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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的“五卅”运动，掀起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发展、广大群众全国范围内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展开，形成和帝国主义及其在华的走狗——北洋军阀短兵相接的形势。帝国主义者，首先是英、美、日帝国主义者也在全国各地，直接帮助其在华走狗——反动军阀，对革命势力实行血腥的镇压。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便是当时震动全国的帝国主义在北方通过其走狗段祺瑞屠杀爱国人民的流血事件。
当时北方的政局是这样的：1924年10月，冯玉祥在奉直军阀混战中举行了对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致命打击的“倒戈”，即所谓“北京政变”。这个事件本来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因为当时冯玉祥的队伍是从直系军阀中分化出来的一支倾向当时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力量。但冯玉祥终究只是统治阶级当中开始同情革命的人物，当时还存在很大的动摇、妥协性，所以他一面欢迎孙中山北上召开国民会议讨论国是，一面又和进驻天津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秘密妥协（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工具张作霖乘机入关，势力伸张到华北、华中、直隶、山东、安徽、江苏，一直到上海均为其所有），拥戴1919年五四运动后被打倒的老亲日派安福系卖国贼段祺瑞入北京做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所以，1925年初孙中山到北京后，不但张、段毫无谈判的诚意，同时连冯玉祥也避不见面。3月12日，孙中山终于病死在铁狮子胡同。
到了五卅运动之后，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在革命潮流与部下爱国情绪的推动下，更进一步地倾向于国民革命，冯本人也更加积极起来。而党在北方也采取联合与帮助国民军，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走狗张、段的策略。由于群众的支持和党的帮助，国民军的势力日益扩大起来，拥有京津、直隶、内蒙古、河南等地。在国民军统治的地区里，革命运动也得到了发展的机会。例如当时天津、唐山、郑州、京绥路沿线的工人运动及河南直隶某些区域的农民运动都很有发展，只在河南一省，就有将近20万人的农民协会会员和6万多的农民自卫军。
英、美、日帝国主义当然不会容许北方革命运动这样继续扩大深入下去的，它们怕这个转向革命的国民军和国民军统治下这些地区的群众革命运动，会形成将来广东北伐军的声援呼应，而掀动整个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在南方北方的统治。于是，日本帝国主义与英美帝国主义又重新联合向革命进攻（本来直奉战争是英美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矛盾白热化的表现）。日本与英美的联合便表现为其各自的走狗——张、段与吴佩孚、萧耀南的重新勾结合作（吴佩孚在北京政变时逃到汉口，退依其部下萧耀南）。于是，英美帝国主义帮助吴佩孚由湖北向河南国民二军进攻，奉系豢养下的李景林、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则在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帮助下，自山东向直隶进发，进攻天津；而张作霖自率之奉军则自东北进逼北京，构成一个对国民军的包围消灭的联合阵线。
“三一八”事件的导火线是大沽事件。由于进攻天津国民军的直鲁联军在天津南遭受了国民军的重创，于是无耻的日本帝国主义便亲自出马了。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派出两艘军舰驶入大沽口，向岸上驻防的国民军守军横施炮击，企图掩护陆战队的登陆，造成干涉中国内政的把柄。激于义愤的国民军，不但不为日寇威力所慑服，而且也开炮还击。
第二天（13日）日本公使就向卖国的段政府提出抗议，把首先开炮的责任强加在国民军身上，连带要求撤退国民军和“严惩祸首”。在这次事变的中间，日寇除单独提出最后通牒外，同时又联合英、美、法、意、荷、比、西七个帝国主义国家公使，以八国名义，于16日致“最后通牒”于执政府，他们根据庚子义和团事变后（1900年）压迫清廷所订的卖国条约——《辛丑条约》，要求停止天津、大沽间的中国的军事行动，并且限44小时内圆满答复，否则驻泊远东的“各关系国海军当局决定采取认为必要的手段”，准备再来演一次“八国联军”。
这种帝国主义的野蛮态度和行动，实在损伤了中国广大人民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当时北京的各团体代表就首先于3月17日联合向执政府请愿，要求它严词驳斥八国以及日寇的最后通牒。卖国贼段、张、吴阴谋构成的执政府不敢开罪帝国主义和不愿接受人民的爱国要求，于是指使卫队刺伤了请愿代表多人。北京各人民团体得知代表们受伤的消息，连夜开会，在中共北方党负责人李大钊同志的领导下，决定于第二日（3月18日）早8时在天安门召开群众大会，然后再集体出发到执政府请愿，抱定了不达目的誓不终止的决心，表现了中国人民的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3月18日，当日天气很好，早8时以前就有许多人抱着满腔的爱国热忱，自各方到天安门来集合。在天安门群众大会讲演台上，李大钊同志等发表演说，宣布了帝国主义和他们的忠实走狗段祺瑞等的最近罪行。顿时有五千余的工人、大中学生等喊出了革命口号：“拒绝八国要求！”“驱逐八国公使！”“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一齐向东四牌楼铁狮子胡同海军部（当时是执政府所在地——国务院）去请愿。
