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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什么？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是什么？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
这个论断，是毛主席运用马列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方法，分析了中国国情（社会性质）之后，得出来的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的科学结论。
根据毛主席的分析：近代的旧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三十年来，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与俄国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之后、世界已进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时代、中国无产阶级已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情况下的民主革命。这样，就规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1927年以后又加上反对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也就是既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是最新式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
只有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才能正确规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这个革命的各个时期中的具体纲领与政策，引导这个革命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近三十年的革命斗争历史中，有的同志由于未能正确了解毛主席所一再指出的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因而在路线上、政策上犯了右倾的或“左”倾的各种错误。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在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上，就提出了并坚持了马列主义的正确认识，因而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中代表了中国无产阶级与中国人民的正确的革命方向与路线，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胜利。所以，正确认识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是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中国新民主主义历史、理论与政策时的首要的课题。
大家知道，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重要的区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以建立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以建立资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的革命。其首要关键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开始——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就和其他代表正确意见的同志一起，主张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应该由中国工人阶级来领导，中国共产党应该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设起来，因而奠定了党的正确政治路线与组织原则的基础。在1923年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根据这样的正确主张，在讨论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时，又和瞿秋白等同志一起，反对了陈独秀的把革命统一战线领导权交给国民党的右倾尾巴主义观点，因而通过了基本上正确的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合作的大会决议。
1926年的3月，正是当时隐藏在革命阵营内的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在广东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篡夺革命领导权的大阴谋——中山舰事件的时候；正是毛泽东同志主张对蒋介石的篡夺阴谋应该予以反击，而陈独秀却主张退让妥协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在当时的《中国青年》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论文。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论文中，用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具体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制度，而得到了关于中国革命的整套的正确结论，提出了革命的正确路线。
他指出，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他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
这个革命的领导者应该是无产阶级：“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对于革命的朋友则指出：“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对于取得反帝反封建革命胜利的基本方法则指出：“我们的革命领导力量与真正朋友有多少？有三万万九千五百万左右。……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团结起来！”
在这里，毛泽东同志特别指出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最大多数是农民（包括贫农和中农）。他在这时已深刻懂得中国工人阶级必须以农民为“真正的朋友”。
对民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毛泽东同志这时已深刻看出这是一个动摇的两面性的阶级，他说：“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争取、联合他们，使之尽量成为我们的朋友；另一方面，要和他们进行适当的斗争——提防他们，不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革命的统一战线当然不能以他们为领导中心而建立起来，毛泽东同志在当时就已预见到其中的右翼可能叛变成为我们的敌人。
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论文，正是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对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由这种分析出发，就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得到了明确的纲领，并使之通俗化。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道路——毛泽东道路，就是从这篇光辉的理论作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当时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党的负责人陈独秀，却不了解与反对这条引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陈独秀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事，应该由资产阶级负责和领导，由国民党来负责和领导。无产阶级在这时只应该是帮助资产阶级，而不应该和不敢站在负责与领导的地位，无产阶级这时只可做些工农群众的组织与教育工作，对民主革命的政府和作为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国民党，只可站在在野的批评地位，并且认为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无产阶级的事，才由无产阶级负责和领导，但这种革命又还不到时机。这样，就使无产阶级对“国民革命”处于消极从属的地位。陈独秀可以说是自觉地放弃革命领导权。他认为现在由资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再来打倒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思想，实质上就是把中国正在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了解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实际上帮助资产阶级走旧民主主义的道路——虽然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大家只要一读陈独秀在当时所写的一些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论文，就会发现这位装着无产阶级面孔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如何的幼稚与糊涂。
