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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由于各家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怀着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政治理想，因而关于政治得失和治民之道的问题也相应地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的看法可以大体上归纳为两种基本的倾向：一种倾向以法家的专制主义思想为代表；另一种倾向以儒家的德治仁政和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为代表。
法家是从维护君主专制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其政治理想是建立一种把权力完全集中于君主一人之手的独裁体制，即所谓“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这是一种高度集权的体制，君主位于权力结构的顶端，与群臣以及广大的民众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为了维护这种体制，巩固君权，法家主张以法、术、势来对付臣下，以严刑峻法来对付民众，把臣民置于君主绝对控制的服从地位。因此，法家评价政治得失时就有着与儒、道两家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比如关于处理君臣关系，韩非认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
，“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
。其所谓法，是指体现君主个人意志的国家法令；术是指驾驭臣下的权术；势是指君主所掌握的权势。如果君主把这三者结合起来对付臣下，就可以造成一种“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
的政治局面，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局面，是政治的成功，否则，大权旁落，政治就失败了。关于处理君民关系，韩非认为，“夫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哀怜百姓、轻刑罚者，民之所喜，而国之所危也”
。根据这种价值观念，法家蔑视民心的向背，崇尚暴力镇压，其治民之道带有极端反人民的性质。
儒、道两家是从民心向背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属于民本思想的范畴，而与法家的专制主义不相同。这种民本思想不等于近代的民主主义，只是强调民贵君轻，君主应该推行顺民心的政策以争取民众的衷心拥护，把民心的向背确立为评价政治得失的标准。比如儒家根据这个标准把蔑视民心向背的专制暴君称为独夫民贼，认为最好的政治是得民心的政治，最坏的政治是残民以逞的失民心的政治。道家则根据这个标准把政治区分为四个高低不同的层次，认为最好的政治是尊重社会整体和谐而无行政干预的无为之治，其次是类似于儒家的那种有意争取民心的德治仁政，再次就是类似于法家的那种依赖威权使人畏惧的专制政治，由于这种政治完全失去民心，破坏了“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的依存关系，必然遭到人民的侮蔑，这就发展成为最坏的政治了。关于处理君臣关系，儒家极力反对君主的专制独裁，认为君主如果把自己的个人意志奉为至高无上，使群臣竦惧而不敢违反，就将导致“一言而丧邦”。儒家主张“为君难，为臣不易”，强调君臣应该共同以国家的整体利益为重，兢兢业业，协同配合，励精图治。道家则把君臣关系看作是一种自然的生成，“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因而君臣应该共同维护社会整体的自然和谐，发挥其内在的自我调节功能，以善人为不善人之师，以不善人为善人之资，做到人无弃人，物无弃物，使社会整体复归于和谐。道家反对法家的那种行术用明、法令滋彰的察察之政，认为君臣之间应以相互信赖作为联结的纽带，“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如果臣下不信赖君主，那是由于“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应该归咎于君主对臣下的信赖不够。
关于政治得失和治民之道的看法，《易传》所依据的价值观念和政治理想，和儒、道两家一样，也是属于民本思想的范畴。《易传》站在阴阳哲学的高度对这种民本思想进行了系统的论证，把它纳入广阔的天人之学的体系之中。《系辞》指出，《周易》这部书，之所以能开通天下的思想，成就天下的事业，是因为它能“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所谓“明于天之道”，是说对自然规律有着深刻的了解；所谓“察于民之故”，是说对民众的忧患安乐有着切身的体察。就自然现象而言，天地万物在阴阳规律的支配之下，相互依存，流转变化。就社会现象而言，情形亦复如此。君民之间，相互依存，结为一体。如果不能体察民情，制定出符合民心的政策，这就根本不可能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易传》由此而树立了一个评价政治得失的确定的标准，即“吉凶与民同患”。吉为政治之得，是政治的成功。凶为政治之失，是政治的失败。政治的得失决定于君主是否以民众的吉凶为吉凶，以民众的忧患为忧患，也就是说，应该根据民心的向背来评价政治的得失。
关于君臣关系，也应是相互依存，结为一体，尽管君居尊位，臣处卑位，君为主导，臣为从属，但却是按照刚柔相济、阴阳协调的原则结成一种和谐统一的政治共同体。这种政治共同体有如人之一身，君为元首，臣为股肱，相亲相辅，互助合作。君主不可垄断权力，专制独裁，而应该委贤任能，信任臣下；臣下也不可结党营私，侵犯君权，而应该尽力辅助，志匡王室。这是一种君臣共治的思想，而与法家的那种绝对专制主义的思想判然有别。
《易传》根据阴阳哲学的原理，把君民、君臣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对立的统一，既有相互依存的一面，也有相互对立的一面。但是，《易传》并不像法家那样把这种对立绝对化，主张君主必须站在臣民的对立面对他们进行强制性控制，而是认为君主应该从对立中看到统一，把求同存异奉为指导政治的根本原则。睽卦
