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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英名和光辉业绩，与世共存。在世界历史的史册上，他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早在青年时代，即在五四时期和建党初期，他就非常重视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世界历史和现状，联系中国实际，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1920年冬，22岁的青年周恩来，怀着志在四方，寻求救国济世的真理的远大志向，到法国勤工俭学。在1921年到1924年旅欧期间，他孜孜不倦地写了五六十篇政治论文和通讯，计二十五六万字。其中大量的篇幅是分析国际形势，报道世界革命情况。这是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放眼世界、精心研究并向中国人民报道世界情势的珍贵记录，是我党老一辈革命家从世界革命角度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重要历史文献之一。学习周恩来这些精辟的论述，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周恩来是怎样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建党初期制定党的纲领、政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的。这对于我们今天放眼看世界，研究世界历史和现状，加速我国四个现代化的步伐，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汇合成为一股汹涌壮阔的洪流，猛烈地冲击着资本主义世界。与此同时，列宁创立的第三国际，竖起了红色的世界革命的大旗，以崭新的姿态团结国际工人阶级和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展开了新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摆在各国共产主义者面前的一个迫切的重要任务，就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为创建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
以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十分重视对十月革命以后国际形势的研究。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就曾多次向新民学会会员提议派人到俄国和欧洲去了解革命运动情况，探索改造世界和中国的道路。1919年9月，毛泽东又亲自发起成立“以研究国内外大事”为宗旨的问题研究会。在该会章程中，他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再次强调：“问题之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
由于当时不可能直接派遣大批革命青年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不久的苏俄去，因此，当毛泽东听到有留法勤工俭学的机会时，他亲自组织革命青年到巴黎公社的故乡——法国勤工俭学。
周恩来与毛泽东持相同的见解。他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只有站在世界全局的高度上才能正确地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各项问题。他积极主张，为了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要“集中世界大事，作有系统的记载”，“选录翻译各种有关世界新潮的讨论同主张，供给现在正在求解放之中国。”
为此，周恩来在北方也倡导觉悟社成员赴欧洲勤工俭学，并具体地提出了旅欧勤工俭学的任务。他在给天津觉悟社成员的一篇通信中指出：旅欧期间“应当作的事也很多，如研究主义，调查欧洲劳动运动状况，翻译小册子，同他们（注：指共产国际和欧洲各国共产党）通点声气”
。周恩来在欧洲法、德等国勤工俭学期间，以身作则，带头履行这些任务。他在旅欧的华工和中国学生中间，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领导旅欧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的斗争，并从事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总支部和旅欧中国共产党总支部的创建工作。同时，还在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总支部办的刊物《少年》（后改名《赤光》）上撰文论述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问题；又经常向国内的天津《益世报》等有影响的报纸写“旅欧通讯”，并在天津《新民意报》的副刊《觉邮》上发表与觉悟社战友的通信，深刻地阐述了当时的国际形势特点和世界革命运动的各项重大问题。
20年代初期的西欧，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高潮的时期。周恩来深入地考察了当时欧洲工人运动，热情洋溢地歌颂欧洲各国工人的英勇斗争，深刻地阐述了十月革命以后国际工人运动的根本特点和发展的总趋势。他在《劳动世界之新变动》一文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后，“劳动问题和社会主义在欧洲各国已结成不解之缘。”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劳动阶级获得解放，“这不但欧洲如此，美洲和澳洲的工人也都是这样相信，甚至现在新潮流方侵入的亚洲，也都发生了一点影响。社会主义之不可侮，实已成了必然的趋势。”
