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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
今天讲的题目是：“谁领导了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大革命？”给大家在学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当中做参考。
关于这个问题，同学们在学习中有许多争论，有人说是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这些人领导的，有人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之这些人领导的，究竟哪种说法对呢？
我们说：按照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运动的分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革命运动。就是说，这三部分人，在五四运动当中都起了他们的作用，都有他们的一定贡献。但是，究竟哪一部分起了领导作用呢？也就是说，究竟哪一部分人是五四运动的骨干，对五四运动最有贡献，真正开创了“五四”新道路，真正起了代表中国文化运动与革命运动的新方向的作用呢？显然，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像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蔡和森等人；而不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胡适之等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联盟的时候，在当时反封建文化当中，表现了他们的一定的进步作用，有他们一定的贡献，但是这种进步作用和贡献是很有限度的，在当时，他们对封建文化的斗争，也是并不彻底的。他们是运动的右翼，而且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到了1921年以后，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就和敌人妥协，站到反动方面去了。这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革命与妥协的两面性。
为了证明上面说的论点，我们可以把这两部分人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作的贡献上，在对以“五四”为起点的中国革命运动的贡献上，作一个比较。
首先，第一点：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作的贡献上来看，究竟谁起了领导的作用？
我们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正面要求，可以设有三个：一个是提倡民主，即“德谟克拉西”，要求打倒孔家店，反对封建政治与封建的礼法、伦理；一个是提倡科学，即“赛因斯”，反对迷信、盲从、独断的封建哲学、宗教；再一个是为了传播民主、科学的新思想，为了人民的启蒙，而提倡新文学、白话文，反对封建文学、古文以及所谓“国粹”。现在我们把这两部分人在这三方面所作的贡献比较一下：
在提倡民主（德谟克拉西）的问题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之等人的民主思想，仅仅是资产阶级的旧民主思想，而且是改良主义的思想。胡适之所要求的民主改革，是企图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统治下，进行资产阶级的一点一滴的改良，是软弱的改良主义。他们所要求的民主政治，是企图经过改良主义的道路，来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分享一些政权的余润，并由资产阶级意想中的“好人”、“人才”来组织所谓“好人政府”、“第一流人才内阁”。总之，胡适之等在当时提倡的所谓民主，是自由资产阶级包含着浓厚的妥协投降性质的旧民主。这种思想，在事实上已经被证明是破了产的。
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等人，则在当时就提出了彻底的战斗的民主主义，也就是初步的新民主主义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许多人认为是“公理战胜强权”，是“人道主义的胜利”。而李大钊却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指出：真正的胜利是“全世界庶民的胜利”，也就是说，这个时代，已经是庶民，即工农大众抬头的时代。他歌颂当时蓬勃发展着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认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个思想意在说明：中国今后的民主主义，应该是布尔什维克的工农大众的民主主义，也就是新民主主义。这种人民民主的思想，正是“五四”时期民主思想中最有价值的思想，正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最早的萌芽。
在提倡科学（赛因斯），也就是科学的思想方法、科学的哲学的问题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之等，是搬来了欧美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的思想方法——实验主义。我们知道，实验主义是强调主观经验，强调市侩式的实用，阻止人去彻底了解客观规律、客观真理的一种反科学的思想方法；不管它是如何装着科学的面貌，都掩盖不了它的反动本质。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各种流派，像俄国的经验批判论、英国的人本主义、德国的马赫主义以及美国的实验主义，本质是一个东西。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之等贩来了实验主义，用在反对封建文化上；虽然也做了些工作，但是，这些工作是很表面的，仅仅限于在文化本身说到了某些封建思想文化的不合理，而决不能、也不敢深入一步，从根本上去反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他们对真正科学的思想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则是采取反对态度的。胡适之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胡适之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正是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性的一面，表现了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惧怕，对于揭露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的惧怕。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等，早在“五四”之前（比如李大钊同志在他写的《青春》、《今》这些文章里），就表现了朴素的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歌颂新生的向上发展的力量，提出战斗的现实主义的思想和战斗的科学的人生观；在政治上，代表中国人民的觉醒，要求“中国的再生”，表现人民革命的气魄。在反对旧礼教、批判孔教中，也能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出孔子思想的社会根源。在“五四”之后，则更是有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哲学。所以，在提倡真正科学的思想方法上，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也是起了骨干带头作用的。
