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反复强调，《周易》的阴阳哲学不仅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纯粹理性的认识，而且与人们的决策管理活动紧密相连，具有强烈的实践功能。《系辞》说：

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

所谓“开物”就是开达物理，“成务”就是成就事务。由于一阴一阳之道囊括了天地万物之理，认识掌握了这个易道，就能启发人们的智慧，开通人们的思想。把这个易道用于处理实际的事务，就能通权达变，决断疑惑，进行有效的决策，采取正确的行动，做成一番事业。《系辞》进一步阐述这个思想时说：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所谓“神”，即“阴阳不测之谓神”的意思，指阴阳变化神妙不测的客观规律。“几”即阴阳变化的苗头，吉凶祸福的先兆。《易传》认为，《周易》这部书，其根本之点在于“极深而研几”，教人深刻地掌握阴阳变化的客观规律，用来指导主体的行为，使之达到随机应变、应付自如的神化境界。由于“极深”，故能通天下之志。由于“研几”，故能成天下之务。当人们有所行动，有所作为，面对着复杂变幻的客观形势而举棋不定、犹豫不决之际，只要向《周易》请教，就能得到满意的回答。因而《周易》这部书把认识客观规律和人们对这种规律的利用两者结合起来，指导人们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正确的决策，实质上是一部“开物成务”、“极深研几”之书。由此可以看出，所谓易道，除了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与整体和谐的价值理想以外，还有着用于决策管理的实用性操作层面。如果我们忽视这个层面，是无从窥见一个完整的易道的。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易道的实用性操作层面是直接利用了《易经》的象数和筮法发展而来的。《易经》本为卜筮之书，属于巫术文化范畴。卜筮巫术带有强烈的实用性、操作性。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蒙昧阶段，人们为了实践上的需要，迫切关心自己即将采取的行动所带来的后果，于是把蓍草奉为神灵，企图通过一套操作程序，根据蓍草排列所显示的象数来预测吉凶，进行决策。因此，《易经》的象数和筮法实际上是一套巫术操作系统，其用在告人以休咎，而且着眼于实用性的功利目的，对休咎有着极为精确的计算。据高亨先生研究，《周易》一书，所用表示休咎之字凡七：曰利、曰吉、曰吝、曰厉、曰悔、曰咎、曰凶。利者，利益也；吉者，福祥也；吝者，艰难也；厉者，危险也；悔者，困厄也；咎者，灾患也；凶者，祸殃也。吉与利均表示其有好前途，好结果，属于“休”之范围，两字之含义不殊。吝、厉、悔、咎、凶均表示其有坏前途、坏结果，属于“咎”（广义）之范围，五字之含义有差异。具体说来，咎（狭义）比悔为重，比凶为轻。悔乃较小之困厄，凶乃巨大之祸殃，咎则较轻之灾患。 《易传》作为一部解经之作，并没有否定卜筮，也没有否定象数和筮法，只是站在阴阳哲学的高度对它们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因而巫术文化中那种实用性的操作系统和功利性的思想倾向，是完全继承下来了。

照《易传》看来，象数作为一种表现义理的形式，不仅“广大悉备”，“弥纶天地之道”，把天下所有的道理都包括进去，而且可以根据一套操作程序推演象数来预测未来的吉凶，作出类似于巫术文化的那种精确计算。就其前者而言是“彰往”，就其后者而言是“察来”。这种源于卜筮巫术的“彰往而察来”的功能，是为儒、道、墨、法各家所不具备而为《周易》所独有的。《周易》之所以是一部“开物成务”、“极深研几”之书，关键在于它有一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操作系统，可以“彰往而察来”，帮助人们进行有效的决策管理。因此，《易传》十分重视象数，对象数的这种功能极尽赞美。比如《系辞》：