1921年4月，英国爆发了百万煤矿工人大罢工。当时周恩来正在英国考察，他立即把手头上正在写作的稿件停了下来，集中精力考察和报道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写了《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影响》等一组通讯，热烈赞扬英国工人阶级的壮举，介绍他们的斗争经验，指出：“此次罢工约及百万，益以家人，盖其数约达三百万（人）以上”，“持久之力，固足为吾人所倾倒，而其损失牺牲之大，要亦足令吾人惊叹不已。”他以这次大罢工为例说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才是工人运动胜利的指针，“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观此益信。”
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虽然一时被镇压下去了，但是斗争在继续，西欧工人运动在发展。周恩来指出：“英国于战后之乱机四伏”。“今日英伦岛上，已处产业危殆期中。”“不仅英法为然，欧洲各国莫不为然，而以战败国为尤甚。”因此，“欧洲之危机终不可免会发生‘变故’，‘祸乱’之生，岂易幸脱！”
十月革命以后，欧洲无产阶级掀起了巨大的革命风暴，狠狠地打击了各国的反动派，但是，到了20年代初期以后，各国工人的斗争相继被镇压下去。周恩来分析了欧洲工人阶级奋勇作战，但是斗争却迟迟未能取得胜利的原因，指出：“所可惜的，现时英法的劳动界中有许多叛卖劳动阶级的工党、社会党领袖，欺骗着工人，阻挠着革命，以致第三国际前敌一致的号召，到现今还未见效。”
他深刻地总结了当时欧洲工人阶级斗争失败的教训，批判了在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残余影响下，一些工党、社会党领袖的叛卖行径，明确而庄严地指出：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马克思主义著作是工人运动胜利的保证，“可贵可重”，劳动阶级必须以马克思主义著作“为经为典”
。周恩来的这一明确思想，也对在中国创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起了推动作用。
周恩来不仅深入地考察了欧洲各国工人的政治、经济状况，而且广泛地研究了流行在西欧工人中间的各种思潮，深刻地论述了各国共产主义者在思想战线上的战斗任务。他尖锐地批判流行在欧洲各地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指出：工团主义者“活动的范围太狭了，不问政治”，“但是政权在资产阶级手里握着，生死的命运既由他们操着，工人那有成功的希望呢？”无政府主义也是行不通的，“在现在旧经济势力资本主义势力极兴旺的欧美，要想无政府主义的鼓吹能摇动人心这不免等于梦呓。”周恩来指出：2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不断发生，“近已见衰”，越来越多的工人摆脱资产阶级影响同情“赤色”，“倾向于第三国际和国际赤色工联了！”
周恩来满怀战斗豪情地指出：“赶机会图改良在欧美已暴露了他的无能”，共产主义“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中国也是这样。“我们决不宜人云亦云，误认中国尚须守着那机械式的变化，尽量接受那流毒未已的资本主义”，“走这条死路。”
在这里，他批判了那种机械式的两段革命论的思想，而那种思想正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认为在中国应先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从而自动地放弃了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则是从建党一开始，就深刻研究了十月革命后新的时代特点，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明确认识到中国不应走西方资产阶级走过的老路，而要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高高地举着它，而当时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从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到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都一致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周恩来坚决站在列宁和第三国际一边，驳斥修正主义和各种反动思潮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攻击，在《西欧的“赤”况》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当信共产主义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当因时制宜。”在这段话里，闪耀着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光辉思想。24岁的周恩来还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以武装力量夺取政权的思想，他向战友和工人群众说明：要根本改变工人阶级所处的境遇和地位，绝对不能满足于经济斗争，不能搞改良，而必须投身到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中去，必须掌握军队进行暴力革命。他反复研究了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全面考察了西欧工人运动的现状，深刻地指出：“西欧革命的机会在最近的几年确是很难，但法国工人同军队一旦能联络起来，这事便有了希望。”
