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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伟大祖国的东南部，淮河和大运河的交流处，有一块水网纵横、景色秀丽的平原。周恩来的诞生地——江苏省淮安县（编者注：今淮安市楚州区），就坐落在这块平原上。
周恩来在中学时这样描述过这个地方：“淮阴古之名郡，扼江北之要冲，清时海禁未开，南省人士北上所必经之孔道也”
。确实，淮安和淮阴，都是历史悠久的古城。淮安城在历史上曾是重要的粮食转运站，是个热闹的小城镇。
周恩来诞生的时代，正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的悲惨年代。周恩来的家乡，也早已经被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和清朝政府的封建统治蹂躏得饿殍遍地，满目荒凉，人民痛苦地煎熬在水深火热之中。
就在那社会剧烈变革、动荡不定的年代里，1898年3月5日，周恩来诞生在淮安县城内一个破落的封建官僚的大家族中。他的祖籍是浙江绍兴，从祖父
一代迁居淮安。从周恩来记事的时候起，这个官僚世家已经开始衰落下来。父亲周劭纲，长年在外省做小公务员，挣的钱很少。母亲姓万，也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嫁到周家后就主持了这个封建大家庭的家务。周恩来有个小叔父，病死后遗下婶母陈氏。陈氏因无子女，就把刚一岁的周恩来过继为子。（编者注：周恩来不满周岁时，小叔父周贻淦病危。为安慰弥留之际的周贻淦，周恩来的父母将周恩来过继给他。）所以说，幼年的周恩来，曾有过两个母亲。
1904年，周恩来六岁时，同他父母、过继母亲及两个弟弟一家六口搬到淮阴（清江浦镇），和外祖父家同住，开始在外祖父家的家塾念书。当时的教育还是清朝的封建教育，一个学童入学，首先得背诵孔孟的经书，这是入仕的起码要求。可是周恩来对此却不感兴趣。外祖父家藏书很丰富，给周恩来广泛地阅读古今小说，涉猎历史知识，培养文学才能，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在四五年的时间里，在过继母亲陈氏的关怀和指导下，周恩来读了很多中国历史故事的书籍，他在同辈兄弟中以博闻强记著称。在我国历史上，曾涌现过无数抗击外族统治者入侵、保持民族气节的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也涌现过许多领导人民反抗压迫剥削的革命英雄，他们的英雄事迹，强烈地打动了少年周恩来的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是这个大家族中的长孙，每逢过年过节，或本家、外祖父家这两个封建大家族成员中有喜庆吊丧、生日忌辰，母亲总要带着他去应酬以至排解纠纷。这些活动固然是增加了他的社会见识，但是，他对那些封建的烦琐礼节，非常反感，特别看不惯的是破落了还要装门面的旧风俗、旧习惯，借钱典当来送礼请客的虚伪作风。在他童年的心灵中，对这些封建习俗是厌恨的。
周恩来九岁那年，家里已经衰落到要靠借债过日子了。两个母亲由于愁苦劳累，在一年之内相继去世。他家又从淮阴搬回淮安。年仅十岁的周恩来不得不经常跑到当铺的高柜台下典当东西，还要去叩富人家的大门启齿借债，这使他领略了各种冷漠讥笑的面孔。过去那些趋炎附势、阿谀迎奉的地主、绅士们，现在翻脸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封建礼教的虚伪残忍，旧社会的世态炎凉，使他开始痛恨起为富不仁的富人来，在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愤懑不平的种子。同时，由于家庭地位的下降，自己尝了清贫的滋味，也有机会更多地接近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了解到旧中国受苦受难的工农劳苦大众的生活遭遇和血泪斑斑的家史，他深深地同情他们。
1910年春，十二岁的周恩来离开家乡，跟伯父
去东北，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回去过。
1910年春，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的前夜，周恩来到了东北，先在铁岭（当时叫银州）的银冈书院读书半年，又进了沈阳（当时叫奉天）东关模范两等学堂
继续上小学。
东关模范两等学堂坐落在奉天古城大东门外，校舍是两栋红柱青砖的两层楼房。
从四季葱茏的南国水乡来到寒冷干燥的东北城市，对于十二岁的少年来说，一切都是新奇的。周恩来站在学校的操场上，看着同学们打秋千、跨木马，跑的跑、笑的笑，感到东北的孩子们体格健壮，身材高大，和自己文弱的体质形成鲜明的对照。
刚来东北，周恩来觉得在生活习惯上有很多与南方不同的地方，比如，在家乡吃的是大米，在这里得吃高粱米和玉米面；一到冬天，这里到处是冰天雪地，北风呼啸，寒彻肌骨，这也是他从未经受过的。另外，有些大同学欺侮他不是本地人，叫他“小蛮子”，经常打他。
刚到一个新的环境就遇上了这么多困难，怎么办？
性格坚强的周恩来，相信环境是可以适应、可以改造的，决心鼓足勇气，打开一个新的局面，而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他以顽强的毅力进行各方面的锻炼。
冬季的清晨，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同学们经常可以看到，在学校附近的小河边，周恩来迎风跑步的身影。经过三年的锻炼，他的生活习惯改变了，长了骨骼，锻炼了肠胃。那时恐怕谁也没想到，这对于他的身体后来能够适应艰苦的战争环境和繁忙的工作，有多么大的意义啊！
五十多年后，1966年七八月间，周恩来在北京接见辽宁大学的红卫兵时说：我是1910年到沈阳的，住了三年。我是带着辫子来的。我身体这样好，感谢你们东北的高粱米饭，刮大风夹黄土。
为了对付大同学的欺负，周恩来想了个办法——交朋友。原来他发现被欺负的不止他一个，还有很多弱小的同学也受这伙人的欺负。于是他就和受欺负的同学们交朋友，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不讲理的大同学。这样，那些大同学果然再也不敢随便欺负人了。1911年，周恩来在沈阳上小学的第二年，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民国。但是，这次资产阶级革命是不彻底的，很快被袁世凯
窃取了革命果实，不久就公开撕下拥护民主共和的伪装，独裁卖国，复辟帝制，人民又被推进黑暗的深渊。在这政治局势瞬息万变的日子里，奉天和全国各地一样，也是风云变幻，满城风雨。
当时学校里有个姓高的史地教师，是个富于正义感的进步教员。他在宣统年间就剪了辫子。他常常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宣传爱国思想，生动地讲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的悲壮史实，使周恩来和同学们听得热血沸腾，泪痕满面。高老师还把《革命军》介绍给周恩来看。《革命军》是年轻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十九岁时写的一部宣传革命的书。这本书用通俗、明快的语言，大声疾呼革命，曾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周恩来读了这本书后，受了很大的感染，激起他忧国忧民的情感。所以，当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消息传来，周恩来在学校中第一个剪去了辫子。
在沈阳城东郊，有一个日俄战争时战场的遗址。
日俄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同俄国沙皇之间，为了争夺中国的东北和朝鲜，于1904年至1905年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的战争。当时，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不敢加以反对，竟无耻地宣布“严守中立”，听凭强盗们在自己的国土上烧杀掠夺。这场疯狂残暴的战争，给东北三省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这对于每个有爱国心的人来说，都感到是巨大的耻辱！有一年暑假，周恩来到一个同学家去做客，这位同学的家就在这个战场的遗址附近。他的祖父是农村私塾的教师，老人带着周恩来和那位同学一起去观看这个旧战场，并用悲愤的语调讲解了日俄战争的经过和中国人民的灾难。周恩来望着那经过战争浩劫而残存下来的断壁残垣，累累弹痕，仿佛看到日本的亡命“武士”与沙俄的熊虎兵士进行凶残的厮杀，看到中国同胞们在屠夫们的狞笑声中，倒在血泊里。……想到这些，他暗暗激励自己，要发愤学习，学好本领，长大要为自己的国家和同胞报仇。
东关模范学校的魏校长，有一次把同学们召集起来，问大家：“读书为了什么？”有一个同学回答说，为了寻求出路；还有一个同学说是为了发财致富。周恩来的回答是：“为了中华之崛起。”
周恩来在小学毕业后，曾给一个要好的同学题写了临别赠言：“志在四方”，“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全国解放后，这位老同学带着保存了四十多年的“临别赠言”，到北京见周恩来。他们都兴奋地感慨四十年来天翻地覆的变化，赞颂毛主席、共产党的丰功伟绩。周恩来又把这张“临别赠言”收藏起来。
周恩来在小学三年中，学习成绩很优异。他的作文曾被选到省里作为小学生模范作文印发。
他的学习成绩之所以这样好，是因为他有一个正确的学习目的。他在东关模范学校期间，接触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大大开阔了眼界，有了为国出力的志愿，所以才能有刻苦好学的强大动力。
1913年八九月间，十五岁的周恩来考入天津南开学校。
这所学校，当时在中国算是一所学术空气比较自由、教学作风比较民主的学校。但课业重、考试难、学费贵。总之，是一所典型的资产阶级学校。
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上中学的时候，生活是很清苦的。因为他的生活来源，是靠在东北做事的伯父供给的，伯父的收入本来就不多，还经常失业，因而他的生活费常常有接济不上的时候。周恩来就得利用假日和休息时间，给学校抄写教学材料或刻蜡版，挣一点钱来补贴饭费。据当时和他一起上学的老同学回忆说，那时，周恩来常穿一件蓝布大褂，星期日自己洗了，当夜烘干，星期一又穿着上学。由于他家庭经济困难而学习成绩优异，经教师推荐，学校免去了他的学杂费，他成为全校免费生之一。
生活上的贫困，并没有使周恩来感伤或气馁。恰恰相反，清贫节俭的生活，激发了他艰苦奋斗、发愤图强的精神，培养了他勤俭节约的美德。
周恩来物质生活虽然清苦，精神生活却相当丰富。他的求知欲是那样的旺盛，学习的毅力是那样的顽强，因此功课学得很出色。他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在他三年级（1915年上半年）时，全校举行作文会考，他被评为第一名。周恩来才思敏捷，作文不用打稿，下笔成篇，为师生们所称赞。
周恩来还利用课外的点滴时间阅读了许多宣传革命思想的书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受到章太炎
的光复会的影响，热心地读了不少清初民族主义学者如顾炎武
和王夫之
等人的著作，培植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他除了读一些介绍“新学”的著作如《饮冰室文集》和《新民丛报》外，还爱读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民主革命派在上海办的《民权报》和《民立报》以及较有民主思想的天津《大公报》。他也很感兴趣地读了18、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如卢梭
的《民约论》、孟德斯鸠
的《法意》等书和严复
译的《天演论》等。
当时无论学校里和社会上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借阅方便的图书馆。为了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周恩来不得不尽量节衣缩食，省出钱来买书。有一次，他在书店看见了一部用连史纸
精印的司马迁
的历史巨著《史记》，非常兴奋，毫不犹豫地掏出伙食费买了回来，在宿舍里津津有味地读着。读到一些感人的章节，他情不自禁地放下书来，给宿舍里的同学们生动地讲述书中的故事，使同学们受到感染。
周恩来的英文也学得较好，甚至能看许多英文原著。他在这一时期学到的广博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对于他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在革命斗争中能够肩负重担，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良好的基础。
1914年3月，周恩来和两位同学发起组织了一个课余学习和文艺团体，叫“敬业乐群会”，取名是忠于职守、团结群众之意。这个团体组织了学习“新学”的读书小组，创办了会刊《敬业》，在会内开展各种讨论，有时开展课外文艺活动。周恩来品学兼优，但从不骄傲，很关心同学，能帮助同学进步，有很高的威信，是“敬业乐群会”的创始人和实际领导者。但他很谦让，在第一、第二年只担任智育部长、副会长和《敬业》的主编，到第三年才担任会长，表现了他谦让友善、没有私心的高尚品格。这个团体团结了许多进步同学。
“敬业乐群会”时常在会内讨论国家大事，探求革命真理。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逼迫袁世凯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造成了“五·九”国耻；这时，周恩来曾在“敬业乐群会”愤慨演说，强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加给我国的亡国条约。1916年袁世凯称帝时，他也很激昂地发表演说，愤怒声讨。
