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生活方式的转型是社会转型的集中体现，因为，一方面人们生活方式的变迁动因来源于经济活动和经济结构的变迁，经济系统的市场化转型带动人们经济活动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转变；另一方面生活方式的转型又将引起社会其他领域的结构转型。
近年来，T村人的生活方式似乎有了巨大的变迁，这一变化突出地表现在村里的居民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流动性大大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他们在城市和村落之间迁徙的“两栖”生活。
在T村，人均责任田面积约1亩，亩产水稻有600公斤左右，油菜籽200公斤。在1997年前后，据农民们计算，他们的农业纯收入大概相当于亩产水稻的收入，油菜籽的收入可以抵消各种花销和成本。而且，当时的稻米价格相当高，一般人口在4～5人的农户，年农业纯收入7千～8千元，再加上其他副业收入，接近万元。
因此，在1997年前后，村里虽有外出打工或做生意的，但毕竟还是少数。那时，外出的人大多数都不算是真正的农业劳动力，因为他们多是刚刚从初中学校毕业的年轻人，既不会干农活，也不愿干农活。所以，家长只能让他们出去闯一闯，要是能糊糊自己的口也算是对家庭的一种贡献，父母并没有指望那些年轻的孩子挣到大钱。
此外，20世纪90年代外出打工的还包括一些有手艺的人，他们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可能还没有初中毕业，就学手艺了，这些人都曾经外出搞建筑、装修。
到2007年，村里外出打工和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超过一半的人已经流向城市，只有一半人且他们多为老人和孩子留在村里。以往长期在家做田的农民，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还要出去的中老年劳动力，也开始纷纷外出，走进城市的大街小巷，操起他们以前并不熟悉的生意来。
YCB，男，46岁，初中毕业的YCB，成家后有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以前，一家人一直住在村庄里，种几亩田地，同时也在流经村庄的河里放网捕鱼。每年的农业收成加上渔业收入，他们一家在村子里的生活算是较富裕的。YCB也还曾经被推选为行政村里的片长，即负责行政村的一个或几个自然村的管理事务，相当于人民公社时的生产队长，每月也能拿到几百元的劳务补贴。
随着孩子渐渐长大，读完初中以后，孩子就没有继续读高中。在T村，父母对孩子读书顺其自然，如孩子成绩好，觉得能考上大学就让他们读，成绩不好就让他们早点出去闯。他们就先让大女儿出去帮熟人做小吃生意，后来，夫妇觉得在家务农和经营渔业的收入与村里外出做小吃生意的人相比，差距太大。这一点在每年春节期间，大量外出的村民回来在赌钱活动中显现得尤为突出。外出的人在赌钱时财大气粗，而自己却越来越底气不足。
在小儿子读完初中后，2006年，一家四口决定全部出去寻找摊位做生意，并最终在杭州经营起小吃生意。2007年，他们一家在城市的生意做得很顺利，YCB也很满意地说：“现在不能在家瞎混了，必须好好干几年把儿子的楼房盖起来。”在T村，给儿子盖楼房，是给孩子找对象的必要条件，没有像样的房子男孩是找不到对象的。
其实，YCB并不熟悉餐饮业，而更熟悉农业和渔业的技能，而且也习惯了村庄里的生活方式。追求收入增长和子女就业的压力使得他们到了壮年时代还要选择放弃主业、离开村庄，去陌生的城市淘金。
类似案例3—1中的情况在T村较多，可以说这是一种典型的村民生活形态，这一形态所表现出的特征与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的农民流动不同，他们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流动者年龄偏向多元化。以往外出的村民以青年人居多，他们主要在建筑行业打工，年轻人即便没有手艺，亦可做做小工。如今，大量的壮年即40～60岁的劳动力外出做生意或打工，年龄较长者通常帮助子女做些杂事。所以，目前村落生活越来越边缘化。
(2)整户流动者增多。目前T村人向外流动模式已经从男性外出、女性留守的模式逐渐向整户流动的模式转变，如家中有需要照顾的儿童或在校孩子，父母常常将他们托付给老年人来看管，越来越多的人在孩子读初中或初中毕业时，就带着孩子一起外出做生意。整户流动之所以增多起来，一方面是外出所从事的经营活动的需要，村民外出经营的餐饮服务业，属于一种劳动密集型行业，家庭成员的参与，可以解决劳动力需求问题，也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另一方面，整户的流动使村民可以降低在城市的生活成本。
(3)彻底弃耕或弃农的流动者增多。村民向城市的整户流动，意味着他们要放弃在村里的农业经营。在粮食价格较低且需要交纳农业税费时，弃耕的田地通常由较亲近的亲属或邻居选择较好的部分耕种使用，使用者不需要缴纳租用费，最多代承包人缴纳相应的灌溉电费，因为灌溉电费是按照田地规模来收取的。如今，农业纯利润相对有所提高，所以，田地使用人一般会支付给承包人大约每亩140元的使用费用以作回报。
(4)流动者“两栖”生活方式更为突出。随着大量壮年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以及整户流动现象的增多，流动者的生活方式的“两栖”化和漂动性增强。对于像案例3—1中的主人公那样的流动者，村落的根基意识已经形成，无论他们漂向哪个城市，都会把家乡作为自己的根基。但与此同时，作为核心家庭的家长，为了孩子和更高的收入期望，当他们每年回到T村时，又会越来越感到重操旧业——农业已难以实现其收入预期，使得他们又不得不向城市流动。
