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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这是名震寰宇的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历史事件。大家都知道，它发生在1937年的7月7日。
其实，按照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计划，它应当发生在6月底，甚至更早。
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这个巨大的军事阴谋，早在它爆发的一个多月之前，便已经开始泄露了。1937年5月间，中国共产党北方党已获得了这个侵略行动的确凿证据——一个日本军部特务机关所发出的极机密的紧急军事调查测量计划。从这个计划中所列的调查的内容、范围与期限来判断：估计在6月间，行将有一个重大的军事侵略事件在平、津、唐、保地区爆发。
紧接着，又侦察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更足以证明这一判断的情报：冀东伪组织傀儡汉奸殷汝耕为了准备一种急用，正在通县加紧训练一批特务。
中共把这两个关系民族安危的紧急情报，经由正在从事发动二十九军抗日工作的萧明同志之手，通过工作关系，交给了二十九军司令部参谋处，要他们提出严重的注意和防范。同时，中共也动员群众力量，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
就在6月底的那一天，日寇对阴谋行动作了严密的部署：通县一带日军以“野战演习”为名全部武装驻扎到北平城郊，城内东交民巷日本驻屯军也武装埋伏好；殷汝耕所紧急训练的特务派出一二十人，持手枪潜入城内，化装成北大、师大、燕大等校的学生，准备至深夜12时后鸣枪骚动，制造学生、士兵反日暴动事件，届时，城内外日军闻枪声便可里应外合一齐出动，借口镇压暴动，迅雷不及掩耳地乘机解除二十九军武装，一举而武装攫取平津。日寇以为，把“九一八”袭占沈阳的方法拿到北平来，如法炮制一番，在国民党不抵抗主义政策下，他们便可迅速占领华北，再进而在短期内速战速决灭亡全中国。
但是，这个恶毒的如意算盘没有成功。当天上午，二十九军的便衣侦探在朝阳门附近的一家茶馆中发现了殷汝耕派来的特务的踪迹。傍晚，二十九军司令部接受中共工作关系的建议，悄悄地敏捷地将该批特务全部逮捕，一网打尽。结果，该夜日军在城内城外白白地埋伏了一夜，阴谋落了空。
然而，日寇整个的阴谋计划并没有因此中止。在一星期后的“七七”，就爆发了“卢沟桥事变”。
7月7日，日寇以二十九军冯治安师吉星文团暗害了“野外演习”的两名日军为借口，在卢沟桥畔开炮轰击吉团防地（吉团驻守在卢沟桥北端），声言要搜查吉团兵营，并要冯治安师撤到长辛店。吉星文团官兵悲愤激昂忍无可忍，派出交涉员冒着炮弹威胁，几次据理与日方交涉。日方对自己的无理要求丝毫不肯让步，我交涉员亦代表全体将士意志对日方无理要求严词拒绝。这位交涉员是一个共产党员，东北青年，会一口流利的日本话。日寇从未见过中国有如此强硬坚决、干练精明的外交人员。这次的武力威胁，也不得不出乎日方意料地遭到了失败。
7日夜10时，日寇炮火转烈，企图突然间消灭吉团。吉团士兵也奋然不顾国民党当局不抵抗主义的军令，坚决自卫反击；许多二十九军中的秘密共产党员英勇当先。在日寇猛烈的炮火下，这些英勇战士的鲜血已开始洒流在八年抗日战争的战场上。
战争的第二、三日间，中国士兵壮烈地与日寇在卢沟桥上白刃肉搏。为了阻止日寇的进攻凶焰，他们曾在夜间突出了一股决死的奇兵：四五百人的大刀队，像一阵旋风卷向了卢沟桥西北小树林中的日本兵营，消灭了几百个敌人。这一下，吓得那些趾高气扬的侵略者丧魂失魄，有好些敌人第二天大白天还躲在高粱地里、水沟坑里瑟瑟发抖。
卢沟桥上中国士兵的勇猛抵抗，破坏了日寇兵不血刃“四天灭亡中国”的迷梦。他们不得不等待援军，重新部署进攻；为此目的，他们放出“不扩大主义”、“局部解决”的烟幕，与南京蒋政府、平津当局宋哲元积极进行“谈判”。
以媚日不抵抗著称的南京蒋政府，于9日以“顾全东亚和平”（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为词，答应日寇“双方”撤兵；以急电饬令宋哲元率所部二十九军，克日由平汉线退至保定以南；并命令宋哲元不得与日方单独进行谈判，一切外交谈判统归“中央”。这是蒋介石的“锦囊妙计”，他正是想借用日寇进逼的机会，把既是杂牌军队又有抗日情绪的宋哲元的二十九军“调虎离山”。这样，自己既可以垂手而攫得月入数千万的平津地盘，也便利了自己与日寇的继续妥协。
宋哲元呢？他当然是明白蒋介石的阴谋的，所以当他接获蒋介石命令后，就愤然地说：“要卖国难道我宋哲元不会卖？非要你蒋介石来卖不成！？”他抱定了决不离开平津，要妥协也由自己来与日寇单独妥协的决心。于是他一面发出冠冕堂皇的“与国土共存亡”的宣言，一面从11日开始，接二连三地与日寇进行谋取妥协的谈判。