《敬业》是一种学报性质的半年刊，一共出了六期，现在保存下来的有五期。从这五期上，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用“飞飞”、“翔宇”、“恩来”署名写的诗词和文章。
《敬业》创刊号上发表了周恩来1914年春天所写的诗《春日偶成》。眼看着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卖国独裁，政治黑暗，人民痛苦，周恩来愤怒地写道：“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
表达了他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革命志愿。
在后几期《敬业》里，他还开辟了《飞飞漫墨》的专栏。这一专栏，用多样化的文学体裁，宣传进步思想，抨击腐朽的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
我们今天读起周恩来那时写下的文章和诗词，突出的一个感觉就是，周恩来在十六岁到十九岁时学到的语文基础已经相当扎实了。他的文章内容充实，旁征博引，说服力强，显示了他学习很下功夫。他的笔锋犀利，词句真切感人，那种“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锐利的批判能力和朴质的文风，至今仍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他的诗寓意深远。以《敬业》第四期上一首送别同学的诗为例，其中有“扪虱倾谈惊四座，持螯下酒话当年。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
的雄壮豪放的佳句，不仅表现出周恩来宽广的胸襟，凌云的志气，而且就艺术性来说，那精练的词句、优美的音韵和清新刚健的风骨，也称得上是一首好诗。
《敬业》上还记载了周恩来丰富、活跃的社会活动。他邀请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来校讲演；他组织会员们到社会上去参观；他能够慷慨激昂、挥洒自如地讲演；他还会活灵活现、情感逼真地演话剧……
这里，我们介绍一下周恩来练习演说和演话剧的一些情况。
他认为要动员群众起来救国，除文字宣传外，还必须有口头宣传，必须学会演讲。他在“敬业乐群会”内带头练习演讲。由于他锻炼了出众的演说才能，南开学校两次参加天津校际演说比赛，都以周恩来为首的三人为代表，两次获得第一名。
周恩来很重视化装宣传，积极参加和领导了南开学校的话剧运动。他亲自参加演话剧，宣传民主、科学思想和妇女解放、破除迷信，发挥了他爱好文艺和戏剧的特长。那时还受封建习俗的束缚，不允许男女同台演出，同学们只好推选他来扮演女主角，参加演出了著名的进步话剧《一元钱》和《华娥传》、《醒》等。1915年秋，《一元钱》在南开演出比较成功，曾被邀请到北京演出，轰动一时。
从上面这些事实中，我们可以想见，周恩来当时确是一个勤奋好学，积极热情，善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有志青年。同时，我们也可以想见他那精力充沛，多才多艺，不知疲倦地工作、学习的精神风貌。
周恩来逝世以后，他中学时代的老同学，拿出了一幅珍藏近六十年的周恩来的手迹。
1917年6月，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毕业了。那时“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周恩来抱着这样的志向，为寻求真理，决心到日本去留学。临行的时候，他写下了一首气势磅礴的表明志向的诗篇。当时，周恩来十九岁。诗的手迹，是他二十一岁时书写的，书法带魏碑和颜体底子而自成一体，苍劲有力。
诗的内容是这样的：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诗的大意是：
唱罢了“大江东去……”的豪迈辞章，我毅然决然地东渡远航；我深邃精密地研究社会科学，是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
我愿意学那古人通过专心致志的苦练达到“破壁而飞”的境地，以此精神来改造今天的社会；即使壮志难酬，蹈海而死，也不失为一个舍生取义的英雄。
这是一首抒发远大抱负和战斗豪情的、格调激越的诗篇。
诗的第一句表达周恩来为寻求真理不怕走遍天涯海角，志在四方、四海为家的豁达气派；第二句说明周恩来为改造现实而学习的正确的学习目的和态度；第三句表达周恩来希图打破旧社会的桎梏，创造出一个光辉灿烂的新世界的迫切心情；第四句表现了周恩来为真理，为正义的事业不惜赴汤蹈火的献身精神。
诗的意境雄阔，风格豪放，思想深刻，表现出一个有志青年的精神面貌和高尚品质。
读到这首气势磅礴的诗篇，谁不为之深受感动，为之热血沸腾、壮怀激烈呢？
1917年9月，周恩来满怀寻求真理的热望，来到了日本的首都——东京。在日本期间，他的生活很艰苦，有时只吃些青菜、豆腐。住的地方，是和另外两个中国留学生一起租的一户日本居民家里。在东京，他一面在神田区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日文和补习大学的各门功课，一面关切地考察日本现实社会的状况。
当时的日本，已经由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而且日本帝国主义具有军事封建性的特点，有特别强烈的侵略性。
周恩来在这时看到些什么呢？
固然，那山势峻峭、终年积雪的银山——富士山，那红霞一般的盛开的樱花，那秀丽的琵琶湖和加马河，都给予他大自然的美的感受，勤劳智慧的日本人民也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但是，使他感触更深的，却是日本劳动人民在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剥削下，过着贫困生活的图景。特别使他不能容忍的，是日本军阀疯狂的军国主义的叫嚣和对中华民族的肆意欺侮。他目睹日本社会乌烟瘴气的黑暗现状，感到自己寻求真理、救国救民的心愿不能如愿以偿。愤恨、痛心、苦闷和誓雪国耻的决心交织在一起，使他感到茫然，不知道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正当周恩来在黑暗中苦苦摸索的时候，在北方的俄国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人类历史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从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十月革命的消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传到了日本。这时周恩来在报刊上看到了关于苏俄社会主义社会的介绍，有什么“过激党”和“赤军”一类的新鲜名词。
1919年初，他又看到了日本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京都大学经济系主任河上肇教授主编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刊物《社会问题研究》。
这是周恩来最初接触马克思主义。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马克思主义在他的思想上还只是一个新的萌芽，但他已经在阴云密布的黑暗世界中看到了一线的光明——一个新世界的曙光，使他摆脱了苦闷、渺茫的心境。当时他在日本写的《雨中岚山》和《雨后岚山》就是他这种心境的生动写照：
雨中二次游岚山，
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
潇潇雨，雾濛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
真愈觉姣妍。
山中雨过云愈暗，
渐近黄昏；
万绿中拥出一丛樱，
淡红娇嫩，惹得人心醉。
自然美，不假人工；
不受人拘束。
想起那宗教、礼法、旧文艺……
粉饰的东西，
还在讲什么信仰、情感、美观……
的制人学说。
登山远望，
青山渺渺，
被遮掩的白云如带；
十数电光射出那渺茫黑暗的城市。
此刻岛民心理，仿佛从情景中呼出：
元老、军阀、党阀、资本家……
从此后“将何所恃”？
在这两首诗中，《雨中岚山》一首，用比喻的手法，写出了他在模糊中看到了一点光明——马克思主义的光辉。《雨后岚山》则用鲜明的笔调，抨击了几千年来剥削阶级为了愚弄人民而宣扬的宗教、礼法、旧文艺。最后一句，周恩来用充满信心的口气，宣告一切剥削压迫人民的魑魅魍魉必然灭亡的命运。
周恩来在日本期间，正是祖国处于内忧外患、十分黑暗的年代。统治国内的封建军阀，只知卖国求荣，连年混战；各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企图灭亡中国。周恩来和广大留日爱国青年一样，痛恨日本侵略者，痛恨中国军阀卖国，感到“国亡无日”，忧心如焚。他到日本的第二年（1918年），就参加了旅日中国留学生的爱国组织“新中学会”，积极从事反对封建军阀的救国运动。这一年的四五月间，传出了段祺瑞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出卖领土主权、换取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消息，留日学生群情为之哗然。他们以东京神田区的中国青年会会馆为据点，不断举行抗议集会，周恩来曾在集会上发表演说。
1919年4月，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也已经在中国传播，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正在觉醒，一股新的历史潮流正在逐渐形成。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动荡岁月里，周恩来毅然回国。4月的日本，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周恩来从神户乘轮船告别了他求学一年半的地方。
周恩来回国时，正值五四爱国运动爆发。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法、日等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分赃的“和平会议”。中国当时算是战胜国之一。但是在巴黎和会拟定和约时，帝国主义列强不仅不理会中国要求取消“二十一条”的合理要求，反而要把德国从我国山东抢夺的特权让给日本帝国主义。而北洋军阀卖国政府竟准备签字，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就这样爆发了。正像毛泽东所指出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光辉篇章。
“五四”期间，天津先后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和“天津各界联合会”，展开了示威、游行、集会、请愿的斗争。学联并准备出版会刊。正在这时，周恩来回到天津。他马上参加学联的工作，并担负起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以下简称《会报》）的任务。
《会报》曾是对开一大张的日报，后改为三日刊，最多时每期发行两万份以上，因而印刷是个很大的问题。承印《会报》的是南市荣安大街的协成印刷局，用过现在保存在博物馆（编者注：指天津博物馆）里的那台印刷机。周恩来经常到协成印刷局来，通宵达旦地同工人们在一起，商量解决印刷中遇到的困难，并亲身参加印刷劳动，同时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在这段时间里，他和印刷工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排字工人排好版以后，校对稿件是一项很麻烦的工作，如果请别人来做，需要花费很多钱。为了节约办报的费用，周恩来自己担负了校对工作。每到晚上，他就来到这里，一干就是一个通宵。他不但校对稿件，还帮助工人搬运纸张，折叠报纸，以至学着操纵印刷机。由于他平易近人、吃苦耐劳，很快就受到工人们的热情关怀和爱戴。每到休息时间，工人们就围拢在周恩来的身边，向他提出各种有关时局的问题。他也趁此机会宣传不当亡国奴，讲解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封建的道理，并询问工人们的生活状况和他们的迫切愿望。
在协成印刷局的厂房里，周恩来和工人们亲切交谈。他用种种生动的比喻，深入浅出地讲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说明资本家是怎样剥削工人的。工人们凝神倾听，眼睛闪耀着觉悟的光芒。周恩来与工人们同呼吸、共命运，他们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
《会报》不仅是学生争相购买阅读的报纸，而且在工人群众中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会报》采用的是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白话文，通俗易懂，稍有文化的工人、农民，都能看懂。
有一次，有几个学生卖报员在街上卖《会报》，被反动警察看见过来干涉，想夺下报纸。卖报员们机警地跳上电车，电车开走了，警察干着急没办法。卖报员要买电车票，司机和售票员都爽快地说：“不用买，宣传爱国可以白坐车。”
还有一次，一个工人下班回家，看到学生们在街头卖报和进行宣传，就走过去听了一会儿，并买了一张《会报》。他一边慢慢走，一边读着报上的文章。这位工人读着读着，攥起了铁锤般的大拳头，激动地自言自语地说：“真是说出了我们工人的心里话呀。”他猛然转回身子，走到卖报的学生面前，把自己干一天活儿所挣得的钱都塞到学生的手里，嘱咐他们说：“拿去多印些这样的报纸！”说罢回身就走。学生们感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好久才兴奋地喊道：“那位送钱的同胞，你叫什么名字呀？”工人回过头来答道：“记住一个中国苦力就够啦！”说着，他那宽阔结实的身影消失在人群中。