离上兑下，离为火，兑为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象征事物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一面。《彖传》解释说：“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象传》解释说：“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这就是说，天地、男女、万物虽相反而又相成，处理政治领域的君民、君臣关系，应该遵循这条支配宇宙的普遍规律，善于发挥二者之间相反相成的作用。
按照这个看法，凡是加强君民、君臣的依存关系，使二者达到和谐统一的政治，就是成功的政治；反之，凡是破坏这种依存关系，使二者形成对抗局面的政治，就会身不保而国不安，是失败的政治。由于这种依存关系是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基础，从根本上决定政治的得失，所以君主和臣民都应该以大局为重，根据一体化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使这种关系不受到破坏，特别是处于权力结构顶端的君主更应该如此。比如《乾卦·上九》：“亢龙有悔。”《文言传》认为这是君主破坏了依存关系的一种错误行为，严厉谴责称：“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乾卦上九爻是由九五发展而来。九五飞龙在天，以龙德而居尊位，守持中道，行为不偏，深明相互依存之理，故上应于下，下从于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君主与臣民结为一体。但是上九却被权力冲昏了头脑，急躁冒进，刚愎自用，不以中道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得权力脱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和贤人的辅助，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这就必然会走向反面，动而有悔，落得个灭亡的下场。
为了纠正“亢龙有悔”所造成的偏差，《易传》吸取了道家的“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的思想，主张君主应该奉行谦卑的美德，以加强君主对于臣民的依存关系。《谦卦·彖传》说：
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
谦卦乃继大有卦之后。《序卦传》：“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谦为有大而不自居之义。君主虽拥有广土众民，掌握最大的权力，但唯有自处谦卑，甘居人下，才能争取到臣民的支持和辅助，事事亨通，保持其尊贵光荣不可逾越的地位。《老子》六十六章曾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易传》所说的“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认为天、地、人三才之道都是恶盈而好谦，是和道家的这个思想完全相通的。
《易传》把这种谦卑的美德贯彻到治民之道中，提出了一系列闪耀着民本思想光辉的具体措施。首先，《易传》强调君主应该关心人民的生活，推行“损上益下”的惠民政策，建立“不伤财，不害民”的制度，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衷心悦服。其称：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
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
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损上益下，民悦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易传》认为，天地长养万物，其大德曰生，君主的权位虽然宝贵，但是必须体现天地之大德，以仁爱之心关怀人民，把养育万民的问题置于首位。这也是国家政权的根本职责。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只有使人民生活安定，国家政权才能巩固。如果人民的生计发生了问题，基础动摇，国家政权也必然随之而崩溃，这就如同高山剥落倾圮而附着于大地的情形一样。因此，君主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取得人民的欢心，应该“损上益下”，“厚下安宅”，施惠于民，不可横征暴敛，擅兴徭役，应该使赋税法令有所节制，“不伤财，不害民”。
其次，《易传》认为，为了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应该用伦理教化的方法，而不可用武力强制的手段。其称：
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
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
照《易传》看来，人类的社会政治秩序不是像法家所设想的那样，建立在强制性统治与服从的基础之上，而是在屯体不宁、刚柔始交之时，由于阳刚势力“以贵下贱”、“刚来而下柔”，受到阴柔势力的衷心拥戴自愿组合而成的。因此，维持这种社会政治秩序，主要是依靠伦理教化以争取民心，而不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进行武力强制。为了实行教化，君主应该为人表率，成为道德的楷模，如果社会风气败坏，影响了秩序的稳定，君主应该反躬自省，引咎自责。《易传》的这个思想是和儒家的德治相通的。《论语·颜渊》：“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易传》从自然规律的角度对德治作了进一步的论证，认为君主应该效法天道，像和煦的微风那样，“振民育德”，“省方观民设教”，像宽厚的大地那样，“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如果不以伦理教化而以武力强制为手段，便会事与愿违，导致不稳定因素增长，由此而建立的制度就是一种使人痛苦的制度，一种“苦节”。“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政治发展到了这种局势，就是穷途末路，不可收拾了。