游行队伍走到海军部附近的时候，因为沿途民众的纷纷参加，已经把东四牌楼一带的交通阻塞住了。先头队伍也到达了执政府严加戒备的正门前面的大道上，东西辕门的里里外外都挤满了爱国的人民。时间拖到11时左右，无论请愿人民队伍如何请求，执政府方面没有一人出来理会。请愿的人民非常激愤，于是高喊：“打倒段祺瑞！”“打倒帝国主义！”“驱逐八国公使！”……霎时间，听到排枪不断地响，执政府的卫队已经得到段贼的命令向请愿的爱国人民开始兽性的屠杀了，另外调出大批军警赶来打散辕门内外的人民。这次当场被枪杀的有刘和珍、张静淑、杨德群等26人，受重伤送医院又牺牲的21人，总计牺牲47人，受伤的200多人。这就是“三一八”历史的惨剧。
19日，国务院前惨杀事件引起全国的愤怒。段政府则下令通缉领导这一次运动的领袖李大钊、徐谦等，说是“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闯袭国务院”。
党当时在北方采取联合国民军反对张、段政府的政策是正确的。党在当时也领导了北方的以与国民党合作为基础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虽然名义上这一运动的领导是徐谦、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5人（19日国务院下令通缉），实际上的主要政治领导者是党在北方的负责人李大钊。并且在这一统一战线中，党也和国民党中的动摇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三一八”天安门示威大会演词中，大钊同志号召：“‘五卅’血迹未干，‘五卅’烈士尸骨未埋，八国联军惨象仍在，现在日英帝国主义又联合进攻我们，北京又将重遭八国联军屠杀、焚烧、奸淫、抢劫的惨剧！我们应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以及我们过去一切斗争的经验，应当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这样才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只有这样才能打倒张作霖胡匪，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这个政治的号召，显然是教育了当时北方广大的群众，激发了群众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共领导下的日益高昂，正是帝国主义不敢也不能一下灭亡中国的最基本的原因。
“三一八”当日群众运动的指挥者和领导者也是党和大钊同志。当执政府门前发生了惨剧时，“徐谦等即逃走。然而大钊同志虽头部已被木棒打伤，却仍在群众中指挥退却，结果大钊同志自己又在群众的掩护中得到了安全的退却”（《李大钊同志抗日斗争史略》，见《中国共产党烈士传》）。
鲁迅的记载说：“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枪击徒手请愿的学生的那一次，他也在群众中，给一个兵抓住了，一问他是何等样人。答说是‘做买卖的’。兵道：‘那么，到这里干什么？滚你的罢！’一推，他总算逃得了性命。倘说教员，那时是可以死掉的。”（1933年《守常文集》序）
“三一八”爱国运动的意义，最主要的是打击了当时帝国主义的侵略凶焰，在广大群众面前进一步揭露了张、段政府的卖国残民的凶残面目。党中央、团中央在3月20日分别发表了《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和《为段政府惨杀爱国学生紧急通告》。通过这个爱国运动，给全国人民两个教育，也就是它对以后中国革命所发生的两个历史意义。第一，通过“三一八”惨案，教育了全国人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卖国政府在中国的统治，除了推翻它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这就是党中央宣言中说的：
“全国的民众！帝国主义者已从各方面用最后手段对付我们了，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李景林等已是显明的帝国主义的刽子手了。……在此种时势之下，民众或则坐以待毙，或则急起直追，杀出一条血路，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第二，它教育了人民，要打倒帝国主义和这个卖国政府，只有用武装斗争的方法。就如中央告全国民众书中指出的：“民众应立即起来团结、武装和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势力，打倒了段张吴，中国才有和平的可言。”鲁迅在当时写的《记念刘和珍君》和《空谈》两文中，也指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记念刘和珍君》）又说：“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他提出了“壕堑战”的问题，就是说，对“枪林弹雨”、武装到了牙齿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不能再用赤身露体、徒手请愿的方法，而必须用能保护自己的方法了，这个方法鲁迅指的就是武装斗争。
经过“三一八”爱国运动的教育，全国人民已处在与反动统治生死搏斗的关头，全国人民必须以经过严重的武装斗争的道路来战胜反动统治者，“三一八”后，以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为主要原动力的北伐战争，就轰轰烈烈地掀起了。
（作者说明：这个报告很粗糙。关于史实经过，许多地方直接采用了张西曼先生遗著《“三一八”爱国运动的教育意义》一文的材料，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