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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逝世已经27年了。这位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在生前曾经是中国和亚洲人民解放事业的最深切的关心者、指导者和援助者。现在，他对亚洲人民革命的光辉的预见也已逐一地成为现实了。中国人民革命已经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世界帝国主义已经在亚洲遭到了历史性的败北，全亚洲人民解放的曙光已经在望。但是，要取得亚洲、欧洲以至全世界人民的彻底解放，还需要我们做更艰苦更伟大的工作。无疑问的，20世纪的后半叶，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球取得伟大胜利的时代。在20世纪后半叶的第一年，我们来纪念这位世界革命巨人——列宁逝世的27周年，应该更广泛地学习他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
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列宁的名字是分不开的。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我们党走过二十八年了，大家知道，不是和平地走过的，而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走过的，我们要和国内外党内外的敌人作战。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像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中国人民由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革命的面貌就起了变化。列宁和其继承者斯大林，不仅以领导苏联人民进行革命与建国的胜利经验教导了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得到了学习的榜样；而且用他们的不朽的殖民地人民革命的理论教导了中国人民，启示中国人如何去争得自己的解放。中国人民，经过自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把这些经验和理论创造性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来，才终于战胜了敌人，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列宁——这位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中国革命胜利的鼓舞者，从他那里，我们可以学习和应该学习的东西是太多了。今天，特别值得我们宝贵的，是他在1900年到1923年的24年中，在中国革命问题上，还亲自做了许多伟大的理论工作。这些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经典的指示，是我国革命理论宝库中的珍宝，也是引导我们去进而研究列宁主义和整个中国革命理论问题的最好的读物。本文想就解放社1950年版“干部必读”的《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一书中所译出的列宁在上述时期中所写的15篇文章做一点介绍。但是列宁在这15篇文章中所涉及的内容是太丰富了，作者只能够就其中若干基本论点作一些介绍，以供给同志们在学习列宁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时作一点参考。
列宁论中国革命的最早的一篇文章，是他在1900年12月《火星报》第一期上发表的一篇名叫《中国的战争》的论文。这篇文章是针对当时这样的情况而发表的，这就是：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八国联军之役，武装侵占了京津一带，血洗了中国人民自发的反帝运动——义和团运动，并对京津一带人民肆行奸杀抢劫，却欢呼着“欧洲文化之击败中国野蛮”！列宁在这篇文章里提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者应当怎样对待这次战争？战争是为了谁的利益而进行的？俄国政府所遵循的政策底真正意义如何？”（解放社1950年版《列宁斯大林论中国》，15～16页）列宁在这里以明确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国际无产阶级与俄国劳动人民，和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及沙文主义进行了最坚决的斗争。
列宁首先对当时中国北方的劳动人民的自发的民族反抗运动——义和团运动，表示了热烈的同情。他严正地驳斥帝国主义者硬说义和团运动是“黄种人仇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与文明”的谬论，而为义和团运动的正义性辩护，列宁说：
“是的，中国人确实是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并且为了什么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和欧洲人民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及对资本家驯服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了中国只是为了赚钱的人，那些利用其被赞颂的文明只是为了欺骗、掠夺、暴行的人，那些对中国作战只是为了获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权的人（一八五六年的英法对华战争），那些伪善地以传布基督教来掩护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能不憎恶他们吗？”（同上书16页）
的确，义和团运动虽然还是劳动人民的旧式的起义，起义者虽然曾被腐败的清廷所利用，但是他们对外国侵略者的英勇的反抗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崇敬和赞扬的；而绞杀义和团运动的帝国主义者，则永远在中国人民面前欠下了一笔血债。列宁记述了这笔血债，并严厉地斥责帝国主义侵略者在各地的暴行：
“的确，这些胜利与其说是战胜了敌人的正规军，倒不如说是战胜了中国的起义者，更可以说是战胜了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淹死和屠杀他们，不惜残杀妇孺，至于抢劫皇宫、住宅和商店就不用说了。”（同上书15页）
“他们偷窥中国就像从死尸身上偷窥东西一样，而当这个假想的死尸试图反抗的时候，他们就像对待野兽一样向它猛扑，烧毁整个村落，把老百姓淹死在黑龙江中，枪毙和残杀手无寸铁的居民及妻儿。”（同上书17～18页）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列强进行这个战争，一方面是为着镇压中国的起义者，另一方面则是要通过对起义者的镇压，来达到其进一步掠夺和瓜分中国的目的。列宁说：
“现在欧洲资本家贪婪的巨爪伸向中国了……如果直说的话，那就必须说：欧洲各国政府（而俄国政府几乎是第一个）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同上书17页）
我们知道，自从1894—1895年中日战争之后，各帝国主义就各在中国攫取了势力范围，使中国确定地沦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之说，从此盛行一时。列宁写这篇文章，正是各帝国主义侵占了京津，企图乘机瓜分中国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瓜分企图后来是没有实现的。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各帝国主义间的利害矛盾一时未能取得妥协与一致的意见；但另一方面，主要的原因，这是由于帝国主义者震慑于中国人民的反抗。正如当时侵略联军的统帅瓦德西所供认的：“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瓦德西谈话）以义和团为旗帜的中国人民的反抗，和以列宁为首的世界人民的反对，正是当时中国未被瓜分的最基本的原因。
列宁在这篇文章里向俄国人民指出，这个战争是为了“区区少数资本家与官僚底利益”而进行的，俄国政府所遵循的政策，是“牺牲全国人民底利益”而“匍伏在区区少数大资本家和贵族面前”的政策。他指出：中俄两国人民的利害是一致的，他说：
“可是中国人民从来也没有压迫过俄国人民：中国人民自身遭受着俄国人民所受尽的不幸，——遭受着从饥饿农民身上敲榨贡税并以武力压制任何求取自由的倾向的亚洲式政府所给与的苦痛，遭受着已经侵入了中国的资本底压迫。”（同上书20～21页）
因此，他大声疾呼，反对沙皇政府对中国的侵略，指斥“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号召工人们：“以全力起来反对那些挑拨民族仇恨和使劳动人民底注意力离开其真正敌人的人们。”（同上书21页）
从列宁50年前所写的这篇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文章中，我们可以学习到列宁的明确而坚定的国际主义的立场。他对于中国人民的痛苦是这样深切地同情，对于我们英勇的祖先是这样热情地赞扬，使我们今天读了也不由得深受感动。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三千年来封建皇帝专制的政治制度，这引起了列宁和俄国无产阶级对中国人民的无限的光明前途的热烈欢呼和庆幸。1912年1月，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第二次代表会议特别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决议，指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底世界意义，因为这个革命斗争将使亚洲获得解放，摧毁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并“表明俄国无产阶级以衷诚的兴奋和充分的同情注视中国革命人民底成功；它斥责那支持沙皇政府侵略政策的俄国自由主义底行为”（《关于中国革命》，同上书22页）。
在1912年（民国元年）11月，列宁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更新的中国》一文里，又充满了热望地说：“四万万落后的亚洲人已经获得了自由，已经觉醒起来参加政治生活了。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可说是已经由酣睡进到光明、运动、斗争了。”（同上书32页）
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列宁指出是“亚洲现代资产阶级革命”（同上书24页），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的，是在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列宁指出，是中国的劳动群众。他说：
“如果没有群众底巨大的精神的和革命的高涨，中国民主主义就不能推翻中国的旧制度，取得共和国。这种高涨是以对劳动群众状况的亲切同情与对其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激烈憎恨为前提，并且又产生这些同情和憎恨。”（《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同上书27页）
的确，当时的兴中会、同盟会进行革命斗争力量的依靠，主要是会党。而会党就是当时农民、手工业者和一部分近代产业无产者的原始的革命组织。这些劳动人民的特色，又正如列宁所说：“这个伟大的人民不仅善于悲叹自己成百年的奴隶地位，不仅善于梦想自由和平等，而且还善于同中国成百年的压迫者作斗争。”（同上文，同上书25页）显然，如果没有这些劳动人民的斗争，也就没有辛亥革命。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的无产者曾是这个斗争的英勇的参加者。但是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还薄弱。“这时，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当作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的舞台，还是当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了革命。”（《新民主主义论》）这个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同上书）。中国资产阶级在这时还有领导革命的能力。列宁说：
“西方的资产阶级已经腐化了，它面前已经站着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而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实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列宁斯大林论中国》，26页）