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

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

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是以君子将为有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这些夸张的辞句虽然表现了一种对象数的神秘崇拜之心理，但就其根本的思想倾向而言，却是贯穿了一种立足于阴阳哲学的易道精神，而不同于卜筮巫术。卜筮巫术把象数看成是体现了鬼神的意旨，《易传》则把象数解释为一套由阴阳规律所支配的符号系统，象征着天道人事的变化。这套符号系统是可以操作的，由蓍以生爻，由爻以成卦。通过“参伍以变”、“错综其数”的操作程序而形成的象数，穷尽了天下极为复杂的变化，所以称之为“天下之至变”。变中自有不变，变的是现象，不变的是规律。当阴阳规律凝结而为卦的象数结构，也就形成了卦所特有的性质与功能。“卦之德方以知”，卦有定体，止而有分，它的功能在于“知以藏往”，即把以往天道人事的变化规律藏于象数结构之中，使之定型化，给人以哲理性启发。由于规律是变中之不变，作为一种反映事物本质联系的常道支配变化的全过程，所以“藏往”必然蕴含着“知来”。《易传》认为，“知来”是蓍所特有的功能。“蓍之德圆而神”，“神以知来”。圆者，唯变所适，运而不滞。神者，感而遂通，妙用不测。这种“神以知来”的功能其实就是卜筮的预测功能。但是，《易传》所说的卜筮是一种哲学化了的卜筮，和《易经》那种只是为了窥探鬼神意旨的卜筮巫术有很大的不同。它是基于理性的思考由已知推出未知，根据对以往阴阳规律的深刻理解来预测未来事态的发展趋向。《系辞》指出：“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这就是说，如果不深知以往的变化之道，便无从预测未来，“知来”是以“藏往”为前提的。这种卜筮仍然由揲蓍开始。揲蓍的目的在于决疑。人们在实践中常常会碰到一些既不知其所以然又不明其所应然的疑难问题，为了解答这些疑难问题，通过揲蓍去向《周易》请教，《周易》就会以其凝结于象数结构之中的变化之道，由“藏往”以“知来”，告知人们应变之方。就其“藏往”而言，它是无思无为，寂然不动；就其“知来”而言，则是穷极精微，感而遂通。所以《周易》的象数不仅是“天下之至变”，而且是“天下之至精”、“天下之至神”。

由此可以看出，《周易》是中外思想史上的一种绝无仅有的特殊现象，它把源于卜筮巫术的象数形式和阴阳哲学的义理内容结合为一个矛盾的统一体。象数是义理的形式，义理是象数的内容，由于形式与内容不可分，所以在《周易》的体系中，象数与义理乃是相互依存不可割裂的。如果我们扫落象数而孤立地研究它的义理，就会抹杀易道的特征而使之混同于一般的哲学思想。反之，如果我们排斥义理而孤立地研究它的象数，就会取消其中所凝结的阴阳变化之道，而把象数变为抽象空洞的形式。事实上，《易传》在论述象数时，总是联系到义理；在阐发义理时，总是借助于象数。尽管《易传》处理象数与义理的关系常常左支右绌，顾此失彼，有时把象数置于首位，表现了一种象数派的倾向；有时又把义理置于首位，表现了一种义理派的倾向。但是，就其根本的指导思想而言，却是始终把象数与义理看成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着眼于二者的结合的。《系辞》指出：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这是《易传》关于象数与义理关系的经典性表述。一阴一阳之道的义理内容无形可见，是为形而上；象数形式有形有器，是为形而下。道器不离，结为一体，如同现代的计算机一样，既有硬件，也有软件。硬件与软件的结合，这就是一个可以操作的系统了。所谓“化而裁之”，“推而行之”，“举而错之天下之民”，都是指利用这个道器不离的系统进行具体的操作。在中国文化思想中，儒、墨、道、法各家的哲学缺乏一个如同《周易》这样的表现其义理内容的象数形式，只有软件而无硬件，不便于进行具体的操作。从这个角度来看，《周易》那一套由有形有器的象数所组织的硬件系统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这是《周易》的体系之所以能囊括天、地、人三才之道，并作为一种认识的模型，用于“彰往而察来”的具体操作的关键所在。

