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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之际，我们不禁联想起在五四时代探求真理，一生为真理而献身的伟大勇士——周恩来。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是勇敢和无私的象征。他的名字，使我们坚强、奋发。每当我们想起他，就会增添勇气，驱散忧愁，勇往直前。他同我们虽然永别了，但是他探求真理、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却使我们从中得到深切的教益，是我们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在这里，我们介绍他在“五四”和旅欧时期探求真理，立志为真理献身的思想发展过程。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是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提倡科学与民主的一场伟大革命群众运动。它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历史转折点。五四运动推动周恩来走上了坚信共产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建立共产党，彻底改造中国社会的革命道路。1919年他参加并领导了天津的五四运动，他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提出了发动劳动民众、改造旧社会、铲除孔孟的旧道德、改造旧思想的战斗目标，组成了一支宣传科学、民主和爱国思想，反对孔孟的旧教条，反对迷信和独断的革命青年队伍，同孔孟之道、同旧世界的传统势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920年冬到1924年夏，周恩来先后到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为实现“共产革命”孜孜不倦地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和赵世炎、陈延年等一起，领导了中国学生和华工向反动势力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在斗争中创建了中共旅欧总支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为我们党的建党建团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经过伟大的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和旅欧期间的斗争实践，周恩来由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青年，成长为一个坚定的、较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
从五四运动到旅欧期间，周恩来始终提倡、发扬科学与民主的精神，从实际出发，探求革命真理。在他身上，鲜明地体现了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相统一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他探求真理，有着明确的目的，把握正确的方向，坚持科学的态度。他的思想，随着斗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切理解而趋于成熟，革命实践、探索真理的过程，也是他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过程。
毛泽东指出，在落后的中国，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经历千辛万苦，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周恩来就是这样。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始为救国救民寻找真理。1910年至1913年，他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求学期间，树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学习的明确目的，把个人读书和救国图强联系起来。1913年进入南开中学后，为了挽救“积弱不振”、“外侮日逼”的祖国，他组织进步团体，“研究各种学识”
，探求救国真理，大声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尽管周恩来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爱国民主思想，但是当时他在学校里“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
，难以找到挽救国家、改造社会的正确思想武器。
1917年，周恩来怀着救国济世的革命志向和研究新思潮的急切愿望，东渡日本留学，寻求革命真理，探索前进道路。留日期间，正是从十月革命到五四运动这段时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影响传到日本，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思潮在日本广泛流传。他从一些报刊上看到了关于苏俄社会主义的介绍，也读了介绍其他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包括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新村主义等的文章。他特别热心阅读了日本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传播者河上肇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等书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这是他思想上科学社会主义萌芽的一个重要阶段。对“新思潮尤所切望”
的周恩来，一经接触马克思主义就感受到真理的光辉，在追求真理的雨云浓雾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光明”，“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娇妍”
，内心无限的欢欣和振奋。他要为这“光明”照遍全球而奋斗。随即他弃学回国，不久就投身到五四运动的革命风暴中，在敌人黑暗的牢狱里，勇敢地点燃起马克思主义的光明火炬。1920年五六月间，连续向同狱战友讲演“马克思传记”、“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阶级竞争史”和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和‘资产集中说’。”
这充分表现了周恩来为宣传真理而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时，也说明还在五四时期的1920年春夏之交，他在探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途程中，已经具有较有系统的造诣了。
1920年11月，周恩来远涉重洋，赴欧勤工俭学。他的出国，既不是为了“留洋镀金”，也不是单纯学习科学知识以掌握一技之长。他赴欧的目的十分明确，为的是研究“世界新潮流”，从中找出“治本”的办法，“供给现在正求解放的中国”
