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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大林全集》第九卷中，收集了斯大林同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论著。其中有《中国革命问题》、《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时事问题简评》等重要著作。这些著作写作于1927年3月底至7月底。这正是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紧急阶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在这个紧急阶段中，遭遇了国际帝国主义者的联合干涉、国民党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先后叛变等等严重复杂的情况。更严重的是，以陈独秀为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致使革命遭到了惨痛的挫折和失败。这些挫折和失败，是陈独秀投降主义者在这个革命的紧要关头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在上述著作中所提出的正确路线以及中国共产党党内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主张，而采取了恰恰相反的错误路线的结果。在此以前，在1924年至1927年初，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执行了共产国际和列宁、斯大林所指示的正确路线，经过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全党布尔什维克的努力，正确地组织了全民族的革命统一战线，进行了东征和北伐战争，开展了工农群众运动，使中国革命以惊人的速度猛烈地发展起来，革命势力取得了席卷半个中国的伟大胜利。生动的历史辩证法，证明了列宁、斯大林学说的百战百胜的威力。革命的历史证明：正确的理论指导，可以极大地加速革命胜利的过程；而错误的理论指导则必然推迟这个过程，并使革命遭受失败。斯大林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奠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贯彻斯大林同志的指示，终于经过长期斗争，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而陈独秀投降主义者以及其后中国共产党党内出现过的“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者，都是在实质上违反了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因而也反对了和斯大林同志相一致的毛泽东同志的主张，而使革命遭受失败或严重的挫折。
在1927年3月29日《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演说》中，斯大林同志评论了英、美等帝国主义者炮击南京事件。斯大林同志指出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意外的，它是帝国主义者对当前的中国人民革命采取武装干涉政策的开始，是对中国和其他被压迫各国人民革命的一种恐吓政策，是为了打击中国革命的心脏，对中国革命军队和国民政府施加压力。斯大林同志指出：帝国主义者企图以此来消灭中国革命，是达不到目的的，“因为只有老糊涂才会以为大炮的规律胜过历史的规律，才会以为炮击南京可以扭转历史的车轮”。
在4月9日《给邱贡诺夫的信》中，斯大林同志简明地指出了共产主义和孙中山主义的异同；指出了当时共产党人采取加入国民党、和国民党人在一个党内合作的政策的正确性，他说明：国共合作这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于中国是一个被压迫的国家，强大的民族因素使全国各种革命力量能够联合成一个统一的阵营。
4月21日发表的《中国革命问题》（联共（布）中央批准的给宣传员的提纲），是斯大林同志针对蒋介石举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革命处在紧要关头的新情况而写的。在这一著名的论著中，斯大林同志首先对决定中国革命性质的基本事实作了经典的分析，他在这一分析中以极简洁而准确的字句，指明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动力和国际环境，从而指出“由此就产生了中国事件发展的两条道路”。他认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或是属于无产阶级或是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乃是中国革命或是胜利或是失败的两条道路的问题；他明确指示我们“这两条革命道路之间的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他规划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道路，这就是：
“……无产阶级把民族资产阶级挤到一边，巩固自己的领导权，率领城乡千百万劳动群众克服民族资产阶级的反抗，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然后把它逐渐转移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上，并取得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结果。”
斯大林同志指出，“蒋介石的政变表示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同时又指出了蒋介石集团发展的必然前途：“而南京的蒋介石反革命集团既然脱离工农并勾结帝国主义，终究要遭受和军阀同样的命运。”斯大林同志要我们党在新阶段中采取新的政策，这就是：和右派作坚决斗争，把右派逐出国民党，而把当时的国民党改造为反映工农联盟的共产党和左派的联盟；进一步展开工农革命运动和巩固工农群众组织，武装工农，更加保持党的独立性以保证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
斯大林同志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驳斥了当时还隐藏在联共（布）党内的叛徒拉狄克等反对派的错误。他们要求上海工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不利条件下去进行决战，要求立即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以反对和代替武汉革命政府，要求共产党立即退出国民党、把国民党旗帜给国民党右派。斯大林同志指出，反对派的这些要求，正是有利于中国革命的敌人。