象指的是八卦的卦象，数指的是爻的奇偶。揲蓍生爻，就有了七、八、九、六奇偶之数。爻排列组合而成卦，就有了八卦与六十四卦的确定卦象。《易传》对这种源于卜筮巫术的象数进行哲学的改造，使之成为表现天道人事变化的工具，大致说来，可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所谓宏观层次，是说利用奇偶之数和八卦卦象来建构一个“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的宇宙图式；所谓中观层次，是说利用六十四卦的卦爻结构来象征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特定阶段；所谓微观层次，是说以爻变来表示受具体处境所支配的人们的行为选择。这三个层次，由宏观、中观以至于微观，一环套一环，整体统率部分，部分从属于整体，构成了一个无所不包而又层次分明、条理清楚的网络系统。下面我们就此分别作一点粗略的考察。

关于宏观层次，《易传》首先是利用“大衍之数”来建构宇宙图式。《易传》认为，古代筮法演卦所用的五十五根蓍草代表了天地之数。一、三、五、七、九，这五个奇数为天数，加起来等于二十有五；二、四、六、八、十，这五个偶数为地数，加起来等于三十。天数和地数相加等于五十有五，它们的错综变化是一切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系辞》指出：

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后来人们发挥《易传》的这个思想，把天地之数排列成为河图、洛书两个宇宙图式。河图的排列是，“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以图示之（如图4—1）：

洛书的排列是，“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以图示之（如图4—2）：

朱熹在《易学启蒙》中解释说：“图、书之位与数，所以不同者何也？河图以五生数统五成数，而同处其方，盖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数之体也。洛书以五奇数统四偶数，而各居其所，盖主于阳以统阴而肇其变，数之用也。”所谓“河图以五生数统五成数”，是说自五以前，为方生之数，自五以后，为既成之数，阴生则阳成，阳生则阴成，天以一生则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则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则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则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则地以十成之。阴阳二气，相为终始，未尝相离。数至十而始全，缺一则不全，故河图为数之体。所谓“洛书以五奇数统四偶数，而各居其所”，是说四正之位，奇数居之，四维之位，偶数居之，阴统于阳，地统于天，天地同流，而定分不易。由于天地万物的变化主于阳以统阴，由奇数以肇其变，所以洛书为了表示此数之用，其排列始于一而终于九，参伍错综，迭为消长，纵横皆为十五，无适而不遇其合。

其次，《易传》利用八卦的卦象来建构宇宙图式。《说卦》指出：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

后来人们发挥《易传》的这个思想，排列成为伏羲八卦图，也叫先天八卦图。以图示之（如图4—3）：

《说卦》还指出：

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洁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

后来人们发挥《易传》的这个思想，排列成为文王八卦图，也叫后天八卦图。以图示之（如图4—4）：

中观层次与宏观层次不同。如果说宏观层次利用象数所建构的宇宙图式是象征阴、阳两大势力流转变化的全过程所形成的天人整体的和谐，那么中观层次则是利用一卦六爻所结成的网络关系来象征这个动态过程所达到的某一个特定阶段。六十四卦代表六十四个特定的阶段。由于阴、阳两大势力在每一个特定的阶段中有不同的排列组合，有时统一的一面占了上风，刚柔相济，阴阳协调，呈现为一种和谐的状态；有时却是斗争的一面占了上风，或者阳刚过头，或者阴柔太甚，使得和谐的状态受到破坏而转化为冲突和危机。因此，虽然天人整体是一个和谐的全过程，但是就某一个特定的阶段而言，却是或顺或逆，或吉或凶，有时君子道长，小人道消；有时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易传》把这种特定的阶段称之为“时”或“时义”。“时义”也就是卦义，这是一卦的主旨，六十四卦，每卦都有一个主旨，因而每卦都代表一个特定的“时”。时是中观层次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历代的易学家都十分重视时的研究。比如王弼说：“夫卦者，时也。”王通说：“卦也者，著天下之时也。”程颐说：“看《易》且要知时。”吴澄说：“时之为时，莫备于《易》。程子谓之随时变易以从道。夫子传六十四彖，独于十二卦发其凡，而赞其时与时义、时用之大。一卦一时，则六十四时不同也。”薛瑄说：“六十四卦，只是一奇一偶，但因所遇之时、所居之位不同，故有无穷之事变。”蔡清说：“有随时而顺之者，有随时而制之者。易道只是时，时则有此二义。”