这是列宁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行程和中国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所表现的历史作用的科学考察而得出来的正确论断。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的代表者孙中山，在这个革命中所提出的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民族、民权、民生），则正是他们对这个革命的积极的政治领导作用的表现。无疑的，这个革命民主主义纲领的提出，在中国人民觉醒史上是一个大进步。列宁称誉这个纲领说：
“战斗的真实的民主主义渗透着孙逸仙政纲底每一行。完全懂得‘种族’革命之不够，丝毫没有对政治的漠视或甚至对政治自由的轻视，或甚至容许中国专制政体可以与中国‘社会改良’、与中国立意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共和国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群众斗争的问题，热烈地同情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相信他们的正直与他们的力量。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民底伟大的思想体系。”（同上文，同上书24～25页）
可是，必须指出，列宁并未因此就对这个革命抱盲目乐观的态度。由于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存在着很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就使这个革命也同样地存在了这个弱点。列宁在1912年7月，就已经天才地揭露出辛亥革命的这个严重的弱点，即它不但没有去根本摧毁封建势力的基础，而且和当时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袁世凯实行了妥协，在1912年的2月，把革命的果实交给了假装革命的袁世凯。列宁预言到：
“类如袁世凯，是最能变节的：昨天他们害怕皇帝，匍伏在他面前；后来，看见了革命力量，感到了革命民主主义底胜利，于是就背叛了皇帝，可是明天为了和什么新的或旧的‘立宪’皇帝勾结，就会出卖民主主义者。”（同上文，同上书26页）
所以当时列宁认为要贯彻辛亥革命的事业，必须有真正的民主主义，必须发挥和组织人民的伟大力量。因为“没有高度的真实的民主主义的高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摆脱成百年奴隶地位的真正解放，因为只有这种高涨可以激起劳动群众，使之能够完成奇迹”（同上书26页）。
辛亥革命流产的原因，正是由于革命向反革命妥协，正是由于没有真正动员起广大的群众来。辛亥革命的全部发展行程，证明了列宁这些天才预见的正确与恰切。这个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确是对中国人民进行了一次很好的民主教育。经过这次教育，中国人民的觉醒程度是大大地提高了。正如列宁在1913年3月所说：
“不管各种‘文明’豺狼现在所磨牙欲噬的伟大中华民国底命运如何，但世界上决没有一种力量能在亚洲恢复旧有的农奴制度，能铲除亚洲国家和半亚洲国家中人民群众底英勇的民主精神。”（《论亚洲是世界风暴底新泉源》，同上书35页）
这种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精神（觉醒），就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必要前提。如果说当时革命的主要支柱——广大的农民群众，还“未被无产阶级政党所领导”（《更新的中国》，同上书34页）这个历史原因，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各个原因中最根本的原因；那么，要取得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就势非由此后新起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担负领导责任不可了。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发表了一篇名叫《中国革命底社会意义》的论文。列宁根据这一篇材料，写了一篇名叫《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评论，对孙中山及其主义做了天才的极端重要的评价。
列宁在这篇文章里指出，这位“亚洲的共和国临时总统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同上书25页），称赞他“不愧为法国十八世纪末叶的伟大的宣传家和伟大的活动家底同志”。这位民主主义者就其阶级性说，则是“能够代表真实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同上书26页）的政治代表。也就是“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同上书30页）。
孙中山的民主主义的思想集中地表现在他所提出的政纲中，正像列宁所赞扬的：“战斗的真实的民主主义渗透着孙逸仙政纲底每一行”（同上书24页），“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民底伟大的思想体系”（同上书25页）。
我们知道，孙中山在1905年8月《同盟会宣言》中，曾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四大政纲，在同时公布的六条党纲中，更把“平均地权”明白写为“主张土地国有”。这个政纲的提出，确是表现了孙中山的“高尚精神与英勇气概”的。它是关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般原则（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的最早口号。这些口号的提出，是告诉人们说：“东方完全走上了西方底道路，新的几万万人从此将参加为争取西方曾力求达到的理想而斗争。”（同上书26页）列宁在这里说的“西方曾力求达到的理想”，就是指代替民族压迫和封建制度而起的民主主义的理想，就是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实现过的理想。
列宁同时指出，中国的这个民主主义的理想，是涂上了民粹主义的色彩的，孙中山同时又是一位“主观社会主义”者。这是因为：中国在更加确定的意义上开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已是世界上帝国主义（垂死的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这时候“先进的中国人、所有一切的中国人，因为经历过这种高涨（按：指革命的高涨），都从欧美借取了自己的解放思想；但是在欧美，当前的问题已经是从资产阶级下面解放出来的问题，即社会主义了。因此，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中国民主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同上书27页）。我们知道，孙中山确是热心地同情社会主义的，他曾把他提出的民生主义——平均地权的主张，主观地看成是社会主义，同时，他还企图“预防”资本主义。但是事实上，民生主义——平均地权的纲领，所反映的是中国广大小生产者——农民希望把自己从封建剥削关系之下解放出来的要求。它只是要求废除封建的土地私有制度。就是列宁说的：“从这个中国民主主义者的主观社会主义的思想与纲领中，事实上所得出的乃是……仅仅消灭封建剥削的纲领而已。”（同上书28页）实行这样的纲领的革命，也恰恰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什么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纲领贯彻实施的客观结果，也正是给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广大发展造成前提，而不是什么“预见资本主义”。这是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所规定的，不是中国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所能改变的。
我们知道，俄国最早的民粹主义者，也曾在主观上梦想过社会主义；而在客观上，他们正是在要求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所以列宁说孙中山“与俄国民粹派是这样地相似，以至于达到了基本思想和许多个别言论之完全一样”（同上书24页）。而“这个理论，如果从主义的观点去考察，便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反动者底理论”（同上书28页）。因为这种反对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的梦想，违反着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的法则。它是小生产者——农民的狭隘的平均思想的反映。这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从社会发展的观点来看，其性质乃是落后的、倒退的、带有反动性的。
末了，关于孙中山主义，列宁这样嘱咐我们：“最后，因为上海的数目在中国将增加，中国无产阶级也将增长起来。它一定会成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个党在批判孙逸仙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的时候，一定会细心地选择、保护和发展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底革命——民主主义的核心。”（同上书31页）
中国共产党人，以毛泽东同志为首，忠实地执行了列宁这一天才的指示。毛泽东同志用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总结了中国近代社会和革命发展的规律，制定了关于中国革命的整套的纲领和原则，首先是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和原则。其中，就吸收了、保护了和发展了孙中山——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革命思想与革命传统中最好的一部分遗产，并实现了它。
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在中国和东方问题上所做的理论工作，主要是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学说。列宁关于这一学说的中心思想，乃是把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乃是把民族解放运动看作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同志根据列宁、斯大林的这一思想，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命题，详尽地发挥了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本文这一部分就以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标题，来把列宁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作若干介绍。
首先，关于世界民族问题的情况，列宁向全世界人民指出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由于帝国主义大战，全世界各民族已分成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两类。1920年7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
“帝国主义大战后所形成的世界图画，其基本轮廓大致就是这样：十二万万五千万人被压迫的殖民地——像波斯、土耳其、中国这样活生生地被瓜分的国家；一些战败而被迫投于殖民地地位的国家。将近二万万五千万人的国家，保存了原有的地位，但是都陷入美国的经济依赖地位，因为战争席卷了整个世界，它不容许一个国家有真正的中立。最后，至多二万万五千万人口是在那些不消说只是上层分子、只是资本家享受了瓜分世界的利益的国家里。共计约有十七万万五千万人，这就是地球上的全部人口。”（《论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压迫之加强和东方民族解放运动之开始》，同上书88页）
列宁把世界上各民族区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并号召被压迫民族起来的这一思想，曾经引起了国际帝国主义列强的诽谤和嫉视。关于这一点，我国一代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曾经说过：