在批判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周恩来也坚决地驳斥了当时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一些人以极左的言词对列宁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略和策略的诽谤，指出当时列宁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采取的一系列灵活的策略措施是正确的，“于共产主义将来有利”。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把高度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一切从实际出发，才有利于无产阶级和人民事业。对当时列宁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苏维埃俄国决定与英、德等国建立外交关系，发展贸易等措施，他严正地指出：列宁是正确的，“老实说，俄罗斯要没有列宁……1917年的革命也早塌台了”（《西欧的“赤”况》），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从这些精辟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周恩来在建党初期就坚决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拥护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他和毛泽东一样，都是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道路的忠诚继承者，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英勇战士。周恩来同志在旅欧期间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刻分析和精湛见解，受到广大共产主义者、工人和进步青年的称赞。何长工同志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周恩来同志“经常奔走于柏林和巴黎之间，组织报告会，在先进的勤工俭学学生与华工中进行形势教育，使大家认清前途，坚定‘共产革命’的信心与决心。……他的报告语言生动，分析透彻，非常引人入胜”
。《觉邮》第2期在刊登周恩来同志的旅欧通讯后写道：“伍君（注：即伍豪，就是周恩来同志）到德（国）后，对于主义的宣传甚为尽力”，“成绩良好”。
20年代初期，国际形势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帝国主义加紧对世界霸权的争夺和对领土的瓜分。周恩来同志在旅欧期间，通过对一些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考察，有力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强盗的真面目。
怎样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本质，这是当时在分析国际形势中，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战胜的协约国先后召开了凡尔赛和会（1919年1月）和华盛顿会议（1921年11月），并成立了国际联盟（1920年）。在这些会议上，美、英、日、法等国各怀鬼胎，演出了一场强盗分赃、互相搏斗的丑剧，竭力想从宰割战败国和掠夺弱小民族之中抢占最大的份额。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却虚伪地利用各种“和平”、“友爱”的动听词句来掩饰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侵略本质。美国总统威尔逊在把预定要成立的国际联盟条约提交巴黎和会时，曾装模作样地宣称：“猜忌和阴谋的帐幕已经撤掉”，“人们彼此注视着说道：我们是弟兄……这里是我们的弟兄的及友爱的宪章”。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走狗胡适之流，也竭力散布：“战后经过远东局面大变，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危险了”，“所以我们现在尽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国际侵略的恶梦。”
周恩来同志具体地分析了从凡尔赛和约到华盛顿会议的整个历史过程，连续写了《德国赔款问题之决裂》、《待开声中之华盛顿会议》、《大西洋上之太平洋问题》等重要通讯，揭露了帝国主义标榜的“和平”、“友善”的实际内容，一针见血地指出：协约国强盗们所谓的永久和平，“乃不过外交官口头一种辞令”，他们的所谓欧洲安定，“仅为凡尔赛和约中欺人之语”
。
在巴黎和会上，英、美、日等帝国主义虽然在某些问题上达成暂时的妥协，但是并没有解决彼此之间的根本分歧。和约墨迹未干，它们又展开了新的激烈的争夺。正是当年积极倡议建立国际联盟的美国，由于夺取国际联盟的领导权和称霸世界与太平洋的野心遭到挫折，就翻脸拒绝批准参加国联和凡尔赛和约。巴黎和会以后，国际联盟虽然勉强地拼凑起来，但是仍形同虚设，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历史是最好的见证，“国际联盟成立两年矣，其能解决此纷纠者，果有何事？……其成效可无言，则凡尔赛和约之等于废纸也明矣！”
而当时正在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实质上是巴黎和会的继续和发展。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施加种种压力拆散了英日同盟，代之以“四国条约”（即美、英、法、日四国《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这个条约像凡尔赛条约一样，也是极不巩固的。周恩来同志指出，四国条约“内容仅四条，不言军事，空空洞洞说了几句绅士派的话”，“太平洋四国所隐伏之祸乱，条文（中）既一无道及，一无解决”，至于遇有冲突，“其开会再续如何，解决之办法如何，其所依据者如何，均未道及。”“总之，此次协定，在当事者欲力避武力恐吓与武力解决之嫌疑，而又无他保证此平和，故乃定此半吞半吐之条文。”
