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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到1927年，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大革命，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北伐军从广东革命根据地势如破竹地打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像摧枯拉朽似地把北洋军阀的军队打得抱头鼠窜、土崩瓦解。广大工农群众热烈欢迎北伐军，纷纷起来斗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在大半个中国响彻云霄。帝国主义者吓得缩进了头，军阀、官僚、豪绅的威风大扫。各地人民兴高采烈地举行庆祝北伐革命胜利的大会，庆祝中国走向独立、自由和解放。
但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英、日、美、法等帝国主义一方面直接出兵武装干涉，他们大量增兵到中国，英国驻山东威海卫的第二舰队的炮舰和鱼雷舰等27艘，开到上海，溯长江而上，于1927年3月24日炮轰南京，打死打伤中国军民2 000多人，直接干涉中国革命；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又在革命队伍中收买新的代理人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新右派作为他们在华的新的走狗。1927年3月21日，周恩来等共产党人领导上海工人阶级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解放了上海。不久，国民党新军阀头子蒋介石率军俨然以胜利者的姿态开进上海，上海大买办阶级以6 000万元收买蒋介石。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集团在上海叛变革命。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叛变革命。
这时，作为革命首脑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是怎样的呢？这次大革命的后期，即1927年上半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在党的领导机关占了统治地位，发展成为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陈独秀拒绝接受毛泽东等的正确意见，不许工农要政权、要武装、要土地，甚至自动下令解散工人武装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使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工农群众在反动派的叛变和屠杀面前，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因而使这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惨痛的失败。
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后，对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人民实行惨绝人寰的血腥屠杀。他们提出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走漏一个”的灭绝人性的反革命口号。5月21日，何键、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叛变革命，满城抄杀革命人民，连十三四岁的男女童子团员也惨遭杀害。湖南全省，在8月到9月的一个月内，就被杀了十万人左右。当时的上海和东南一带也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地方。上海在“四一二”大屠杀以后的几个月中，被残杀的革命者估计有5 000多人。广州市和两广的国民党反动军阀，也以最残酷的手段屠杀革命人民。据统计，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两三年中，直接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工农分子和革命知识分子，至少在100万人以上。全国陷入一场暗无天日的极端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之中。
在敌人突然袭击的大屠杀面前，中国共产党内一度出现了慌乱。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时我们的党还是幼年的党，“在这一阶段中，党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没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共产党人〉发刊词》）。就是说，有很多新的党员没有经过比较严格的教育、训练和考验锻炼，他们还缺乏对党、对党的政策、对中国社会、对中国历史的应有的知识；还缺乏对马列主义，对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这三个基本问题比较深刻的认识。所以，在反动派的全国规模的大屠杀面前，有的英勇牺牲了，但也有些党员、团员和干部发生了动摇，消极、逃跑甚至叛变。这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大部分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论联合政府》）。全国57 000名党员及35 000名共青团员，大约剩下了1万人。但这保留下来的1万名党、团员绝大多数是优秀的党的骨干分子。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为代表，在艰难危急的时刻，领导全党和广大人民，坚持了革命的战斗，发扬了高度的革命英雄气概。不管蒋、汪如何杀人如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当时党内存在着一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这是贯穿党史的一条红线，是党史的主流。毛泽东在1927年3月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阐明的正确思想和论点，在党内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因此，在“四一二”到“七一五”这一段中国革命的紧急时期中，党内凡是主张坚持革命的正确意见的同志，都愤恨和抵制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认为要组织自己的力量，要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击，要举行武装起义。有的同志还亲耳听到毛泽东说：他自己决定上山。6月下旬，蔡和森住在武昌毛泽东家，因每日都有从湖南逃亡出来的同志和农民到毛家来，他曾写一封致中央常委的信说：“……唐（生智）回湘后反动态度既已如此明白，我们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理，真无异鱼游釜底；我们提议中央机关移设武昌，同时中央及军事部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个军事计划，以备万一。”7月初，还在陈独秀等主持下的党中央，认为大反动局势即将到来，一切过去知名之人皆不应留在原地工作，对“毛泽东等，则决定赴四川”工作。这时，毛泽东和蔡和森向中央提议举行“两湖暴动”，请求中央派他们“回湘工作”。蔡和森写道：“只因泽东一向反对中央（机会主义的）农民政策，1926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所以马日事变后，和森主张他回湘工作。”7月16日以后，蔡和森又在毛泽东家写信给中央常委，“主张在张发奎军中准备独立动作，并公开作反汪之鼓动”。
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中也说：这时许多的共产党领袖们被党命令着离开中国到俄国、上海或别的安全地方去。我被命令着到四川去。我请陈独秀不要派我到四川去，而派我到湖南去做湖南省党委书记。可是十天以后，他很快地命令我回来，责备我不应该组织反抗唐生智的暴动。毛泽东说：可是苏维埃在那时要是能够在南方有一个很大的发动，能够得到一个基础，这基础以后无论如何不会被消灭的……
正是毛泽东，在党和革命的危急存亡之秋，毅然决然地提出了“两湖暴动”的计划，他自己则挺身而出，不避艰险，亲身去组织湖南秋收起义，为全党作出了坚持武装斗争的榜样。正是他（和蔡和森），提出了“在张发奎军中准备独立动作”，这正是发动贺、叶军举行南昌起义的由来。
周恩来在1926年12月曾写文章替工农运动辩护，驳斥党内外右派的责难。他写道：“近来有人颇怀疑目前许多民众运动违反了国民革命的方式，颇误会许多革命分子在做非国民革命的工作，这个问题极其严重。”他指出：“工人因生活痛苦举行罢工，行东厂主却收买工贼从事捣乱。等到破坏捣乱还不足，便雇用流氓殴杀工人，威迫利诱，拆散群众。工人受着这种客观的痛苦，于无可如何之中，乃不得不组织纠察队以图自卫，逮捕流氓免遭毒打，防守工厂商店门口以免工贼破坏罢工。”“在乡村，土匪劣绅贪官污吏实在是应该肃清的。只要看到近来农民运动人员被害事件之多，便知乡村反动势力之大。实际上农民目前的要求，不过是减租以维持生活，剿匪以保护生活而已。”