“世界列强所以诋毁列宁的原因，是因为他敢说世界多数的民族有十二万万五千万人，为少数的民族二万万五千万人所压迫。列宁不但说出这种话，并且提倡被压迫的民族去自决，为世界上被压迫的人打不平。列强之所以攻击列宁，是要消灭人类中的先知先觉，为他们自己求安全，但现在人类都觉悟了，知道列强所造的谣言都是假的，所以再不被他们欺骗，这就是世界民族的政治思想进步到光明地位的情况。”（《民族主义六讲》之第四讲）
刘少奇同志在分析列宁的前述这段话时指出：“这就是近代世界上的民族问题。这就是少数国家的帝国主义者（上层分子、资本家）凶恶地压迫与掠夺全世界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问题。这种民族问题的情况，又是反映了世界资本主义矛盾的尖锐化，反映了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尖锐化。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不能不引起各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殖民地的尖锐斗争；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发生一切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争求解放的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第三节）
是的，这也就是民族解放运动产生的根据。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列宁说：“东方各民族正在觉醒，要实际行动起来，每个民族都要解决关于全人类命运的问题。”（《论东方各民族的觉醒》，《列宁斯大林论中国》，67页）
列宁教导我们：这些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要取得彻底的胜利，就必须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劳苦群众结合起来，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以推翻共同的敌人——国际帝国主义的统治。列宁说：“社会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和主要是每个国家里革命无产者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不是的，这一革命还将是一切被帝国主义所压迫的殖民地和国家、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同上文，同上书65～66页）
在列宁这样的号召下，在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潮流的影响下，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契机，中国革命的面貌开始改变了，中国革命成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1920年6月，列宁在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提出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必须积极去帮助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政策。列宁写道：
“目前不能只限于仅仅承认或宣布使各民族劳动者接近起来，而必须进行把一切民族和殖民地解放运动与苏俄最密切的联盟加以实现的政策。”（同上书75页）
“一切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里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首先负有最积极援助的义务的，是落后民族在殖民地方面或财政方面所依附的那些国家的工人。”（同上书78页）
在列宁、斯大林这样的伟大的国际主义政策下，苏联政府自动取消了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废除了帝俄时代和中国旧政府间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这些“世界人类从来未有之义举”（当时天津《益世报》语），给当时中国各界人民以无限的欢欣鼓舞。这时，中国工人阶级根据中国自己的历史条件，也登上了政治舞台；1921年，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组成了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从而领导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同时，在列宁亲自主持的上述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中，还“精确规定共产国际与政治上被压迫而且资本（帝国）主义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例如中国与印度）内的革命运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同上书81页），即“共产国际应当与目前政治上和经济上被压迫各国参加推翻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保持密切的接触”（同上书82页）。
根据这个政策，大会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秘书马林，就奉命于1921年初首途来到了中国。这时，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资本主义经过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在十月革命和“五四”人民运动的影响与推动下，在政治上也重新积极起来。孙中山及当时的广东政府欢迎并接受了苏联和共产国际以及中共的帮助，于1924年改组了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正由于有了列宁、斯大林的上述政策和帮助，才有1924—1927年的轰轰烈烈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掀起和伟大发展。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临终时给苏联写的遗书，正表示了这位中国的一代民族民主革命家，对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真诚无私的援助和友谊的衷心的感激。
毛泽东同志在为纪念十月革命31周年而写的一篇论文里，曾说：“一向孤立的中国革命斗争，自从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就不再感觉孤立了。我们有全世界的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援助。”（《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革命赢得全面的胜利，正是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得了全世界革命力量的各种不同方式的援助的结果；正是列宁的关于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的学说的辉煌胜利。
列宁教导我们：殖民地革命，按其性质来说，虽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但是要引导这个革命走上正确的道路，达到其预期的目的，那么这个革命就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而不能把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列宁主持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指出：
“殖民地革命在最初时期不会是共产主义革命，然而要是它从头起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所领导，那么革命群众，由于渐次地获得革命经验，将走上达到所抱目的的正确道路。倘若力图用纯粹共产主义的原则来解决土地问题，那会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殖民地革命的领导应当放在资产阶级民主派手中。相反地，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加紧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并在最初的可能之下创立工农苏维埃。”（《列宁斯大林论中国》85页）
这个关于坚持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观点，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最根本的观点。从这个观点出发，无产阶级首先必须牢固地团结农民，使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找到力量的基础。1919年，列宁在东方各民族共产主义组织第二次全俄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就以俄国革命的经验来教导东方各民族代表关于团结农民的问题的重要性。列宁说：
“我们的斗争之所以进行得如此容易，是因为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反对资本和封建主义……俄国革命表明了：战胜了资本主义的无产者，与几万万散漫的农民劳动群众团结起来，如何胜利地起义反对中世纪的压迫。”（同上书67页）
1920年，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又强调这个问题说：
“毫无疑问，任何民族主义运动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因为落后国家人口底主要群众是农民，而农民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底代表者。以为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它在这种国家里一般地能产生的话——不与农民运动成立一定的关系，不实际上援助农民运动，就能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策略和共产主义政策，这不免是空想。”（《民族解放运动与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同上书93页）
无产阶级只有团结了广大的农民，它的领导权才不至于落空，也才有力量去领导其他革命阶级——特别是时刻企图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民族资产阶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和外国帝国主义与国内封建势力有矛盾，他们是有在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的。正如列宁所说：“它在这些民族中正在觉醒而且也不能不觉醒”（《论东方各民族的觉醒》，同上书69页），他们的民族主义也还“是有着历史的理由的”（同上）。因此，无产阶级对于他们，就应当在“不阻碍我们以革命精神去教育和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同上书94页）的条件下，和他们合作，以打倒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合的运动统治。像刘少奇同志所指出的：“这种合作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孙中山的合作。”（《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
但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是软弱的，他们眼光短浅，信任群众不足，带有很大的妥协性。列宁说：“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也许甚至在大多数场合下——即使支持民族运动，同时却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妥协起来，就是说，和他们一起来反对一切的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民族解放运动与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列宁斯大林论中国》，93页）