华盛顿会议主要的议题是中国问题，所谓太平洋问题也“始终如一者则为对待我国”。周恩来同志尖锐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既争夺又合谋侵略中国的实质，指出，对于英美来说，华盛顿会议的目的是“以解决太平洋及远东纷争为名，而欲日本所种种独占（中国）政策有所让步”，“即恢复昔日利益均沾条件，切实言之，即英美欲与日本平分东亚一切权利”。而日本“野心未艾”，“本为反对此策略之国，因共管之局（面）实现，则特殊利益和特殊地位即难存在”，“而碍其单独侵略之进行”。因此，在华盛顿会议上，“争执之烈，必为美日为甚。”周恩来同志强调指出：英、美、日帝国主义所争夺的“咸以吾国为对象”，“吾人处此，已届最险期中！”
他沉痛地说：“国事败坏至今，纯由吾人受二重之压迫，即内有冥顽不灵的军阀，外有资本主义之列强，吾人欲图自救，必须推翻国内军阀，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
怎样看待帝国主义大肆鼓吹的裁减军备谈判，这是当时在分析国际形势中遇到的又一重要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英、日、法等国一面竞相扩充军备，另一方面，又力图利用裁军谈判来削弱对方，欺骗世界舆论。在华盛顿会议上，经过三个月的激烈争吵，美英日法意五国签订了所谓《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即“五强海军协定”），规定了各国主力舰的比例。条约签订以后，帝国主义各国开动宣传机器，鼓吹“限制海军军备协定”为太（平洋）会最大成绩，日本海军大臣加藤宣扬：“实现这个方案”“可省去十万金”。美国总统哈定鼓吹实现了美国提出的裁军方案以后，能“免以后一切世界战争之痛苦”，“促进人类永久和平”。周恩来同志以《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为例，驳斥了帝国主义的无耻谰言，尖锐地揭露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者宣扬假裁军、高唱和平经的虚伪性，指出：“限制军备一事，本为欧战后所盛倡之道，然也巴黎和会所限制者仅为德奥，协约国固无与也。迨国际联盟开会，世界酷爱和平之人，又复希联盟各国于此事能有所尽力，然言之有人，议决焉、实行焉，乃终等于痴人说梦。”周恩来同志总结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华盛顿会议“五强海军协定”签订的裁军谈判的历史指出：“各强国今日所急于从事者，仍在求势力之均平”，军备“绝非”以限制二字可以解决，帝国主义列强也决不会“因此一会，此后不复扩张军备，而有所收束”。“五强海军协定”表面上似乎解决了列强的海军力量对比问题，但是它并没有解决英、美、日、法、意等国之间的深刻矛盾，特别是美日在太平洋争夺霸权的尖锐矛盾。周恩来同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观点深刻揭示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指出：帝国主义疯狂地进行军备竞赛是有深刻的根源的，“英之海军，为保护其世界商业之霸权，美之海军，一为与英争霸，一为防日之野心……至于日（本），则海陆军之扩张，更为其侵略野心之驱使，故表面之军事问题，其内容实含有极复杂之经济问题。”
他指出：“今日世界之海权之竞争，已渐驾陆地之竞争上。”
这是关系到帝国主义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帝国主义列强决不会由于“五强海军协定”而放松其扩军备战的步伐，华盛顿会议还未收场，它们就一面谈判，一面加紧修建正在建造中的主力战舰，并掀起了建造条约限制以外的主力巡洋舰的新的竞赛。周恩来同志明确地指出，资本帝国主义是列强争斗不休的根源，“资本一天不打倒，他的最后保证者帝国主义的混战永不会消灭”
。这就阐明了世界战争的根源，阐明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在裁军问题上的原则立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由于发了战争财，实力大增，在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也就取得了一定的优势地位。在华盛顿会议上，它“以主人自居”，俨然以世界霸主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周恩来同志在他的国际评论和通讯中，对新兴的美帝国主义企图称霸世界的野心和对中国的侵略活动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在华盛顿会议前夕，美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既相互指责，又暗地进行密谋勾结。为了争取日本接受美国的条件，参加这次会议，美帝与日本政府“秋波相送”，来往频繁，“竟意认山东问题已规定于和约，会议中将摒而不与议。”周恩来同志愤怒地指出：美国政府这种越俎代庖，以主人自居的态度，粗暴地践踏了中国的主权，“是直以日人之言为是，而以吾人之反对为非，慷他人之慨，以图会议之开成。”他严正地指出：“太平洋及远东问题中之关系吾国者，吾本自有主权，何劳他人代议。”
表示了中国人民不受骗、不可侮的坚强意志。周恩来同志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既要前门拒虎，坚决声讨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我国山东领土的罪行，又要后门防狼，决不能对美帝国主义产生幻想。“对日问题，无法争回，则东亚永无宁日，对英美之共管说，无法打销，中国一切设施更永无自由可言”，如果让英、美、日、法串通一气，“吾东亚一片土必将遭大劫也！”