在次日写的同样性质的一篇政论里，他又明确地写道：
“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要靠他携同农民、手工业工人督促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妥协地与敌人争斗，才能达到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的实现。所以为工农阶级奋斗的共产党的活动，当然不外领导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推进国民革命，以防止其它阶级的妥协性在革命中发生不良影响。”
由此可见，周恩来在思想上理论上，同蒋介石、张静江、戴季陶等国民党右派，同党内陈独秀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了毫不含糊的斗争。
1927年4月27日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央委员。在紧接大会的一中全会上，他又当选为军事部长。为准备迎击反革命的阴谋，他全力组织城市中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和支持农村中组织农民自卫军。同时，他竭力输送干部去加强党所领导和影响的叶挺、贺龙等部的革命军队。杨立三回忆说：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反革命向湖南革命势力进攻的所谓‘马日事变’后，经湖南区委（当时不叫省委叫区委）介绍到武昌一个小花园里办公的党中央军委。我初次见到周恩来，他命令我随同当时在座的陈赓同志去二十四师叶挺同志的部队工作。”
周恩来当时还时常到叶挺率领的号称“铁军”的二十四师、毛泽东在武昌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去作政治报告。
对于周恩来协同毛泽东关于建立党领导的强大的工农革命武装的思想和行动，陈独秀不但不予支持，反而在6月下旬强迫下令把周恩来费尽心血建立起来的工人武装纠察队缴了枪。
7月13日，周恩来、张太雷等参加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同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其中明确提出了继续武装斗争的思想：
“今年四五月间……正是应当武装工农以抵抗反革命的时候……国民党领袖及国民政府，反而发出许多训令宣言，专以限制工农运动。……工农的血流遍中原，民众组织备受摧残，反动潮流日益汹涌，革命的胜利全被消灭！”
“因此一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中国共产党必将努力奋斗，反抗反动军官、封建豪绅及资产阶级完全攫取国民革命运动的阴谋，反抗他们屠杀工农剥削民众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将继续绝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反对军阀的斗争，力争国家的统一……力争……工人之武装自卫……解除豪绅地主、贪官污吏之武装，推翻其政权，力争农民武装自卫之权。……中国共产党永久站在国民革命的最前线。”
7月15日，武汉国民党反动派汪精卫集团决定“分共”，叛变革命。中共中央也从武汉转移和疏散人员。这时，周恩来向中央常委会提出了举行南昌起义的建议。由于考虑到我党大部分人员这时都是以“东征”讨蒋为名，随同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向九江、南昌一带行动，而张发奎是亲汪的，当时他的反动倾向已很明显，我党如不先发制人，迟早势必遭张发奎阴谋袭击，因而周恩来主张由叶挺等部在南昌举行起义，联络友军和国民党左派，切实发动湘、鄂、赣一带以至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形成反武汉反南京的中心。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党中央通过和决定了举行南昌起义的计划，并决定成立一个由周恩来、恽代英、叶挺等组成的党的前敌委员会，组织和领导这次起义，而委任周恩来担负起前委书记的重任。这一起义，正如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所说，是为了挽救革命，“以武装力量保持革命胜利的尝试”。这时，周恩来29岁，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立场和英雄气概，面对强大的敌人，进行了英勇无畏、艰苦卓绝的顽强战斗。
7月25日，周恩来和陈赓等，从严重白色恐怖下的武汉秘密乘船和坐车经九江到达南昌城，下榻花园角2号朱德寓所。接着，恽代英、彭湃、刘伯承、聂荣臻、吴玉章、徐特立、林伯渠以及李立三、谭平山等相继到达南昌。
这时，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等，也正麇集在九江、庐山，阴谋策划调动三个军，对我贺、叶部形成包围之势，吃掉贺、叶部。他们阴谋把贺、叶部调到九江和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由敌第二方面军从九江一线由北而南，敌第五路军从南昌、樟树一线由南而北，突然袭击，包围歼灭贺、叶部。当然敌人这个阴谋还在部署中，还没有准备好。当时军事形势十分紧急，非我歼敌，即敌歼我，在这种形势下，我军必须立即起义。因为这时形势还对我们有利，敌人在南昌方面的力量，还比较空虚，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尚在庐山，他所属的第三军和第九军主力分别驻在吉安、进贤一带，南昌城内所驻的有朱培德的一个指挥部及其直属的一个警备团，归他指挥的第三军的两个团、新扩编的第九军的两个团，总兵力七八千人，另有受朱培德临时指挥的程潜第六军的一个团，敌军共约1万余人。而当时我们党能掌握的武装力量，能集中到南昌的大约有3万人。我军阵容和分布大略如下：
（一）由叶挺率领的原属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叶挺这时是十一军副军长兼二十四师师长），驻在九江；还有第二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的第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这时该团有兵力2 800人），驻在南浔铁路线上的马回岭车站一带。这两部的兵力加起来共约1万人，他们在北伐战争中所向无敌，号称“铁军”。这是当时党中央周恩来领导的军事部能直接掌握的部队。它的前身就是在广东出发时作为北伐先锋的叶挺独立团。它的原有队伍是在广东招募的，多是香港罢工工人和广州产业工人，大部分军官都是由黄埔军校训练出来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干部，政工人员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北伐战争打到湖南、湖北后，又加入了许多两湖农民协会和工会、学生会的积极分子，所以是士气最高、纪律最好、最有觉悟的一支部队。
（二）贺龙的第二十军。由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是新从鄂东开到九江的。这支部队在北伐期间有着卓越的功绩，实力有第一、第二两个整师及一部分直属部队，共约2万人。贺龙当时虽然还没有入党，但他坚决表示跟党走，他为人豪爽、忠实、可靠，有共产党员周逸群在他的军中任党代表，并收留了从武汉和两湖逃亡出来的共产党员、团员、干部300多人。贺龙已多次表示要求入党。他的部队开到九江后，他就坚决表示赞成在南昌起义。
贺龙有一段很重要的回忆，叙述当时的紧急情况，他说：“我们从武汉出发时，武汉政府还没有公开叛变革命，原定是东征去打蒋介石，许多共产党员，以及很多被反革命追捕的两湖各地农民协会的委员长都跟着我的部队。但是到了九江，情况就变了，说我的部队太红，朱培德要我和叶挺到庐山去开会。当时叶挺住在黄琪翔（按：四军军长）的司令部，在鄱阳湖中的一座庙里。朱培德走了以后，叶挺、叶剑英和我，三人在湖中小划子（即小船）上开了个会，我们谈到并决定了三件事：第一，考虑是否到庐山去，他们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他们同意了，并说这样很好。第二，张发奎命令队伍要集中德安，我们研究不到德安，开牛行车站，到南昌去。第三，决定叶挺的部队明天开，我的部队后天开，我的车（即火车皮）先让给叶挺。”
这个大约是7月25日在小划子上举行的三人会商，很是重要。当时叶剑英是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张发奎、朱培德等反动派阴谋企图诱骗贺、叶上庐山加以扣押，并命令贺、叶两部集中于德安，钻入敌人的包围圈内，以便反动军队合围聚歼。如果贺、叶两人听朱培德之命上了庐山，贺、叶两部奉张发奎之命集中德安，那么，正中了敌人的奸计。所以，小划子上这些磋商和决定，很及时。后来，起义军撤出南昌后，张发奎、黄琪翔等在军事会议上曾主张尾追起义军。叶剑英作为第四军参谋长，反对尾追，理由是让贺、叶军入粤，驻广州的桂系李济深必然调兵到东江，张发奎部即可乘虚而入广州。这样，张发奎部未能尾追。这就大大减轻了起义军的压力。这是叶剑英在关键时刻为党立了功。