六十四卦的卦爻结构在《易经》中既已定型，但是《易经》却没有根据这种卦爻结构提炼出时的概念。这是因为，《易经》属于巫术文化范畴，尽管卦爻结构在巫术文化中有着预测吉凶休咎的功能，但是它所预测的对象并不是客观事物的变化，而是鬼神的意旨，人们用不着对卦爻结构进行理性的分析。时的概念是《易传》把卦爻结构改造为表现阴阳哲学的工具而后形成的。照《易传》看来，卦以六爻为成，爻分奇偶，位有阴阳，由初爻以至上爻，从它们相互之间的承、乘、比、应的关系可以看出阴、阳两大势力的不同的配置情况。这种配置情况是由客观形势的推移变化所结成的关系网，它总揽全局，对六爻起支配作用，是不以六爻的意志为转移而必须生活于其中的具体处境，从而构成六爻所遭逢的一种时运或时机，简称为时。由于阴、阳两大势力的配置情况错综复杂，千变万化，有的配置得当，有的配置不当，有的形成了优化组合，有的发生了矛盾对抗，因而六十四卦之时显示了某一个特定阶段事物的存在状态，是一种认知的模型，人们可以通过对卦爻结构进行理性的分析来预测事物的发展前途。

关于六十四卦之时，历代易学家作了各种各样的分类。孔颖达在《周易正义·豫卦》中从冲突与和谐相互转化的角度分为四类，他说：“然时运虽多，大体不出四种者，一者治时，颐养之世是也；二者乱时，大过之世是也；三者离散之时，解缓之世是也；四者改易之时，革变之世是也。”李觏在《易论》中从时有小大的角度分为两类，他说：“是故时有小大。有以一世为一时者，此其大也；有以一事为一时者，此其小也。以一世为一时者，否、泰之类是也，天下之人共得之也；以一事为一时者，讼、师之类是也，当事之人独得之也。”李光地在《周易折中》则根据时之所指分为四类，他说：“消息盈虚之谓时，泰、否、剥、复之类是也。又有指事言者，讼、师、噬嗑、颐之类是也。又有以理言者，履、谦、咸、恒之类是也。又有以象言者，井、鼎之类是也。四者皆谓之时。”

通过时这个概念，人们对阴阳变化的认识是更为深化了，对事物的存在状态及其发展趋向的把握是更为具体了。其实，时这个概念既不是《易经》的卦爻结构所本有，也不是《易传》的独创发明。先秦时期，儒、道、墨、法各家都对时的问题作了大量的研究，普遍地不把时当作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而与天道人事的具体存在状态及其发展趋向联系起来，使之上升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易传》只是总结吸收了各家研究的成果，把时的义理内涵纳入卦爻结构的象数形式之中，而显示了自己的特色。所谓“卦之德方以知”，“知以藏往”，卦之所以具有这种认知功能，关键在于其中蕴含着时的哲学义理。《易传》的这种“卦以存时”、象数与义理相结合的做法，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易学传统，不仅以严整有序的符号系统为人们提供了六十四种关于时的认知模型，帮助人们把时的概念广泛地扩展应用到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而且揭示了爻变引起卦变的原理，启发人们立足于和谐的价值理想对客观形势进行调整与控制，或随时而顺之，或随时而制之，把认识转化为行动以“开物成务”。这就由中观层次进入到微观层次来了。