，就是为了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真理，为根本改造中国寻找出路。在旅欧三年多的时间里，他一方面进行革命的实践，不遗余力地勤奋工作，一方面孜孜不倦地学习，从事理论的研究。旅欧期间，是周恩来思想发展的关键时期。他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领悟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精神实质，找到了通过“共产革命”根本改造中国的道路，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
五四时期，周恩来就开始注重群众，注重实践，注重理论的研究和宣传，把自己学到的救国救民的新道理和新思想，通过各种形式宣传给群众。他号召男女学生宣传国内外形势，作“每天实行警醒社会的事业”
，使人们觉悟起来，复兴中华。旅欧期间，他边劳动、边学习、边战斗，坚持调查研究，坚持亲身实践，寻找真理、掌握真理、实践真理，紧紧把握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向。
周恩来不仅阅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注意从理论上弄通马克思主义原理，还非常注意密切联系实际作充分的调查研究。他特别注意了解和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关注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高度评价列宁的革命实践和理论贡献，指出“俄罗斯要没有列宁……1917年的革命也早塌台了”
。他认真学习、热情宣传无产阶级团结战斗的革命精神，实地考察了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罕见的1921年初煤矿工人大罢工的情况。在《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影响》等文章中，赞扬英国工人阶级“万众一心”，“其精神，其魄力，其勇敢”真是“难能可贵”，向勤工俭学生、华工和国内群众宣传介绍。他十分重视考察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写了大量通讯，及时揭露帝国主义重新瓜分殖民地，特别是瓜分中国的罪恶活动，唤起国内人民的警惕，号召人民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他还广泛调查研究了西欧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科学地分析了这些国家工人运动的发展趋势，指出：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近已见衰”；欧洲的无政府主义“其势力渐渐等于零”；社会党人“朝三暮四”，“吃党饭的太多”，法国本来无政府工团主义非常严重，“现在共产主义差不多可说要起而代之了”，共产党“近来已大行发达”。
他欢呼“社会主义之不可侮，实已成了必然的趋势”
。
周恩来在实践斗争中通过调查研究而得出的这些明确思想，传播到国内，对于启发我国人民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选择十月革命的道路，起了很好的作用。
周恩来尤其注意联系中国社会的实际，认真研究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认定共产主义是中国的“救时良方”。这一光辉思想集中反映在他1922年8月写的《共产主义与中国》
一文中。他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地论证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批判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性，阐明了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伟大真理。文章“从经济状况上立论”开始，明确指出：“共产主义之为物，在今日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世界上只有一个共产主义能使这个责任无国界无种界地放到无产阶级肩上，也只有他能使中国民族得于人类中间彼此一视同仁。”文章深刻批判了“那流毒西方未已的资本主义”，指出“资本主义的祸根，在私有制”，在此基础上产生一系列“资本主义的害处”，如：“自由竞争”，“互相侵略”，“生产无政府状态”，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和“闭塞工人知识”等等。这一科学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对内巧取豪夺、剥削人民，和对外侵略扩张的反动本质，指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摆脱经济危机和克服由私有制带来的各种矛盾。周恩来说，要“消灭其毒则除变更其经济制度外，实无他道”。因此，“在自然趋势上”资本主义制度“终久必归崩溃”。周恩来指出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根本走不通，它是使中国人民“困苦颠连，以致万劫难复”的一条“死路”，“我们从这个观点上，永远要与资本主义为敌。更绝对不能容许拥护这个主义的方法在中国滋长茂盛起来。”针对无政府主义的错误思潮，周恩来尖锐指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已有了十年以上的历史，他利用中国人的惰性和容忍，竟与那些思想堕落者结成了不解之缘，他们都自命为提倡科学的人，其实他们只会高谈那空想的艺术，高谈几个‘真’、‘善’、‘美’的名词，论到实在的开发实业的方法，恐怕除掉毁坏大规模生产，反对集中制度外，无什么具体主张。”周恩来还批判了胡适和江亢虎、张嘉森等的反动思潮，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一针见血地指出：“便令胡适等的‘好政府’，江亢虎、张嘉森的‘德意志社会民主主义’都能如愿实现，但他们后边所能凭借的民众与阶级究竟是什么？所开发的实业究竟是什么？所开发的实业究竟为了何人？”他说：“依着现在中国的时势，一切缓和修正的办法都无所施”，只有共产主义“为彻底的改造良方”，不论中国，不论世界，都要走共产主义这条“顺势变更”的道路。我们的历史任务是“努力预备革命，实行共产革命”。
《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还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实行“共产革命”、“变更经济制度”、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条件，明确指出：“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的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周恩来科学地预见到，无产阶级在取得了政权、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要把工作的中心逐渐转移到“经济革命”方面来，指出了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大力发展生产和克服人民意识中因循守旧思想的极端重要。他写道：“共产革命的主要条件便是经济革命。在革命未成功前，我们只是个破坏，无所谓建设。革命成功后，生产劳动阶级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消灭了私有制度，集中了资本，公有了农田，重用世界上无作用的科学家来帮助无产者开发实业，振兴艺术，更进而求生产力和消费力的均平配合。”作为人类共同财富的科学技术是没有阶级性的，也是没有国界的，“资本主义害处……不在他利用科学，乃在他闭塞工人的知识”，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只有使“科学为全人类效力”，“人类才得脱去物质上的束缚，发展自如。”周恩来深刻指出：“隐遁”在中国人民思想上的“宁静无为”、“知足常乐”的保守观念，“与科学革命产业振兴本已格不相容”，任其“孳生”，“便于外国资本的侵略掠夺”，他号召；“我们与其在现状中作法自毙，莫如大彻大悟集合众力一心一意地从事革命。”