学联报纸的广泛发行，宣传工作的深入和扩大，使学生和工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在天津五四运动的几次大的斗争中，工人阶级都成为了主力军和爱国学生的坚强后盾。
周恩来在五四运动的革命实践中，证明了毛泽东提出的知识分子必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是一条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出版，对鼓舞天津青年学生和各界群众坚持爱国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会报》内容有主张、要闻、评论、新思潮、文艺、来件、演说等，许多重要文章是周恩来亲自写的。它经常报道国内外时事和各地爱国学生运动的消息，宣传打倒孔家店和批判孔孟之道，抨击帝国主义和军阀卖国政府的罪行，号召举行罢工、罢课、罢市、示威、请愿，成为当时天津和华北反帝反封建的一个响亮的战斗号角。
五四运动展开之后，北京政府不得不罢免了与“二十一条”有直接关系的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在群众压力之下，也于1919年6月拒绝在损害中国利益的“和约”上签字。看到这种表面现象，一部分学生产生了松劲情绪。天津反动当局为了分化和破坏学生的反帝斗争，决定学校提前放暑假并延迟开学。烈日炎炎的夏季，在一些学校的校园里一度显得有些冷清。正在这时，周恩来回到南开学校，使冷清的空气又活跃起来。特别是7月21日，《会报》第一期出版，周恩来写的社论《革心、革新》，提出改造社会同时改造思想的主张，像在一池平静的湖水中激起一层层波澜。
山东省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直接受害地区，反日爱国运动特别高涨。8月初，媚日军阀、山东镇守使马良采取屠杀政策，继解散救国团体、逮捕和毒打学生之后，又杀害了回教救国会的三位领导人。惨案发生后，天津和各地群情激愤，反动政权加强了镇压。8月6日，周恩来主办的《会报》立即作了公开揭露。
“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地来了。”
“山东学生游行，被军警捕去三百多人，关在第一师范，听说还要枪毙几个。”
“北大学生被捕，现在警厅发出布告，连他们的事实，都不许报纸登载。”
“日本人对山东的九条决议（见昨天报）简直看中国不成一个国家。”
“国民啊！黑暗势力，愈来愈多了，我们应当怎样防御啊？”
“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
“推倒安福派，推倒安福派所依仗的首领，推倒安福派所凭借的军阀，推倒安福派所请来的外力。国民自觉！国民自觉！现在就是时候了。”
为了加强团结的力量，8月9日，在周恩来提议下，又以学联《会报》为核心，把各校的刊物组织起来，成立了“天津学生报社联合会”。这样，各校宣传力量在统一的领导下，成为一支宣传科学、民主和反帝爱国思想，反对迷信、独断和崇洋卖国思想的很大的队伍。《会报》还直接推动了天津各界联合会第二次的赴京请愿斗争。
在周恩来参加下，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充分估计了这次请愿的艰巨性，做了代表可能被捕的准备。
8月23日一早，北京、天津代表二十五人，到北京反动政府“总统府”门前递请愿书，抗议山东惨案，要求惩办马良。同一时间，天津各爱国团体领导人，特别是学联和《会报》编辑部，都焦急地等待着北京的消息。
长途电话来了，学联副会长抓着耳机：“喂！喂！喂！北京学生会！请说罢，怎么样？……都被捕了！不出所料。好，我们立即准备下一步的行动。”
原来，北京反动政府戒备森严，不仅不让见“总统”，还要驱逐请愿代表。代表、学生和各界群众同他们展开了说理斗争，并对过路群众作宣传，一直坚持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大批反动军警包围了请愿群众，一群穿着黑大褂的便衣侦探捕去了全体二十五名代表，送进了拘留所。
耳机放下了。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愤慨。
这时，周恩来沉着有力地说：
“这正是继续加强爱国运动的时机，用不着惊慌紧张，依照计划进行就是了。被捕，只要经得起考验，不算什么！但营救他们，是我们的责任！”
简短的话语，使大家振奋起来。
同一天，在东讲厅的一间会议室里，天津学生报社联合会召开了临时会议。周恩来向各报代表报告了请愿的经过。他指出：当前应把注意力集中到请愿斗争上来，必须进一步唤起民众，联合斗争……
接着，《会报》的号外出来了。天津街头传出阵阵叫卖声：“学生会报号外！号外！”
“同胞们！京津的请愿代表都被捕了！我们要群起反对！要搭救被捕的代表！”
天津沸腾了，群众愤怒声讨卖国政府，上千人要求参加赴京请愿的斗争。25日，天津组成了几百人的队伍分批赴京。26日，北京、天津两地学生共三四千人，排着整齐的队伍，向“总统府”进发。新华门前，反动军警戒备森严，一片杀气腾腾。由于反动政府拒不接见代表，请愿团在各界群众支援之下，不分昼夜地坚持斗争。
斗争持续到第三天，反动派下了毒手。他们用枪托毒打学生，并且逮捕了请愿的现场指挥者马骏……
为了推动请愿斗争的顺利进展，营救马骏和全体被捕代表，周恩来和学生代表郭隆真
等，亲自到了北京。周恩来一方面鼓舞大家的斗志，一方面领导大家积极开展营救活动。他们动员了几千学生，分别包围了北京、天津的警察厅。在广大群众汹涌澎湃的爱国运动压力下，反动政府不得不在8月30日释放了两次被捕的全部代表。
1919年的秋天来临了。9月间，炎暑渐渐退去，秋风已送凉爽。田野里的庄稼成熟了，山上的果树果实累累。
天津的爱国学生，经过四个多月与反动政府十多个回合的斗争，已经初步地摸索出一些斗争经验，思想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随着革命浪潮不断高涨，运动的规模也在不断地扩大，一个新的课题应时而生了。这就是，形势的迅猛发展，需要一个共同的领导核心，领导全天津爱国学生和各界群众的统一行动，并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首先在爱国学生领袖们的头脑中思考着。而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并付诸实行的是周恩来。
9月2日，周恩来和一起赴京的郭隆真等一道乘火车从北京回天津。由于在北京向反动政府总统徐世昌请愿的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这时候代表们的心情都很兴奋。在患难中建立起来的战斗友情和高涨的爱国热情，使大家打破了封建束缚和男女之间的界限，他们无拘束地坐在一起，热烈地交谈着。一开始谈的是两次请愿的情况，后来就渐渐谈到天津爱国运动今后的动向。郭隆真——一个面孔黑红、身体健壮、热情活跃的姑娘，提出自己的新见解，引起了大家的思索。她说：“我的看法是，‘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应该更紧密地合作，成为天津爱国运动的核心。”另一位女同学说：“依我看，索性由‘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女校学生加入‘天津学生联合会’，这样学联的阵容不就更大了吗？”
原来，天津的爱国学生运动，有两大主力，这就是以南开学校（中学）、高等工业学校、官立中学等男校为主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和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为主的“女界爱国同志会”。这两大主力，是天津爱国运动的核心和主流，虽然他们的目标一致，也互相声援过，但由于封建观念的束缚，没有在一起联合行动过，更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
“如果我们把这两大主力合为一股，”周恩来接着她们的话题说，“那不但有利于当前的斗争，而且这种做法的本身，就是对封建传统观念的批判。”“另外，我还建议，”周恩来接着说，“第一，除了把两个组织合并以外，还要把这两个组织中的骨干分子结合一起，另组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小组来推动各项斗争和工作；第二，由两会各推若干人办一个刊物，来指导运动的方向，并向广大爱国同胞宣传我们的主张。”
大家听了周恩来这个深思熟虑的意见，心头顿觉豁然开朗，犹如登上了高山，放开了眼界。郭隆真等非常热心地说：“事不宜迟，回去就着手办吧。”
一到天津，周恩来就和两个组织的骨干分子们积极筹划起来。他繁忙地来往于两个组织之间，与抱着各种观点的同学们交换意见，求同存异，统一思想。经过一个星期的充分酝酿，终于确定下来：成立一个二十人的组织严密的团体，定名为“觉悟社”。基于男女平等的原则，两个组织各出十名。这个社的宗旨、办法等由周恩来考虑拟定，在成立的会上民主通过。
1919年9月16日，这是天津五四运动史上不平凡的一天。
草厂庵学联会的一间办公室里，这一天阳光显得格外明亮。十个女青年和十个男青年，神采奕奕，生气勃勃，分坐在会议桌的两旁。他们当中，有曾经大闹天安门，与反动政府“大总统”徐世昌面对面斗争过的名赫一时的勇士；有慷慨激昂、断指洒血、愤写血书而赢得群众支持的豪杰；还有在街头巷尾、工厂农村向群众热情宣传、慷慨陈词的演说家；更有在伪警察的刀枪棍棒前面不改色、无所畏惧的巾帼英雄。他们每人各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都有着动人心弦的斗争事迹。现在，他们端庄、严肃地坐在一起了。在他们那充满着青春的光辉的脸上，掩饰不住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因为他们认识到现在他们所做的事情，是破天荒的创举，而他们正是这走在社会前面的拓荒人。同时，他们又意识到，从现在起，更重大、更光荣的责任落到了自己的肩上。
在这庄重、严肃、激动、喜悦的气氛中，周恩来起立宣布开会。他的沉稳一如往常，从他那略显清癯疲劳的双颊和炯炯有神的目光里可以看出，为了今天的会议，他花费了多少心血，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啊。他用压抑不住的激动的声调说：“大家所殷切盼望的，我们共同的团体，今天就要诞生了！……”
“今天到会的人，有些彼此还不太熟悉，有人还没交谈过。先请女社员自我介绍一下。……”
郭隆真逐个把女社员介绍了一番。介绍到年方十五岁就已经在历次的斗争中有了啧啧勇名的邓文淑（后改颖超）时，郭隆真说，“邓文淑，女师同学，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队长，我们的小妹妹……”
接着，男社员把在座的学联会员也一一做了介绍。
周恩来首先发言。他说：“我们今天到会的人，都是受了20世纪新思潮的启发，觉悟到对中国社会要从根本上解决，也就是要把那不合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等等，全都加以铲除、改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要结成团体，出版刊物，以求改造学生的思想，进而唤起劳动民众的觉悟，来共求社会的改造……”
这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宣言书，也充分反映了周恩来彻底的革命精神。
接着，他提出了一个集思广益、切实可行的方案，经过一番讨论通过了。这个方案的要点是：
（1）用白话文，出一种不定期的小册子；
（2）本“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主；
（3）这个小册子定名为《觉悟》，主办这个小册子的团体就叫“觉悟社”；
（4）内容：甲、通过共同研究发表主张；乙、批评社会生活；丙、介绍名人言论；丁、灌输世界新思潮；
…………
这个意义重大的会议，共通过了十项决议。决议规定组织机构采取委员制，把社内工作分成几类，大家分工负责。决议规定新社员的发展要慎重，预防名实不副的弊病，必须有社员三人以上的介绍，经全体社员同意，方得加入。
觉悟社——这个纯洁的、富有战斗力的新时代先进青年的组织——像一枝报春的红梅，在风刀霜剑中傲然地开放了。
1919年9月，南开学校设立大学班（此后才分别称为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周恩来进入大学班学习。
他后来回忆说：我在南开大学念了不到一年的书……我在南大挂了名，因反动派迫害未读多少书。事实正是这样，周恩来并不是死读书，而是重视实践，更积极地从事革命斗争。
周恩来组织了觉悟社以后，使天津的爱国运动更有组织更有战斗力了。它在接着到来的青年学生和各界群众的爱国民主斗争中，都起了核心作用和骨干作用，并使这些斗争反帝反封建的目标更加明确。
面对天津爱国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北京反动政府认为天津警察厅长张汝桐镇压无力，把他撤了，换上一个叫杨以德的。杨以德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流氓头子，人称杨梆子。他一到任，立即对天津学生运动采取高压手段，禁止集会、游行、结社，剥夺言论、出版自由。觉悟社讨论了对策，决定不被杨梆子吓住，要同他进行坚决斗争。9月底，上海、天津和其他各省代表会同山东代表到京第三次请愿，周恩来曾到北京照料代表的生活。结果，这次请愿的全体代表又遭逮捕。觉悟社于是决定，为争取民主自由、营救第三次请愿代表，借纪念“双十节”举行市民大会和示威游行。10月10日这天，杨梆子派出大批武装警察包围市民大会会场。邓颖超等领导着大队最前列的女学生向警察展开了宣传：“警察也应该爱国！”“不要打爱国学生！”并大声疾呼：“姊妹们，冲啊！”反动警察动武了，用枪托殴打学生。但是，在学联会开来的宣传车支援之下，一万多市民终于冲破包围，浩浩荡荡地进行了环城游行，最后到警察厅质问杨以德，一直坚持到第二天黎明。为抗议杨梆子的迫害，学生于13日起短期停课。停课宣言是周恩来执笔的，它向社会上揭露了杨以德的罪状，要求予以惩办，给了反动政府和这个刽子手以严重的警告。
