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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初，周恩来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创建时期，就十分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对中国革命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在他的推动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首先出版《少年》月刊，1924年，又和中共旅欧总支部合办，改出《赤光》半月刊。它在进行革命宣传、研究革命理论方面，在20年代的中国革命运动中产生过重要影响。在最近陆续发现的一批《赤光》中，有许多文章是周恩来同志亲自撰写的。
《赤光》的前身是《少年》月刊。由于《少年》内容充实，战斗性强，它在旅欧华工和勤工俭学生中很受欢迎。《少年》一共出版了13期。从第13期（1923年12月1日出版）以后，改名为《赤光》半月刊。
《赤光》第1期登载的《赤光的宣言》明确地宣告：“我们所认定的唯一目标便是，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我们这种鼓吹也决不是武断的主张，我们是要以科学方法综合而条理出各种事实来证明我们的主张无误。本此，便是我们改理论的《少年》为实际的《赤光》的始意，同时也就是《赤光》的新使命。”
改名以后的《赤光》大致上是按照上述宣言的原则去做的。《赤光》刊登的文章短小、精悍，联系实际，发行范围比《少年》更加广泛，周恩来同志为它撰写的文章很多。现在收集到的就有他用“伍豪”、“恩来”、“翔宇”、“翔”、“飞飞”等笔名发表的30多篇文章。平均每期刊载四五篇，有时达8篇。
在1924年召开的中共旅欧总支部的党代会上，增选邓小平同志为中共旅欧总支部委员，邓小平同志也参加了《赤光》的编辑出版工作。现在我们看到的《赤光》油印本，大部分都是邓小平同志亲手刻印的。
《赤光》于1924年2月1日创刊，从第1期到1925年6月7日出版的第33期《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上海市民特刊》为半月刊。在此期间，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正开始进入重新高涨的新时期——大革命时期。
1922年夏季，周恩来同志根据党中央指示，协助国民党派往欧洲筹建旅欧中国国民党总支部人员王京岐工作。经过旅欧共产主义者和周恩来同志的反复工作，1923年6月，旅欧共青团支部与王京岐达成协议。决定：一、周恩来、尹宽、林蔚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二、委派周恩来、尹宽担任国民党分部筹备员，着手进行巴黎区分部（即国民党巴黎通讯处）的筹组工作。
周恩来同志在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在《赤光》上发表了《军阀统治下的中国》、《革命救国论》、《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等文章。特别是《革命救国论》这篇文章，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敌、我、友三方面力量，以及中国革命动力和革命势力的构成，是对这一革命基本问题论述较早的一篇文章，它深刻地阐述了当时在革命运动中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
他强调：“全国国民运动将兴起了！”“革命是无疑而且确定了。但是，我们须看清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国民革命的势力究竟何在，且谁又是我们真正的友人！”明确指出：帝国主义的列强及其走狗中国新老军阀，是我们的敌人，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华侨五派是革命的势力。呼吁：“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
从1923年下半年到1924年，以反对曹锟贿选总统为起点，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对直系军阀的斗争。一些反直系的军阀也纷纷加入这个运动，企图攫取北京的中央政权。这又蒙住一些人的眼睛。周恩来同志总结辛亥革命以来各派军阀在帝国主义主子指使下混战的历史，揭露了军阀之间争斗的实质，指出：“段祺瑞赶走了张勋，日本的势力随即霸占了北京政府；吴佩孚赶走了张作霖，英、美势力当即继承了日本在中国的地位。陈炯明叛卖了孙中山，英国的香港政府立即成为广东的太上政府。”这些过去的事变，都是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所施的惯伎。历史事实指明，中国革命屡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忽略了革命势力真实的存在。周恩来同志强调指出：“今后当注意于国民运动中五派可靠的革命势力之发展，团结和引导，千万再不要误认为新旧军阀的四派势力之调和，可以得到那骗人的和平统一！”周恩来同志在这里所阐述的工农为主体，进行人民民主革命的思想比在《少年》登载的《共产主义与中国》又前进了一步。它不仅论述了共产主义基本原理适用中国，而且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具体阐明了怎样进行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具体道路。
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在旅欧共产主义者中间也曾进行激烈的争论。周恩来同志针对党内的实际思想指出：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下，“他们也渐觉悟到军阀不打倒，列强不赶开，他们的工商业是万难独立振兴的”，因而，他们中间在民主革命中分成两部分，“而不久的将来，终会有一部人会走入救国的革命队伍中”。但是，“依他们现时的阶级地位说，自然很难单独去号召一种革命。”“全中国的劳动阶级——特别是交通机关、矿山、工厂，常与列强资本势力接触，备受中国军阀凌辱的中国劳动阶级——终将为国民革命中一派最可靠的主力，这是毫无疑义的。”