周恩来在半个世纪以前阐述的这些基本思想，对于今天我们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事业，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周恩来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向。他不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学习马克思主义，而是亲身投入群众的实践，在斗争中学习真理、宣传真理、捍卫真理。他除了领导中国学生的斗争、开展华工运动外，还用很大精力从事建党、建团的工作。1921年3月，他在巴黎参加了旅欧的共产党小组。同年冬，同赵世炎、陈延年等创建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即共青团）。1922年3月他从巴黎到柏林，在旅德中国学生中建立与发展共产主义组织。6月，在巴黎召开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代表大会
，他和赵世炎、陈延年被选举担任领导工作。8月，根据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也是他们担任领导工作。
在建党建团、领导旅欧总支部工作中，周恩来重视思想建设，发扬党内民主，注意培养干部。他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强调“特别注意于宣传主义，吸收同志”。他为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起草的团章的第一条规定：申请入团者，必须做到“对于共产主义已有信仰”。他把学习、宣传共产主义列为团的根本任务，指出“本团旅欧之责任及今后应有之活动——大体规定为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换言之即是列宁的谓‘学’，‘学共产主义’”，“内部训练问题——以进行共产主义研究会为最要之事”
。他认真组织大家学习马克思主义。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中，曾介绍朱德回忆周恩来领导的旅欧支部进行学习的情况：除了党员们在大学的正规课程之外，每星期举行讨论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学习和讨论中国革命的各项问题，研讨《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教科书，详读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机关报《向导》杂志，分析中国的革命斗争，等等。
周恩来非常重视发扬党内民主，注意倾听各种批评和意见。据何长工回忆：“当时我们差不多每隔半年就开一次代表大会，会上，周恩来总是十分详尽地向大家报告工作，并把总支部形成的所有文件，出版的刊物放在代表面前，让大家充分审查讨论。”
他在旅欧期间树立的这种优良作风，在回国后的50多年中更加发扬光大。他是党内民主作风的模范。
周恩来非常重视培养干部。除了在斗争实践中培养外，从1923年起，旅欧总支部还陆续选送大批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每次他都亲自从巴黎送到柏林。旅欧总支部在短暂的革命活动中为我们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领导干部。他们为建立我们的党、军队和国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很多同志在艰苦的斗争中先后英勇壮烈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蔡和森、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肖朴生、向警予、熊雄、孙炳文、郭隆真等；还有很多同志，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爱戴，如朱德、邓小平、李富春、陈毅、聂荣臻、徐特立、蔡畅、李维汉、何长工等。这是旅欧支部的光荣，也与周恩来的努力工作分不开。
在旅欧勤工俭学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以周恩来为杰出代表的一大批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他们身上有着许多明显的优点：他们抱着救国救民的革命目的，在国外亲身参加现代工业生产劳动，从事工人运动，深受工业无产阶级的熏陶，具有团结战斗、彻底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具有发展生产、重视科学、开发实业、振兴艺术，彻底改变我国落后面貌，使“中华腾飞世界”的宏伟志向；他们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深刻领悟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有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他们认真学习和实践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又接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彻底的民主精神的影响，憎恨中国社会的封建专制主义，养成反对迷信、专制，倡导科学和民主的优良作风；他们注重世界新思潮的学习和研究，打破狭义的国家范围，不囿于一国一地的狭隘经验；他们不是闭目塞听、故步自封、思想僵化、夜郎自大、唯我独尊，而是见多识广、目光远大、胸怀开阔，从世界革命角度探索解救中国的革命真理，并且勇敢地分担“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建新社会所共负的艰难责任”
。他们是爱国主义者，又是国际主义者。
周恩来勤于学习，思想活跃，敢于和善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在革命前进的道路上，他的思想逐渐成熟。发表于1922年《少年》第2期上的《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就是一个标志。文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对当时革命进程中提出的关于科学、民主和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和精辟的论述。