11月间，日本帝国主义在福州公然开枪打死我抵制日货的学生，造成血案。为抗议福州惨案，天津各界于11月18、19日两天开展了调查各商号卖日本货情况的活动，并于12月20日举行有数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国民大会”和示威游行，当场焚烧日货，声援福州学生的爱国斗争。这一次大规模的活动，也是觉悟社和学联会发动和领导的。
觉悟社成立以后领导的一次最令人难忘的斗争，是1920年1月29日的省署请愿。
这一天，天津人民的优秀儿女，为了祖国和民族，为了人民自身的权利，与北洋军阀反动政府进行了殊死的斗争，用自己殷红的鲜血浇灌了永远开在人民心头的觉悟之花！
在这个永远载入史册的威武雄壮的斗争场面中，周恩来是站在最前列的领导者。
事件的缘由是这样的：
中国代表拒签和约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了山东问题由中日两国“直接交涉”的要求，妄图玩弄新的花招侵吞我山东利益。北京政府竟准备同意。这就引起了全国人民如火如荼的反对“直接交涉”的运动和抵制日货的更大浪潮。在天津，直隶省长曹锐害怕学生的力量，又命令在天津的教育厅长提前放寒假，迫令学生提前回家，企图用釜底抽薪的办法瓦解和镇压学生运动。
这时，在周恩来主持下，觉悟社骨干分子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提出“反对直接干涉”、“反对日本干涉中国内政”、“反对提前放假”等口号，并组织日货调查团，坚决抵制日货。
1920年1月23日晚，学联会在东门里魁发成洋货庄查获了日货灯罩十七篓，在当时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中，按规章应当立即全部没收。但魁发成商店的奸商竟勾结日本浪人
打伤了检查员，抢走检查证，扬长而去。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和奸商的暴行，天津各界联合会推举了二十四名代表，到直隶省公署
请愿。卖国政府不但不惩办凶手奸商，反而逮捕了请愿的代表。
25日，反动当局变本加厉，疯狂地封闭了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大肆逮捕爱国学生，血淋淋的魔爪，伸向了各个角落……
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天津人民的极大愤慨，人民不畏强暴，奋起抗争。
战斗的指挥部——觉悟社，又一次迅速行动起来。
大搏斗的前夕，在法租界里一个叫“维斯理堂”的地下室里，觉悟社的社员们召开了秘密会议，研究战斗的部署。
社员们都很清楚，这将是一场流血牺牲的严酷斗争。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等领导人都争着打头阵，准备牺牲在前。经过一番讨论，在周恩来的说服和坚持下，部署终于确定下来，这就是：于1月29日举行大规模的请愿大会，向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由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
等出面领导这次请愿，由邓颖超等留守指挥部接应；由社员谌志笃留下领导学生会的地下工作，另一名社员负责到处奔走，搞联络活动。
一切布置妥当了，大家立即分头准备。临分手时，社员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转向周恩来等几位准备挺身而出的战友。不言而喻，这次行动，犹如赴汤蹈火，不知几时能凯旋……周恩来爽朗地笑了笑，充满信心地说：“放心吧，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就这样，震动一时的天津“一·二九”斗争揭开了序幕。这一天，凛冽的北风卷着地上的残雪，像无数把小刀，扑打着人们的面颊。铅灰色的云块，低低压着这海滨之城。这座英雄城市的爱国反日的好儿女，放射着青春光华、英姿勃勃的青年学生们，由于学联会被查封，不能公开集会，只好隐蔽、分散在省署周围的道路上，在一声号令下，从四面八方汇集起来。
传单像雪片一样在人群的头上飘舞。
标语旗林立，口号声震天，愤怒的火山爆发了。
下午二时，出发的时间到了。这时候，周恩来像搏击长空的雄鹰，昂立在一家商店的高台阶上。他身穿单薄的棉袍，长长的头发在寒风中飞动，浓黑的剑眉显得格外严峻，眉宇间隐现着刚强的神情。他用惯常的坚定语调向大家宣布了请愿的条件——要求当局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释放被捕代表、启封两会组织等六项。然后，他又严肃而深切地说：“这次请愿，事关重大，希望各校指挥维持秩序，不要无故骚乱，应有充分精神准备，注意官警行动。”大家毅然地盯着他的眼睛，好像在说，就是刀山，我们也要上；就是火海，我们也要跳下去。
请愿队伍出动了。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等四位代表，昂首挺胸，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势不可挡的洪流。那无数的旗帜、横幅、标语旗，像滚滚怒涛上的征帆。雄壮的口号声，震撼着街市，激荡在群众的心中。
市民们扶老携幼，纷纷拥来。看到这威武庄严的行列，人们情不自禁地跟着队伍高呼口号，鼓掌助威。一个须发皓白、长髯垂胸的老人，激动地用拐杖跺着地，颤颤巍巍地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民意不可欺啊！”老太太们用宽大的衣袖拭着眼睛，互相叨念道：“这些孩子，都是好样儿的，有这样的好儿女，咱们中国亡不了啊！”
北洋军阀的反动省公署坐落在金钢桥畔。
在省署的一间华丽的会议厅里，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伪省长曹锐正在用手帕擦着额头上的汗珠，脸上掩饰不住内心惊惶的神色。站在一边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伪警察厅长杨以德，也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这两条分属不同帝国主义主子的走狗，平时为了各自主子的利益尔虞我诈，互相排挤；今天在爱国学生的声威面前，又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正在策划着共同镇压。只见曹锐的贼眼里闪动了两下凶光，像狗急跳墙似地蹿起来，咬牙切齿地对杨以德说：“你给我调集所有的警察，把这些亡命之徒……嗯！”
刽子手们向手无寸铁的群众举起了屠刀。
正气浩然的爱国学生队伍，在省公署门前摆开了雄壮的阵容。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等四位代表，从容不迫地走到省公署的门前。
大门紧紧地关闭着，表现出窃国贼们惧怕爱国学生的虚弱本质。
这时，从旁门走出来一个面色焦黄的省署副官，装模作样地问：“什么事？”周恩来走上前去，义正词严地说，“我们是天津的学生代表，要面见省长，陈述我们的爱国主张。”
这个反动派的爪牙刚要对代表们施展淫威，猛听“共诛国贼！”“还我代表！”“拒绝山东问题直接交涉！”“争山东救福建！”“救亡！爱国！牺牲！猛进！”……口号声似惊雷滚滚而来。副官感到千万愤怒的眼光，像一支支利箭，射在他身上，不由得打了个寒噤，赶忙说：“好！好！我传达，我去传达。”说完，就溜进了旁门。
二十多分钟过去了，那个副官才走出来。他狡黠地看了周恩来等代表一眼，对他们说：“省长有病，大家既来到这里，省长可以带病接见代表，但是全体学生必须退到辕门
外去。”代表们反驳说：“辕门内外没有什么分别，请让我们立刻进去。”副官说：“我再进去回话。”说完又由旁门进去。等了半个多小时，他出来说：“代表是可以见的，但是大家还得退出辕门。”
学生们坚持不肯退出辕门，双方僵持住了。
周恩来思考了一下。心想，如果就这样下去，会把这次请愿斗争拖得毫无结果，现在必须想尽一切办法进去，打破僵局，开展斗争。想到这里，他的眼光上下搜索了一下，停留在大门底下的门槛空儿上。原来，省署的卫兵们看到学生请愿队伍来了，慌忙把大门关起来，忙乱之中忘记上门槛，留出来的空当完全可以进去人。周恩来心头一亮，若有所得，立刻把另外三个代表叫过来，说：“你们看。”郭隆真、于方舟等顺着他手指的地方一看，也都会心地点点头，说：“对，从这儿进去。”
周恩来马上召集各校学生的指挥，决然地对他们说：“政府做贼心虚，不敢大敞仪门
，我们被拒于门外，不能申述大家的要求，现在只有从门槛空儿进去，才能打破僵局，开展斗争。我们进去以后，你们在外面要组织好队伍，以应意外的变化。”一个同学关切地说；“不行，这样进去太危险。”周恩来深沉地望了他一眼，坚定地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纵然发生他事，也在意料之中。”同学们都被周恩来这种奋不顾身的勇气所感动，他们深情地拉紧代表们的手，嘱咐道：“今深入虎穴，望君等珍重。”
周恩来第一个俯身从门槛空儿闪了进去，接着其他代表也都进去了。他们的身影消失了，大家的心倏然也被带走，同学们望着森严的大门，心里焦急地惦念着：代表们怎么样了？
周恩来等四人刚进到门里，立足未稳，门洞后面立即窜出几个如狼似犬的反动军警，二话不说，大打出手。周恩来和于方舟急忙抵抗，以身保护另外两位女代表。这时那个副官又走过来，假惺惺地喝退打手，叫四位代表到两厢兵棚外室坐着，等候接见。
周恩来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发现在大门旁的墙头上，靠着一个高梯子，原是军警上去观察墙外动静用的。周恩来迅即登上梯子，从墙头向下一望，只见人聚如潮，群情激愤，口号声此起彼伏，斗志并未减退。他心里一阵激动，向下面的同学们大声喊道：“代表们都已进来，诸位可耐心等待，各校指挥维持好秩序，如果没有圆满结果，我们誓死不归。如一点钟之后仍不见归来，就是失败了。大家可以再接再厉，另寻办法，不获成果，誓不罢休！”
下面的同学们，正忧虑着进去的代表，忽然听到了周恩来那铿锵有力的声音，大家心中一喜，连忙抬眼搜寻。看到墙头上周恩来亲切的面容，同学们的视线被激动的泪水模糊了，墙里墙外，战斗的豪情交织在一起。
可是，就在这时候，曹锐和杨以德已经调集了反动军队、警察、保安队、预备队……暗暗地埋伏在省署周围，只等一声令下，就要对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和群众下毒手了。
在这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中，周恩来首先意识到他们在搞圈套，现在必须马上出去，组织另外的斗争。他还没来得及同其他三位代表商量，门外突然喊声大作。这喊声，不是先前那整齐有力的口号声，而是揪人心肺的救急的呼喊。这喊声，像江河的呜咽，像松林的悲风，像海岸的怒潮。周恩来的心陡然一颤，腾地站了起来，快步向大门口走去。可是，早已准备着动手的军警们，立即向周恩来等四个代表扑来，将他们逮捕了。
门外，是一场惨绝人寰的血腥镇压。
在同一时刻，正当同学们殷切地等待着周恩来等代表的音信时，突然从西辕门开来了一队如虎似狼的凶恶士兵，他们手中的鬼头刀，闪动着逼人的寒光；同时，东辕门也走来了一队警察，他们端着枪，拿着水龙管和棍棒，一步一步向学生们压来。开始学生们慌乱地退了两步，但马上又镇定下来。他们手挽手坦然伫立着，同时向士兵和警察们大声宣传：“我们请愿是为了救国，爱国无罪”，“警察也要爱国”，“别打爱国学生”……
“哗……”粗大的水龙管子张开大口，冰凉的自来水射在学生们的身上，寒风一吹，人们衣服上、耳朵上的水凝成薄冰……
一阵紧急的脚步声，鬼头刀举起来了，枪托抡起来了，棍棒打下来了……
满怀爱国悲愤的小伙子，在鬼头刀的挥削下，满身溅血地倒下去了……
一腔救亡心绪的女学生，捂着头上的伤口，血流满面地倒下去了……
血啊，爱国青年的热血，淌在省署门前的马路上，染红了金钢桥畔……
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学生运动，就这样遭受了反动政府的血腥镇压。
反动警察冲击爱国学生队伍以后又将周恩来等代表押往营务处，每两个彪形打手紧紧架住一人。途中站岗警察早将走路的人赶在两旁，阻住交通，街道肃静，观者如堵。被逮捕的周恩来等沿路大呼：“同胞万岁！”“学生万岁！”“打倒卖国贼！”目睹此景的市民们流下了悲愤的泪水。
第二天清晨，一些士兵用水龙费劲地洗刷着省署门前的街道。爱国学生们的鲜血凝结在地上，变成晶莹的血冰，在晨光的照耀下，像触目的鲜花，像耀眼的火光。它在向天津人民控诉，控诉反动当局的惨无人道；它在号召，号召天津和全国人民进一步擦亮眼睛，认清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本质，一致起来与吃人的社会进行斗争！
周恩来被捕以后，同其他被捕代表一起，同杨梆子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杨梆子本是流氓出身，目不识丁，蛮横粗暴，心毒手狠。他多年闯荡于江湖，混迹于官场，学得阴险狡猾，不但能够赤膊上阵，大打出手，还惯于干那些欺骗拉拢、老虎念佛假慈悲的鬼把戏。对周恩来等被捕学生代表和工商各界代表，他施展了种种鬼花招。
二十四名
爱国志士，坚贞不屈，团结一心，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一次又一次地拆穿了杨梆子设下的圈套。
杨梆子软硬兼施，都未得逞，最后来了一个最狠毒的办法——“拖”：既不正式审讯，又不释放，把你不明不白地拘留着，企图以这条毒计消磨革命者的锐气和斗志。
周恩来看出了杨梆子“软磨”的阴谋，决心发动大家揭穿这一阴谋。
一天，周恩来写了很多小纸条，藏在身上。晚上，照例是杨梆子集合被捕代表们“训话”。正当杨梆子打着满嘴江湖行帮的腔调，信口开河的时候，周恩来把小纸条悄悄地递给两边的人。小纸条在一个个“犯人”手中传递着。分散回去后，大家把小纸条打开一看，上面写着：“质问警厅，既不审问，又不释放，是何道理？”