像孙中山这样眼光较远的民主革命家，终究还是少数。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在与资产阶级合作中，不警惕资产阶级的这种妥协性，对这种妥协性不进行及时的批评、揭露与适当的斗争，革命就有因资产阶级向敌人妥协而陷于流产的危险。中国1924—1927年的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中共的领导者陈独秀机会主义者违反列宁上述的指示，对资产阶级采取了软弱无能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政策。这是历史的教训。毛泽东同志在关于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权和人民革命统一战线这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上，提出了一个有名的公式，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是毛泽东同志应用了列宁、斯大林的布尔什维主义，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按照中国的社会特点而得出来的科学公式。
关于中国人民求得彻底解放的斗争形式——民族解放战争问题，列宁在1916年发表的《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一文中，就有了很好的昭示。
列宁在这篇评论里，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解放战争的可能性及其胜利条件，他指出：用和平妥协的方式，决不能达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的彻底解放，因为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中实行着武装干涉。
第二国际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可以不需要革命战争。他们提出所谓“超殖民地化”“和平解放殖民地”的“理论”，认为可以用和平的方法，用经济发展的方法来摆脱殖民地的依赖地位。尤尼乌斯（罗莎·卢森堡的笔名）则认为帝国主义时代只可能有帝国主义的战争，再不可能有民族解放战争。历史证明，这两种认识都是错误的。
列宁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解放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和进步的。在这篇文章里，列宁还特别提到了中国。列宁说：“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方面的民族战争，不仅是也许会有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土耳其、波斯）生活着将近十万万人，即全球居民一半以上。在这些地方，民族解放运动不是已经很强大，便是在生长着和成熟着。任何战争都是政策以别种手段之继续。殖民地底民族解放政策之继续，不可避免地将是殖民地方面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同上书48页）
尤其重要的是，列宁不仅指出民族解放战争的必要性、进步性和不可避免性，而且还昭示了我们取得战争胜利的途径。他说：“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战争不仅是可能的和可信的，而且它们是不可避免的和进步的、革命的，虽然为了这些民族战争底胜利，当然，或者是需要被压迫各国大量居民（在我们所举的例子——印度和中国，则是数万万居民）底共同努力，或者是需要国际形势诸条件（例如帝国主义列强因其精疲力竭，因其战争，因其矛盾等等，以致无力实行干涉）底特别有利的配合，或者是需要某一大强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起义反对资产阶级（我们所举出的最后一点，从对无产阶级胜利可期望和有利的观点看来，乃是第一点）。”（同上书51页）
在后来，当苏联红军英勇地打退了外国干涉军及白卫军而取得了胜利时，列宁曾强调以红军战争的胜利来鼓舞东方各民族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信心。他指出，红军的胜利将向东方各民族人民说明：“不管这些民族是怎样的孱弱，不管欧洲压迫者（他们在斗争中采用工程学的一切奇迹与军事的艺术）的力量似乎不可战胜，但是，被压迫民族所进行的革命战争，却具有这样的可能性和这样的奇迹，即东方各民族人民的解放现在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了。”（《列宁全集》，俄文版，第24卷，544页）
列宁、斯大林这种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精神，确是大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以进行武装斗争来打败强大的敌人的决心和信心。毛泽东同志领导与坚持了二十几年的中国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主要是农民大众）的武装斗争——人民解放战争，终于创造了这样的奇迹——实现了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的解放。而在军事学说上，也制定了中国的一整套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因而丰富了和发展了列宁、斯大林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军事学说。
列宁在1919年11月，在东方各民族共产主义组织第二次全俄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向东方各民族的党提出了这样的一个任务：
“在这里，在你们面前摆着一个任务，这个任务从前在全世界共产党员面前是没有提出过的，这个任务就是：依靠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你们在应用于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独特条件时，须要善于把这个理论和实践应用于这样的条件，即农民是主要群众，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的残余。这是一个艰巨而又独特的任务，然而这个任务是特别会有成果的，因为这把还没有参加过斗争的群众都卷入斗争中了。”（《论东方各民族的觉醒》，《列宁斯大林论中国》，68页）
这的确是一个艰巨而又独特的任务。因为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虽然各在他们所处的不同的时代里已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总的立场上作了原则的考察，并且对个别的国家还做了不少具体的理论指示，但是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替这些个别的国家解决革命的全部原则问题和全部实际问题。因此，运用马列主义的一般原则来全部解决各该国革命的理论与实际问题的艰巨任务，就不能不落在各该国共产党自己的身上。而且这又是一个必须去完成的任务，因为精通马列主义的理论，善于创造性地应用到本国革命中来，乃是各该国共产党要引导其本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首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是光辉地完成了列宁所指出的任务的。毛泽东同志正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与中国人民将在资本主义的欧洲产生与发展起来的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这样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敌人特别强大、阶级结构特别复杂、政治经济情况变化多端、革命斗争极其困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从而形成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创造了关于中国历史、关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一整套的完整的理论和政策。刘少奇同志曾把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在国内所实行的基本道路——毛泽东道路，归纳为一个包含四点内容的公式（见他的《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开幕词》），并且指出：“这条道路也可能成为情形相类似的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解放的基本道路。”（《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开幕词》）这就是说，毛泽东的革命学说不但是光辉地解决了中国的问题，而且是解决了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列宁所说的“从前在全世界共产党员面前没有提出过的”、“在任何一本共产主义的书里都找不到，但却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
关于党的建设问题，除了上面说的理论建设问题以外，列宁的学说对于中国党特别有深刻影响的，还在于党的建设原则问题。列宁虽然没有直接对中国说什么话，但是他在其他地方说得很多。正像刘少奇同志所指出的，中国党是“照着列宁的原则去进行建设的”，他说：
“中国党的建设是在十月革命以后，是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已经取得胜利，有了活的榜样以后，所以一开始就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之下，照着列宁的原则去进行建设。”（《论党内斗争》）
按照列宁的原则来建设中国共产党，是十月革命所给予中国革命的最集中的和最根本的影响。这一个影响是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命运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获得国际革命力量各种不同方式的援助所得到的结果。没有这一个党的领导，中国人民就不可能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但这个党之所以能够领导革命一直到胜利，就是因为这个党接受了列宁、斯大林的布尔什维主义，并按照中国人民的需要，按照中国的特点，来进行中国的革命。
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正是因为我们有了这样一个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党，有了这样一个党的领导，我们才取得了胜利。而这个党的创造与发展，是和列宁的名字、列宁关于党的建设的学说不可分开的。
在辛亥革命时期，列宁曾在《真理报》上发表一篇有名的文章，题目叫作《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列宁说：“谁不知道欧洲是先进的，而亚洲是落后的呢？然而在本文标题所用的词句中却有着辛辣的真理。”这个“辛辣的真理”，列宁主要是针对中国觉醒的事实而言的。他在这篇文章里充满了对“几万万人觉醒起来，趋向于生活、光明、自由”的情况的欢呼。
本来，在历史上，亚洲曾是先进的。亚洲的最大国家——中国，曾在几千年中经常居于世界文明的前列。只是在近一百多年间，中国才落于欧洲之后。这一百多年间，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受苦难的时期。我们曾长期被人击败得爬不起来，长期受人欺凌、侮辱、奴役。但是，我们民族的优秀人物、革命先行者们不甘心于这种落后和被压迫状态，因此进行了可歌可泣的前仆后继的长期奋斗。终于，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了这个救中国的唯一武器，找到了进行革命的正确道路：学习俄国革命的榜样——走俄国人的路。这样，中国人民就在短短的30年间迅速地在思想上、政治上以至军事上超过了已经腐朽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而在世界上则出现了将近五万万人口的伟大解放和伟大觉醒的崭新的局面。谁说亚洲还是落后的呢？而且，由于中苏两国七万万人民的亲密无间的牢固的联合，就形成了欧亚两洲两个最大的最先进的国家联合一致的局面，这是人类的文明、光明和进步的堡垒。而资本主义的欧洲、美洲，则真正是落后了，那里的统治者——资产阶级已到了残废的前夕，站在它的面前的是它的掘墓人——先进的无产阶级。
“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这个问题已经是洞若观火了。
