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八年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是谁领导的呢?在学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过程中,有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在学习中,还没有人认为抗战就是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单独领导的。但是有人说:中国抗战既是国共合作的抗战,那么,应该说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不应该抹杀蒋介石也有一部分的领导作用。
是不是“共同领导”的呢?蒋介石是不是也有领导抗战的作用呢?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抗日战争的阶级本质谈起。
我们知道:抗日战争的爆发,是中日民族矛盾发展的结果。中日民族矛盾的本质,是日本财阀、军阀——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利益和中国全民族生存利益之间的矛盾。因此,中国的抗战,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的抗战。
这里,我们应该弄清楚,民族的主体是什么呢?我们说“民为邦本”,民族的主体是人民大众。而所谓的人民大众,主要是指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劳动人民,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工人、农民,其次是小资产阶级,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赞成民主的开明士绅。抗战当中最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损害、遭受奸淫掳掠的主要是中国劳动人民,抗日最坚决的、同敌人作斗争的主要力量也是工农大众和一切劳动人民。
我们知道,中国全民族性的抗战基本上可以分为两条路线。一条是以民族解放、社会解放(反帝反封建)为目的的人民抗战的路线,也就是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首的人民大众的路线;另一条则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压迫人民的路线,也就是以蒋介石四大家族为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路线。至于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动摇于两者之间,没有自己的整套路线及政策。
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战中本来有两派,除以蒋介石为首的这一伙以外,还有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这一派大都已明目张胆地当了汉奸,本文就不再谈。以蒋介石四大家族为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是看哪一个帝国主义出的价格高,就卖给哪一个帝国主义。当时日本的军队已经直接打击到上海、南京的蒋家统治中心了,蒋介石看来这一家的买卖做不妥,主要是要卖给英美。从英美帝国主义与四大家族的利益出发,与日本帝国主义有了一定的矛盾,所以留在抗战营垒当中。按照阶级观点来分析,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并不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他们根本是反人民的。如果我们不从形式上是谁掌握了中央的政治权力来看问题,而从分析他们的阶级立场、出发点和他们在抗战当中的实际作用来看问题,那么,我们就会很清楚地看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可能是我们人民大众的民族抗战的领导者。
因此,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当中,这个全民族统一战线的人民抗战的领导者的责任,就不能不落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肩膀上。上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人民路线和无产阶级的人民路线,这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在整个抗战的历史当中。
在八年抗战中,由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思想的正确领导,坚决执行了独立自主的人民抗战的路线,提高了无产阶级的觉悟与组织程度,提高了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觉悟与组织程度,争取和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士绅;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正确口号;对大资产阶级的一面留在抗日阵营中一面反共反人民的两面性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即一方面争取他们抗日,一方面对他们的反共反人民路线进行坚决的斗争,阻止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阴谋。这个相当长时间的斗争过程,就使力量的对比,从大资产阶级占优势,逐渐向无产阶级占优势发展,因而保证了抗战的坚持和胜利。这就是抗战中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发挥。
为了具体说明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是怎样实现它对于中国人民抗战的政治领导的,我们还可以从下面三点来叙述,并和大资产阶级在抗战中的措施作一个对比说明:
第一,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正确的抗战方针、纲领与政策。