（三）朱德的军官教育团。在南昌方面，有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这是周恩来以党中央军委名义指示朱德利用他在滇军护国军时的声望和同僚关系而办起来的我党领导的军官学校。当时除已毕业者外，在校尚有三个连，共300余人，都是中、下级军官。校址在南昌花园角讲武堂内，由朱德任团长，陈奇涵任参谋长兼总支书记。朱德又兼任南昌的公安局长，警察也归他指挥。他又租了开设于南昌市中心的洗马池的江西大旅社，作为我党中央许多人员落脚的大本营。他并联络好了江西省党组织和南昌工农群众组织来欢迎贺、叶军。所以当贺、叶两军主力于7月27日、28日先后开到南昌时，城内外贴满了“欢迎铁军”“欢迎贺龙、叶挺”的大标语，大大振奋了我军军心。这时，在南昌办了一个完全由我党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有600多名学员，朱德派军官教育团的学员去讲军事课，他自己也经常到那里去作报告。这些学生也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成为方志敏创建赣东北根据地的基本力量。朱德、方志敏并派他们的学员到南昌附近各县去掌握农民自卫军和南浔路工人纠察队，有力地配合了南昌起义。
此外，我党掌握的武装力量，还有卢德铭、罗荣桓等同志领导的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也由武汉向南昌方面赶来参加起义，因为途中受阻，没有赶上南昌起义。警卫团后来开到江西修水，成为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一支武装力量。武汉军分校则被张发奎改编为第二方面军教导团，随张发奎到了广州，由叶剑英率领，后来成了广州起义的主力。
7月27日，周恩来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作为前委书记，在当时极端困难和危险的条件下，立即秘密地在南昌中心的江西大旅社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成立前委。到会的有朱德、刘伯承、恽代英、彭湃、叶挺、聂荣臻等，还吸收了江西党组织的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研究了敌我力量对比，我军约3万人，敌军约1万人。我军先发制人，敌人还没有准备好，估计起义可以成功。在这个会上，决定7月30日晚上起义。
7月28日，周恩来亲自来到贺龙的第二十军指挥部。由于贺龙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周恩来把起义计划郑重地通知贺龙，并征求他对起义的意见。贺龙听后，激动而坚定地说：“很好，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党叫我怎么干，就怎么干。”
周恩来当即代表前敌委员会任命贺龙为起义总指挥。
7月29日，汪精卫集团在庐山得悉贺、叶两部已跳出德安包围圈而开到了南昌，没有按照他们的反动命令集中德安，十分惶急震怒。汪精卫、张发奎、唐生智、孙科及朱培德、黄琪翔（四军军长）、金汉鼎（九军军长）等一伙反动分子，惊慌地召开紧急会议，他们还幻想挽回败局，议决“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但这已经是他们的黄粱梦想了。贺龙、叶挺在南昌接到了这个反动命令，就更加加紧了起义的准备工作。
7月29日，周恩来已移住到朱德给他准备好的南昌于家前巷女子职业中学里。这里离“心远大学”叶挺指挥部不远，所以也就成为前敌委员会会址和起义作战指挥的中心。
这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国焘（后来背叛革命当了蒋介石的特务），以临时中央代表的名义由武汉到达九江，在7月29日的早上和中午，接连给在南昌的前委发了两封秘密电报，说什么“暴动要慎重”，又说，无论如何要等他到南昌再决定是否起义。周恩来和前委其他同志根据当时形势和实际情况，决定起义按原定计划执行，仍继续紧张地作准备，在各军进行起义的部署。
7月30日晨，张国焘急急忙忙赶到了南昌。在前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张国焘提出种种理由来阻止起义，他先说：起义如有成功把握方可举行，否则不可起义，并提出共产党员可以退出军队到各地去工作。他又说：“要联络张发奎，起义须得张发奎的同意，方能成功。否则不可动。”张国焘到这时仍然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军阀的身上，这是继续推行陈独秀取消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这严峻时刻，周恩来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严厉地驳斥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和投降主义路线，坚决表示：我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暴动断不可推迟，更不可停止。对于暴动，我党应站在独立领导的地位，绝不可依赖张发奎之类的军阀。
周恩来带领恽代英、彭湃等前敌委员会成员坚决斗争，毫不让步，并斩钉截铁地讲了三个字：“还是干！”其实，张国焘在此之前已经去庐山劝说张发奎几次，毫无结果，而这前一日，7月29日，如上节所述，张发奎已在庐山同汪精卫等人召开反共会议，严令贺龙、叶挺把军队撤回九江，并在九江街上捕捉革命分子，下令通缉恽代英等。
在这次前委会上，也有人主张将张国焘绑起来，周恩来也没有同意，说：“张国焘是党中央的代表，怎么能绑呢？”因为这时同张国焘的斗争还是党内路线斗争，周恩来还是顾全了大局。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干扰，起义时间是推迟了。
7月31日，张国焘又以修改宣言为借口，企图继续推迟起义。周恩来针对张国焘在宣言问题上的无理纠缠，愤怒地说：“由我来改！”经过周恩来和前委其他同志坚持原则的斗争，张国焘只好被迫表示服从多数的决定。于是，前委会议一致决定将起义时间改为8月1日凌晨两点钟。会议接着就紧张而周密地部署了起义的作战计划，并分头下达命令给各起义部队。
1927年7月31日，是星期日，各起义部队奉令禁止外出，准备迎接新任务。大家在议论：“我们的群众在被官僚、地主屠杀，我们不能再步步退让，我们要向反动派进攻了！”
晚上9时左右，开始行动布置。10时半，南昌城内开始戒严，起义部队的口令是：“河山统一”。各起义部队左臂缠上白毛巾作为标记（到第二天则在领子上系上了红带子），手电筒贴上了红十字的记号，悄悄地埋伏到自己部队所要消灭的敌军周围的有利地形，等待着起义信号枪响，全城一齐动作。
这天晚上。为了麻痹和稳住一部分敌人，朱德曾按前委的指示，出面宴请敌第三军的两个团长和一个团副。驻南昌的第三军的两个团，是朱培德滇军的主力，起义军的劲敌，如果使这两个团失去了指挥，将大大地有利于起义。朱德利用他曾是滇军高级将领的身份和声望，借了在大士院一号的国民党南昌市长李尚庸家的阔绰的客厅（李当时不在），请第三军第二十三团团长卢泽明，第二十四团团长肖日文、副团长蒋大胡子前来赴宴。这顿酒饭，吃到晚上9点钟，又请客人坐下来打麻将牌。打到深夜11点半左右，朱德借故离座，“客人”带来的警卫人员也早被安排在外面吃酒。趁他们不防，朱德布置的埋伏人员一拥而上，把这三个座上客及其警卫人员缴了械，扣押了起来。接着，全城起义的枪声打响了。敌人这两个主力团终于失去了指挥，迅速地被我二十四师起义部队缴械歼灭。朱德沉着勇敢地完成了党交给的这个特殊任务。
二十军有个叛徒，是一个姓赵的副营长，在他逃跑去告密时，被该营战士发觉了，报告了贺龙总指挥，贺龙也赶紧报告了周恩来。前委原定计划是8月1日凌晨两点起义的，但是由于上面所述有叛徒泄露了情况，周恩来和前委就让总指挥部在深夜12点过后发出起义信号。
“砰、砰、砰！”在子固路圣公会三楼贺龙的起义总指挥部楼顶上，红色信号枪响了三响，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爆发了！
“冲啊！”随着冲锋号声、枪声，起义部队潮水般地冲向敌人，把几个月来闷在心头的怒气，一起迸发出来了。紧密的枪声延续了三四个小时，满城犹如鸣起了除夕的鞭炮。以后就变成疏稀零碎的射击声，起义胜利了。
朱德所领导的军官教育团和二十四师教导队很顺利地起义了，朱德“当时他蓄着长长的胡须，态度和蔼而慈祥”，“他立即被接到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去参加整个起义方面的领导工作了。贺龙的二十军的任务是攻打设在旧藩台衙门的朱培德的总指挥部和警备团、驻省政府的敌警卫部队及敌第九军的两个团。由于敌总指挥部得到了叛徒的告密，已赶忙做了准备，利用了有利的地形，用猛烈的炮火封锁了起义军进攻的要道——鼓楼。在贺龙、刘伯承、周逸群等的亲自指挥下，起义军的机关枪手奋不顾身地从民房的屋顶爬上鼓楼，居高临下地向敌指挥部射击，用猛烈的火力把敌人的火力压了下去。起义军一部分部队就乘势冲了进去。另一部分起义军从背后小路攀墙跳进去了。经过两小时激战后，把敌人压缩在大院子里，紧紧地包围起来，使敌人走投无路，敌警备团一个团终于全部举手投降。最后从俘虏中把那个姓赵的叛徒也抓住了。敌第九军的两个团，则由于事先没有战斗准备，在我二十军教导团和第六团的迅猛攻击下，一个团被我缴械，另一个团大部被歼，少数溃逃。
叶挺的二十四师的任务是解决敌第六军一个团和第三军两个团。周恩来和叶挺在敌第六军一个团驻守顽抗的松柏巷天主堂附近的女子学校里，亲自指挥我二十四师七十一团与敌激烈战斗，终于迫使敌人缴械。至今，每当人们看到当年起义军和敌人鏖战时在天主堂墙壁上留下的弹痕时，总是为周恩来这种为革命不怕牺牲、勇敢战斗的精神所深深感动。