正如伟大的列宁在其逝世以前最后为东方写的一篇论文里所写的：“斗争底结局归根到底是取决于这个情况：俄国、印度、中国等等占世界人口底极大多数。然而正是这大多数人口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卷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世界斗争问题最终将如何解决，不能有丝毫怀疑。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底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论东方底民族革命与社会主义底最后胜利》，《列宁斯大林论中国》，101～102页）
列宁——人类的智慧、荣誉和良心，将永生在全世界世世代代人民的记忆之中！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人类的伟大胜利万岁！
世界革命的导师、辉煌的马列主义理论家斯大林同志，早在二十多年以前，对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就已经树立了正确的学说。斯大林同志的学说，经过中国人民二十多年的革命斗争的实践，已完全证明是中国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道路。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二十多年以来，虚心地向斯大林同志的学说学习，把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指导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达到全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同志所作的关于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我们在斯大林同志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中，已可找到端倪。所以，刘少奇同志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曾说过：列宁—斯大林主义指导了与正在指导着世界人民去获得解放，而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生的毛泽东的思想，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不论在苏联或中国，一切违反列宁—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各派机会主义思想，孟什维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半托洛茨基主义等等，都经不起实践斗争的考验，都被证明为彻头彻尾的错误。
本篇的目的，是把斯大林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作一较有系统的介绍。本篇所引斯大林同志原文，是根据他的下列6篇历史文献：
（1）《论中国革命的前途》（1926年11月30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上的演说）
（2）《中国革命问题》（1927年4月21日联共（布）中央所批准的给宣传员的提纲）
（3）《与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1927年5月13日）
（4）《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底任务》（1927年5月24日在共产国际执行会第八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的演说）
（5）《时事问题简评》（1927年7月28日）
（6）《国际形势与苏联国防》摘录（1927年8月9日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合全会上的演说）
（以上6篇均见解放社出版，1950年9月版“干部必读”，《列宁斯大林论中国》，135～318页。以下凡引用斯大林同志上列6篇原文处，均注明该段文字在《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一书中的页数，不再加注篇名与书名。）
正确地认识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国情，是确定这个国家的革命性质、引导这个国家的革命走向胜利的基本前提条件。近代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斯大林指出中国社会性质的第一个特征是“中国底半殖民地地位与帝国主义在财政经济上的统治”（160页）。斯大林说：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不仅表现在它的军事威力上，而且首先表现在中国工业底基本命脉，铁道、工厂、矿井、银行等等，都是在外国帝国主义者掌握之中或控制之下。”（136页）中国社会性质的第二个特征，他指出是“军阀统治与官僚政治底压迫所加重了的封建残余底压迫”（160页）。因为，他说：
“如果好些省份内农民收入百分之七十是属于地主和劣绅；如果武装的或没有武装的地主不但是经济的而且是行政的和司法的权力；如果直到现在一些省份里还实行着中世纪的买卖妇女和小孩的事情，——那么不能不承认封建残余是中国各省压迫底基本形式。”（216页）
既然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斯大林同志指出：
“这样，中国现在的革命，便是两个革命运动——反封建残余的运动与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巨流底汇合。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反封建残余的斗争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底结合。”（217页）
在这两大任务中，首先重要的是反帝，因为帝国主义是国内封建势力的支持者。斯大林说，中国革命首先是“把自己的锋芒针对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的”。当然，反帝和反封建不能分离，不能偏废一面，所以斯大林说，反对封建残余的农民革命“是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现阶段上的主要任务之一”（182页）。
对于官僚资本主义，虽然在二十多年以前斯大林同志写上述几篇文章的时期，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集团还没有形成，但是，在当时，斯大林同志已经指出了：买办资产阶级一贯是中国革命“不共戴天”的敌人。而在1927年蒋介石举行“四一二”政变叛卖革命以后，斯大林同志更指出“南京和南京政府是民族反革命底中心”（239页），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投降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作斗争。
毛泽东和环绕在毛泽东周围的中国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及这次革命失败以后，和斯大林同志一致，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社会“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见1928年10月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因而正确地领导了革命。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隐藏在苏联共产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拉狄克等，认为在中国社会统治着的经济形态是“商业资本主义”，认为中国革命、中国农民阶级的斗争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托洛茨基等反革命派，则既不承认中国有封建残余，也抹杀了中国革命的反帝任务，而认为中国革命只是“要求关税自主的革命”，这种胡说，正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张作霖、蒋介石辈和大资产阶级所欢迎的。在这次革命失败之后，托洛茨基派就和中国的陈独秀取消主义者相呼应，认为国民党反动派买办豪绅的统治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认为中国社会已经是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的社会，因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而在等待将来举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幌子下，主张取消革命运动。这些反革命的辩护，都经不住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活的事实的考验和斯大林、毛泽东的理论的驳斥，而宣告了自己的破产。
斯大林同志说：
“列宁说得不错：既然从前，在世界革命时代到来以前，民族解放运动是整个民主运动底一部分，那么现在，在俄国苏维埃革命胜利和世界革命时代到来以后，民族解放运动就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底一部分了。”（143页）
和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这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所必需的。斯大林同志说：
“要达到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牢固胜利，没有这些国家底解放运动与西方先进国家底无产阶级运动之真正结合，是不可能的。”（119页）
他认为，中国革命胜利特别有一个有利条件，这就是“在中国旁边，还有苏联存在着和发展着，它的革命经验和帮助不能不促进中国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中国中世纪封建残余的斗争”（137页）。
正因为中国革命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又因为中国是一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伟大国家，所以斯大林充分估计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重大世界意义，并寄予了热烈的期望。他在23年以前——1927年5月就作了如此热情的预言：
“在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一定会具有深刻的人民的和鲜明的民族性质，一定会一步加深一步，一直到同帝国主义作拼命的决斗，震撼帝国主义在全世界上的基础本身。”（201页）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应该是无产阶级。这一个思想，斯大林同志在他的著作中，是反复宣传的。这首先是因为无产阶级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中最坚决、最勇敢、最彻底、最不自私的阶级。斯大林同志曾说过，中国工人的生活是最痛苦的，“现在中国工人每月所得不过八卢布到十五卢布，生活在不可能的条件下，工作时间太多”（235页）。斯大林同志认为，应该充分着重认识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和意义。他在1926年11月说：
“我以为，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应当依靠无产阶级来确定自己的方向。”（149页）必须“在中国无产者中间提高他们的力量感和自尊心，使之能够领导革命运动。不这样做，就休想中国革命底胜利”（149页）。
他在那时就估计到：“中国革命倡导者和领导者底作用，中国农民领袖底作用，必不可免地落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手中。”（137页）他提出这个问题，是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极端软弱的”（137页）这一点联系起来说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不能主导地领导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走向胜利的。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必须“巩固自己的领导权，率领城乡千百万劳动群众……”（161页）因此，“无产阶级底日益增长的革命积极性，它在千百万劳动群众中间的威信之增长”（161页），是确定中国革命性质的基本问题之一。