中国共产党人以毛泽东为代表,从争取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抗战目的出发,在抗战过程当中,公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先后指出了中国抗战是持久战与人民战争的思想方针;驳斥了“亡国论”与“速胜论”,指出最后胜利是中国的;预见战争的发展将经过战略上的退却、相持、反攻三个阶段;指出抗战的结果是建立新民主主义新中国。而且,就在抗战过程中,在抗日解放区,即开始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总之,在政治上给全国人民指出一整套的明确的抗战方针、纲领、道路、前途与具体政策,使全国人民有所遵循,有了胜利的信心。
我们再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他们的抗战目的,原来是从保卫英美帝国主义与四大家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出发,只想用中国当时的力量,给日本帝国主义的独占行动以一定的打击,以便在比较高一点的价格下和日本妥协。并企图在抗战中“借刀杀人”,利用日寇来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力和一切不是蒋介石嫡系的所谓“杂牌军队”。这样,他们在政治上就根本预见不到,也不可能对抗战提出正确的方针、办法与前途。他们在七七事变前是“亡国论”者,到七七事变后基本上转变成“速胜论”者,希望很快就通过英美的压力与日本讲和,结束战争。这种速胜思想碰壁时,则又转成悲观动摇的“亡国论”。蒋介石一面高唱“长期抗战”,一面又不断与日本接洽投降,勾勾搭搭;他们的抗战办法是压迫人民、压制民主;他们指出的抗战前途是像蒋介石在他的臭名远扬的《中国之命运》里所描画的,要恢复“有清一代”的建国规模,要中国人民做四大家族的永世奴隶,实现法西斯统治。当时大后方蒋管区的黑暗、腐败、罪恶,大家不是都已知道得很多了吗?当然他们也会通过一些“漂亮”的决议和纲领,但这些东西本身就空洞和杂乱得很,而且在实际中不是等于空文,就是和所做的事实正相反的东西,这也是大家知道的。
第二,中国共产党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以后就提出了在三个条件(停止进攻苏区、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武装民众)下愿与国民党中愿意同我们合作抗日的部分订立抗日协定的政策。到1935年发表《八一宣言》时,就把它提高到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到1936年双十二“西安事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对“西安事变”采取了和平解决的方针。有人问:西安事变时为什么不杀蒋介石呢?这是因为当时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扩大内战的可能——如果杀了蒋介石,蒋介石手下的实力根据当时情况就会被亲日派汪精卫、何应钦等拿去,这样就会扩大中国内战;另一种是停止内战、实现抗战的可能——如果不杀蒋介石,压迫蒋介石答应团结抗日,那么就可以争取蒋介石手下的实力到抗日战场上来,这样,对于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对于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是有利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西安事变”以后,开始改变了他们过去十年的反革命内战和对外不抵抗政策,向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的方向转变,开始接受我们的,即全国人民迫切要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是我们组织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
有人说,共产党既然知道国民党反动派不好,为什么还要和他们合作?我们说,在抗战时期,我们当前的最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甚至是暂时的不可靠的力量来反对这个主要的敌人。欧美派大资产阶级同日本帝国主义是有一定矛盾的,无产阶级应该善于利用这种矛盾,争取欧美派大资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样可以更加孤立敌人,减少人民的困难。事实证明,我们争取了以蒋介石为首的这部分实力在抗战初期跟日本帝国主义打了一下,后来即使他们不积极抗日,也压迫他们使他们不能投降,这样对减少人民抗战的困难还是有利的。不错,蒋介石是不好,是反动派,他们始终是反人民的,我们并没有忘记,就好像他们也并不忘记反对我们一样。但是,如上所述,站在人民的立场,我们争取蒋介石集团抗日,与他讲统一战线,完全是对人民有利的、正确的,蒋介石集团如果没有被我们争取到抗日战场上来,而是跟汪精卫一样很早投降了日本,当然要增加人民抗战的困难。
有的青年同志问道:“那么,蒋介石集团那时如果投降了日本,就是说,抗战中如果缺少了蒋介石的力量,中国抗战还能不能坚持,能不能胜利呢?”我们说,蒋介石集团即使在抗战中投降了敌人,中国人民抗战也是能坚持到胜利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是继续存在的,正像毛主席在皖南事变时所说:“若问中国的前途如何,那是很明显的。日寇和亲日派的计划即使实现,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时局不论如何黑暗,不论将来尚须经历何种艰难道路和在此道路上须付何等代价(皖南新四军部队就是代价的一部分),日寇和亲日派总是要失败的。”而且蒋介石集团的作用,在抗战初期与后期是不同的。在初期,他们打了一下,对抗战起了一定的作用;在后期,他们实际上成了抗战的障碍,起了抗战的绊脚石的作用。所以抗战后期,甚至日本帝国主义也默许蒋介石的存在,国民党战场上的战争是冻结了的,以使蒋管区可以起镇压欺骗中国人民的作用,成为中国人民的囚笼,使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不能在那里大大发展。