华盛顿会议的进程，完全证实了周恩来同志在会前的预见。在华盛顿会议上，列强除了签订“四国条约”和“五强海军协定”以外，还炮制了一个对华政策的“九国公约”，限制了日本在太平洋上的霸权，形成了美、英、日暂时妥协、共管中国的局面，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签订了一个公约，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但是，帝国主义的矛盾并不能经华盛顿会议“悉化为云烟”（《大西洋上之太平洋问题》），此后，帝国主义进一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争夺，中国人民的灾难更加深重了。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国际形势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开展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危机的开始。从1919年到1924年，亚、非、拉地区规模浩大的民族解放斗争沉重地打击着帝国主义的后方，猛烈地震撼着资本主义世界的心脏地区——欧洲。周恩来同志在旅欧期间，剖析了欧洲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考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附属国的解放斗争对殖民体系的严重打击，深刻地论述了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大好形势及其伟大作用。
英帝国主义是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战后的巴黎和会，英国夺取了德国的大部分殖民地，成为世界上拥有殖民地最多的宗主国。但是，在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打击下，却又顾此失彼，外强中干。所谓“国旗不夜之国”的“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正在趋向衰落。1918年到1922年，当时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掀起了反帝斗争的怒潮。1921年，英国另一个殖民地埃及，也爆发了反英起义，迫使英帝国在1922年承认埃及独立。在英伦三岛本土，战后的爱尔兰争取独立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周恩来同志高度评价战后的英属殖民地附属国的斗争，在《英帝国会议之内幕》一文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之对外虽曰大英帝国，究其实，各州属地……不复一统矣，至若殖民地，则埃及印度，骚动时有所闻，考其英本国所在地，则爱尔兰之乱继长增高。”周恩来同志阐发了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斗争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积极因素的光辉思想，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的重要性，指出，如果英国工人阶级与殖民地人民联合起来，“爱尔兰革命成功于内……埃及、印度革命成功于外，加拿大、南澳、南非各绝其供给”，“则英帝国将不崇朝而消灭，虽有强大海军，虽有海上霸权，终亦将随帝国虚荣以瓦解。”
周恩来同志发出战斗号召，指出：“我们虽是中国人，我们的眼光终须放到全世界上来，我们不必想取捷径，也不必畏难苟安，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所共负的艰难责任，我们也应当分担起来。”
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的历史使命的透彻了解和胸怀世界革命全局，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
周恩来同志还不断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制造事端，插手中小国家的民族纠纷，破坏各国民族解放斗争的阴谋活动。他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近东的希腊与土耳其的争端等事件说明，所谓帝国主义“调解”、“仲裁”的实质。1920年6月，英国支持希腊入侵土耳其，以破坏凯末尔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英国的行动损害了法、意帝国主义在土耳其的利益，于是，法、意提供军火，支持土耳其，保证“同情”他们的斗争。与此同时，协约国各国又装模作样在希、土之间进行“调解”。但是，正如周恩来同志所指出的：“希土问题反因协约国之调解增纠纷。”成为当时国际形势一个突出的问题。周恩来同志指出：弱小民族要图生存，必须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操纵进行坚决的斗争，决不能对大国列强抱不切合实际的幻想。他指出：帝国主义列强“既思操纵，其目的必在肥己，肥己必瘦人”
。被压迫民族如果依赖帝国主义“调解”来“协商”“解决”，则一方祸乱之源，却因其调解“愈增其纠纷，伏将来无穷大患”。这就是在希土争执中，英法帝国主义“两国协商之真价值”
。20年代希腊、土耳其争端的发展和整个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都证明，周恩来同志的论断是很正确的。
1920年6月，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向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发出了坚决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号召，周恩来同志正是最早响应列宁号召身体力行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之一。我们要以周恩来同志为榜样，努力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指导，正确分析世界历史和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世界现状，在党中央领导下，为努力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为担负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伟大使命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