中国共产党则早在事变发生后的第二日（7月8日）就已向全国通电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对蒋、宋两方为私利矛盾不惜出卖民族永久利益的行径，竭力以团结御侮一致对外的大义进行制止与调解。对南京蒋政府，要其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要其立刻切实援助二十九军。对动摇不定的宋哲元，除了动员平津一带群众用全力来支援二十九军抗日以巩固其信心外，还通过工作关系帮助二十九军提出了与南京“以退为守”的战略方针相反的军事计划，主张实行“以攻为守”的战略方针。
依照这个方针，就是要二十九军趁日寇援军尚未完全开到，目前北平、天津、唐山仅有一两万日军之际，迅速集中优势兵力解除其武装。最低限度可把日军驱逐到滦河的东北，而以滦河为保卫平津的最前线。以此使平津抗战坚持更长的时间，来更进一步发动全国的支援，实现全面抗战。
为顺利执行这个方针，在计划中并要求二十九军立刻实行军事调整，统一指挥；立刻改善官兵关系，加强官兵抗战教育；立刻开放民众爱国运动，肃清奸特等。
这个军事计划，在二十九军高级将领会议上以某将领名义提出来讨论。讨论中发生了争论，张克侠、冯治安、赵登禹等人主张采用这个“以攻为守”的战略方针，张自忠、刘汝明等人则主张采用南京提出的“以退为守”的战略方针，双方争论甚烈。宋哲元呢？他既不愿退又不想攻，在军民的抗日氛围中也不敢干脆投降妥协。最后，他拿起红铅笔来，在地图上一画说：既不“以退为守”，也不“以攻为守”，我们就“以守为守”吧！
宋哲元抛弃了正确方针，而采取了自己的妥协方针。但是既名之曰“以守为守”，却连“守”的起码准备也没有做，以致作为华北重镇的平津，仍然断送在南京的不抵抗和他的动摇妥协中。
7月下旬，日寇大量援军开到，26日，攻占廊坊，向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27日，中国士兵自动与进攻的日寇激战；28日，宋哲元答应日方可派飞机来视察二十九军阵地，并通令所属：日机飞来视察时，不准放枪射击，违令者枪毙。至时，以“视察”为名的日机，大批飞来狂肆轰炸，中国士兵在无戒备中死伤累累，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也被炸死。日军地面部队配合猛攻。宋哲元自知中计，连夜偕秦德纯等偷跑到保定。临走前，怕抗日群众发觉阻拦，由中央社放出了个烟幕弹：“我军收复丰台、廊坊”，来欺弄平津父老与全国人民。
宋哲元逃走后，二十九军士兵们配合当地人民仍然在平津四郊和日寇浴血苦战，尤其是通县、大沽及天津两站、北平西郊等处激战最烈。但是这些英勇的中国士兵却得不着接济和增援，蒋介石派来名为增援的庞炳勋、孙连仲、高桂滋等部数万大军，始终隔岸观火没有北上。士兵们在弹尽援绝、混乱无指挥的情况下死伤惨重。30日晨，平津终于全部陷落了。
这是13年以前历史的片断记述，记录了些我们民族的优秀子孙、人类最伟大的无名英雄们——那些士兵和人民，为着保卫祖国的河山，在卢沟桥上、卢沟桥畔洒流了他们的鲜血的英勇事迹；也记录了些我们民族的败类、人类黑暗的集大成者——国民党反动派，为着一己私利，终于把祖国的河山拱手送敌的丑恶历史。
今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七七”抗战纪念日，我们每个青年的责任便是珍爱我们用鲜血换来的胜利、和平与民主，热爱我们的人民和祖国；便是用努力建设新中国，支援前线，解放台湾、西藏的行动，来争得全国的完全胜利、解放与和平；便是用加强与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和平民主力量的友好合作，用热烈的和平签名运动，来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世界战争挑拨者发动侵略战争的阴谋，保卫世界的持久和平。同志们，让我们把每一份力量，都汇集到“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中去吧！
这篇片断的史料，是作者1946年在张家口从事工人运动时，与萧明（时任张家口市总工会主任）、张存实（时任晋察冀军区联络处处长）等同志话旧的记录，整理后写成。这里述及的，并不是“卢沟桥事变”的全面的情况，并未表现出中共华北党当时活动的全貌，文中所提到的也不是党的主要活动方面。不过，从“卢沟桥事变”本身发展过程来说，却也是其中的一段信史，作为一个片断的史料来看，还有它一定的价值。当兹中国人民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的第一个“七七”纪念之时，特为发表，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