在起作用，同时也有乡村发展现状的推力在作用。虽然农民流向陌生的城市也存在对收入和未来预期的较多不确定性，但仍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流动，这进一步说明农民对农业收入和农村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更大。
T村分化程度的提高、流动性的增强，表明乡村社会的转型在加速。村落在市场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结构分化的范围和程度在不断变化。村落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封闭和半封闭的小社区，而是成为逐步分化和边缘化的社会单元。这样的社会单元曾经是村民赖以生活的社会空间，而如今小村落与大社会却形成如此巨大反差，以至于生在其中、长在其中的人们越来越对其发展丧失信心，对其前途越来越感到茫然。
乡村发展的严重滞后无形中对村民个体的发展构成一种制约或压力。无论个人生活在村落，还是在村落之外寻求生存，实际上都已经摆脱不了市场的影响，因为那种纯粹的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几乎不复存在。没有货币在传统自给自足的农村社会也可过上安逸的日子，而在今天的市场社会则寸步难行。所以，为了应对市场的挑战，或者说农民要想从市场中获得资源，比如子女的教育、就业机会等，他们就必须花钱，而这些钱是他们在村子里难以挣到的，因此他们必须走出村落，走向大市场。在这个意义上，市场对村民来说，既有吸引作用，又有排斥作用。排斥力主要体现在市场逐渐把农民排挤出他们所生活的空间——村落。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村民离开村子流向城市，既是为了挣取更多的货币，同时也是他们迫不得已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