我二十四师的七十二团与广东农军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歼了第三军的两个团。
周恩来在于家前巷女子学校中设立的指挥所里，同时以“炮兵连”的代号，指挥着全部各路起义部队。一位老同志回忆当时在于家前巷指挥所见到周恩来的情景，这样写道：“当东方现出一片曙光的时候，枪声逐渐平息……这时，叶挺师长派人找我。我急忙赶到指挥所，一眼看见屋里站着一个高身材的人，他的两道浓黑的眉毛，一对晶亮的眼睛，立刻使我想起北伐出师时，召集我们独立团连以上党员军官讲话的党中央代表周恩来。对，我们眼前不正是周恩来吗？我一下子全明白了，原来党中央就是派他来组织领导我们起义的。”
“他安详地向我微笑着，和叶挺师长一同询问战斗情况。他虽然一脸兴奋神色，但也可以看出，他大概已经几夜没有睡觉了。”
“从指挥所出来，太阳已经升起了，街道上铺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光辉，起义的战士们和缴了枪的俘虏，一队队匆忙地来来往往，政治工作人员正四处张贴革命委员会的布告，大红旗升在操场的旗杆上。”
8月1日，前委代表聂荣臻率领周士第的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全部和七十四、七十五团各一部分在马回岭、德安一带起义。当日，即以演习为名，率部向南昌进发。张发奎和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带着卫队营乘火车追来，起义军当即在聂荣臻和周士第等指挥下由后卫部队开枪猛烈射击，张发奎、李汉魂仓皇狼狈地跳车而逃，车上的五六百名卫队营全部被我起义军缴械。第二天，二十五师的大部分开到南昌，与主力会合。此外，驻南昌近郊牛行车站的二十军的第四团也在解决了该地的敌军后，开进了南昌城。
这次起义激战了三四个钟头就结束了战斗，歼敌六个团，共1万多人，缴步枪1万多支，机枪300多挺。
到第二天，街上的商店陆续开门、照常营业，市面恢复了以往的热闹。雄壮的工人纠察队在街上出现，上衣领子上一律系上了红带子的起义战士们高兴地说：“这是我们打下来的天下！”
南昌城——它从此在史册上被称为“英雄城”。
8月1日，臂上缠着白毛巾、领上系着红布带的雄赳赳的起义士兵，一队队在南昌街上走过，虽然不相识，彼此都非常亲热地打着招呼，脸上充满了胜利的喜悦。8月1日的南昌《民国日报》照常出刊，登载了在原国共合作时代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共22人的联名宣言，题为《中央委员宣言》，署名的原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有毛泽东（毛泽东此时实际未到南昌）、恽代英、吴玉章、邓颖超、林祖涵、杨匏安、夏曦等；署名的国民党左派，有宋庆龄、邓演达、柳亚子（此三人实际未到南昌）、彭泽民、张曙时、屈武等。这篇气壮山河的宣言，声讨了蒋介石、汪精卫、何键等国民党新军阀反动派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及他们屠杀人民的滔天罪行。宣言中说：
“蒋逆中正……公然叛变，割据东南，勾结军阀买办，残害同志，屠杀民众……”“……何键即开始谋叛，嗾使夏斗寅等潜袭武昌，暗命许克祥等发难长沙。……全湘忠实能奋斗之党员与农民断腰折躯者数以万计，全鄂以五千计。而（汪精卫等）之武汉中央对此数万同志之被害……则加之以违背中央命令之罪，卖党卖同志，一至于此！”宣言号召说：“凡我同志，丁此时艰，务宜团结一致……继续为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须正确而勇猛的以此种革命主张号召天下，唤起民众。”
这份《民国日报》上的宣言和革命委员会的布告，张贴在街上，每一处都围着许多人在观看。繁华街道上有宣传员在向群众讲演起义的意义。大街小巷贴满了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及学生会拥护起义的宣言和布告、标语，南昌充满了欢乐的节日气氛。
胜利后，周恩来领导前委将参加起义的队伍3万人，沿用原来“国民革命军”的番号，整编为三个军：第九军，以朱德为副军长；第十一军，由叶挺任军长；第二十军，军长仍是贺龙。又沿用第二方面军番号由贺龙担任总指挥，叶挺任副总指挥兼前敌总指挥。第二十军下辖三个师，第一师师长贺锦斋，第二师师长秦光远，新编一个第三师，由周逸群任师长，军部直属一个教导团，一个特务营。第十一军下辖三个师：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第二十四师，师长由叶挺军长兼任；第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第九军新建，以军官教育团为骨干，率领了参加起义的南昌城警察部队、工人武装纠察队以及近郊农军，后来二十五师也归第九军指挥。此外，革命委员会政治保卫处直属一个团，一个手枪营，一个警卫营。这样，这支拥有3万人的共计16个团又4个营的浩大的起义的工农军队就诞生了。
由前委书记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军事参谋团，由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聂荣臻、贺锦斋等，还有蔡廷锴以及张国焘等参加组成。由刘伯承担任参谋长，军事参谋团是军事的决策机构。
在党的前委会讨论革命委员会人选时，曾有激烈的争论。由于作为中央代表的张国焘竭力主张须加上张发奎的名字，以示拉拢，或使之中立，竟把张发奎列为主席团成员之一，并把黄琪翔、朱晖日等张发奎部下军事指挥员（均在九江）也列名在革命委员会之中。由于周恩来等坚持反对这种无原则的做法，到发第二次布告时终于除去了这三个人的名字。
关于土地革命问题，周恩来到九江时，传达中央的意见，就提出了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但谭平山等坚持主张“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大地主的土地”。这问题一直有争论，到瑞金前委会开会时，由于周恩来等坚持“没收土地”的主张，争论未决，到上杭又开会，经多数同意改为“全部没收地主土地”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张国焘仍坚持主张“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土地”。
起义决定打出国民党左派的旗号，团结左派反对右派，反对国共分裂，这从坚持革命统一战线思想的方面来看，提法、口号是对的。但起义后，自己如何创造出独立的一套，大家都还在探索中。
8月2日，南昌城召开盛大的群众大会。选出周恩来、朱德、宋庆龄（未到）、吴玉章、贺龙、郭沫若、恽代英、叶挺、彭湃、何香凝（未到）、徐特立、林伯渠等二十五人为革命委员会委员，以吴玉章为秘书长。大会举行革命委员会就职典礼。据8月3日南昌出版的江西《工商报》报道8月2日大会盛况如下：
“革命委员会于二日下午一时，在贡院侧举行就职典礼……到会群众有农工商学兵各界共数万人，旌旗蔽日，欢声振天，诚南昌前此未有之盛况，亦中国革命开一新纪元之佳兆也。”会上，革命委员会委员宣誓就职，群众高呼口号。会场充满革命空气，民众大呼“打倒武汉政府，打倒反动军阀，实现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群众高呼：打倒蒋介石！”“群众大呼打倒唐生智、何键、汪精卫、谭延闿、顾孟余！打倒武汉伪政府、伪中央党部！”“拥护革命委员会！”
8月2日，革命委员会又发布了命令，任命一批干部负责各种革命组织的工作，据8月3日南昌《民国日报》报道，任命了彭湃、郭亮等为农工委员会委员；任命了郭沫若、恽代英、方维夏等为宣传委员会委员，派郭沫若为该会主席，郭未到任以前由恽代英代理；任命李立三为政治保卫处处长；任命张曙时、彭泽民、徐特立、朱蕴山等为党务委员会委员，以张曙时为主席；任命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
在短短的几天内，群众运动也像溃决堤防的洪水一样高涨起来。公园的广场中天天有群众集会。到处可以碰到游行的行列。街头上随时有新的标语出现：“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打倒叛党卖国的蒋介石、汪精卫！”“实行土地革命！”
郭沫若是8月4日傍晚才赶到南昌的。他回忆到达时先后见到贺龙、周恩来的情景，写道：贺龙“看见我们到了，欢喜得跳了起来。‘呵你们来了，来了，大家关心得要命啦！’说着便把我们拥抱起来。……不一会，恩来得着消息也赶来了。他已经在电话中知道了我们挨过打并把一切行李都丢掉了，他随身带了一套蓝布军装，是他所分得的，拿来送我。大家都有说不出来的高兴。我把张发奎写来的四项要求（按：主要是张发奎要求八一起义军不要走沿赣江回广东那条路，因为他的军队要走那条路回广东去，以避免双方冲突。）交给了恩来，他拿着看了一遍，说：‘都不成问题了。我们是决定走东江，不走赣南的。本来我们打算今晚就出发，离开南昌，现在改成明早出发了。我们和他自然可以各不相干。……八一革命，我们只缴了第三军和第六军一部分的械……’恩来是属于参谋团本部的，负责指挥军事上的责任，他很忙。……他先走了。”
郭沫若的这个回忆刻画出了周恩来关心同志和指挥若定的精神，也描述了贺龙热情豪爽的性格。
郭沫若对于八一起义军准备出发南征时的心情有过这样一段历史性的描述：“北伐军由广州出发，不到一年工夫便席卷了长江流域，并且几乎完成了统一华北的使命，现在由蒋介石为首的内部叛变，阵线是分裂了，只剩下革命的核心力量，又从长江流域要折回到广东，准备卷土重来。照道理，这应该是革命的挫折，然而在当时，谁也没有这样的感触，‘八一’革命是成功了，我们是胜利者。胜利者的气氛的确是弥漫着的……”