如果当时中国共产党不是犯了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而能够坚决地执行斯大林同志在这一提纲中所给我们的指示，那么，当时以武汉为中心的革命势力还可以发展更大的胜利，而避免后来的失败。当时，在武汉革命政府管辖下，尚有湖南、湖北、江西的广大地区并正在向河南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员有57 900余人，共产主义青年团员有35 000人，党领导下的工会会员有280万人，农民协会会员则有972万人，当时尚有在武汉革命政府指挥下的革命军队，军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担任工作，革命的力量还是相当雄厚的。但是，我们党虽然在4月27日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也通过了接受共产国际指示的决议、实行土地改革的决议和斥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然而大会却错误地继续选举了陈独秀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而陈独秀机会主义者在会后则不但未改正自己的错误，反而变本加厉地继续贯彻执行了自己的投降主义的错误路线，拒绝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正确指示，一误再误，终使革命遭受惨痛失败。温习当年历史，今天重读斯大林同志的这一篇论著，觉得字字句句，语重心长，每个论断、每一指示都是完全正确、异常深刻的。而他所规划的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二十几年来所一贯坚决遵循的胜利道路。沿着这一道路，我们党坚决地克服了一切离开它的“左”的右的机会主义错误，而引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1949年取得了全国胜利，并开始把革命逐渐转移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上，从而取得了今天的国家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在5月9日写的《论中国革命的几个问题（答马尔秋林同志）》中，斯大林同志再次指明了当时在武汉革命政府地区号召立即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错误，强调指出当前的任务是使中国的土地革命扩大和深入，成立和巩固种种工农群众组织。
在5月13日《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中，斯大林同志回答了该校学生所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十个问题。在第一个问题中，斯大林同志精确地指出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的特点，肯定了土地革命是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之一，驳斥了叛徒拉狄克的谬误，因为拉狄克断言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不是封建残余，而是商业资本主义，中国农民斗争不是反帝反封建，而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在第二个问题中，斯大林同志指出，由于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由于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性质，所以产生像国民党这样几个被压迫阶级联盟的政党。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原则上是容许马克思主义者加入这种政党的。从而他阐明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建立几个被压迫阶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思想。他驳斥叛徒拉狄克说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政党，认为共产党不应加入的谬论。
在第三个问题中，斯大林同志指出：武汉国民党只有力求依靠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农民）的联盟才能有前途。在这里，斯大林同志揭示了革命统一战线必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思想。同时，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准备无产阶级专政和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时，可以在坚持共产党一个政党单独领导的原则下和革命的国民党实行党外的联盟。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思想，正是在这个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第四个问题中，斯大林同志指出必须改造武汉政府使之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机关。他论到了中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转变问题。他认为，在原则上可以提出中国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问题，但是在当时有人企图“通过国民党用和平方法一下子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则是不可能的。在这里，斯大林同志启示我们：由于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导致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性，革命必须经过艰苦的斗争，才能达到胜利。任何性急地企图在很短时间内通过一条轻便的道路一下子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想法，都是错误的，一定要碰壁的。我们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发生过的几次“左”倾路线，正是不了解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性，急于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而犯了错误。
在第五个问题中，有人要求武汉政府在东、南、西、北四条战线上同时向反革命进攻，认为在所有战线上进攻才是革命性的基本标志。斯大林同志指出，这是愚蠢，而不是革命性。布尔什维克应当制定适当的斗争策略，集中力量于刻不容缓的最重要的事情上，而不应把目前暂时还不能胜任的事情都担负起来。我们党内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犯“左”倾错误的同志，正是主张在一切战线上进攻，“打倒一切”，而使革命遭受了严重损失，他们正是违反了斯大林同志的上述教导。
在第六个问题中，斯大林同志分析了中国和土耳其条件的不同，指出蒋介石之流想在中国实现基马尔主义、夭折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是不可能的，这仅仅是一种幻想。斯大林同志表现了对中国革命的力量和前途的深刻的信心。他写道：
“在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一定会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和鲜明的民族性，一定会步步深入，直到同帝国主义作殊死的决斗，震撼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基础。”
是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没有辜负斯大林同志的期望。1927年的严重挫折并没有使我们一蹶不振，我们在伟大的毛泽东同志及其战友们的领导下，在极端困难之中继续进行了步步深入的革命战斗，终于打败了帝国主义，极大地震撼了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基础。
在第七个问题中，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如果以为在中国只用军事力量就可以打倒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那是愚蠢的。没有土地革命，不发动千百万工农群众起来，要打倒这些势力是不可能的。我们党内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和抗日战争初期右倾机会主义者，恰恰正是忽视了农民反封建斗争的意义，而使革命受到了危害。