蒋介石集团为什么终于没有投降呢?我们说,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力的壮大和解放区战场的坚持抗战,蒋介石集团在英美的远东慕尼黑阴谋的指使下,早就投降了。由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壮大,由于人民觉悟的提高,他们如果公开妥协投降,自己内部就要瓦解。所以,他要继续打着抗战的招牌,实际上不打日本帝国主义,而是集中力量反共反人民。他们的算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机取巧,如果日寇胜利,他们将来就与日寇讲和,最后共同消灭人民武力;如果英美胜利,就与美国帝国主义勾结,在日寇失败后,集中力量打内战,消灭人民武力。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对这种破坏抗战、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采取了坚持斗争的革命政策,打退了蒋介石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使中国抗战的局面得以坚持,使抗战中解放区人民力量得以发动起来,和蒋管区一切爱国民主力量实行广泛的团结,牢固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孤立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形成对日反攻的前提条件。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始终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第三,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领导还表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坚持了解放区战场的抗战,人民的军队成为抗战与反攻的主力。
我们知道,抗战的发展阶段是按照毛泽东所预见的道路走的,就是说,经过敌人的进攻阶段、敌我的相持阶段、我们的反攻阶段这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37年的“七七”抗战到1938年10月的广州、武汉失守。在这个阶段当中,在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与支援战争、国民党军队下层士兵与爱国军官爱国热情高涨的情况下,在正面国民党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和地方系军队曾有过不少次英勇的抵抗,像卢沟桥的抗战,上海的抗战,台儿庄的抗战,特别是苏联的航空员和飞机与日本飞机进行了激烈的空战。但是,这些中国士兵的英勇,绝不能写到国民党四大家族的账上。国民党战场是在反人民路线指导下的,因此,士兵虽然英勇,那里的战争,终于还是悲惨地失败了。譬如武汉失守后,他们对于武汉周围几千平方里的广大农村、小市镇,就完全抛弃不管了,一直跑到重庆。在第一阶段的15个月当中,国民党战场丢掉了华北、华中、华南广大的土地。
可是,就在这个战略退却阶段当中,却有着前进的积极的因素,就是我们伟大的人民军队向敌后挺进,平型关一战振奋了抗战的人心。人民武力当时数量虽然小,但是质量很高,一旦和敌后广大的人民结合起来,就迅速地壮大了自己,发动了人民,创造了敌后解放区。敌后解放区的建立就好像一把刺刀插在敌人的心脏上,使敌人在占领广州、武汉以后,不得不回师敌后,“扫荡”敌后战场,停止了对正面国民党战场的进攻,这样便出现了抗战的相持阶段。没有敌后解放区战场的创造和坚持,相持阶段的出现是不能想象的。
第二阶段,也就是抗战的相持阶段,一共有7年之久,从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到1945年8月9日毛主席声明抗战反攻阶段到来。国民党战场在相持阶段7年当中,是采取“观战政策”,对日寇并没有进行什么严重的打击,而且继续丢掉许多地方,像沙市、宜昌的失守,浙赣路沿线的崩溃,1944年在日寇一次重新进攻下,一直丢到贵州独山。从黑龙江退到卢沟桥,从卢沟桥退到贵州独山,这难道不是国民党政府所做的事实吗?他们所吹嘘的几次所谓“湘北大捷”,只是日寇的局部的进退,并不是国民党战场的什么反攻,基本上,国民党战场上的战争是呈现着一种胶着状态的。蒋介石拿他装备最好的军队像胡宗南部队,来包围人民抗日堡垒陕甘宁边区;发动三次反共高潮,进行反人民内战;指使庞炳勋、孙殿英等五六十万军队投降敌人,即所谓“曲线救国”,与日寇一同对敌后解放区抗日军民进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总之,他们在相持阶段7年当中是打着抗战的招牌,养精蓄锐,进行着和等待着进行反人民内战。
相持阶段的主要战争,是敌人与解放区之间进行长期的反复的最残酷的战争。所谓相持阶段,实际上就是解放区与敌人的相持。解放区军民在相持阶段7年当中,基本上抗击了侵华敌伪军的六分之五,就是敌人华北派遣军司令部1943年报道战果也说和中共的作战占全部作战的百分之七十五。这说明了究竟谁是抗战军事的主力。
解放区战场经过1941年、1942年最艰苦最残酷的斗争的锻炼,从1943年以后,就向敌人开始了局部的反攻,扩大解放区,控制了除了敌占的大城市和铁路交通线以外的广大地区和中国大部分的海岸线,使解放区成为准备进行大反攻的最主要的战略基地。人民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成为坚持抗战和对日反攻的主力。中国民族抗战这样伟大的事迹,是中国人民用鲜血来写的。究竟谁是真正坚决抗战、是抗战的主力,谁是消极抗战、采取“观战政策”,反动派是不能够一手遮天,长期蒙蔽历史真相的。
国民党反动派歪曲历史,诬蔑人民,一方面把人民流血抗战的功劳写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一方面诬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解放区战场艰苦的流血抗战是所谓“游而不击”,是所谓“消极抗日”,这完全是颠倒黑白的说法。大家不必走远,只要询问一下北京、天津周围200里内老解放区农村的抗日人民,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在八年抗战当中,和人民军队在一起,做了如何生动的艰苦的斗争。
最后,关于抗战反攻阶段的问题,毛主席早就指出,抗战反攻阶段到来,要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时间可能会是短的。事实正是这样。由于苏联的对日出兵,打败了日寇陆军的主力——关东军;摧毁了日本前临太平洋、后倚中国大陆特别是中国东北,有利于负隅顽抗的战略态势;解放了日本最主要的战略基地——中国东北,迫使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最后投降。只在苏联对日宣战以后,毛主席才在1945年8月9日宣布抗日战争反攻阶段的到来。到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就正式宣布了投降。因为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想抢占人民的胜利果实,勾结敌伪不向人民投降,所以人民的每一个胜利都是经过自己的反攻战争,拿自己的鲜血去换来的。否认抗战有反攻阶段是错误的。
总之,根据上面我们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当中所起的领导作用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知道,究竟谁领导了抗战,蒋介石是不是起了领导抗战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