南昌起义是胜利了，但南昌周围的敌人力量仍是强大的。城外附近各地敌人，有的24小时可到，有的两天之后可以到达。不仅张发奎声言要从九江到南昌，朱培德也正在吉安、樟树等地调集他的部队，作反攻南昌的部署；武汉、南京两方面，都可以迅速集结部队从水陆两路入赣进攻南昌。从当时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来看，起义军是不能久占这个四面受敌的大城市南昌的。及时撤出南昌城以保存我军有生力量，是完全正确的。但问题是当时起义领导机关都还没有认识到可以把队伍拉到附近农村山区，深入土地革命，发动农民，建立乡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像后来毛泽东所做的那样。而是想南征回到广东，重新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再来一次北伐，以统一和解放全中国。因此，8月5日起义队伍就撤离南昌，出发向广东南征了。南征的具体目标是广东的东江流域和潮州、汕头。这是想找一个海口，取得苏联的军火接济，也就是仍然存在着依靠外援的想法。实际上当南征军千里迢迢到达和占领潮、汕的时候，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舰只，早已封锁了潮、汕的海口，苏联派来接济军火的船只，根本无法靠岸。当时原想在取得潮、汕、海、陆丰和惠阳以后，依靠那一带东江流域农民运动基础比较好的有利条件来建立革命根据地，然后统一广东，再图北伐。但从军事上说，我军溽暑远征，师老疲惫，潮汕、海陆丰一带地势低洼，无险可守。敌人早已集结重兵在潮、汕北面的五华、兴宁、梅县一带山区，占领了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包围袭击我疲惫之师，我军在军事上处于不利地位。总之，没有在江西就地革命，以乡村包围城市，和急于想取得海口，取得外援——苏联军火接济，这是后来造成南征失败的两个基本原因。到毛泽东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一光辉文献，才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在革命失败后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中国革命必须走乡村包围城市这条正确道路问题以及立足于自力更生的这一基本思想。
南征军出发向抚州（临川）前进的途中，发生了蔡廷锴带第十师逃跑的事件。蔡廷锴的第十师原是在7月30日、31日作为东征部队开到南昌的。该师有三个团，5 000多人。蔡部中我党党员较少，只有一个参谋长和几个团级干部，以三十团团长范荩同志为首的四五个领导干部，加下级部属和战士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共几十个人。蔡本人态度不明，7月31日晚的前委会议上，贺龙主张将蔡廷锴扣起来，后来决定先由周恩来亲自找蔡谈判，争取他率部参加起义。蔡当时慨然同意起义。因此，该部也加入了起义军。如前所述，编入了叶挺的第十一军。但在8月5日出发南征时，蔡师走到进贤县，有反动分子策动蔡廷锴拉队伍逃跑，蔡廷锴竟为所策动，把该部中范荩等几位领导干部中的党员扣押起来，到鹰潭后把我党的全部党团员遣送走了，他自己带了队伍开小差向东逃经浙江转福建方面去了，后来扩编成了国民党第十九路军。
周恩来后来回忆蔡廷锴逃跑事件的教训，曾说：当时应调出蔡的第十师两个团编入叶挺、贺龙部队，另从二十军及叶挺二十四师中调出两个团编入第十师，就可以防止蔡廷锴率整个十师脱逃。他认为这是一个教训。
前委鉴于蔡廷锴率部逃跑的教训，到抚州（临川）后，对部队又进行了一次整编，把一些不可靠的军官换了下来。南下途中，经过抚州、宜黄、广昌而到瑞金。天气炎热，那一带都是山区，当时没有公路，道路崎岖。不少地方群众受了当地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对起义军不了解，纷纷逃避，以致筹粮不易，给养困难。士兵中痢疾、疟疾、中暑等疾病现象相当严重。由于部队改造才刚刚开始，有的战士觉悟差，逃亡现象也不断发生。到抚州（临川）以后，由于军饷、给养发生困难，前委开会研究解决军饷的筹集问题。周恩来、恽代英等主张没收土豪劣绅和反动派的财产和对地主富农征发粮食及罚款的财政政策来解决粮饷问题；而谭平山等却只主张通过旧政权派款的办法，并通过土豪来筹款。这实际上是依靠当权的地主阶级把款摊派到工农人民头上去了。到前委汀州会议，通过了周恩来等的正确意见，大抓豪绅，实行没收、征发与罚款，并发还许多贫苦工农已摊出的派款，仅两日即筹得了4万余元。
在抚州，部队休整了一下，打退了袭击我运输部队的一股土匪。到宜黄，郭亮向大家讲了一次话。在广昌城的一个大地主庭院里，周恩来向大家讲话，鼓舞大家为解放中国、为共产主义光辉前景而奋斗，大大鼓舞了士气。在广昌，二十军第三师还召开了党代表会议。
当时党的组织，是在前委之下每军有军委员会；在军委员会之下，有师委员会；在师委员会之下，每个团有总支部或支部组织。在二十军中，党的工作以第三师开展得最好，到潮州时，全师的党务工作者有50多人。每当休整时，就请周恩来、恽代英或其他同志作报告，并经常召开党员大会，所以，党的工作，从未停止，甚至在行军作战时也是如此。在瑞金，前委举行了很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吸收了贺龙等一批优秀分子入党。
十一军的二十四师和后来归九军指挥的二十五师，党的力量和党的工作都比较强，使部队保持了旺盛的斗志。但二十军的第一、二师，原来党的基础差，一路匆忙行军，所以减员现象也比较严重。
为了做好部队和群众的宣传工作，革命委员会的宣传委员会发布了一个“八一革命宣传大纲”、一个“土地革命宣传大纲”，主要的宣传口号是：“实行土地革命！”“建设乡村政权！”“拥护工农利益！”“巩固革命阵线！”等等。总政治部与各级政治部的宣传队，一路上都努力向群众宣传，刷写大标语。尤其是前委直属宣传队的女同志们，在宣传群众中起了积极作用，使许多地方已逃避的群众又纷纷回来支援部队。周恩来还让参加起义的女同志学习和担负了对伤病员的医护工作。由于前委在没收地主土地问题上存在争论，对外宣传口号，一般停留在“没收二百亩以上地主的土地”的口号上。但在当时，特别在南方，拥有二百亩以上土地的大地主并不很多，这一口号不能使广大贫苦农民得到实际利益，不能吸引和动员广大农民群众起来参加斗争。所以这次军事行动没有能够和发动农民的土地革命真正结合起来。
总的说，南征途中我军纪律严明，以实际行动扩大了党的影响，宣传了土地革命的口号，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以周恩来为首的领导干部发扬了艰苦奋斗的作风；负责宣传工作的恽代英在骄阳似火、酷热烫脚的长途行军路上，天天穿插在战士行军队伍中，一边不住地拿搭在肩上的汗巾擦汗，一边不断地向战士、干部们进行宣传鼓动工作，讲解革命道理。他这种革命精神，深深地感动和鼓舞了同志们。南征军的革命影响，也给后来红军在赣南闽西创造革命根据地留下了一个好的基础。有一张南征军向广东进军途中的布告，是这样写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示：照得本部各军，富于革命精神。此次南昌起义，原为救国救民。转战千里来粤，只求主义实行。对于民众团体，保护十分严谨。对于商界同胞，买卖尤属公平，士兵如有骚扰，准其捆送来营。本军纪律森严，重惩决不姑徇。务望各安生业，特此郑重申明。”这张有历史意义的布告，后来被革命群众从墙上揭下，珍藏起来，一直到全国解放后，才作为革命文物，送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
起义部队在向瑞金前进的途中，即已发现敌军钱大钧部正集结兵力，阻拦我军南下。前委遂命令贺龙的第二十军为先头部队，由二十军第三师的一个营为前卫营，前卫营由第九军军长朱德亲自指挥，向壬田市搜索前进。贺龙带二十军在后跟进。
8月18日下午，朱德的前卫营与钱大钧部的两个团在瑞金以北30里的壬田市突然遭遇，展开激战，前卫营人数虽少，但在朱德的指挥下沉着应战，一直坚持到贺龙带二十军本队赶来。敌兵力虽仅两团，但仍负隅顽抗。我军牺牲了一个团长，于是“为我们的团长复仇”的口号，响彻我军阵地，激战至第二天凌晨，敌军在我军的坚决打击下向瑞金城溃退。我军一鼓作气，趁势拿下瑞金。
19日，革命委员会及后卫全部到达瑞金城。在瑞金，从缴获的敌人文件中得知，敌南路总指挥钱大钧部第二十师、第十八师、新编第一师及补充团共十个团，集结于会昌一带，以会昌城为中心，在城东北山丘地区、城西北之岚山岭、城西之寨岽一带构筑工事防守，环绕会昌城的贡水沿岸也构筑了工事；桂军黄绍竑部约七个团，集结于白鹅墟附近地区，企图阻击我军。
面临这种情况，前委有两种意见：一、周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等主张攻击会昌之敌，并图歼灭之。即全部歼敌于筠门岭一带。而另一种意见（俄顾问纪功等）则是避免与敌接触，绕过敌人速走汀州、上杭而进入广东潮、汕。争论结果，多数人认为，不论走哪一条路，都得先破会昌之敌，会昌之敌不破，敌人随时会跟踪袭击。于是前委决定：叶挺指挥十一军二十四师和二十五师为右纵队，向会昌西北山头阵地之敌进攻；朱德指挥教导团和二十军第三师为左纵队，向会昌东北高地之敌进攻。二十军第一、二师为总预备队，位于瑞金附近，由贺龙指挥策应各方。全军于24日早上进行总攻击。
24日晨7时许，朱德指挥的教导团、二十军第三师，经一夜的强行军首先到达会昌城东北十余里处的一带高山上。
会昌城位于贡水上游的之字形河套的平坝上，有群山环绕，成为会昌城的天然屏障。敌人依据优势地形和工事，对我军顽强地抵抗。
城东北的左纵队在朱德的指挥下即展开激战。城西北的右纵队，只有二十四师按时到达，到达后即投入战斗。前委总指挥部的周恩来、刘伯承、叶挺、聂荣臻等随二十四师在城西北指挥战斗。指挥部设在十一军炮兵阵地附近。炮兵阵地目标很大，敌人的炮弹、子弹经常落到指挥部附近。周恩来等沉着地指挥着战斗，对时时飞来的炮弹全不放在心上。