陈独秀从这样一种错误的机会主义“理论”出发，就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只看见资产阶级的“力量”，引导无产阶级去适合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的利益和要求，忘记了自己最忠实最广大的同盟军乃是农民，不敢发动农民起来参加革命。因此在资产阶级右翼对无产阶级一再进攻面前，只感觉自己力量不足，一味采取软弱无能的退让妥协政策，片面强调和资产阶级的联合，不敢斗争。这样，就更加助长了大资产阶级政治代表完全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野心与谋叛革命的阴谋。
当然，当时中国共产党全党布尔什维克，并不是按照陈独秀机会主义理论办事的，而乃是按照马列主义的布尔什维主义办事的，所以有当时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的发展和北伐战争的胜利。党在这个时期的初期和中期，路线也是正确的。毛泽东的理论与主张，正是当时正确路线的代表。
1927年上半年——北伐革命的后期，当看到毛泽东、刘少奇等同志所领导的工农运动在长江流域大大发动起来，革命在长江流域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隐藏在革命阵营中的大资产阶级政治代表们不满意了，竭力反对工农运动了，叫骂工农运动“过火”了，拿分裂统一战线相恐吓了。陈独秀机会主义者害怕资产阶级退出革命，就手慌脚乱地帮着大资产阶级代表来制止工农运动，向工农运动头上泼冷水。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发展成为阶级投降主义，结果却是更加壮大了大资产阶级叛变的胆量，加速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分裂。于是，“四一二”大资产阶级代表蒋介石集团叛变了，提起刀来屠杀共产党人与工农群众。陈独秀怕汪精卫集团也分裂统一战线，就可耻地制止了湖南农民对5月21日长沙许克祥叛变的反击，自动解除了工人纠察队武装，连劳动童子团的短棍也解除了下来；结果却是另一派大资产阶级代表汪精卫集团的“七一五”叛变，同样地惨杀共产党人与工农群众。
陈独秀的阶级投降主义思想，在1926年9月他所写的《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议案》中，已有了明显的暴露，而毛泽东在1927年3月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是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正确路线与陈独秀的投降路线在思想上的公开斗争。
毛泽东在这篇充满了战斗性的理论文献中，从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科学分析出发，对中国革命性质问题继续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起来革命，挖掉这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墙脚，“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他继续运用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指出：“据长沙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这个贫农大群众……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为了取得这个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领导权，就必须首先牢固地团结贫农，取得对于农民群众的领导权。无产阶级只有把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发动起来，自己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才有基础，革命领导权才不至于落空，自己也才有力量来牢固与发展胜利，抵抗大资产阶级的反叛。这是无产阶级最重要的战略和策略部署。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是在革命成功还是失败的重要决定关头，提出了唯一正确的革命进攻道路，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战略与策略。他热烈主张展开土地革命，武装工农，建立人民革命政权。可惜，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是幼年的党，党的领导机关被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所占据，拒绝毛泽东这样的正确主张，终于使1924—1927年的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遭了历史的挫败。
所以，对于革命性质问题的错误了解，把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了解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放弃革命领导权，正是中国1924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遭受惨痛失败的各种原因中的重要基本原因之一。
在抗日战争初期，有些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他们的思想正和1927年的陈独秀投降主义思想相类似，眼睛只看见大资产阶级的“力量”，相信国民党超过了相信群众，只注意和国民党讲“统一战线”，而有意无意地忽略或制止发动农民斗争，他们和陈独秀主义一样，只看见资产阶级的前途，而没有看到人民革命胜利的前途与社会主义的前途，主张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毛泽东同志则始终坚持主张：只有坚决地发动农民、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战争，才能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广大人民的战争，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上述错误思想，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及时纠正，才使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今天全国胜利的基础。
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得到完全胜利，才能使中国革命的胜利进入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历史一再证明了的真理。
1924—1927年的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变化了没有呢？是否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呢？
这个问题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当时的中国革命新时期中，决定自己的全部纲领与战略策略的基础。
我们要正确了解革命性质有没有变化，必须了解社会性质有没有变化，而政权性质则是社会性质的指标。
毛泽东同志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对于当时正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性质以及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是这样分析的：“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1928年10月：《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这就是说，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性质“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与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中国依然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各阶级中，不但工农、平民没有得到解放，而且资产阶级也并没有获得胜利。