第二天，杨梆子到各个监房巡查，大家都厉声责问他：“警厅捕人，依何警章规定？为何不公开审判？”杨梆子无言以对，支吾了两句连忙退走。当他走到周恩来所住的监房时，见周恩来正在埋头编写《警厅拘留记》。杨梆子想凑到跟前问话，他哪知周恩来早就有所准备，等他刚凑到跟前，还没来得及开口，就把手一扬，将一张事先写好的纸条递给了他。他本来扁担撂在地上也不认得是个“一”字，这会儿哪能认得纸条上写着什么字。但他又怕有失“厅长”的“尊严”，只好装模作样地打开纸条看了看，然后对周恩来说：“很好，很好，我回去考虑。”他回去后找秘书一念，内容和其他人质问的一样，气得他脖子上的青筋暴起老高。
杨梆子巡查监房出了丑，贼心不死，总想报复。一天晚上他躺在床上挖空心思地又想出了一个新花招。
2月底的一个下午，周恩来等代表被召集到警察厅里的一个花园会议厅。他们一进门，看见杨梆子背着手，踌躇满志地站在那里，就知道这家伙又要耍什么鬼花样了。
果然，杨梆子发表演说了。他先是厚颜无耻地吹嘘自己怎样“爱国”，对代表怎样好，然后像魔术师变戏法似的，突然从身背后拿出一叠毛边纸来，对大家说：
“诸位先生们，今天省署交下来几个问题要大家回答，而且要用笔答，答得好的，可以提前释放……”说着就叫秘书把毛边纸发给大家。
周恩来拿到一张毛边纸，打开一看，只见上面用油墨印着二十一个问题，有什么：
“（一）学生联合会是何人提倡、组织？各界联合会是何人提倡、组织？国民大会是何人提倡、组织？”
“（二）《学生联合会报》何人总编辑？何人发行？在何处印刷？”
“（三）各界联合会及游行演说，屡次布告解散，何以仍然集会，在街头演讲？”
“（四）……”
“哼！真是机关算尽。”周恩来轻蔑地说了一句，提起笔来在空白上写了“不知道”三个大字。写完犹觉怒气未消，又写上了：“取消二十一条”，“还我山东”。再看其他人，大家也都看出这是杨梆子故设圈套，妄图从中引出一些线索，罗织罪状，以陷害他们，都愤慨地写上驳斥的话。
杨梆子最初看到大家挥笔疾书，以为他的“杰作”已经得计。及至收上纸来，叫秘书一念，他那肥大的脸顿时涨成了猪肝色。
两个多月过去了，警察厅对代表们长时期地非法扣押，既不移送司法机关，也没有打算释放的意思。这样拖下去，哪天才是个头？代表们不约而同地主张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同他们斗争到底。
周恩来用上厕所和大家碰面的机会，商量了进一步斗争的方法，最后决定在4月2日全体绝食，坚决反抗非法拘押，要求即日移送法院。
4月2日这一天，开饭时间到了。两个狱卒像往常一样，把烂菜叶子汤和发了霉的大米饭抬进了监房。各房间里的代表们有的看书，有的写字，有的睡觉，没一个理睬他们。狱卒们一看情况异常，连忙跑去向杨梆子报告。
杨梆子这几天日子正不好过。原来，觉悟社向国内各大报刊、人民团体揭露了反动当局“一·二九”天津暴行，号召全国人民声援被捕代表。北京、南京、上海各大城市的学生和各界人士，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全国各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以及全国各地各团体都发表通电，表示声援。声援被捕代表、斥责反动当局的报纸、电报、信件纷纷落在曹锐和杨梆子的办公桌上。杨梆子之流一下子陷入了全国人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
正当杨梆子焦头烂额、一筹莫展的时候，忽然又听到了被捕代表绝食的报告，感到头上又挨了沉重的一棒。他像斗败了的公鸡，两眼发愣，呆坐了半晌，才吩咐狱卒们把被捕人员找几个来谈判。
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等五个代表威严地走了进来。他们代表全体被捕人员，向杨梆子提出了最后通告：限三天内速即开庭公审，否则全体被捕代表绝食自毙，以示代表们不受非法拘捕、不屈人格的坚决态度。
杨梆子听着，脑子里急速地盘算着鬼主意。这个政治角斗场中的老手，又在施展阴谋诡计了。
“啊！”他干咳了一声，故意先把话题岔开：“我待诸位不薄啊！”他瞟了代表们一眼，见没人领他的情，只好再迂回下去：“诸位，你们何必绝食呢？我能成全大家的，没有不成全的，不过诸位要给我时间才行，你们总想一起出去，这事做不到呀！诸位，你们坏就坏在个‘一致’上头了，你们的事不是一事，这里头很复杂啦！……不过，只要我报得上去，我就可想法子，诸位要知道，我不是独当一面哪……”
周恩来听他故意把话题越扯越远，企图引入岔道，就打断他的话，说：“我们绝食，是要求归法庭处理。”
“对，对，对，我知道大家的意思。不过，归法庭的事我总不赞成，在我这里总好替大家想法子，我对大家没有成见哪！我要对大家有个人成见，就叫我‘男盗女娼’好啦……”
代表们看出杨梆子毫无谈判诚意，决定不再谈下去。他们坚决表示：“我们的要求，如不答复，大家绝不进食！”
代表们绝食的消息，越过牢房的高墙，在天津人民中间传开了，顿时舆论哗然，人声鼎沸。觉悟社的领导人邓颖超带领二十四名学生，自愿前来替换绝食的代表，弄得杨梆子狼狈不堪。
全市人民为声援被捕代表，正酝酿着一场更大的斗争。
绝食斗争坚持到第三天，杨梆子再也沉不住气了。万一绝食的代表有个好歹，那将出现怎样的情景呢？——愤怒的人潮，林立的铁拳，瘫痪的工厂，关闭的商店……一幅幅可怕的图景在他眼前晃动。
杨梆子黔驴技穷，只得答复代表们，保证一两日内移送法院。绝食斗争胜利了！代表们含着激动的泪花，互相紧紧握手，欢笑交谈，庆贺初步的胜利。
慑于广大群众的声威，4月7日晚上七时，杨梆子把拘捕了两月有余的各界代表移送检察厅。除因病和未成年的代表提前释放外，其余被捕代表二十一人分乘六辆汽车，高呼着“学生万岁”、“同胞万岁”的口号，被押往伪检察厅。
1920年春天，北国的天津，已是柳条翠绿。一天夜晚，明月当空，星光闪耀，春意阑珊。从伪天津检察厅“民事看守所”的铁窗内，传来了阵阵娓娓动听的讲演声：
“1849年，马克思被法国政府逐出巴黎，移居到伦敦。”
“从这时起，在十年的时间内，他专心研究英国博物馆图书部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丰富藏书。1867年，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第一卷在汉堡出版了。”
“他在写这部划时代的巨著时，生活是极端困苦的，如果不是恩格斯经常在经济上舍己援助，马克思不但不能写成《资本论》，而且定会死于贫困。”
“马克思是自愿地担负起他那数十年的为人类解放的事业的，他拒绝了一切妥协的诱惑。……他说：‘不管遇到什么障碍，我都要朝着我的目标前进，而不让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一架赚钱的机器。……马克思的意志像铁一样坚强，像磁针一般毫不动摇地指向人类的最高目的。”
是谁，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勇气，在反动派的监狱里，大声地宣讲被反动派视为洪水猛兽的马克思学说？这是周恩来在向难友们讲解马克思传。
难友们围坐在周恩来的身旁。随着周恩来清晰有力的声音，马克思那放射着智慧光芒的眼睛和他那漆黑的狮鬃般的头发，仿佛栩栩如生地出现在眼前，引起了他们心中深深的崇敬。真理的光辉照亮了昏暗的牢房。
这就是周恩来在狱中组织难友们学习的一个情景。
自从二十一名代表被移送到检察厅以后，他们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与检察厅长徐步善坚决地斗争，终于赢得了在狱中可以看书学习、互相来往的权利。
周恩来总结了自己在斗争中的一点体会：每当事态急剧变化，斗争错综复杂的时候，总感到自己头脑里知识不足，缺少思想指导，不能应付自如。由此可见，没有革命的理论武装头脑，没有足够的社会知识和历史知识，是不能够担当起改造社会的重担的。
同时，周恩来认为，人在世界上同一切生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能够“觉悟”，而其他生物不能够“觉悟”。因此，一个人只要一息尚存，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条件下，都不应放弃学习。
于是，周恩来同于方舟等人一起起草了“公共读书法”。举办了经济学、心理学、历史、法律、英文、日文等学习班。因为二十一名代表来自学界、新闻界、工商界，他们都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具备不同的专业知识，有的原来就是大、中学教师，这些人凑在一起，正好“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可以取长补短，互教互学。
这样，一个以牢房为课堂的学习生活开始了。
每当曙光初照、大地苏醒的时候，二十一名代表住的五间牢房里，顿时热闹起来。琅琅的读书声，响亮的演讲声，热烈的讨论声和涓涓细流般的谈心声，像一曲动听的交响乐，震荡着牢房的屋顶，好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
他们还组织了政治、学术、社会问题的讨论会，阅读心得报告会，演讲练习会，勉励会（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真是丰富多彩，俨然一所正规的大学。也许，这狱中的自学比一所正规的大学学得还要好。因为他们不是一般的为了寻求个人出路的大学生，他们是革命志士，有着远大的抱负、高度的热忱、坚强的毅力，所以，应当说，这里才是天津最好的大学。
难友们在患难之中互相爱护、同甘共苦的事迹，也是很感人的。
当时难友当中有个小陈，是中学毕业生，性格直爽，刚毅不屈。他在警厅被拘捕时，曾被打受伤，精神受了刺激。移到检察厅后，因激于义愤而焦灼成疾，加上监狱里没有起码的卫生设施，病越来越重。三四天之中，鼻孔流血、粒米不进、高烧烫手、昏迷不醒。周恩来同难友们一道，一面日夜轮流看护他，一面找所长、厅长交涉，要他们释放小陈到外面医治，并设法告知小陈的家属。通过请爱国知名人士出面具保，才得以让他出去就医。
两个月以后，小陈的病好了，又回到看守所来。在医院治疗的两个月，他无时无刻不在怀念自己的难友们。现在又参加到这个团结战斗、互策互励的集体，这天天上进、丰富多彩的“大学”中来，又回到这些可亲可敬的人们中间来，他是多么高兴啊！
小陈一回来，难友们立即召开了欢迎会。会上周恩来和其他难友们发了言。他们互相勉励，并希望同难诸人今后在斗争、求知之外，对体育和文娱亦应注意，要乐观，使精神愉快、身体健康，才能适应长期艰苦复杂的环境。
为了安排好生活，周恩来组织制定了严密的生活管理制度，大家轮流负责。既充分发扬民主，人人畅所欲言，又要互相监督，遵守集体共同的规定。
此外，周恩来还通过开纪念会和开展娱乐活动的方法，提高受难代表们的斗争士气，使大家生活得乐观、活泼。像4月28日，是中国人民耻辱的日子。一年前的这一天，巴黎和会强行通过把青岛归于日本，从而在中国国内引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值此一周年之日，周恩来开会报告青岛被占始末，会后还写成了新闻稿送到报社登载。5月4日，纪念五四运动一周年。周恩来也就五四运动的重要历史意义作了报告。
文娱活动也是经常性和多样化的，有唱歌、曲艺、相声、京剧、话剧、灯谜会、笑话会、象棋围棋比赛、智力测验及幻术等。
“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的时候，他们还举行了盛大的文艺晚会来庆祝。他们用三扇铺板搭成一个“舞台”，几条夹被挂起来当作“幕帘”。还有一个由三四个人组成的“小乐队”，“演奏者”手中没有任何乐器，是用口舌发出锣鼓、胡琴的声音，达到“伴奏”的效果。代表们多才多艺，各显身手，拿手好戏一个接着一个。热闹的情景把警察都吸引来了。
周恩来和其他几个人演出了两出话剧，一出是表现越南人民反抗法帝国主义的《救国镜》，一出是揭露土豪劣绅残民以逞的《新村正》。有些出身低微的警察看了以后，都受了感动，表示今后再也不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了。
铁窗栅栏，虽然锁住了周恩来和难友们的人身，但锁不住他们旺盛的革命斗志和与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这正是：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自从觉悟社的领导人周恩来、郭隆真被捕入狱后，觉悟社并没有停止活动，邓颖超、谌志笃等挑起了领导的重担，组织了营救被捕代表的工作。他们一面广泛宣传，发动工人群众和各阶层爱国人士，用社会舆论向反动当局施加压力，一面又聘请了全国有名的爱国律师刘崇佑，来为被捕代表辩护，进行合法斗争。
迫于天津人民强烈的谴责和被捕代表们坚决的斗争，反动当局不得不开庭审讯被无理关押达半年之久的二十一名代表。
7月8日，是审判厅公开审理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这次将要审讯所谓犯“骚扰罪”的周恩来、郭隆真等人。
这一天，觉悟社的社员们一齐出动，到法庭上去声援被捕的代表。天津的爱国学生和人民群众也纷纷聚集在法庭的大门口，要求进去“旁听”。经天津学生联合会会长谌志笃出面与法庭交涉，法庭不得不发了二三百张“旁听券”。可是在门口要求旁听的群众不下五百人，谌志笃正愁旁听券不好分时，群众已冲破了警察的拦阻，一齐拥了进来。这一下不仅法庭上的旁听席坐得满满的，而且庭上的走道和门外以至窗槛上、院内都到处挤满了人。
开庭的时间到了，主审法官及陪审推事、检察官、书记官一类名目繁多的司法人员依次坐在审讯席上。主审法官煞有介事地把惊堂木一拍，摆出一副森严的架势，妄图威慑住别人。然后，拖长嗓音叫道：“带周恩来、于方舟、郭隆真……”
周恩来等迈着从容的步伐，气宇轩昂，精神抖擞地走上了“被告席”。
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被捕代表们的身上。大家看到周恩来那坚毅的脸庞，如今更消瘦了，但他那双深邃的眼睛，依然放射着逼人的光芒。周恩来也亲切地望了望坐在下面的同胞和战友，他们的关注、鼓励的目光，给了他无穷的力量。
审讯开始了。主审法官拖着阴阳怪气的声音，宣布“被告人”的“罪状”：“省署请愿聚集数千人，有周恩来等四人，不听副官拦阻，由门槛闯入，当被送警厅拘留。在警厅拘留期间，不服约束，凌辱官长，经警厅转请省长，送交检厅依法惩办……周恩来，以上起诉是否属实？”