二十五师担任后卫，于23日深夜从瑞金出发，中途走错了路，走到洛口一带，方知方向不对头，又折回来赶向会昌，这样一耽搁，直到中午1时左右才到会昌。
由于二十五师未能如期到达，朱德部在城东北高地的左纵队一下子把敌人吸引过来，在敌众我寡的危急关头，朱德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斗，英勇镇定地拾起牺牲战士的枪，向敌人猛烈射击。敌我双方的阵地，反复争夺，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第三师是起义后新建的师（师长周逸群），其成员大部分来自工运和农运中的积极分子，虽未经过几次战斗，但仍然坚韧顽强，勇敢作战。一营营长陈赓左腿两处中弹，筋骨被打断了，身负重伤，仍不下火线。许多干部、战士英勇牺牲。他们的艰苦战斗有力地配合了西北方向十一军的行动。
二十五师跑步到达后，即到指挥部向周恩来等请示任务。师长周士第报告说：“昨天夜间我们走错了路，发觉以后才由洛口附近转回来。现在都到齐了。”
周恩来说：“没关系。这个不谈吧，现在要谈怎么打敌人问题。你们二十五师的任务，我们已经讨论了，由叶挺同志给你们讲吧！”
叶挺向师长周士第和党代表李硕勋介绍了敌情之后，命令他们迅速夺取会昌城西北的几个重要山头。
聂荣臻指示他们要做好战斗动员，发挥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最后，周恩来说：“部队是很疲劳，可是会昌一定要打下来，你们有没有把握呀？”
周士第和李硕勋向周恩来表示说：“我们向党保证，一定打下会昌！”
二十五师经过战斗动员后，立即投入战斗。会昌城西北的几个山头，是天然屏障，该城的得失，取决于这些山头的得失，因此，也是敌人的主阵地所在。敌人在这里构筑了许多坚固的工事，配备了很多的兵力和很强的火力。我军七十三团以当年铁军独立团攻打武昌城的战斗精神，向敌主阵地反复冲杀。
二十五师投入战斗后，我军各部又向敌人展开进攻。激战至下午4时，敌人终于不支，纷纷向会昌城溃逃。我军穷追猛打，势如破竹，一口气攻入会昌城。
敌南路总指挥钱大钧及其残部，仓皇向筠门岭方面逃跑。钱大钧逃跑时，连自己的轿子都来不及带走，敌人当时的狼狈情形可以想见。
这次战斗，我军取得很大的胜利，杀伤敌人众多，俘虏敌官兵900余人，缴获各种枪1 000余支，辎重甚多；我军也伤亡了800余人。
朱德率领的左纵队在叶挺部击溃守敌的同时，也趁势反攻，从城东北入城。重伤的陈赓，在会昌城里兴奋地受到周恩来、聂荣臻、叶挺等亲切慰问。
26日晨，驻在洛口墟的桂军黄绍竑部2 000余人，不知钱大钧已被打垮，前来会昌增援。叶挺即令二十四师、二十五师出城之西北迎敌，战斗在原钱大钧部修筑的工事上展开，我军几路出击，将敌打垮，敌军败退回洛口墟。
27日，我军全军回师瑞金，在瑞金休整3天。
恽代英曾召集部队的党员开会，介绍了彭湃所领导的广东东江农民运动的力量及声势，和部队准备绕道福建去东江的计划，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打回广东去！实行第三次北伐！”
8月30日，全军浩浩荡荡，越过赣闽边境几座大山，来到福建省的长汀。在长汀（汀州）时，关于取东江的计划有详细的讨论。当时有两种意见：周恩来认为，应当以主力军由三河坝经松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即可控制东江地区。至于潮州、汕头，应以小部分军力（至多两团）去攻取，那时预料敌人会因失去东江而恐慌，潮、汕空虚，可以不战而取。另一种意见是：以主力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于三河坝监视梅县之敌，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这种意见的理由是：如果敌人死守，潮、汕不能取得，便难以取得海上接济；且梅县、兴宁、五华一带都是山路，部队不便行动，给养会发生困难，而走三河坝到潮、汕这条路可水陆并进，顺韩江而下。
这时一般干部长途行军之后，都想得地休息，多赞成后一种意见。因此是按照后一种意见实行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恩来的意见是对的。因为梅县一带虽是山路，但也是往东江地区发展的制高点，从梅县、兴宁、五华取惠州及潮、汕，一路俯攻下去，居高临下；且由此路线抄近路到达东江，使敌人猝不及防，不易集结。至于给养，后来才知道，也并不是困难的。
而实行了后面一种意见，南征军终于遭到了失败：首先在三河坝分兵，使兵力不集中，给敌人各个击破造成有利条件；到潮、汕后再向北从揭阳向汤坑出击，过于迂缓，使敌人得以集中兵力、以逸待劳；南征军从潮、汕向北，一路仰攻，处于不利的作战地形。会昌之战后，未按周恩来当时的意见，乘胜猛追，全歼钱大钧、黄绍竑主力于筠门岭一带，直下寻乌、梅县，已是失着。汀州会议又未能按照周恩来等的正确意见抢先去控制松口、梅县、兴宁、五华一线高地。这就造成了以后军事上的不利形势，导致了军事上的失败。
南征的起义军决定绕道闽西后，自瑞金向东，翻过几座大山，解放了福建的长汀（汀州），把二三百名伤病员安置在傅连暲办的福音医院里，然后顺汀江而下，水陆并进。于9月上旬（阴历八月十五），解放了上杭。在上杭的西较场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有1万余人参加，所以叫“万人大会”。周恩来、彭湃、郭沫若，还有一位女同志都讲了话，号召军民协力，解放闽粤，解放全国。
南征军进入广东境内后，派朱德率第九军、第二十五师主力，留驻三河坝、溜隍一带监视梅县方面之敌。9月23日，南征军解放了潮州。前委派周逸群率二十军第三师约千余人，留驻潮州，以策应各方。
9月24日，南征军叶挺的十一军二十四师和贺龙的二十军第一、二师等三个师，解放了重要的海港城市汕头。汕头的工农武装也举行起义以响应和欢迎南征起义军。解放潮、汕后，南征军主力在汕头休整了3天，周恩来和前委住在汕头畸户。9月26日，在汕头市牛屠地召开了群众大会，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出现在台上，全场的欢呼声、鼓掌声响成一片。周恩来是潮、汕劳动人民最熟悉、最爱戴的革命领导者之一，1925年11月至1926年，周恩来担任过东江行政委员，亲自领导过那一带的工农运动。这次重来潮、汕，他以兴奋激昂的演说，号召人民群众争取自己的解放。
这时，我军得悉敌人在揭阳的汤坑一带高山有利地形集结，有居高临下进攻潮、汕之势。但对敌人的兵力没有准确的侦察，以为敌军只有1 000多人。于是决定南征军主力叶挺的二十四师和贺龙的第一、二师出发攻击汤坑之敌。
9月27日，我军主力经揭阳向汤坑进发。从军事上说，如上节所述，周恩来等原主张在会昌之战后，乘胜歼敌主力于筠门岭一带，直下寻乌，占领梅县、兴宁、五华一线高地，自可控制东江流域，重建革命根据地。当时我军主力十五六个团，与敌军的兵力大致相等，而士气、战斗力远胜于敌，完全有胜利歼敌的把握。但当时有些同志同意苏联顾问纪功的意见，先是主张避战，绕闽西先取潮、汕海口，以得苏联军火接济。后虽同意先破会昌之敌，但只将敌击溃，未能乘胜歼灭，而主张返回瑞金折向汀州、上杭，从韩江坐船而下潮、汕取得海口。潮、汕一带是无险可守的低洼地，所以不得不安排朱德指挥的第九军和第二十五师主力留守三河坝。而为了守住潮州，又留下了周逸群指挥的二十军第三师主力。革命委员会等总部放在汕头，为了防止敌人从海上袭击，又不得不留下一些直属部队留驻汕头。这样，就分散了兵力，我军主力十五六个团分散在三个地方。以致贺、叶两部能向汤坑进攻的机动兵力，名为三个师，实际上一路减员的结果，只有主力6 000多人。而敌人呢？在会昌之战后，收拾残兵败将，利用这一个多月时间，从容地集结了钱大钧、黄绍竑、徐景唐、薛岳、陈济棠等部两广国民党反动军队主力25 000至3万人，控制了自汤坑至五华、兴宁、梅县、松口一线的高地有利地形，尤其集中兵力15 000人（包括先头部队的薛岳第三师和王俊部，后续的钱大钧、黄绍竑两部）于汤坑，直接威胁潮、汕。这样就形成了敌军兵力集中，我军兵力分散；敌众我寡；敌占领制高点有利地形，我军仰攻；敌以逸待劳，我军远征疲惫等这些军事上的不利形势。
9月28日，我军主力二十军的第一师和十一军的第二十四师向汤坑挺进，二十军的第二师为后续部队。在离汤坑30多里的地方击败敌军薛岳第三师主力的前哨部队，追击十余里，在汤坑附近宿营。
29日拂晓，我军主力第一师、第二十四师、第二师等三个师，在贺龙、叶挺指挥下，向汤坑之敌发起总攻击。敌军薛岳、王俊等部主力退到一个高山上，凭险顽抗。敌为生力军，火力极猛。我军英勇地冲上了山头，顽抗的敌军退到另一个高山上，钱大钧、黄绍竑的后续部队陆续到达，利用有利的地形与众多的兵力，继续顽抗。我军以猛烈的炮火掩护英勇的战士，向山上敌军阵地冲锋十几次，仍未能拿下这座高山。双方伤亡都很大。此时天黑，战斗只好暂停。
29日夜，我军又发动夜袭，但敌军作了准备，布置伏兵，包围我二十四师夜袭部队，我军英勇地反复冲杀，夜袭部队大部分英勇牺牲，少部分突围撤回。经过这一天一夜鏖战，我军主力已损失了一半，弹药也大部消耗了。于是贺龙、叶挺决定向揭阳撤退。以第一师断后，阻击追来之敌。汤坑之役，约计我军伤亡2 000多人，敌军伤亡4 000人，但敌众我寡，我军仍只好撤回。
30日，我军退至揭阳，知潮、汕亦不守，知揭阳不可守，10月1日在距揭阳约40里的炮台渡河，10月2日，至贵屿。10月3日下午3点，行至流沙附近的乌石，二十四师又遭敌人大兵团的伏击，我军损失甚重，突围部队仅1 000多人冲出来到陆丰，与海陆丰农军结合，后来建立了东江工农革命军，最后改编为红军第二师，参加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二十军第一、第二两师虽然冲过了乌石，但在将要到达海陆丰的时候，被敌军大兵团截断打散了。这样，南征军主力基本上失败了。只有朱德指挥的二十五师，建制还算是完整的，后来缩编为一个团，会师井冈山，在毛泽东领导下发展壮大起来。