因此，毛泽东同志得出结论说：中国革命依然是、也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指出：
“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
“中国现时的阶段，确实还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之完成，是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特权，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与统一，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城市势力，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完成土地革命，推翻豪绅阶级变形政治组织的军阀制度。”（《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同时，他又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要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步走，把两者混淆起来，或认为现阶段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错误的、有害的。他说：“要这样才能培养出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若果否认这个民权革命的阶段，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这种误解于中国革命极有害。”（《红四军六次代表大会决议》）
毛泽东同志代表全党的正确认识，在当时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步骤与前途，是分析得如此明白而确定。
北伐革命时期的阶级投降主义者陈独秀辈，到了北伐革命失败以后，是怎样认识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性质、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的呢？他们从他们的一贯的机会主义“理论”出发，认为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胜利”，中国社会的性质已经是“资本主义占优势的社会”，因此，中国革命的性质，已不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而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社会”将得到“和平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时机还未到来。因此，只能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进行合法运动。这样，他们就竭力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方向的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运动，主张取消革命。他们的这些“理论”，正是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作辩护，企图使无产阶级放弃革命领导权，取消革命。于是他们就和托洛茨基主义反革命派合流，彻头彻尾地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
在当时——北伐革命失败以后，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初期，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愿意继续革命奋斗的同志中也有一部分人，误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混淆了起来，认为当时中国革命是处于所谓“不断革命”的情况中，因而不承认北伐革命的失败，而认为中国革命的形势是在继续“不断高涨”，他们在革命失败的情况下不去组织正确的退却，却在各地实行冒险主义的进攻。这种盲动主义的政策，使革命力量遭受到不必要的损失。
后来，又有一些同志，继续在革命性质问题上犯了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的错误，他们夸大了中国民主革命中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分”，过早地要超过民主革命，急于“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这样，就在对革命的任务与政策问题上犯了“左”倾的错误。他们在一方面，没有充分强调中国革命中的反帝任务的严重意义，因而不去着重注意团结一切可能参加反帝斗争的阶级、阶层（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组成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以打开革命的局面。在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足够估计农民反封建土地革命的重要意义，不肯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实质上是农民革命，而在农村中主张实行过“左”的所谓“阶级路线”的政策。这些对于真正发动广大工农并团结与中立一切可能团结与中立的力量（包括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富农、中小地主）是不利的，实际上正使自己陷于孤立，使民主革命不能很好完成，也就谈不到社会主义的前途。
毛泽东同志在1927—1937年的十年土地革命时期中，正是从上面说过的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的正确深刻理解出发，因而一方面始终重视中国革命中反帝的首要任务，注意争取与中立一切可能争取与中立的中间阶级、第三派势力，不放松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另一方面，又十分强调农民反封建土地革命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把土地革命与反帝斗争（抗日）结合起来，创造革命根据地、人民红军，规定对各阶层的正确政策，因而确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整套的基本思想。正是在这样的正确思想领导下，中国革命走过了曲折艰难的道路，而取得了今天的伟大胜利。
由此可见，革命斗争过程中，理论指导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着革命的成功或是失败。陈独秀辈缺乏理想与“理论”的错误，引导了革命遭受可痛心的挫败；毛泽东的真正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革命理论、革命智慧，则正是指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坦途的唯一南针。
目前，在革命性质问题上，也还有人有急性病的思想，如说：“现在民主革命胜利了，为什么还不实行社会主义呀？”又说：“我们的经济政策应该是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应该是无产阶级专政。”关于这些问题的详细解释不想在本文里述及。这里只想说明一下：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虽然存在着社会主义的因素，但是民主主义因素的成分仍然是主要的，目前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仍然是新民主主义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固然新民主主义社会一定要进一步走向社会主义，但是把二者混淆起来或不根据科学的社会发展规律而主观地、性急地想实行“社会主义”，结果必然是既损害了新民主主义的完成，也延迟了社会主义的到来。
“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新民主主义论》）
“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论联合政府》）
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这样的基本论点是我们在学习中国革命问题时必须牢牢记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