微观层次着眼于爻的研究。爻由蓍生。“蓍之德圆而神”，“神以知来”。人们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带着实践中所碰到的疑难问题，揲蓍生爻，去向《周易》请教，目的是为了对形势的发展作出预测，以决定自己的行为选择，这实际上是一种决策活动。因此，爻的功能是与卦的功能不相同的。王弼在《周易略例》中指出：“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所谓“适时之变”，包括适时与应变两个方面，适时是对总的形势以及自身的具体处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恰当的估计；应变是发挥主观能动性，采取正确的行动，推动形势朝着有利的方向转化。从这个角度来看，爻所代表的是行为的主体。尽管爻服从于卦，行为主体受时的支配，为客观形势与具体处境所制约，但却具有一定的自由度，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理想来选择自己的行为。

《系辞》：“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人们的行为有得有失，得为吉，失为凶。由于行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吉凶也在不断地转化。如果行为不当，犯了错误，导致凶的后果，那么由此而生悔，就有可能把凶转化为吉。反之，在行为得当而暂时获吉的情况下，如果骄傲自满，得意忘形，就会由此而生吝，使吉转化为凶。人们不能保证自己的行为一贯正确，只能要求自己少犯错误，犯了错误能及时改正，所以说“无咎者，善补过也”。为了善于补过，使自己的行为既能适时又能应变，人们应该对仿效天下之动的爻变进行仔细的研究。

所谓“六爻之义易以贡”，“易”是变易，“贡”是告知，一卦六爻的意义在于通过变化来告知人们以吉凶。究竟何者为吉，何者为凶，不能根据某种抽象的价值标准来判断，而应联系爻位的变化来确定。《系辞》指出：

《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

这是说，客观事物都有一个由始至终的发展过程，每一卦的六爻就象征着这个过程。初爻是始，上爻是终，中间四爻是事物发展的中间阶段。在事物的发展中，一开始难以预料后来的结果，有了结果，才容易了解事物的全局，决定事物的存亡吉凶在于中间阶段。所以每一卦的六爻，初爻拟议其始，上爻决定其终，中间四爻详尽辨别其是非，而卦辞是总论一卦的吉凶的。中间四爻，第二爻和第四爻为偶数，是为阴位。但二四远近不同，二多誉，四多惧。因为第二爻以柔顺居下卦之中位，具有正中的美德；第四爻则接近君位，必有所戒惧。第三爻和第五爻为奇数，是为阳位。二者贵贱不同，第三爻居下卦之偏位，第五爻居上卦之中位，故三多凶，五多功。但因三五皆阳位，故柔爻居之则危，刚爻居之则胜。

这是就爻位变化的一般情况而言的，如果联系到六十四卦之时来看爻位的变化，就有了三百八十四种互不相同的具体情况。因此，《易传》“以爻为人”，利用爻在卦中所处之地位及其变化建构了三百八十四种行为的模型，这些模型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涵盖了各种可能出现的具体情况，人们在安居无事时去研究它们，可以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增强自己的决策能力，在有所行动时去体会玩味，则可以从中找到应变之方，帮助自己去趋吉避凶。《系辞》指出：“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这就是说，对人们的行为实践进行具体指导的功能是由六十四卦中之三百八十四爻的爻位变化来承担的。

后世的易学家对《易传》所建构的这三个层次作了大量的发挥。有的侧重于天象，吸收融会了自然科学研究的新成果，把它们充实到宏观层次的宇宙图式之中，使之更加丰满完备。有的侧重于人事，依据中观层次与微观层次的结构原理来观察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用于拨乱反正、经世济民。由此可见，《易传》的这种经过了哲学改造的象数形式，作为一种立足于和谐的操作系统，在中国文化中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uuNNiLxuz2207TxouKah+EJy/XkfcDJZQM2gchmxccdvCUUXZlkMI1VD6MfOs9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