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不能把革命运动看作一直上升的运动，革命总是曲折地前进的。他指出了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它在一些地区里实行进攻并破坏旧秩序，在另一些地区里却遭到局部失败并实行退却。”斯大林同志所描绘的这幅活生生的图画，正是中国民主革命二十多年发展过程的现实。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内犯“左”倾错误的同志，要求革命的道路笔直又笔直，否认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高潮在全国一切地区都有同样的生长，革命可以在一切地区实行进攻，这样，他们就不能不在现实的面前碰壁。
在第八个问题中，斯大林同志强调了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领导权问题。他要求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独立的纲领和路线，领导农民土地运动，掌握革命军队和革命政权。他写道：“共产党只有既在国民党党内又在国民党党外，即在广大劳动群众中成为领导力量时，才能保持真正的独立性和真正的领导权。”
我们知道，陈独秀投降主义者正是采取了和这一英明正确的指示恰恰相反的路线而招致革命失败的。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原则的思想，则正和斯大林同志的思想相一致并发挥了斯大林同志的这一指示。
在第九个问题中，斯大林同志指出了改造武汉政府现有军队和建立新的工农革命军团的极端重要性。这是他继《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文后对中国革命中武装斗争和革命军队的异常重要意义的又一次着重指示。
在第十个问题中，斯大林同志说明了武汉政府对中外企业应采取的政策。指出革命方面不要做时机还不成熟的事情，“不能一下子把一切任务都堆在自己身上，而冒压伤自己的危险”。
我们知道，没有正确的经济政策，不会领导城市的企业和生产，革命势力是会站不住脚的。陈独秀机会主义者没有制定必要的经济政策，甚至不屑过问财政经济问题，也正是当时失败的原因之一。
《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是1927年5月24日斯大林同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的演说。
在这一演说中，斯大林同志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作了经典的说明，他写道：“中国现在的革命便是两条革命运动（反封建残余运动和反帝国主义运动）巨流的汇合。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结合。”
他驳斥了叛徒托洛茨基否认中国农民反封建斗争，认为中国革命只是反关税的革命这种谬论，指出这种观点正是张作霖和蒋介石的办事员的反革命观点。
斯大林同志也驳斥了叛徒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论武汉革命政府是“空架子”或“基马尔派的政府”，而要求立即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谬论，指出他们是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混淆起来了。指出他们用谩骂和分裂来威胁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乃是“正在建立一种从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统一战线之类的东西”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行为。
在7月28日发表的《时事问题简评》中，斯大林同志根据列宁主义策略原则，总结和检查了共产国际在中国的路线，指出了这一路线的完全正确性；同时，清算了当时的反对派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种种错误，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领导革命的策略基础。
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必须善于把共产主义的一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民族特点结合起来，必须反对机械地搬用若干一般公式、一般原理的教条主义的领导。反对派正是这样的教条主义的“领导者”，他们就不能不受到历史的惩罚。
遵循着这一教导，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反对任何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向，遂引导革命和建设步步胜利；从而又一次证明了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百战百胜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为了击破站在中国无产阶级面前的强大的敌人，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尽可能地保证无产阶级有数量众多的同盟者，即使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也好。
他指出，诚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一时期犯了一系列的极大的错误，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转入了反革命阵营，革命遭到了暂时的失败，“但是革命却把广大农民和城市贫民群众更紧密地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从而奠定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基础”。他要求中国共产党采取灵活的政策，以保证无产阶级有人数众多的同盟者。
遵循着这一教导，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坚持不渝地采取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终于完全孤立了敌人，从而打败了敌人，胜利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广阔道路。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的出版，将帮助我们更好地学习斯大林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更好地理解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我们必须从斯大林同志论中国革命的这些著作中学习他认识问题、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吸取思想的力量；必须深入理解斯大林同志关于指导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国家取得革命胜利的基本原理，因为这些基本原理对现在东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解放运动，还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
（注：文中引文均引自《斯大林全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