共产党人只相信科学，不相信宗教神学。周恩来论证了科学信仰同宗教迷信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指出：社会改革“当重科学精神”，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所提倡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科学，而不是宗教教条。共产党人“信仰”“纯本科学精神探求出来的共产主义”，而不“迷信”“锢蔽思想”的宗教精神。我们之所以信仰共产主义，是因为这个理论是从“实际”中来，并在“实际”中经过“试验”而被证明了的科学。因此，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愈明，信愈真，感愈切，革命的精神遂能愈久而愈坚”。他非常强调“培植”“趋重‘实际’的精神”，认为社会改革和科学实验都“不可离它须臾”，无论是革命导师马克思，还是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安斯坦（按，即爱因斯坦），都具有“趋重实际”的科学精神。周恩来说，马克思本着科学精神，才创立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学说，不然，“共产思想还存留在乌托邦中”，“牛顿没有它（按，指趋重实际的科学精神），引力原理未必发明，安斯坦没有它，相对论不会出世。”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如果没有周恩来所说的这种“趋重实际”的精神，就不可能作出拨乱反正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从而也不可能出现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和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更谈不上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
周恩来在论证划分科学与迷信的界限时，着重指出实际的试验，是鉴别是不是科学真理的标准。他写道：“迷信与信仰何别？别在其所信的理论与方法，能否用在‘实际’上来‘试验’，换过来说，便是能否合乎科学精神。”说得何等明白：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才是科学，否则只能叫迷信。他坚决反对迷信和盲从，指出：宗教迷信是“‘牺牲弱者庇护强者’，长人依赖性，诱人容忍，‘锢蔽思想’”的“人类中的一种毒药”。他强调：“再申谈一句，凡有所‘信’都不应趋越于理智范围之外，出此便为‘迷信’。”
共产党人不仅要用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而且要用科学态度对待自己的领袖。周恩来指出，共产党人对领袖不能像“教徒对于神父牧师只有迷信，即心知其非，口亦不敢言”，应当“一方服从领袖的指挥，一方时时监督其行动”。就是说要崇尚科学，信仰真理，发扬民主，正确实行民主集中制，不要把领袖当作偶像来崇拜。
周恩来认为，在党内搞奴隶主义和绝对民主化都是要不得的，指出“共产党当然不要‘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自由论者，但共产党也决未曾想造出蠢如鹿豕只知服从的党员”。他把有无民主生活看做区别革命军队和旧式军队的重要标志，“旧式的军队除掉被愚弄和服从外，无他事，今日的红卫军却有了劳兵会议。”他强调“军队犹如此，他种组织更不待言”，这就是说党内更应当有充分的、正常的民主生活。
共产党人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维护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革命首领要服从集体的决议。周恩来激情满怀地宣传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国家制度的优越性，高度赞扬列宁遵守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模范行为。当时，旅法学界中有人著书立说，攻击苏俄是“以首领之意志强迫人民服从”。周恩来针锋相对质问：“著者亦曾知赤俄政治上的首领服从劳动会议（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人民委员会的决议么？著者亦曾知劳动会议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常变更人民委员会的决议么？而劳动会议代表更有为无产阶级中人撤换的事么？”这一连串抓住实质的质问，说明早在20年代，周恩来对于在苏维埃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战略意义的民主和法制，以及个人服从组织这一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已经给予充分的重视和认真的研究。在他看来，“赤俄……的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得势”，具有强大生命力，是因为它代表和“拥护被压迫阶级利益”，“主张共产革命”，“消灭私有制度”
，以达到“消灭阶级界限”，“铲除痛苦的根源”；同时，它具有保证实行民主和法制的比较完备的制度，人民和人民的权力机构拥有立法权、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可以“变更”政府的“决议”，“撤换”国家工作人员直至“首领”，“首领”不能凌驾于“劳动会议、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人民委员会”之上，而要“服从”它们的“决议”。就是说，不要把无限的权力集中在某个首领的手里，而是集中在有一定任期的、用选举产生的党和政府的集体，以保证“首领”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主人这一原则不被颠倒。
共产党人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警惕旧制度、旧势力的复辟，把革命进行到底。周恩来指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过渡期中”，“要肃清旧毒，扶植自由的新芽”。他预言，如果不把“旧制度旧思想”的“旧毒”肃清，“还得请出‘沙’（按，指旧俄沙皇统治），请出克伦斯基政府来。”三十几年后苏联赫鲁晓夫篡党、大搞对他自己的个人迷信，以及随后勃列日涅夫上台，成为对外扩张主义的“新沙皇”；四十几年后林彪、“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横行，完全证实了青年周恩来的远见卓识。
周恩来关于《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所阐发的基本思想，其主要之点就是：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信仰，坚持科学精神，坚持民主原则，坚持共产主义方向。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
严酷的事实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周恩来提出的历史任务，还有待于我们通过艰苦的斗争来实现。我国经历了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封建宗法思想根深蒂固，同科学、民主和社会主义相对立的封建意识、专制恶习和各种愚忠愚孝、蒙昧无知的现象，以及流氓无产者和小生产者的所谓“砸烂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极端民主化思潮，并不会因为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而自行消失，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清除干净，稍有放松，这些陈腐的东西就要腐蚀我们党的肌体，甚至侵害我们的心脏。因此，我们要发扬民主和健全法制，就要在党的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依靠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大力发展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经济，极大地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肃清旧毒，堵绝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源流，铲除它的经济基础，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芽，在中国大地上茁壮成长，开花结果。