因此，无产阶级必须主动地团结一切遭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压迫的其他阶级、党派、团体和个人，组成强大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以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胜利的斗争。这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问题。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底同盟者问题，是中国革命底基本问题之一”（261页），“每个国家底共产党务须要利用极小的可能，以保证无产阶级有大批同盟者，即使是暂时的、动摇的、不坚固的、不可靠的”（254页）。
斯大林同志指出：中国1924—1927年的革命的特征之一，在于“它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294页），而在中国，“当革命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这时候无产阶级底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262页）。所以，中国革命，应该是“无产阶级同积极为自己利益而斗争的农民、同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组成联盟”（190页）的统一战线的革命。
在中国1924—1927年的革命初期和中期，即在1927年“四一二”以前，当时的有共产党参加的革命的国民党，就曾是当时中国革命的四个朋友相联合的组织形式。斯大林同志曾说过：“在国民党还没有分裂的时候（按：指‘四一二’以前），国民党事实上是工人、小资产阶级（城市与乡村的）和民族资产阶级底联盟。”（190页）斯大林同志认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参加这个联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由于“这些同盟者不是也不能是一样地可靠的”（262页），所以，必须十分注意“要保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党内和国民党外的领导作用”（224页）。斯大林这样地指出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意义：
“统一战线只是在这种场合下而且只是在这种条件下才具有革命的意义，即它不妨害共产党去进行自己独立的政治和组织的工作，把无产阶级组织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唤起农民反对地主，公开地组织工农革命，从而准备无产阶级领导权底条件。”（296页）
在1924年至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直接违反斯大林同志上述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放弃无产阶级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对资产阶级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到这次革命后期，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发展成为阶级投降主义，成为当时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抗日战争初期，又曾一度发生了这种与陈独秀阶级投降主义相类似的、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群众的错误思想，但是得到了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及时纠正。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则是违反了斯大林同志的尽量争取组成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未能利用形势及时正确地组织反帝统一战线，而错误地主张一切打倒，实际上正是孤立了自己。
毛泽东同志早在1928年10月，对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陈独秀主义的错误，就作了如下的历史总结：
“从广东出发向长江发展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领导权，被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暂时的失败。”而对当时的今后革命则指出：
“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
对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政治情况，则指出：
“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以上均见《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因此，组成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的基础是仍然存在的。这些论点，都是和斯大林同志相一致的。
为了使革命统一战线有坚实的基础，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去联合农民，建立牢固的工农联盟。马列主义的关于工农联盟的思想，斯大林同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以及在列宁逝世时向列宁宣读的誓词中，都有光辉的发挥。在中国问题上，在斯大林同志1926年、1927年所发表的论中国的文章中，这个问题也是其中的很重要的内容之一。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同志在1927年3月所写的中国革命理论的辉煌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与斯大林同志也是一致的。
斯大林同志指出在半封建落后的中国，农民在全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中国约有四万万人口。其中约三万万五千万是汉族。其中十分之九以上是农民。”（147页）他在1926年11月《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文中，就教导我们：农民是中国反帝战线的基本力量，是无产阶级的最主要的和最可靠的同盟军。他时常说：“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问题在实质上是农民问题”，“农民革命的胜利，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他指出：认为发动农民起来就会破坏反帝的统一战线的思想是错误的。他在1926年11月说：
“我知道，在国民党人中间，甚至在共产党人中间，有些人不认为展开农村革命是可能的，害怕农民卷入革命就会破坏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同志们，这是大错特错。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快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就愈有力和愈强大。”（146页）
的确，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也说：“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而农民起来革命，“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陈独秀机会主义者，正是拿反“帝国主义”作为反对农村革命的借口，害怕农民革命的发展会使资产阶级因不满意而退出反帝统一战线，因而一再压制农民运动。结果却是加速了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使帝国主义、买办豪绅阶级获得“胜利”。历史证明：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路线，是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路线，而陈独秀辈的路线则是引导革命走向失败的路线。反革命的辩护士托洛茨基，从否认中国有封建残余出发，而否认与低估中国农民革命的意义，更不用说是直接为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服务了。
斯大林同志认为：“为了唤起千百万农民起来革命”（146页），为了牢固工农联盟，中国无产阶级可以通过三条道路去实现对农民的领导，就是：一，通过建立农民委员会；二，通过新的人民革命政权的机构；三，通过革命的军队。他说明：农民委员会必须成为农村革命的核心，新的人民革命政权必须“帮助农民群众满足其迫切的要求，至于用夺取地主土地的办法还是用减税减租的办法，则依情况而定”，革命军队则应“帮助农民去反对地主”（以上均见1926年11月《论中国革命的前途》，147、148页）。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为了使中国无产阶级在现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担任领导者的角色，就必须“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农民土地运动底最前列”（208页）。
毛泽东同志从1924—1927年大革命时期开始，就是中国共产党全党同志中“站在农民土地运动底最前列”的模范。他在1925年就在湖南从事发动农民运动，为后来北伐军顺利通过湖南打垮吴佩孚主力准备好了群众基础。1926年，他在广州任两党合作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任内，又亲手创办了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是一个与当时的黄埔军校同样重要的培养大革命干部的学校。1927年春，他在考察了湖南的农民运动之后，到了武汉，又当选为全国农民协会的主席，并继续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与斯大林同志的见解相同，毛泽东同志热烈拥护农会的权力，拥护革命人民的民主专政，拥护武装力量和农民结合。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叙述成为农村革命核心的农会权力时说：
“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
毛泽东同志完全赞美无产阶级领导下农民的民主专政，因为这是中国人民为自由解放而斗争的最高表现。
而陈独秀却反对农会的革命权力，反对农民的武装自卫，反对“因权力关系与各方面（按：即与豪绅权力）的冲突”，等于就是保护不合理的地主旧权力，反对创造合理的农民新权力。陈独秀在反革命面前，真是胆小怯懦啊！当1927年5月21日的湖南反革命事变后，湖南十万农军包围长沙城时，陈独秀为了“怕引起整个政局之纠纷”，可耻地取消了进攻长沙的计划。这一总退却的结果就是使反革命大奏凯歌！
当1927年5月，有人问道“在中国现在是不是需要提出农民立刻夺取土地的口号，对于湖南农民夺取土地的事实应当怎样估计”时，斯大林同志斩钉截铁地说：“我以为是需要的。事实上没收土地的口号在若干区域里已经在实行着。在好些区域里，如湖南、湖北等地，农民已经从下面夺取土地，建立自己的法庭、自己的裁判、自己的自卫力量。我以为中国全体农民在最近时间都要过渡到没收土地的口号。中国革命底力量就在这里。
“如果武汉政府（按：指当时革命的武汉政府）要胜利，如果它要建立真正的力量来反对张作霖、反对蒋介石、反对帝国主义者，它就应当以一切可能的方法支持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土地革命。
“如果以为在中国只用军事力量就可以打倒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那便是痴人做梦。没有土地革命，没有千百万工农群众积极支持武汉军队，要打倒这些反动力量是不可能的。”（202～203页）
斯大林同志完全赞美两湖农民的正义行动，他给这些农民革命以极高的估价，认为“中国革命底力量和威力就在这里”（203页）。而毛泽东同志对当时的农民革命也正是作了同样的估价：
“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坚决反对了地主阶级反革命对于农民革命的污蔑，反对了陈独秀主张限制农民斗争而否认农民斗争功绩的谰言。陈独秀限制农民斗争说：“当地主与贫农有冲突时，应设法使旧农会（按：指大革命以前土劣所操纵的合法机关）居调停地位”。说当时农民运动“行动过左”（见他写的《第三次中央扩大执委会决议案》）。在这里，布尔什维主义与孟什维主义的分别是再也明显不过了。