与汤坑鏖战的同时，敌人又在帝国主义军舰帮助运兵和接济军火的大力支援下，集结优势兵力，分头进攻我潮州和汕头。
9月30日，敌军黄绍竑部集中两个师主力，沿韩江左岸，进攻潮州，同守卫在潮州城北沿江的山头阵地上的我周逸群第三师第六团一个总队，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敌军在帝国主义军火支援下，火力极猛，我军大部牺牲在阵地上。小部分撤至饶平，同朱德从三河坝撤退下来的余部会合，后来由朱德带上了井冈山，潮州遂失守。
与此同时，9月29日下午1时，国民党军舰“飞鸢号”在英、日、美、法等帝国主义军舰配合下，突然向我汕头驻军发动进攻，海军陆战队300余人登陆，与我驻军的警卫团激战，被我警卫部队奋勇击退。这时，南征军的领导机关正在汕头市嘉应州会馆开会，由上海辗转来到汕头的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太雷正在传达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并指示潮、汕如不能守住时，主要领导人员应撤退回上海党中央工作，部队可到海陆丰根据地。9月30日，英国等帝国主义舰队从海上掩护国民党军舰以强大火力向汕头射击，陈济棠、徐景唐、钱大钧等部敌军从四面八方向汕头涌来，猛攻汕头；在这不利形势下，前委决定放弃汕头。当时周恩来正在生病，发高烧达40度，他一面镇静地指挥警卫团同敌人海军作战，一面指挥掩护部队，掩护领导机关撤退。他要大家镇静，有秩序有掩护地撤离汕头，撤向海陆丰革命根据地。30日晚，周恩来自己带了一连人作后卫，最后撤离汕头，和猛追过来的敌人打了一阵，且战且走，向海陆丰方向撤退。这时，苏联虽然有一只接济军火的船开到汕头海面上，援助中国革命，但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舰拦阻，我军虽一度取得汕头海口，还是归于无用。
10月4日，南征军的领导干部，按撤退计划，到普宁的流沙村集中，在流沙的天后庙（一说是一个天主堂）里一间细长的侧厅里开会，作最后的决策。郭沫若回忆说：
“主要是恩来作报告，他是在发着疟疾的，脸色显得碧青。他首先把打了败仗的原因，简单地检讨了一下。为什么我们在瑞金、会昌连捷之后，毕竟在汤坑打了败仗？第一是我们的战术错误，我们的情报太疏忽，我们太把敌人轻视了。我们已经打到筠门岭，应该穷追，由蕉岭、梅县打出，不让溃败了的黄绍竑、钱大钧们有整顿的机会。我们没有这样做，竟由筠门岭折回，绕道长汀、上杭、大埔而入潮、汕。这样便把我们作战力最强的两师人不能不分开来，留了一师在三河坝镇守，终竟让敌人得到了居高临下的形势，集中力量来把我们个别击破了。……接着，又提到大体上已经决定了的善后的办法——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顿，向海陆丰撤退，今后要作长期的革命斗争。……非武装人员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分散。已经物色好了好些当地的农会会友作向导，分别向海口撤退，再分头赴香港或上海。报告完毕……叶挺先以他平素就带着几分兴奋的语调，开始说起，但说得很简单：‘我们再有得一团人，便什么都不成问题的啦。……’贺龙最后以他宏亮的声音带着愤怒沉着地说：‘……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到湘西，我要卷土重来。’……已经是午后两点左右……村外的山头上，有敌人的尖兵出现。……临时整顿好了的武装同志，可有一营人左右。……由叶挺领队，争夺那必经的西南山头。……到了中途，便由恩来指挥，但恩来这时已经在发着四十度的高烧了。……天色愈来愈黑了。恩来很着急，最后他叫大家整队，冒险向前，他说：‘不冒险是只好坐以待毙的呀！’大家在开始整队了。”
在这次流沙会议上，周恩来还简明地指出了此次起义在土地革命问题上、群众工作问题上、改造部队问题上、自力更生问题上以及放弃国民党左派旗号问题上的一系列的不彻底性和不及时等等的经验教训，号召大家走上新的战斗岗位，在“八七”会议所决定的土地革命和建立工农兵政权的旗帜下，继续坚持革命战斗，争取新的胜利。
周恩来带病指挥警卫营掩护领导干部，冲破了国民党余汉谋所部反动军队在流沙一带的包围和袭击，带队夜行军，10月5日晨，到了海边的甲子港，挥手送别一些同志分散到这一带渔村去。他们以后都由当地有组织的渔民基本群众掩护，分别乘打鱼船、舢板去香港，然后转到上海找党中央报到。起义的领导机关人员，如刘伯承、恽代英、吴玉章、林伯渠、郭沫若、徐特立、郭亮等都分批由甲子港一带分散到各村雇渔民的民船、帆船去香港，与在港的中共广东省委取得联系，再转回上海找党中央，听候分配。此后，贺龙就回到湘西桑植、鹤峰、洪湖一带组织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叶挺护送重病中的周恩来到香港，后来于同年12月又参加了广州起义。刘伯承、吴玉章、林伯渠等到上海党中央报到后则被派到苏联去学习了。周恩来自己本决定继续向西去海陆丰，同部队在一起。但是，由于发高烧和过于劳累，病情加重，使他不能继续跋涉行军，他只好被劝说由叶挺护送在附近小村落中养病，而让警卫部队在周其鉴率领下赶赴陆丰的金厢镇集中。
这时，海陆丰两县的情况是这样的：在解放潮、汕的同时，南征军先头部队已进入海陆丰地区。警卫队等部战士们虽然万分疲劳，但精神兴奋，始终保持着高涨的情绪。
海陆丰的农民群众，在第一次大革命时代，先在彭湃，后来在周恩来率领下，经历过长期的斗争，有丰富的革命经验，所以在南征军来到以前，农军已将海陆丰两个县城占领了。南征军到东江时，东江地区潮阳、揭阳的农军也占了县城。只有普宁县，因反动派死守县城，反动民团有枪800余支，并拥有机枪、大炮，四乡农军围城攻打，未能攻下。
到了10月4日，从乌石一带突围的南征军共1 200余人，到达海陆丰的碣石溪，和海陆丰的农民汇合，建立了“工农革命军”，游击于海丰的岩石、惠阳（惠州）的中峒、紫金的南岭一带，于1927年11月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二师和海陆丰工农民主政权，在彭湃、徐向前等领导下，继续战斗。后来，在瞿秋白第一次“左”倾路线干扰下，才又归于失败。
重病中的周恩来，由叶挺护送到陆丰的南塘，同区委书记黄秀文取得联系，报告了县委。县委通过关系，约于10月7日晚，把周恩来抬到了溪北村的一个老中医家治疗，10天后，由区委书记黄秀文送他们到金厢镇的海边小村洲渚村上船，直到香港。
10月中旬，周恩来到香港后，曾召集已到香港的起义军领导者贺龙、叶挺、吴玉章、林伯渠、恽代英等开会。会议决定周恩来必须留港继续治疗，其余的人陆续回上海党中央报到。
在香港治病期间，周恩来住在荷里活道的一间木楼里，他平易近人，经常和木工亲切谈话。解放后，人们从报纸上看到他的照片，才知道当年在木楼里养病的那个人，原来就是周恩来。有一次，周恩来在接见香港赴京参加观礼活动的联合会长陈旭才时，询问小木楼还在不在，并请他向当年住在小楼里的木工，转达他对他们的问候。
1927年11月上旬，他回到上海，没有顾上休养一下病后的身体，就继续担负起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的工作。11月中旬起，他担任了党中央的组织部部长。1928年6月至7月，他到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仍然被选为中央委员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苏联回来后，继续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和中央军委书记。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临危不惧。1932年冬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935年1月，他参加遵义会议，在会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作出重大贡献。
南昌起义军在三河坝分兵以后，朱德指挥九军和二十五师扼守三河坝、溜隍一带。
驻守在三河坝的朱德指挥的二十五师，很快就和反革命军队钱大钧部激烈交战，部队在朱德指挥下，激战了三天三夜，给了敌人以很大杀伤以后，于10月3日夜间撤出战斗。以后知道南征军大队在汤坑遇敌，便特地赶来接应，但到了饶平，就遇到了从潮州撤出来的南征军的一部分部队，知道潮、汕已经失守，不久又接到主力在汤坑一线与敌激战后失败的消息。
南征军的主力在汤坑失败后，朱德部便成了南昌起义后保留下来的唯一较为完整的武装力量，也就成为反革命军队的众矢之的。于是，朱德不得不率领部队且战且退，沿广东边界退至福建，越过闽赣边境，进入江西境内。
由于我军是处于初创时期，尚未经过长期的艰苦的革命战争的锻炼和改造，在惨痛的失败面前，思想上发生极大的混乱，每个人都在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供给，二无援兵，应当怎么办？该走到哪里去？……
为了提高干部战士的觉悟，使大家认清形势，看到革命的前途和方向，坚定革命信念，提高部队士气，朱德和陈毅在部队行至江西天心圩的时候，召集了排以上干部讲话。朱德那时还是一身灰布军衣，背一顶斗笠，穿一双草鞋，草鞋早已磨破了，用条带子捆在脚上，他脸颊削瘦，胡子长得老长，只有一双眼睛还是炯炯有神，放射光芒。他走到队前，坚定而严肃地说：
“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他用目光向大家扫视了一下，接着说：“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一个‘1917年’的。只要能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很多人向朱德提出问题，问现在应该怎么办？反动军队天天紧追在后面，怎样摆脱他们？