农民，这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军之一。在旅法的共产主义者中间对这个问题普遍没有予以注意。周恩来同志尽管当时远在欧洲，却对国内的农民运动非常关注。他认真研究了20年代以后广东、湖南的农民运动。从1923年以后，这两个地区农民运动有了一定的发展。海丰十余万农民掀起了反抗租捐的斗争。湖南衡山的岳北农会发展到4万人，并四处宣传，引起地主的极大恐慌。周恩来同志列举上列两件事实，热烈地赞扬刚刚掀起的农民运动，指出：庞大的农民阶级是一支重要的革命势力，“这两桩事实全是证明中国农民是可以在不久将来走上革命战线的。”
周恩来同志对于中国革命各派势力的正确分析，丰富和发展了党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有力地促进了旅欧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从1923年11月到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旅欧支部和巴黎通讯处相继成立。在这些组织中，共产主义者和国民党左派占了优势。当时，周恩来同志任执行部总务主任（管行政和组织），李富春同志任执行部宣传科主任，熊锐同志任政治委员会长，聂荣臻同志任巴黎通讯处处长。巴黎区分部成立以后不久，党员人数达180人。其中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占大多数。
周恩来同志在《赤光》时期的另一个重要功绩，是发动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
国家主义派是由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为首的一小撮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和政客所组成。20年代，其主要骨干先后到欧洲留学。如：曾琦、李璜、何鲁之在法国；左舜生、魏嗣銮在德国；陈启天、余家菊在英国。这样，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反对国家主义的任务，主要就落在旅欧共产主义者的肩上。
《少年》第2期发表的周恩来同志《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就尖锐批评过国家主义。1923年7月，曾琦在旅欧华人反对国际共管大会上，别有用心地提出“暗杀运动”、抽象的“舆论运动”的口号，与周恩来同志提出的“推翻国内军阀，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对抗。并扣发了《告国内父老书》。1923年12月，曾琦、李璜等人发起成立中国青年党，开始有组织地与中共旅欧支部对抗。与此同时，他们与反共杂志《先声》互相勾结，攻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因此，在办《赤光》时期，周恩来同志和中共旅欧支部着重批判国家主义。《赤光》先后发表《批评曾琦君神圣联合与统一前敌》、《驳曾琦君底内除国贼外抗强权释义》等文章，向国家主义猛烈开火。在这些文章中，周恩来同志的《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航空学会的害群之马》就是两篇很有分量的文章。
周恩来同志深刻地阐述了“阶级革命”与“国民革命”的关系，驳斥了国家主义派对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污蔑。当时《先声》周报出版《反对中国国民党收容共产党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专号，叫喊：“共产主义的主张，明明是‘阶级革命’，明明是‘打破私有制度’，明明是‘无产阶级专政’，怎么周君是共产主义者也主张‘国民革命’呢？”周恩来同志针对他们的谬论进行坚决的驳斥，他写道：“不错，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主张‘阶级革命’的，是认定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的事实存在。但我们现在做的国民革命，却是三民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倒当权的封建阶级的‘阶级革命’。这何从说到‘国民革命’是阶级妥协？且非如此，共产主义不能发生，打破‘私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自也不能发生。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从理论上初步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
周恩来同志还批驳曾琦等人标榜的“爱国主义”，说：第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都被国际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因此，必须举起爱国主义旗帜，掀起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救国运动，“在主权被剥夺的弱小民族中国，尤其需要一个主权的收回运动。”但是无产阶级在开展救国运动的同时，“心中丝毫不能忘掉与我们受同样苦痛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弱小民族，亦即全世界的被压迫阶级。”第二，资本是国际的，现在全世界凡经资本主义铁蹄所践踏的地方，概都形成了同样两大阶级。“我们若认清事实，果想将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也非与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联合一致来打此共同敌人不可。故我们的救国运动，乃必须建立在国际主义方面。”第三，我们反对狭义的资产阶级爱国主义。因为它“对内会造成法西斯蒂，对外会养成帝国主义野心”。周恩来同志号召广大革命人民明辨是非，“决不容有此谬误的主张引导国人误入了歧途”。
曾琦、李璜等人鼓吹只要兴办实业、发展教育就可以使中国富强起来。周恩来同志驳斥了这种谬论。指出，处在帝国主义、军阀主义双重锁链中的中国，“若不从国民运动、企图国民革命入手，而仅右倾于振兴实业，图谋救国，或竟左倾于毁坏一切，自由行动，则结果转不过为国内无可发展的列强资本主义延长其尾间的生命而已，有志气而不甘堕落的中国人何能忍此？！”