无产阶级为了使革命达到胜利，除了必须牢固地团结农民以外，还应当特别注意团结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尤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因为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其中的青年知识分子，虽然比起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来“是比较不可靠和动摇的”，但因他们身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文化落后的痛苦，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们在中国革命运动中，还常常起着革命潮流的号角与革命思想的传播者的作用。斯大林同志在1926年11月《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文中，论到中国青年问题时说：
“青年问题现在在中国有头等的意义。学生青年（革命学生）、工人青年、农民青年——所有这些都可以大大推进革命的力量……必须注意：没有谁像中国青年这样深刻和活生生地体验到帝国主义的压迫，没有谁像中国青年这样尖锐和沉痛地感到必须与这种压迫作斗争。”（150页）
毛泽东同志在1927年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时期，指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和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时期一样，仍旧是受压迫的：“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指出：“要转入到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是必经的道路。”（《井冈山的斗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些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同志，曾经把城市小资产阶级也看作敌人，甚至是“最危险的敌人”，这显然是严重的错误。
至于民族资产阶级，斯大林同志告诉我们，他们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程度上也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因为“帝国主义的压迫不仅触到中国劳动群众，而且也触到中国资产阶级某些阶层；中国资产阶级因此在某种条件之下和在某个时期内能支持中国革命”（256页）。所以，一般地说来，他们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在反帝斗争中的一个同盟者。斯大林同志在论到1924—1927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革命的合作政策的正确性时说：
“从原则的观点看来：一般地是否可以容许马克思主义者同革命资产阶级一起参加一个共同的革命民主政党或一个共同的革命民主政府并且与之合作呢？
“某些反对派以为这是不可容许的。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说明了：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内，这种参加是完全可容许的。”（236页）
当时的托洛茨基分子把俄国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等看待，在1926年4月主张“打倒与资产阶级的任何共同行动”，斯大林同志指出这是完全错误的。
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曾发生过类似的错误思想。1923年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与国民党合作问题时被否定的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观点，就是最早的例证。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同志，也只看见民族资产阶级的曾经叛变革命的这一面，而看不见他们仍然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损害与排挤，他们与帝国主义和当时当权的买办豪绅阶级寡头统治仍然有着矛盾这方面，而把他们看成是一律的“一切反革命派”，放弃了使他们中立与争取他们的政策。而毛泽东同志却从极深刻的社会观察和独立思考的马列主义理论出发，看出曾经一度叛变革命的资产阶级与当时的统治阶级还并不一致，他们的反帝反军阀运动还可以成为民主革命的“一部分”，随着民族危机的发展，他们还可以进步，因而考虑到争取他们中立乃至联合他们的政策，这就使后来的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成为可能。
但是，另一方面，斯大林同志又告诉我们：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很软弱的，它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有不少的联系，它畏惧真正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具有很大的动摇性和妥协性。斯大林同志在1926年11月《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文中说：
“民族大资产阶级在中国是极端软弱的，他们较之一九〇五年时期的俄国资产阶级更软弱得无比。这是很明显的。既然工业底基本命脉集中在外国帝国主义者手里，那么中国民族大资产阶级就不能不是软弱和落后的。”（137页）
在1927年4月21日发表的《中国革命问题》一文中，他又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它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它对革命运动规模的畏惧”（161页）是决定中国革命性质的基本事实之一。
因此，中国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不能以民族资产阶级为领导中心而建立起来。如果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能很好地掌握领导权，那么资产阶级就会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中途妥协，把革命引导到失败的痛苦道路上去。斯大林同志指出：北伐革命时期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四一二”以前，“是和革命一同走的”，但是到了革命的严重紧要关头，在“一方面是革命的壮大规模，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者在上海的袭击”（164页）的面前（加上当时无产阶级领导上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就在“四一二”跟随着买办大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
当然，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之后，想走旧民主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斯大林同志指出：在中国无产阶级强大和农民革命开展的情况下，中国资产阶级想走土耳其“基马尔式的革命”（按：即商业资产阶级的以建立资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的革命）的道路，只不过是“惊惶失措的资产阶级底梦想和幻觉”（201页）罢了。
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必须找到自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这就是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一方面，必须善于对他们争取团结，另一方面，又必须善于随时揭破和反对他们的动摇、妥协以至某些部分叛变的阴谋。还在1926年4月，斯大林同志就指出“办到使国民党右派退出或开除出国民党”（163页）的问题。
而当1927年的3月3日，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在论到中国问题时又说：
“共产党不应该隐蔽右派国民党分子变节的和反动的政策，应该动员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周围的群众去揭穿右派的阴谋。”
可惜当时中国共产党内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领导，没有接受斯大林同志的宝贵意见，没有接受党内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意见，甚至对蒋介石的谋叛阴谋连最起码的防备也没有做，终于使蒋介石得以从容地叛卖革命，使革命遭受惨痛的失败。
斯大林同志在1927年4月21日发表的《中国革命问题》一文中，再三教导我们：当资产阶级与革命一同走时，对其中的右派分子必须及时地加以揭穿和孤立，必要时加以驱逐，以团结争取他们的其他部分；而在这种右派分子叛变革命，和帝国主义者一起来反对工农时，又必须采取坚决斗争（必要时甚至武装斗争）的政策。
无产阶级只有这样才能在民族统一战线中树立起自己的领导权，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目的。
正像毛泽东同志后来所总结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两面性的阶级：“一方面——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新民主主义论》）“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无产阶级应该“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论人民民主专政》）
斯大林同志在1926年11月指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武装干涉的事实是中国最主要最基本的东西，而武装干涉的形式，则“决不限于军队入境”（138页），而常常是采用了援助它在中国的走狗发动反人民内战的形式。他说：
“在现代资本主义各国革命运动底条件下，外国军队直接入境，可以引起一系列的抗议和冲突，所以干涉便带有较为灵活的性质和较为伪装的形式。在现代条件下，帝国主义宁愿采取在附属国家内组织内战的办法，采取资助反革命力量以反对革命的办法，采取在精神上或财政上援助其中国走狗以反对革命的办法，来进行干涉。”（138页）
饱经了1927—1937年的十年内战，特别是1946年7月开始的美帝国主义所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派所发动的反人民内战的中国人民，对斯大林同志在1926年就指出了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这种形式，已经是很熟悉了。的确，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是武装到了牙齿的强盗，它和它的走狗是不会给人民以任何民主权利的。因此，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也不是像18、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式的城市没有武装或很少有武装的人民起义，而是武装斗争：
“在中国，不是那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武装的人民，即革命军队，起来反对旧政府的军队。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革命底特点之一和优势之一就在于此。中国革命军队底特殊意义也正在于此。”（141页）
毛泽东同志在1928年曾经发表相似的意见说：
“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井冈山的斗争》）
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又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说：“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战争和战略问题》）他后来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又说：“我们懂得，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由于中国革命的这个特点，所以斯大林同志指出：“中国的革命军队是中国工农争取自己解放的极重要的因素。”（140页）他教导我们“必须把握武装工农的路线”，必须把中国革命军队建设成为有最高觉悟有最好纪律的队伍：“中国共产党人应当以一切可能的方法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力求使军队成为中国革命思想底真正的和模范的代表者。”（141页）