强调实事求是因时制宜的观点，强调用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也是周恩来思想成熟的标志。旅欧期间，他开始掌握了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他在《西欧的“赤”况》一文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的原理，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我们要坚信不疑，“一定不变”，但是，“实行的手段当因时制宜”。就是说，要根据各国的不同情况，根据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来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周恩来总结了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非常重视革命武装问题，强调用革命武装夺取政权。他在《评胡适的努力》
一文中指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队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在《德法问题与革命》
的通讯里，他引述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卢森堡的话：“我们要无军队便不能革命”，赞赏这是“见到之语”。他深刻分析了法国革命的状况，指出“法国工人同军队一旦联络起来”，革命“便有了希望”。
周恩来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比之“五四”时期用请愿、罢工、罢市、不纳税、罢课等种种手段来推翻军阀政府的思想，大大前进了一步。这个认识的飞跃，说明他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理。
认识源于实践，勇敢来自无私。建立在革命实践基础上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和坚定信仰，使周恩来确立了誓为共产主义真理而献身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1921年是他思想发生飞跃的一年。他在《西欧的“赤”况》一文中叙述了旅法一年思想的变化：“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在推求中深切领悟，在比较中加以鉴别。结果，选择了共产主义，“定妥了我的目标”。周恩来坚定地宣布：“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1922年，他得悉觉悟社社友黄爱（正品）在长沙英勇就义的消息后，在写给国内同志的信中，再一次郑重声明：“我认定的主义是一定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为它宣传奔走。”
周恩来以诗言志，写下了为共产主义献身的誓言——《生别死离》。这是一首表达革命生死观的壮丽诗篇。周恩来彻底领悟了生与死的真正价值，他把黄爱“壮烈的死”与“贪生怕死”、“苟且的生”加以对比，深刻批判了贪生怕死的奴才哲学和活命哲学，高度赞扬了革命者为真理而斗争的献身精神。这首诗也是一篇战斗的宣言，它宣告周恩来为了“共产花开”，为了“赤色的旗儿飞扬”而甘愿把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献给革命事业的决心。在半个多世纪的峥嵘岁月里，他完全彻底地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他认准了真理，看清了历史的方向，就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去殉共产主义事业。他常常用古人的“春蚕到死丝方尽”的诗句勉励同志，勉励自己，他像春蚕一样把最后的一根丝吐尽，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无私地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是最勇敢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他为中国和世界革命建立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功勋，但最后连自己的骨灰都不要留下一丝痕迹。在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里，一切个人的险夷、安危、得失、荣辱和毁誉，全无存在的余地。周恩来这种崇高的为真理而自我牺牲的精神和无私无畏的思想风貌，是留给我们的最宝贵遗产。
周恩来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确立，是他在探求真理的艰险道路上勇往直前、果敢抉择的结果。他经过五四运动前后革命风暴的锻炼，走过了“愈求愈模糊”的雨雾之路，经历了反复的“思想颤动”，才逐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真理，实现了思想发展的飞跃。
20世纪20年代初期，西欧正处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潮时期。这种有利的客观形势，对于周恩来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确立固然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决定的因素还是他主观的努力。他为“共产花开”而强烈追求真理的革命志向，他为“赤色的旗儿”在中国和世界永远飘扬而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使他进入了人类最高尚、最完美的精神境界，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的一生，是寻求真理的一生，实践真理的一生，发挥真理的一生。
现在，我国人民已经进入了正常的、充满希望的新时代。从今年起，全党的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是周恩来的遗愿。半个多世纪以前，他漂洋过海，东渡日本，西航法国，正是为了寻找实现这个宏伟目标的真理。他的奋斗，已经为我们开拓了胜利前进的道路。我们的任务就是：接过周恩来高高举起的科学、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光辉旗帜！学习周恩来探求真理、信仰真理、捍卫真理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献身精神；发扬周恩来实事求是、艰苦朴素、埋头苦干的优良作风和顾全大局、服从组织、遵守纪律的美德；实现周恩来终生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事业，把我们的一切献给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