因此，目前较多村民的基本心态是，向外流动的趋势只会增强，不会减弱。流动趋势增强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城乡差距和比较利益的存在，而且也有从众心理的作用。此外，流动网络和信息的形成，也为他们外出流动提供了物质的基础。
目前，尽管流动者外出的决心和信心都在增强，而且整户流动的人也在增多，但在行为和情感倾向上，他们似乎始终又把村庄当作自己的根基，这种心态并没有产生实质变化。尽管有些流动者有在流入地购房定居的冲动和打算，但他们仍然是首选在自己的家乡把房子建好，而且在逢年过节时，还是要回家乡。因为他们的社会关系的结点毕竟还是在家乡农村。再者，目前的城市政策，尤其是户口政策，对他们来说仍是一个最不确定的因素，他们没有当地常住户口，在各方面都会遇到或多或少的麻烦。因此，他们无法形成对经营地的“根”的感觉，而飘浮的感觉可能更容易产生。
或许正是出于这种心态，乡村的流动者选择了两地漂流和摆动的生活方式。一方面，流动的经历和外面的世界已经让他们形成漂的惯习，因为他们对在家从事农业生产的预期较低。另一方面，农民对在城市的生产经营和生活有着不确定的预期。虽然，每年春节之后他们都会抱着较高期望向城市流动，但并不知道实际的遭遇如何。在城市经营活动的成果不仅受市场和自己经营策略的影响，一个最不确定的因素就是来自流入城市的管理措施，如果城管因为形势需要出台严厉措施，他们就没有摆摊设点的机会，也就失去收入来源。所以，流动者是在没有明确制度框架下流向城市的，因而他们的预期也不确定，他们只是不断地在与城市管理者进行着博弈。
T村出现的较为普遍的“两栖”生活方式转型，可能在中国较多的乡村地区普遍存在。对这一现象的理解，如果仅从人口迁移或流动人口的角度去考察，那将忽略了这一现象所蕴含的丰富而深厚的结构意义。当然，农业与非农业收入差距的拉大是越来越多农民弃农从商的重要动因之一。但是，农民流动趋势的增强并非仅仅因为比较利益的拉动，而是包含其他更多、更为复杂的社会经济因素。
在整户流动现象背后，实际蕴含了农村核心家庭在经济活动和价值观念方面的重要转型。在以往多子女的家庭中，未成年子女的流动可能并不会带动全家的流动。如今，家长为了给子女创造在城市生活的机会，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老本行，目的就是尽量为子女争取美好的未来。所以说，挣钱对村民来说非常重要，但他们流动不光是为了挣钱，也是对明天生活方式的改变的一种憧憬。
“两栖”生活方式的存在，也表明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仍存在较为明显的边界和隔阂。在这种边界的隔离中，他们通过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来加以应对。在城市社会，他们用寄居和投机的方式来生活，因为城市体制并没有正式接纳他们，但似乎也没有彻底将他们拒之门外，所以他们只能抱有侥幸心理来面对城市生活，寄希望于某一天的政策变动，或是某一天自己发大财，或是取得巨大成功，有足够的资本来立足于城市生活。
对待在村子里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人持有休闲和保障的态度。不光是年轻人，有很多像个案3—1中的主人公那样的中年人，已经把村落生活当作是节假日的休闲以及老年生活的场所，或是在城市无路可走的情况下的一种生计场所。他们总希望子女能超过自己能在城市谋生和立足，自己也就跟在子女的后面。这就是目前农村核心家庭外出务工的基本心态。其实，年轻人的生活态度也无太大差别，在现实面前，他们也是那样走一段看一段地来回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摆动。在城市体制、个人人力资本以及生活累积成本的三重压力下，年轻人运用“两栖”生活方式作为应对当下生活环境的基本策略。一方面，他们用青春赌明天，凭借青春力量在城市闯荡打拼，以便为改变未来寻觅机会；另一方面，他们又凭借在城市辛劳工作挣来的收入，来尽可能筑起自己的后期生活保障。
村民生活方式从稳定向流动的转变，引起了村落社会结构的直接变迁，村落的空巢化或空壳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尽管一座座漂亮的楼房不断兴起，但较多的房子长时间是人去楼空，最多也不过是那些老年人和年幼的孩子留守其中。村落真正成了养老和托幼的场所，只不过村落的各种功能几乎全包在那些留守的老年人身上，他们既要坚持从事农业生产，又要肩负起养育那些年幼和未成年的孙子女。某种意义上说，村落的这种结构属于一种失衡的结构，那些漂泊的年轻人与其说是拿自己的青春赌明天，不如说是用老年人的付出来博弈未来。
漂浮不定的“两栖”生活方式也在改变着流动者的价值和生活态度。通过对乡村与城市、农业与非农业的亲身感受和比较，流动的村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较为安定但缺乏经济自由度的村落生活，而愿意出去与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进行博弈。由此看来，目前那些向外流动的村民既没有在城市定居的计划，暂时也没有离开城市回到乡村过稳定生活的打算。所以，“两栖”的生活方式将继续维持城市与乡村的二元边界的存在，并将其作为城乡二元结构的连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