周恩来轻蔑地一笑，然后昂首挺胸，接二连三地向法官们发出严厉的质问：学生们出于纯真的爱国之心，抵制日货，维护民族利益，究竟犯了什么罪？学生们到省署请愿，推举我们当代表，求见省长，这又犯了哪一条王法？当局派军警用刀枪棍棒打散请愿学生，造成流血惨案，又是哪条法律有此种规定？既不审讯，又不释放，无理拘留各界请愿代表达半年之久，又依据了法律的哪一条？
这一连串的质问像排炮一样打得法官招架不住，只得恼羞成怒地喝道：“住口，究竟是你审问我，还是我审问你？”
周恩来横眉冷对，继续做了长篇的发言，将法庭强加在代表们身上的“罪名”一一逐条驳光。他指出，这些所谓“罪名”，无非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是仿效卖国贼秦桧诬害忠良的“莫须有”的污蔑不实之词。他又将当局和法庭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真相揭露无遗。周恩来的发言条理清晰、论据有力，说得法官们面红耳赤，低着头装作看桌上的文件，不敢正视法庭上愤怒的人群。旁听的群众情绪热烈，同仇敌忾，时而以热烈的掌声表示对周恩来等的声援，时而以爽心快意的大笑为周恩来的发言喝彩叫好，时而发出“嘘”“嘘”的声音表示对反动当局的讽刺。
法官们如坐针毡，狼狈不堪，在群众的愤怒声中，急忙将审讯草草收场。
八天以后，7月17日宣布开庭宣判。这天下午两点开庭，前来为代表们助威的人更多了。不仅庭上、院内挤得水泄不通，就连门外马路上也是比肩接踵，络绎不绝。
开庭后，一个老朽的审判长理屈气虚、含混不清地宣读了所谓“判决书”：“妨害公安罪十人，无罪；私擅监禁罪九人，二人无罪，六人各处五等有期徒刑二月
；妨害公务罪七人，无罪；骚扰罪四人，二人各处五等有期徒刑二月，二人各处罚金六十元；违犯警章一人，处拘留十日；羁押期内日数，均准折抵。”
从这个不能自圆其说的判决书看来，很明显，反动当局也感到众怒难犯，被迫决定释放被监禁的代表。但他们还是死要面子，不肯承认自己肆意摧残爱国志士的滔天罪行，反而强把捏造的罪名加在被捕代表身上，用判定若干日的拘禁，而拿非法监禁的日数相抵的办法，由法官宣布“期满”释放。
“代表们胜利啦！”“我们胜利啦！”人们欢呼雀跃，把坚贞不屈胜利而归的二十一名革命志士团团围住，争相握手祝贺。欢欣的热泪，洒流在一起。
学联和各界联合会，以天津人民的名义，把光彩夺目的纪念章，佩戴在每个代表的胸前，纪念章上镌着“为国牺牲”四个金字。群众又给代表们胸前挂上大红绸花，然后分别送上九辆汽车，汽车上插着“欢迎代表出狱”的彩旗。
汽车开动了，人们夹道欢呼，招手致意，周恩来和出狱代表们以更高昂的情绪，前去参加天津各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大会。
1920年8月16日，僻静的北京陶然享。
亭畔，树茂蝉鸣，绿草如茵。在宽敞的亭子里，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围坐在长桌子四边。一位三十岁左右的人，椭圆的脸庞，留着短短的黑胡须，衣着朴素，风貌谦和，正在给青年们讲话。
这是一次什么样的聚会？原来，这是觉悟社和北京四个进步团体——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人道社和曙光社的青年共二十余人，在一起共同商讨爱国运动今后方向问题，并请了大家尊敬的李大钊
来作指导。对觉悟社来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和李大钊见面了。
李大钊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后他曾到天津作过讲演，一些后来成为觉悟社社员的青年，都认识李大钊。那时，在大家心目中他是最可敬仰的老师，青年们尊称他为“李大钊先生”，把他看做自己的导师和引路人。因此，觉悟社一成立，就首先想到要见到他。在觉悟社成立会上，周恩来最后曾向大家建议：请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来和大家见面。很自然，这个建议马上博得了全体一致的鼓掌。后来，热心于青年工作的李大钊，果真应邀来到了天津。在那次会见中，周恩来详细地介绍了觉悟社成立的经过。李大钊听了以后很高兴，对于这些年轻的闯将们打破封建隔阂，男女同学合作，组成团体，出版刊物，非常赞许，说了很多鼓励的话，大家听得心里热乎乎的。李大钊希望青年们要研究各种新的思潮，特别是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多了解苏俄。他建议大家要好好阅读《新青年》、《少年中国》上有关马克思学说的文章。大家都知道，这些刊物上的许多文章，正是李大钊写的。这以后，社员们更加热心地学习这些文章。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对觉悟社社员的启蒙，有很深的影响。
现在，一年过去了。周恩来在觉悟社年会上提议邀请京津各进步团体开座谈会，并向李大钊请求给以指导和支持。李大钊欣然表示同意。今天再一次同可敬可亲的李大钊在一起，觉悟社的青年都十分高兴。
时值盛夏，骄阳似火，但青年们的心情比这骄阳更加火热。他们时而沉静地思索，时而热烈地争论，宽敞的亭子里不断地发出琅琅的笑声。
觉悟社社员邓颖超发言了，她用那简洁清晰的语言，向大家介绍了觉悟社的组织经过和一年来的活动情况。
接着，周恩来发言。经过狱中斗争的锻炼，他变得更加沉稳、坚定，他的神态安逸而从容。他说：“前几天，觉悟社开了年会，总结了一年来天津青年学生和各界救国运动的经验与教训。大家一致认为，今后的救国道路，只有深入劳工群众，依靠劳动阶级，并把五四运动后在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改造旧的中国。”
各团体的代表，也都相继发了言。最后是李大钊发言，他还是用那朴实、谦和的态度，对青年们进行了热情的鼓励。他说，各团体要有一个明确的主义，主义不明，对内部不足以团结一致，今后各团体要进一步加强联系。然后，他又向青年们提出恳切的希望说：到劳工群众中去，到农民中去，和他们同命运，共呼吸，了解他们，启发他们，依靠他们，因为20世纪的革命必定是滔滔滚滚的群众运动……
这次聚会之后，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等五个革命团体发表了《改造联合宣言》和《约章》。宣言提出：我们集合在“改造”的赤旗下的青年，必须以相爱互助的精神，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而且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
在革命真理的指引下，觉悟社的社员们纷纷走向社会，走向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他们有的走上了码头，和码头工人一起扛货；有的上了火车头，和铁路工人并肩挥铁铲；有的深入农村，边教书边访贫问苦，宣传革命道理……
周恩来、郭隆真等为探求革命真理，决定到法国去勤工俭学。
1920年11月初的一天，法国邮船波尔多号，缓缓离开黄浦江码头，顺流而下，向大海驶去。周恩来双手扶着船栏，依依惜别地望着祖国的土地。
眼前，是中国的大门口，上海外滩。只见黄浦江畔，幢幢洋楼鳞次栉比，英国系统的汇丰银行、大英银行、大英公司、怡和洋行、沙逊大楼、亚细亚石油公司，美国系统的美孚公司，荷兰系统的荷兰银行以及法国的中法银行……五花八门的外国国旗插在高楼顶上，像一根根针管，刺在祖国母亲的身上，帝国主义列强正贪婪地吸吮着母亲身上的血液……再看江面上，帝国主义的轮船横冲直撞，船身激起的波浪，掀翻了中国渔民那千疮百孔的小船……看到这一切，周恩来双手紧紧地攥着船栏杆，愤怒的烈火在胸中燃烧，眼泪夺眶而出。轮船驶入大海了，他依然久久肃立，望着渐渐消逝的祖国的土地，心中默默立下了誓言：为了我中华民族不遭受外侮，为了祖国的繁荣强盛，我一定披肝沥胆，探索真理，学成之日，要用革命的真理，在我们古老而广阔的土地上，掀起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的风暴。
轮船乘风破浪，一只海燕在浪花中掠过，又朝着万里海天，展翅翱翔。
在途中，周恩来和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们，饱览着奇异的风光和各国人民的生活情景。在帝国主义奴役下殖民地人民的苦难，深深地引起他们的同情。
轮船快要到西贡的时候，他们看见海峡里飘浮着成群结队的大象在运木料，远远望去，就像浮在海面的大橡皮球。它们的鼻子在水里绞来绞去，像是划船的桨一样，很有节奏。
周恩来自西贡发给国内的明信片上，曾经这样记载：船在西贡停留的时候，当地华侨打着国旗像欢迎亲人一样来欢迎赴法勤工俭学生，流露出他们热爱祖国、怀念故土的心情。
轮船经过新加坡，穿过马六甲海峡，绕过槟榔屿以后，向西行至锡兰港。在锡兰港，他们看见街上苍蝇、蚊子黑成一团，肉上就像盖了一层黑布。劳动者一群群地聚集在街边的树下，一人垫着一张芭蕉叶，睡在地上。远处就是外国人的高楼大厦，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就是殖民地人民悲惨的生活图景。
轮船驶过印度洋，来到非洲东部的吉布提。这个地方很小，是海轮经过停靠加添燃料的地方。海边小孩很多，一群一群，都在海里玩。有一些小孩由于生活所迫，只好向旅客讨钱。还有一批小孩是卖海产的，他们把海石花、螺蛳壳、鱿鱼、虾子、海参等，摆在甲板上向旅客出售，五颜六色，就像商场一样。
过了吉布提以后，就进入红海。这里气候闷热，如同关在笼子里一样。红海，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红颜色的海，山、水、天空都是红的；特别是早、晚霞出来的时候，霞光射到海面，海水就更鲜艳了，有时照花了鱼的眼睛，鱼就乱跳起来，跳到轮船的甲板上，被旅客们捉住。
由红海前进，轮船驶入了著名的苏伊士运河。这条运河是阿拉伯人民在19世纪中叶用了十三年的时间开凿出来的。这浩大的工程，显示了阿拉伯人民伟大的创造力。
驶出苏伊士运河，就进入了地中海，向西北航行，绕过意大利，再向北行，到达法国最大的城市之一——马赛。从马赛登岸，改乘火车，很快就到了这次长达一个多月的旅行的目的地——巴黎。
巴黎，是法国的首都，号称“世界名都”。在欧洲，这座繁华的大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中心。巴黎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1871年，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他们首先举起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义旗，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巴黎公社。巴黎公社的英雄儿女在强大的反动势力面前英勇不屈，顽强斗争，为保卫公社的旗帜洒尽了最后一滴血。虽然巴黎公社失败了，但英烈们的革命精神，永远活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心中。
周恩来来到这里以后，很快地脱下学生装，穿上了工作服，置身到工人阶级的行列中，开始了在欧洲边劳动边求学的艰苦生活和革命活动。
周恩来住在巴黎南郊离市中心一百多里的一个小镇和巴黎近郊的大学区。1922年3月起，周恩来到了德国柏林并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但是为了指导旅欧的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们的学习和政治运动，为了开展党和团的工作，他经常仆仆风尘奔走于法、德、比、英各国各地，生活极不安定。他随身携带一个气炉子，每到吃饭的时候，就煮点开水，泡点面包，有时没有菜吃，有时只能吃到点卷心菜。他穿着也很朴素：平时穿着带有油渍的工作服。只有到星期日活动时，才穿上一套又短又小的西装，这种服装，在法国是最普通的平民穿的衣裳。
他的生活来源，主要是做杂工，因为他所从事的革命活动，需要到处奔忙，无法固定在一个工厂做工。同时，还利用业余时间为国内报刊写了大量的通讯稿件，介绍欧洲的政治、经济状况，工人运动，以及旅欧留学生、华工的斗争，一方面做了宣传工作，另一方面也依靠菲薄的稿酬补助生活和救济其他同学。
就是在这样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周恩来勤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亲身调查工人阶级状况，不知疲倦地做了大量革命工作。为了抓紧点滴时间，他不顾疲劳，在颠簸的火车和摇晃的轮船上看马列的书，为党的报刊写稿，付出了巨大的劳动。
在欧洲三年半的时间里，不论是在英国、法国、德国，他都非常注意工人运动。他经常到工人中去和他们一起劳动，并从事调查研究工作。
1921年初，他曾去英国进行考察。当年5月发表在天津《益世报》上的《英国矿工罢工风潮的始末》一文，就是他亲自调查矿工罢工的情况而写成的。
在法国，他曾在雷诺汽车厂和利尔煤矿等处做工和进行调查。法国朋友儒尔盖在周总理逝世后回忆说：“1971年9月……当我们告诉他（指周总理）法国报纸对他在雷诺工厂的情况所作的一些轰动一时的透露时，他放开嗓子大笑起来。”
在德国，他也经常到工人中去。联邦德国朋友来信回忆说，“周恩来总理的确是一位杰出的人物，在联邦德国，他曾博得同情并享有良好的声誉，现在联邦德国还有人记得，他在20年代曾经在鲁尔区对那里工人的劳动条件进行考察。”
就这样，周恩来在旅欧期间迅速成长为一个坚强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并且为我党初期的建党、建团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恩来到法国以后，首先参加和领导了我国勤工俭学生同反动势力的斗争。
当时，提倡留法勤工俭学的有目的完全不同的两部分人。一部分是爱国的教育家，如蔡元培、张伯苓等，他们支持有志救国的青年学生留法学习科学知识，是为了给祖国培养人才。另一部分是买办资产阶级的学者、名流、政客如李石曾、吴稚晖等国民党右派。他们也办勤工俭学，却竭力控制1916年设立的华法教育会，企图利用该会为中国封建买办阶级服务，为法帝国主义培养洋奴。