朱德回答说：“我们可以打游击，这一带有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基础。我们一定要跟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找个地方站住脚，然后就能发展。”
至于反革命军队的围追堵截，朱德预言道：“他们总有一天不追的。这些封建军阀们，他们之间是协调不起来的。等他们自己打起来，就顾不上追我们了，我们就可以发展了。”
接着，朱德又反复地讲了革命的前途和保存力量、坚持革命的道理。在这革命失败后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极其低落的时候，他的讲话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使官兵们看见了未来的光明前途，增强了他们的革命信念。
这支四面受敌、得不到后援的军队，生活是极端艰苦的。时值10月下旬，他们在赣南的山道里向西挺进，山林里已很寒冷，而官兵们身上穿的还是八一起义时发下的单衣，而且这套单衣也早被几个月的长途远征和连续战斗磨损得破烂不堪了，到处是汗污，到处是破洞。短裤遮不住小腿，经过长途行军，饱受风吹日晒以后，每个人的腿皲裂得像两条木棍子。鞋子早已穿烂了，也没条件打草鞋，有的撕下块布把脚包起来走，有的索性打赤脚走。行军中常常赶不到村庄宿营，露宿便成了经常的事情。一到宿营地，各人弄把树叶子垫在身子底下，大家穿着被汗水浸透的衣服，抱着枪支，背靠背地挤拢在一棵树下，互相暖着身体睡上一夜。夜凉露寒，一夜不知冻醒几回；早晨，刚被体温烤干的衣服又被露水打湿了。至于吃饭，那更是困难，吃饱肚子的时候是少有的。尤其难耐的是疾病折磨。这正是南方发病的季节，拉痢疾、打摆子（疟疾）的一天天增多，又没有医药治疗，有的走不动了就寄养在老乡家中，有的病势沉重，就在野营的树下或小道旁牺牲了。
就在这艰苦的日子里，朱德、陈毅、王尔琢等，在军队中建立起党的坚强领导，使党的组织在军队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作为核心和骨干，党组织始终团结了一部分意志坚定的干部战士，度过了革命最艰难的时期，而使革命力量没有溃散。
在最困难的时候，战士们常常看见朱德、陈毅、王尔琢等负责同志，他们穿插在行军行列里走着，肩上扛着动摇分子扔下的步枪，或是搀扶着病号。他们一面走，一面和士兵们讲解着革命道理，指出革命的前途。沿路上，党代表陈毅曾经不只一次地召集党员谈话、开会，要求党员们切实掌握好部队，要他们“受得起失败的考验，做失败时的英雄”。党员们在士兵中吃苦在先，以身作则，起了模范作用。
但是，也有革命意志薄弱，经受不起失败的考验，忍受不了艰苦的生活而开小差逃跑的。当时，林彪是七十三团二营七连连长，他对革命悲观动摇，开了小差，向梅关方向逃跑，只是在跑不出去的情况下，才不得不重新归队。
1927年10月底，当朱德、陈毅率部队来到江西大庾时，粤桂战争爆发了。围追的军阀部队纷纷撤走，于是朱德的队伍得以停住脚，得到休整的机会。到大庾后不久，朱德召集全体战士集合。
从广东三河坝撤出战斗时，二十五师的兵力是2 000人，加上从潮州撤出来的二十军第三师的一部分，共计2 500人。到这时集合起来一看，已经少了一半还多，总共不过八九百人了。部队官兵一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疲惫不堪，但是他们的精神却非常振奋，眼睛闪耀着坚定的光彩。这就像大浪淘沙一样，在长途征战、艰苦磨难中，淘汰掉了泥沙之后，提炼出了真金，这是全军的精华，是革命的火种。
朱德高兴地说：“我原来想有两百个人能同生共死，就能胜利。现在我们有好几百人，我完全相信，任何帝国主义和军阀也不能消灭我们！”
他又说：“困难是一定能够克服的！中国革命是有前途的。我们要革命到底，只要大家一条心干革命，胜利就是我们的！”
在大庾住了几天，11月初，朱德带着队伍上了山，在湘、粤、赣三省交界的江西大庾岭山区，以上堡、文英、古亭等山区村镇为中心，开展了游击战争，并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
正在这时，他们又与从井冈山来的张子清、伍中豪带的一个营会合了，知道了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朱德认为毛泽东开创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的道路，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他决心到井冈山去，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队伍会合起来，走毛泽东指引的道路。12月，他利用和驻韶关的滇军军官范石生过去的同僚关系，驻军到韶关附近的犁铺头休整，编制为一个团，取得了范石生的装备补充和军饷，大大充实了实力。
1928年1月12日，朱德率领部队占领湘南宜章县城，配合党的湘南特委，发动了湘南“年关起义”，打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旗号。1月下旬，在湘粤交界的砰石、乐昌一带消灭了“马日事变”的刽子手许克祥的两个团，狠狠地打击了反动势力。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和农村的土豪劣绅对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实行残酷的镇压，大批的共产党人和农运骨干被砍头悬挂，但是，“敌人屠杀空前古，人民反抗气更高”（陈毅诗），湘南几个县的党组织很快恢复活动，秘密地发动农民继续斗争，其势已如干柴烈火。所以朱德的部队一到，立即在湘南宜章、郴州、资兴、永兴、耒阳等十县地区燃成燎原之势，仇恨满腔的农民举着梭镖大刀，纷纷参加朱德的队伍，起义军很快扩编为两个师，8 000人。
湘南起义实行了土地革命，建立了工农兵政权。但是，起义坚持到3月底、4月初，由于蒋桂战争结束，反动军阀又调集主力实行南北夹攻，起义军被迫突围，湘南起义终于失败了。朱德带领湘南起义的主力队伍2 000人、农军七八千人向井冈山地区转移。
早在1927年11月，朱德就曾派原在二十五师政治部工作的毛泽覃，到井冈山去找毛泽东，向毛泽东汇报情况。12月，朱德在粤北犁铺头时，又让张子清和伍中豪率第三营回井冈山，找毛泽东汇报。毛泽东一直非常关心朱德的部队，上山不久就派何长工来寻找。12月初，何长工到犁铺头找到朱德，朱德立即写信让何长工带给毛泽东，准备发动湘南起义后即上井冈山。湘南起义后，毛泽东又派毛泽覃带领一连人下山与朱德联系。1928年4月毛泽东亲自率领井冈山的队伍，分两路插入湘东南，接应朱德部队。毛泽东率领的部队有力地掩护了朱德的部队，使朱德的部队顺利地到达了井冈山地区。关于会师的情景，何长工曾有过很详细很生动的描写，他在《伟大的会师》这篇回忆录中写道：
“朱德同志听说我们来了，到门外来迎接。我远远看见他，就报告毛泽东同志说：站在最前面的那位，就是朱德同志，左边是陈毅同志。毛泽东同志点点头，微笑着向他们招呼。”
“快走近村边时，朱德同志抢前几步，毛泽东同志也加快了脚步，早早把手伸出来。不一会，他们的两只有力的手掌，就紧紧地握在一起了，他们自己道了姓名，使劲地摇着对方的手臂，那么热烈，那么深情。我们都感动地站在旁边，笑着，看着他俩。我们心中都有一句共同的话，但是谁也没有说出来。”
“进到屋里后，毛泽东同志把我们介绍给朱德同志；朱德同志也将他周围的干部，给毛泽东同志作了介绍。”
“毛泽东同志带着祝贺的口吻说：‘这次湘粤两省的敌人竟没有能整倒你！’”
“朱德同志说：‘我们转移得快，也全靠你们的掩护。’……”
“我们走出来，看见田野山坡、村庄周围，到处是一簇一簇的人群。井冈山的战士和群众已经和朱德同志带来的战士们处得很熟了，他们相互介绍情况，谈论革命经历，到处是一片朗朗的笑声。”
1928年5月4日，两大主力会师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朱德任军长，陈毅是军委书记。
井冈山会师，成立了红军第四军，从此以后，这支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会合起来的人民军队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下，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井冈山会师，大大地加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阵容，提高了革命武装队伍的军事素质和武器装备。
井冈山会师以后，朱德和毛泽东一起领导红军，勇敢坚定、不辞辛劳地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正如华国锋在朱德的悼词中所说：“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朱德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1928年，他率领一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发动了湘南起义，然后上井冈山，同毛泽东所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他担任军长。从此，朱德就在毛泽东领导下，在毛泽东建军路线的指引下，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壮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就是中共中央对朱德的这段历史作出的正确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