在周恩来同志引导下，《赤光》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战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很多旅欧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开始认识曾琦、李璜辈的反动面目。1924年秋，旅法华工组织“新工人社”致函赤光社，痛斥国家主义之非，指出：“中国之沦为半殖民地，即是19世纪国家主义之赐。解脱方法，唯有联合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打破一切掠夺本国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帝国主义国家。”国民党旅欧总支部负责人王京岐也发表文章，驳斥国家主义派《先声》周刊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污蔑，指出：“近来我时或听着有些同志说，要非共产主义团体加入的，才是真正的国民党人或纯粹的国民党人。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很错的。”从1924年秋以后，旅欧的革命群众团体在旅欧各团体代表大会中占了优势。1924年12月，旅法各团体代表大会通过了华工总会、新工人社、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总会等25个团体关于声讨法帝国主义与皖系军阀代表徐树铮勾结活动的决议。从此，在欧洲的中国国家主义就此一蹶不振，逐渐走向没落。
《赤光》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在欧洲出版的一个革命刊物。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迅速地报道世界革命形势，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在《赤光》宣言中明确指出：“现时的中国已成为列强共管的半殖民地了，若是我们对于国际情势还不能十分熟习，或更不知万恶之源何在，则拯救中国的方法也必不能找到是处。”
周恩来同志在为《赤光》撰写的几十篇文章中，有很多文章是分析世界革命形势的。他指出，“以经济地位来说，不论无产阶级，便是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也都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他们是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主力军；“工业先进国中的无产阶级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弱小民族都是站在同一被剥夺、被欺凌境地的。”而社会主义的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工人之国”。因此，“在国民革命运动中，我们可引为友之国，自不外与我们立在同一境地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和无产阶级之国的苏联俄罗斯。这些，我们是要与他们以统一前敌的国际联合来企图世界革命而促成我们国民革命成功的。”
20年代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了对东方尤其是对中国的侵略。他们一方面策划对中国的经济命脉进行各种形式的“共管”，即共同支配。另一方面，又虚伪地宣布“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甚至佯称要放弃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但是，当中国政府欲与列强交涉此事的时候，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就立即暴露。法国政府在一封电报中气势汹汹地说，法国“不信中国有治理外人之能力”。周恩来同志揭露了帝国主义妄图“共管”中国的阴谋，指出：“我们当知道华会（即华盛顿会议）中给予中国人的‘甜头’是要中国人以更大的代价才能换回。青岛交涉如此了，威海卫的退还如此了，现在领事裁判权之收回，自然也要陷入同一运命中。”他大声疾呼：“继海关共管、邮政共管后，有盐税共管、铁路共管、江河共管，驯至全部财政共管了，乃便要完全实现共管中国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要（合）群起来，做国民运动，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工业先进国的无产阶级要日夕图谋阶级争斗，以便打倒国内资本主义。同时，更应联合起来，一齐向压迫阶级进攻。”针对当时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形势，周恩来同志指出，美、日帝国主义虽然暂时调节了它们之间的冲突，在对华的问题上达成了妥协。但是，它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不管日、美的战争急不急，总之，太平洋的风云已密布了。他们预备的是帝国主义战争！”周恩来同志号召革命人民应对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作好充分思想准备。“我们反抗帝国主义谋中国独立的战士，当兹风云起后，波涛涌起，切不要如欧洲大战的一般地逃避港中希图幸免，要切实地预备。”历史已经证明，周恩来同志当时对形势发展的预见，是十分准确的。
周恩来同志为《赤光》撰写文章，在时间上虽然是比较短的半年，而就内容来说，却是十分丰富的。它们在推动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影响是深远的。恩来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在旅欧时代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理论贡献，是党史上的丰碑，是党在理论方面的重要财富。中国人民将永远珍视它，研究它，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创造精神和科学态度，在新的革命征途上，奋战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