毛泽东，以及李大钊、吴玉章等，当时热情支持了进步青年的勤工俭学。毛泽东从1918年开始，就是勤工俭学运动最积极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他认为借助于勤工俭学，到接近十月革命中心地区的法国或欧洲其他地区去半工半读，能够直接探讨指导俄国革命的新思潮，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从1919年3月毛泽东送出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生以后，赴法留学生陆续不断，仅湖南一地即达300多人。
截至1921年，到欧洲勤工俭学的已经有毛泽东亲自组织去的蔡和森
、向警予
、蔡畅、李富春、徐特立等；还有先后从四川去的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
他们和许多勤工俭学生们，凭着一腔热情，千辛万苦到法国来留学，满指望求得救国的本领，将来回到祖国能为人民作出点贡献。
这些立志于革命的穷学生，一到法国的工厂、农场以后，马上就和法国工人站在一起，跟资本家斗争，很多同学实地参加了罢工运动。这就不能不使那些买办政客大失所望。因此，他们虽曾资助和介绍过一些青年来法，现在却变提倡为排挤、打击了。
由于国内政治的黑暗腐败，法国反动当局的刁难，以及李石曾之流操纵的华法教育会的百般迫害，勤工俭学生一天天地陷入了困境。
很多同学失业了，找不到工作；没有工做，就没钱租房子和买面包。好多人只好就住在华法教育会，屋里住满了，就在院子里搭帐篷等着救济。晴天还可以凑合，一下雨就狼狈极了。
也有一部分同学，住在地窖里。自己开伙，买不起炊具，就几个人共用一套，烧完一锅，再烧一锅。饭烧熟了，就端着盆子站着吃。一方丈面积的地面，煮饭的有好几十人，终日炊烟不断。晚上几十人睡在地板上，躺下去就休想动一动，翻个身还得喊口令。
吃的是什么呢？是又黑又硬的黑面包、杂粮面饼和土豆。为了节省一点煤油，土豆都烧得半生不熟，吃到肚里，不好消化；吃久了，就闹胃病，很多同学因此病倒了。
还有很多同学，体质较差，干不了重活儿，但又找不到轻一点的工作，因此身体累垮了。病倒在遥远的异国，又得不到本国政府的救济，只靠同学们互相帮助，真像是雨中的浮萍，受尽折磨打击。
虽然多数勤工俭学生能刻苦自励，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抓紧时间学习。但是由于法国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黑暗，造成他们的工作、生活没有保障。生活尚不能维持起码的温饱，也就更谈不上学习了。富于革命精神的勤工俭学生，终于忍无可忍，奋起斗争了。
周恩来到达法国以后，很快便和蔡和森等会合起来，并参加了他们刚刚组织起来的工学互助社。工学互助社是勤工俭学生自己的组织，参加这个组织的勤工俭学生一边力谋自救，一边从事社会主义的研究。它无形中成为团结广大留法学生的核心组织。
1921年间，在勤工俭学生中发生了三次大的风潮。
第一次是“二二八”运动，即2月28日的请愿斗争。
关于这次斗争，周恩来当时向国内写了很详细的通讯。根据周恩来的报道，“二二八”运动的经过是这样的：
分散在法国各地的勤工俭学生在失业、失学和不能维持生活的状况下，纷纷派代表前往巴黎，集会要求中国驻法公使馆、华法教育会等机关，负责解决勤工俭学生找工、入学和生活救济等问题。驻法公使馆的公使陈篆，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官僚，“官僚办事，素有秘诀，一事解决，决不以自身当其冲，总委责于别人……”他故意打电报给国内反动政府，要求它出钱解决。北洋军阀反动政府竟回电说：“现时国库奇绌，在法学生之无钱无工者，唯有将其分别遣送回国……”
“遣送回国”，是留法学生最厌恶的字眼，简直无异宣布勤工俭学生的死刑。为争得生存权和求学权，勤工俭学生终于行动起来了。
2月27日，聚集在巴黎的各地勤工俭学生代表召开了大会，决定在第二天直接向公使馆请愿。28日晨，勤工俭学生400余人，集队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进发，行至将近公使馆的广场上，队伍停了下来，派出代表去见陈篆。阴险狡猾的陈篆，事先已得到消息，有所准备。同学们来到公使馆的时候，他不得不走出来接见大家。请愿的学生们向他提出了要求公使馆出面解决入学、发救济金等问题。他百般推脱、抵赖，不答应同学们的要求，激怒了大家。陈篆见势不妙，逃回了公使馆，当同学们尾追过来时，突然冲出来很多法国警察，驱散了请愿队伍。但通过这次群众斗争，迫使陈篆事后不得不答应“借款维持”勤工俭学生的生活。
第二次斗争是反对中法借款的斗争。1921年7月，北洋政府财政部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向法国政府借款，名义是救灾，其实是买军火来打内战。学生们深知，北洋卖国政府的每次向外借款，都是以丧权辱国为先决条件的，何况这笔款又是借来残杀同胞的。这是一笔肮脏透顶的政治交易！
于是，爱国心最强的勤工俭学生，首先起来反对。华工们也站在学生一边。他们奔走呼吁，开会抗议，坚决阻止这笔买卖的成交。这次斗争也得到留法其他各界爱国侨胞的响应。
1921年7月底和8月13日，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及旅法各界侨胞两次召开了拒款大会。据周恩来的报道，“第二次拒款大会，情势更加激昂，公使馆的王秘书竟替陈篆挨了一顿打”
。当两国政府将要签字的消息传来的时候，留法勤工俭学生和华工群起包围了公使馆。他们警告北洋政府的代表团说：“你们如果签了字，立地打死你们！”周恩来一方面领导着巴黎的学生、华工和各界侨胞的示威斗争，同时积极向国内写回通讯，揭露卖国借款真相，并争取法国舆论的支持。这样，在中国和法国人民的一片反对声中，法国政府怕事态扩大，不好收拾，只得宣布取消提案，暂缓贷款。——这是留法勤工俭学生斗争的一大胜利。
紧接着，发生了勤工俭学生第三次大的斗争，即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
经过“二二八”运动的斗争，一部分勤工俭学生得到了少许的维持费。但是，在8月13日拒款大会以后，经过斗争得来的少许的维持费被取消了。驻法公使馆设立的监护委员会会长“即时对同学发言，谓学生不应干预政治，仅旬日间，遂停止维持费”
，便使“约有七百人内外，将陷于绝地”。还有一部分人，“二二八”运动后就不愿领维持费而进工厂去做工，想力争自食其力。但是法国工矿的劳动条件之差及华工收入之微，使他们也无法进行学习（这部分人有二百多人）。近千的留法学生无学可上，这是个大问题。无论是领维持费也好，还是做苦工也好，都为这个问题的不得解决而忧心如焚。
正当留法勤工俭学生穷困无告、濒于绝境的时候，忽然传来一个消息：华法教育会正在法国里昂创设一座为中国留学生而办的、以法国退回庚子赔款
为经费的中法里昂大学。消息传来时，留法勤工俭学生奔走相告，喜形于色，以为大家有了求学的出路。可是，万万没有料到，这所里昂大学打着为勤工俭学生创办的旗号，实际上没有招收一个勤工俭学生，而是由校长吴稚晖回国另行招收了一批有钱有势的军阀、官僚、买办、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弟入学。这一倒行逆施，真使穷苦的留法学生怒不可遏。
9月初，驻法公使馆设立的少年监护委员会宣布，维持费自9月15日停发。这时，山穷水尽的勤工俭学生终于爆发了争回里昂大学的运动。周恩来写道：“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须联合起来。马克思同恩格斯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他们如今也觉悟了，‘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
在周恩来等的号召下，留法勤工俭学生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了。9月17日，大会一致通过了“以开放里昂大学为唯一目标”的决定。
吴稚晖从国内招来的一百二十多名学生预计于9月24日到马赛，25日进入里昂大学。留法勤工俭学生就针锋相对，组织了入校队，占领里昂大学的校舍。9月20日晚，占领里昂大学的先发队出动了。周恩来以翔实的叙述和生动的笔调，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9月20日晚上，巴黎的里昂车站（站名）静悄悄地走了数十位悲壮的少年。
在同一夜中，各地应出发的少年们，也都很严肃地上了他们冲锋的道儿，等到了21日早晨，高踞在山上的旧里昂炮垒
中，已聚集到了新冲锋到的九十七位少年；又一会儿，增到一百二十五人。”
由于吴稚晖、陈篆等反动分子和法帝国主义紧密勾结，占领里昂大学的先发队于9月22日被法国警察拘捕，囚禁于一大兵营中。周恩来等一面积极营救被捕学生，一面对敌人的阴谋给以无情的揭露。周恩来在向国内写的报道中，针对驻法公使陈篆给学生安排陷阱诱饵，勾结外力借刀杀人的罪恶阴谋活动，严加痛斥说：“勤工俭学生一日在法，他卖国的奸谋，决不得遂。又勤工俭学问题一日不解决，陈篆亦决不安宁。陈篆恼恨之极，因与法外（交）部联络下此毒手，骤然停止维持费，利用勤工俭学生争回里大的心理，助之到里昂便陷入牢笼，然后借外力驱逐回家。”
占领里昂大学的斗争虽然没有达到目的，蔡和森、陈毅等一百多先发队员不久也被押送返国，但是这次斗争却大大提高了勤工俭学生的觉悟，增强了他们的团结力和组织力。回国的学生，许多人都很快地走上了革命的征途，如：蔡和森回国后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党中央工作；陈毅后来到了北京，不久也在北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保存着两件珍贵的革命文物：一件是1923年起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一件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写给国内团中央的报告（第一号），报告上盖的那个紫蓝色椭圆形旅欧支部印章，清晰可见。
这两份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正是周恩来当年亲笔写的。那份报告的署名，清清楚楚地写着：“书记伍豪
（周恩来）”。
这两份文物，是周恩来在欧洲从事我党的建党、建团活动的历史见证。
周恩来在旅欧勤工俭学期间参加共青团和共产党，不是偶然的。这是随着他的思想发展，逐步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必然结果。
周恩来初到法国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爆发新的危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加剧的时期。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等反动思潮，更加不得人心，许多工人日渐摆脱它们的影响，而倾向于俄国十月革命，主张联合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欧洲各国共产党相继建立。这对于周恩来的思想发展影响很大。
周恩来在去法国以前，就已经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他更加重视对马列主义的学习。他对于《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兰西内战》和《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都进行了认真的钻研。他通过反复比较，坚决批判和摒弃了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更加坚定了对马列主义的信仰。特别是由于他亲自调查了各国工人阶级状况，得以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坚决相信巴黎公社和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周恩来在欧洲读过的一本书——《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教导》（英文版）上，用铅笔在马克思这段话的下面划了着重线：“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这说明他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坚定信仰。
周恩来在写给天津觉悟社社员的信中，讲述自己一年来旅法的思想变化时说：“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他抨击了修正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他说：“政权在资产阶级手中握着，生死的运命既由他们操着，工人那有成功的希望呢？”他再郑重声明一句：“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
他在给觉悟社社员的信中还叙述了自己确定信仰的过程：到法国后更加深了对共产主义“探求的兴味”，后来，和同来的觉悟社社员“经了多次的讨论，直到1921年10月后才正式决定了”
。
1921年底，周恩来同赵世炎
、陈延年
等一道发起组织了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成立大会，并积极和国内建立联系。同年，中共中央通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已加入共产党的党员组成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