斯大林同志认为中国革命者必须提高自己的军事素养：“中国革命者，连共产党人也在内，应当着手精密地研究军事。他们不应当把军事看作次要的事情，因为军事在中国现在是中国革命极重要的因素。”（142页）
北伐战争时期的陈独秀机会主义者，违反斯大林同志的这个意见。他们正是“把军事看作次要的事情”，只想保留共产党人在北伐军中的政治工作，而不注意提高共产党人的军事素养，不注意共产党人在北伐军中的军事领导权，不注意改造北伐军的雇佣军队的性质。这样，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在1927年的“四一二”，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就利用了他与他的党羽在北伐军中的军事领导职位，利用了北伐军的雇佣军队的性质，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叛卖为拥帝拥封建的反革命，使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则正是采取了斯大林同志所说的斗争道路，在北伐战争失败后，组织起真正人民的武装队伍，使武装与人民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在1929年说：
“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正是依靠了这支革命队伍，革命的力量才得以保存。这支革命队伍，经过二十多年的激烈而曲折的革命战争，发展成了拥有四五百万人的无比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并从而推倒了反动政权，取得了全中国解放的胜利。
当然，革命军队的扩展，还必须有自己借以活动的根据地和自己的革命政权。在1924—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在广州、武汉还是革命运动的中心的时期，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改造、加强那些地方的政权，而不是像反对派所说的那样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另立一个反对武汉政府的政权。但1927年“七一五”汪精卫叛变后，武汉已由革命中心变为反革命中心，新旧军阀爆发了战争。斯大林同志在1927年7月28日就指出：“因为新旧军阀相互间的战争正以新的力量爆发起来，这个战争不能不削弱反革命的力量，同时使农民破产和怨恨。”（281页）现在，“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可以成为真正革命的口号，如果（如果！）在最近的将来爆发新的和强大的革命高涨的话”（282页）。
毛泽东同志在当时也看到：“军阀间的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因此，小地方红色政权得以乘时产生出来。”（《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因而他提出了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代表全党引导革命走向正确的方向——向乡村进军，创造革命根据地。这个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发展成为抗日解放区，而经过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则发展成为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列宁说得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这个强有力的人民政权的建立，正是中国人民流血的武装斗争的结果。
斯大林同志认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懂得革命的战略策略。他在1927年5月与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中说，在与帝国主义斗争中，与叛变革命的资产阶级斗争中，在开展农民革命中，必须“制定适当的斗争策略”（第五个问题）。他说：“为了使中国无产阶级在当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便于起领袖作用、领导者的作用，则要求些什么呢？”“首先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坚固的组织，有自己的党纲，有自己的政纲，有自己的组织，有自己的路线。”（207、208页）就是说，无产阶级必须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而在各个时期正确地规定人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方针、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以及这些形式的相互配合与及时变换。
就像武装斗争，这固然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但并不是说在一切地区都可以进行武装斗争。比如在敌人强固统治的城市和地区，在革命武装力量还小、还不足以攻取的时候，就应该避免在不利条件下和敌人进行决定胜负的斗争。斯大林同志在1927年“四一二”后指出：
“革命总是曲折地进行的，它在一些区域里进攻和破坏旧制度，而在另一些区域里却遭受局部失败并实行退却。”（203页）
斯大林同志认为：在运动受到失败时，必须组织正当的防御和退却，不能采取冒险的进攻。当蒋介石举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托洛茨基分子要上海工人采取“断然的战斗”，斯大林同志在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不利与后备军还没有接得上等不利条件之后，批评这种“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说：
“反对派不懂得：在不利的条件下，不避免决战（在可以避免的时候），就是便利于革命的敌人。”（167页）
毛泽东同志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就是以高度的革命艺术，实行正确的退却的模范。他所领导的革命退却是当时全党最有计划、最有阵地、最有秩序、最少损失的典型退却。他把这种正确的退却与正确的进攻结合起来——向井冈山进军，而成为全党革命的向导。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统治的城市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史也证明：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的在敌我力量对比不利的条件下采取掩蔽精干、积聚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把城市工人和人民群众的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互结合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而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同志，在城市革命运动低落的不利条件下组织冒险的进攻，则已在无情的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斯大林同志指出：“在每一时期的革命斗争中，必须区别事情的轻重缓急，抓住当前的最中心的环节。”当“四一二”蒋介石叛变后，有人认为革命的武汉政府应该“在所有四条战线上进攻”。他批评说：
“某些同志以为：在一切战线上进攻，现在是革命性的基本标志。不，同志们，这是不对的。目前在一切战线上进攻，乃是愚蠢，而不是革命性。不能把愚蠢和革命性混为一谈。”（199页）
有人过“左”地认为武汉时期中国无产阶级就应该夺取中国企业、夺取外国在中国的工厂。斯大林同志说：“事情还没有成熟”，“不能一下子把一切任务都堆在自己身上，而冒压伤自己的危险”（211页）。
斯大林同志认为，革命的政党必须善于利用矛盾、孤立敌人、争取多数以击破少数敌人。他说：
“为了击破这些强大的敌人，除了其他的一切以外，就必须有无产阶级底灵活的和深思熟虑的政策，就必须善于利用敌人阵营里的每一缝隙，善于给自己找寻同盟者，即使这些同盟者是动摇的、不坚定的同盟者，而条件就是这些同盟者都是人数众多的同盟者，他们不限制无产阶级政党革命的宣传与鼓动，不限制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工人阶级与劳动群众的工作。”（261页）
他又教导我们：必须细心研究“用什么方法把党的口号变成群众口号”，“怎样和用什么方法把群众引导到革命立场上以便群众自己根据其亲身的政治经验深信党的口号是正确的”（271页）。他在引证了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关于这个问题的学说后，说：
“请看在中国应当怎样应用布尔什维主义的策略，不论关于土地革命也好，关于国民党或关于苏维埃口号也好。”（280页）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斗争中的依靠群众、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战略策略思想，正是无产阶级的高度原则和高度灵活性的统一，正是革命艺术的最高结晶。正是这种斯大林、毛泽东式的智慧，才驱逐了凶狠的日、美帝国主义，打倒了蒋介石反动派，而取得了伟大胜利。一些“左”倾冒险主义者不懂战略策略，不懂斯大林、毛泽东智慧，在敌人面前吃了大亏。
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开始，就是按照布尔什维主义的组织原则组织起来的。它从幼年时代就得到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指导者——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它在1943年因为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宣告解散）的指导，特别是世界革命的导师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指导。这使得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互相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完全是马列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一整套的革命建国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使中国革命终于在短短的二三十年的曲折复杂的斗争中取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饮水思源，我们不能不衷心地感激斯大林同志对中国革命的伟大关怀和正确的学说，不能不感谢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和世界无产阶级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帮助。
《学习列宁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一文，原载1951年1月21日至24日的《人民日报》。《学习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一文，原载1950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这篇文章曾由时代出版社印行过单行本。现在为了供青年读者们在学习中国革命理论问题与学习“干部必读”的《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一书时参考的方便，统一由青年出版社出版。书中所引用列宁、斯大林原文的译文，系根据1950年9月解放社出版的《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一书。《中苏盟约——斯大林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一文，曾发表于1951年2月14日的《人民日报》，该文内容与本书内容有密切关系，因而作为附录收集在一起。
这本书是作者的习作，也是读书的笔记，写得相当粗糙。印成小册子的目的，一方面想借此机会介绍一些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论点，帮助青年同志们学习时参考；另一方面，也想借此多听取读者们的意见。希望各位读者看完本书后，多加批评和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