第三，《易传》认为，居于尊位的君主只有以发于至诚的信任才能广系天下之心，因为诚信是国家团结的纽带、社会凝聚的动力。如果君民关系建立在彼此信赖的基础之上，君主以至诚之心对待人民，人民也会以至诚之心对待君主，至诚相感，上下交孚，于是君主就可以受到人民的衷心爱戴，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动而无违，得志于天下。它说：
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兑，悦也。刚中而柔外，悦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悦以先民，民忘其劳；悦以犯难，民忘其死。悦之大，民劝矣哉。
刚来而下柔，动而悦，随。大亨贞元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
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悦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鱼吉，信及豚鱼也。
孚是诚信，中孚就是中心诚信的意思。中心诚信，是为至诚，至诚可以使冥顽的豚鱼之物也受到感化，若能如此，整个国家也就笼罩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敦实笃信的气氛而同心同德，上下都感到悦乐。这种悦乐“顺乎天而应乎人”，既合乎天道，也合乎人情，是一种天人俱悦的境界。为了使国家政治也能达到这种境界，君主应该刚中以正己，柔外以悦民，自处谦卑，以刚下柔，时时想到施惠于下，争取民心，把权力当作满足人民愿望的工具。所谓“惠我德，大得志也”，是说君主出于至诚施惠于下而取得了人民的信赖和支持，这是政治的最大成功。这种成功的政治把君民凝聚为一个人人感到悦乐的整体，动而悦，悦而巽，有事而与民趋之，则如禹之治水，劳而忘劳；有难而与民犯之，则如汤之东征西怨，死而忘死。既然君民之间以诚信为纽带结成了互惠的关系，“有孚惠心”，这种政治也就不待问而元吉了。
关于君臣关系，《易传》根据刚柔相应、阴阳协调的哲学原理，发挥了君臣共治的思想，而与法家那种以法、术、势为手段把权力完全集中于君主一人之手的绝对专制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系辞》：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成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先号咷而后笑”是《同人卦》九五的爻辞。九五阳刚中正，尊居君位，本与居于臣位的六二同心相应，但因受到九三、九四两个小人的阻隔，不能立即会合结为一体，所以先是号咷哭泣，悲愤不能自己。后来由于六二忠而不贰，上应于九五，九五中直而不疑，下应于六二，终于克服了小人的阻隔，君臣相遇，情投意合，所以又欢欣鼓舞，破涕为笑。照《易传》看来，如果君臣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隔膜，就是一种令人痛心的政治局面；相反，如果君臣同心，融洽无间，是值得庆幸的。因为“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君主的政治决策只有取得臣下的共识，受到他们的拥护，才能无坚不摧，无往不胜；如果独断专行，刚愎自用，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
《易传》的这个思想强调君主对臣下的依赖，表现了臣下凭借文化道德因素的热切的参政要求，是对绝对君权的一种有力限制。根据这个思想，《易传》主张贤人政治而反对专制政治。《大畜卦·彖传》说：
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养贤也。
大畜
艮上乾下，艮为山，乾为天，天藏于山中，有所畜至大之象。乾体刚健，艮体笃实，刚健则自强不息，笃实则充实盈满，故能辉光焕发，日新其德。这是一个理想的君主所应具备的美德。君主何以能具备如此的美德，关键在于他能否尚贤。从爻位配置来看，六五为君，上九为臣，六五以柔顺之资奉上九阳刚之贤居于尊位之上，虚怀若谷，谦卑自处，如同周武王尊姜太公为尚父那样，这就是“刚上而尚贤”。从卦体的结构来看，艮上乾下，艮为止，乾为健，乾健欲上进而艮止之于下，象征臣对君权的限制，能止其君之不善。其所以能止健，是因为臣具备了大人正己之德，能格君心之非。所以说，“能止健，大正也”。既然贤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如此重大的作用，君主一时一刻也离不开贤人的辅助，所以君主必须致力于养贤，使贤者在位，能者在朝，不要使其穷处而自食于家，这也是判定政治吉凶得失的一个确定标准。
《易传》把尚贤、养贤的思想提到天道自然规律的高度进行了论证。《颐卦·彖传》：“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夬卦·象传》：“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系辞》：“《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所谓顺，就是阴顺阳，阳顺阴，阴阳双方只有在互相适应的过程中才能产生功能性的协调，萌发生机，这是符合天道的自然规律，可以获天之助。就社会人际关系而言，应该以相互之间的信赖作为联结的纽带。这种相互信赖同样是在阴顺阳、阳顺阴的过程中产生的。如果阴阳各行其是，彼此伤害，社会生活就不能运转，社会秩序也会解体。所以说“人之所助者信也”。君道为阳，臣道为阴，阳为主导，阴为从属，对于君主来说，应该特别强调其阳顺阴的一面，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使君主的行为不违反天人之理，“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既得到天助，又得到人助。这也就是儒家所说的“得道者多助”的意思。否则，如果君主以阳居阳，用其刚壮，不去争取贤人的辅助，像法家那样把所有的臣下统统当作敌人严加防范，造成君臣之间离心离德，这就是“失道者寡助”，必然会受到天人之理的惩罚，导致政治的彻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