周恩来于1922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编者注：1921年，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重新确定周恩来同志入党时间的报告》，载《文献和研究》，1985（4）），被选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在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工作（旅欧总支部下分旅法支部、旅德支部、旅比支部，当时周恩来属旅德支部）。当旅欧总支部成立并同国内党中央、团中央建立了联系之时，周恩来非常兴奋地说，“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
建团、建党之后，为了进一步开展革命活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2年，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旅欧团组织出版了自己的刊物《少年》（后改名《赤光》）。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亲自刻蜡版油印。这个刊物虽是油印，但影响很大。
周恩来经常为《少年》撰文。他在《少年》第二期上发表的《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就告诉人们：“资本主义的祸根，在私有制，故共产主义者的主张乃为共产制。私有制不除，一切改革都归无效”，只有共产主义“为彻底的改造良方”。文中还说：“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的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周恩来在这里清楚地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鲜明地举起了共产主义的旗帜；指明了一切赶机会，图改良，都是死路一条。他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一针见血地指出：“依着现在中国的时势，一切缓和修正的办法都无所施。”
周恩来还十分强调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和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他撰写的《告工友》一文（刊登在《少年》第二期）中写道：“同是现社会的被压迫者，只有无条件的携手，不当有丝毫的误会，协力进行，才好图工学前途的发展。”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指出：“我们虽是中国人，我们的眼光终须放到全世界上来。我们不必想取捷径，也不必畏难苟安，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所共负的艰难责任，我们也应当分担起来。”最后还号召说：中国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永远不许忘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少年》上这些文章，对当时旅欧学生和华工都有深刻的影响。
周恩来除了注重在刊物上宣传马克思主义，还注意参加实际斗争。在勤工俭学生当中也有各种思潮和派别，斗争也相当尖锐。当时有曾琦、李璜等人的国家主义派，特别疯狂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同这伙反动家伙，周恩来进行了面对面的坚决斗争。何长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一到星期六下午、星期日，周恩来便到近郊的大学区、工厂区、华工区、勤工俭学生集中地的小咖啡馆演说，揭露国家主义派媚日反人民利益的真面目。有时，周恩来还找曾琦、李璜参加我们召开的会，或者由周恩来参加他们召开的会，在会上和曾、李对辩，斥责他们，听的人鼓掌不绝。周恩来每次富有说服力的演讲，都遍传巴黎每个华工区与勤工俭学生集中地，结果使国家主义派在勤工俭学生中完全陷于孤立。进步分子都紧紧围绕在党的周围。
在建党、建团的工作中，周恩来对思想建设非常重视。在他为旅欧中国共青团起草的章程中，第一条就明文规定，凡申请入团者，必须做到“对共产主义已有信仰”。还规定了“本团于执行委员会下设共产主义研究会，凡团员均须加入研究”的学习制度。1923年3月，周恩来写给团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本团旅欧之责任及今后应有之活动——大体规定为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换言之即列宁的所谓‘学共产主义’”，把学习研究共产主义作为共青团的根本任务。
从1923年起，周恩来还负责了党的旅欧总支部选派青年赴莫斯科的东方劳动大学等学校学习的工作。选派的每一批青年，都是由他亲自从巴黎护送到柏林，替他们办好手续赴苏的。
就这样，周恩来在旅欧党、团组织中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对我党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22年，朱德三十六岁。他曾在云南护国军蔡锷部下当过旅长，参加了讨伐袁世凯复辟称帝的战争。但他不满足于资产阶级领导的换汤不换药的旧民主革命。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前途，他苦苦地思索着，追求着革命的真理。他阅读了俄国革命史和关于欧战与俄国革命的书籍，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认识到中国只有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才能有光明的前途。于是，他下决心投身于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他怀着坚定的信念和真诚的心，到上海、北京，寻找自己真正的领路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可是，当他辛苦奔波，好不容易找到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时，陈独秀却拒绝了他。陈独秀说朱德是什么“行伍出身的军人，没有资格革命”。
朱德的满腔热忱，被陈独秀泼了一盆冷水。但朱德并没有因此而灰心。他下决心到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德国去寻找革命的真理。
朱德先到了法国巴黎。在这里，他听说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最近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就满怀希望地到处打听怎样找到党组织的负责人。后来听说领导人名叫周恩来，现住在柏林，朱德兴奋极了。他带着老朋友孙炳文，于1922年10月一起乘车来到柏林。
可是，当他们马上就要见到周恩来的时候，又不免有点顾虑了。在朱德的脑海里，还没忘记陈独秀讲过的话，而眼下这位旅欧支部的负责人会怎样对待他们呢？
当朱德推开周恩来的房门时，他看到一个身材挺拔、双眼炯炯有神的青年。他热情地走上前来，双手紧紧地握住朱德的手，并亲切地问他：“有什么需要我来帮忙吗？”朱德激动地叙述了自己的生平经历和革命志愿，真诚地要求参加共产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周恩来细心地倾听了朱德的叙述，深为朱德的革命热情和对党的一片忠心所感动，他们在一起谈了一夜。
周恩来觉得这位对革命始终不渝、勇敢坚定的革命志士，是完全可以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于是他介绍朱德入党。经过党组织的批准，朱德在政治上开始了一个崭新的起点。
周恩来和朱德，在以后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互相关心，并肩战斗，他们的友谊是革命的友谊，战斗的友谊，是革命队伍中同志关系的光辉典范。
1923年4月15日，天津觉悟社在《新民意报》上所办的副刊《觉邮》中，发表了周恩来一年前发自德国的信。周恩来在信中记述了他的一首悼念战友的诗，生动地显示了周恩来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原来，1922年1月，湖南发生了反动军阀赵恒惕杀害黄爱、庞人铨的事件。黄爱原为天津学生，后来到了湖南。他曾相信过无政府主义，但经过毛泽东的教育和引导，很快地放弃无政府主义而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因而被吸收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在长沙从事工人运动。他被反动派杀害的消息，从天津觉悟社的来信传给了正在德国的周恩来。
周恩来得到这个消息，悲愤交加，挥毫写下了题为《生别死离》的一首悼诗，“用表吾意所向，兼示诸友”。诗的全文如下：
壮烈的死，
苟且的生。
贪生怕死，
何如重死轻生！
生别死离，
最是难堪事。
别了，牵肠挂肚；
死了，毫无轻重，
何如作个感人的永别！
没有耕耘，
哪来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
却不用血来染他，
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坐着谈，
何如起来行！
贪生的人，
也悲伤别离，
也随着死生。
只是他们却识不透这感人的永别，
永别的感人。
不用希望人家了！
生死的路，
已放在各人前边，
飞向光明，
尽由着你！
举起那黑铁的锄儿，
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
种子撒在人间，
血儿滴在地上。
本是别离的，
以后更会永别！
生死参透了，
努力为生，
还要努力为死，
便永别了又算什么？
周恩来在诗后写道：“你们看了我这首诗，可以想见我现时的志趣来了。不用多谈，谅能会意。”
是的，诗言志，这首不到四十行的短诗，确实概括而形象地表明了周恩来“现时的志趣”和“吾意所向”。这是一首鞭笞“苟且的生”，讴歌“壮烈的死”的绚丽诗篇，抒发了一位共产主义战士的伟大胸怀。“共产花开”，“赤色的旗儿飞扬”，不正是共产主义者为之英勇奋斗、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远大革命理想吗？正像他在写给国内觉悟社社员的回信中说的，“到德后，得到正品（即黄爱）这个死耗，更使我的意志十分坚决。”又说，“正品的事，真是壮烈而又悲惨。这不仅在中国为创见，便在世界劳动运动中也是仅见。我们对于友谊的感念上，不免要有点悲伤；但对他的纪念，却只有一个努力！我对他唯一的纪念，便是上边表示我的心志的那首诗，和最近对于C.P（共产党）坚定的倾向”，“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因此可以说，这首诗是周恩来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庄严誓言。留在天津的觉悟社战友在《觉邮》上发表周恩来的信和这首诗时，加了个“伍的誓词”的标题，是十分恰当的。
1924年，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改组了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革命浪潮空前高涨。
为了培养革命的军队，国共两党合作创办了黄埔军官学校。孙中山、廖仲恺邀请中国共产党派一名合适的干部来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担任这项工作。
周恩来接受了这一任务，启程回国了。
8月间，当他登上阔别了近四年的祖国的土地时，心里充满着战斗的豪情。从这时候起，他以一个革命军人的姿态，开始了硝烟弥漫、枪林弹雨的战斗生活。同时，他又担任着党的两广区委的负责工作，投身到了火热的工农群众大革命运动之中。这年，他正满二十六岁。周恩来的青少年时代，是充满着争分夺秒地学习、探索和战斗的峥嵘岁月。当他开始进入成年时代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在毛泽东革命路线指引下，指导着震撼世界的中国革命战争和工农革命运动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了。
中国青年出版社约我主持编写了这一本《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目的是为了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榜样教育青少年。书中的事实，大量的是取材于周总理自己在青少年时代所写的文章、诗歌，有关的文物资料和全国解放后关于天津五四运动的文稿，也参考了国内报刊近一年多来发表的纪念周总理的文章。有一部分材料，则是作者向周总理青少年时代的亲友、同学访问得来的。在本书中，就不一一注明出处了。
在为这本小册子收集资料和征求意见过程中，曾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天津历史博物馆、沈阳故宫博物馆、沈阳市第六中学、天津南开大学、南开中学以及其他一些史学研究、文物管理单位和周总理青少年时期所在地区、单位的热情帮助。北京师范大学党史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党史组的几位同志和北京手表厂等单位的青年工人，参加了收集材料和编写的工作。可以说，这本书是许多同志共同劳动的成果，谨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根据真实的历史资料，采用生动的带有文艺性和故事性的形式编写青少年读物，对我是一个尝试性的工作，缺点和错误一定是不少的。衷心希望同志们给以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