在提倡新文学、白话文的问题上，诚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之等，在1917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八不主义”。但是在这个运动上，居指挥地位的是当时开始转为初步共产主义者的陈独秀，他提出“文学革命论”、“三大主义”。实际上当时最好的白话文作品，是李大钊的《今》这类散文，是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后来成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小说。而“五四”以后，中国文学革命、文字改革的道路则大家知道这是共产主义者所领导的，共产主义者鲁迅，就是这个运动的旗帜。资产阶级并没有领导中国的新文学运动，胡适之自己后来也钻到故纸堆中去研究“国故”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当时，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办《湘江评论》，宣传反帝反封建，注重研究社会实际问题，影响及于华南各省，对新文化运动也有很大的贡献。
从这两部分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作的贡献的比较上来看，大家就可以知道，究竟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骨干、领导力量。
其次，我们再从这两部分人对以“五四”为起点的中国革命运动的贡献来看：
我们知道，在欧洲封建社会没落、资本主义社会兴起的新旧交替期中，曾出现了17、18世纪的文化启蒙运动。我们把五四运动作为两个社会新旧交替期中必然出现的一次文化启蒙运动来看，那么，这显然是反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没落和要求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也就是要求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次文化启蒙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区别，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五四运动作为一个文化运动、政治运动来说，它的方向，显然是新民主主义的，这个新民主主义的方向，在当时，自然只能以反映初步的无产阶级思想——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来做代表、来领导，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来领导，这也是清楚的。就是在当时的爱国政治运动上，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李大钊等也是最积极、最勇敢，起了实际领导作用的。
而且，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还在于它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只有中国有了这样一个党，才有中国近二三十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才有新中国。所以，五四运动在准备创建这个党上，是有伟大功劳的；这个思想、干部上的准备工作，也正是五四运动的领导方向与领导骨干。
总之，我们从上面文化运动、革命运动这两方面来看，应该说：真正最有贡献，起代表新方向作用的，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而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所以，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曾做出明确的结论说：“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
至于五四运动本身，毛主席说：“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毛主席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的右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是当时的领导力量，这是很肯定的。
这里我们要讲五点：一，什么叫作领导？二，谁在政治上领导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三，谁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实际革命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四，共产党为什么要帮助国民党建党？五，陈独秀放弃革命领导权，是否说明中国第一次大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
首先第一点，什么叫作领导？所谓领导，就是参加革命的各个阶级、党派，谁能够在这个革命运动中，提出一整套的革命的理论、纲领与战略；在各个革命时期，提出正确的口号、方针、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指出革命的方向，引导这个运动走向胜利，那么，谁就是在政治上领导了这个革命。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可以读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讲战略策略问题时谈到战略领导、策略领导的部分，以及毛主席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一文中“我们的领导责任”部分。
根据这个观点来分析第二点，究竟谁在政治上领导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呢？
我们说，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了关于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一整套的理论、纲领与政策。中国共产党人从1922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就明确分析了中国的国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是领导力量，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1923年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又明确地提出了组织统一战线的方针、建军的原则与方针、北伐战争的战略方针、发展工农运动的方针，这样就使中国革命有明确的方向与道路，也才有蓬蓬勃勃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掀起与革命势力达到长江流域的胜利。所以，我们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在政治上是我们党领导的。就是当时曾作为统一战线政治基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政纲，也是共产党人帮助孙中山起草的。
我们说，中共自成立开始，就做工人运动，组织自己阶级力量的基础，教育自己的阶级，发动了以“二七”斗争为最高潮的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接着就从事组织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推动孙中山先生进步，帮助他改组国民党，使国民党变成四个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把旧三民主义改为新三民主义；在以彭湃为首的广东农民运动和以苏兆征等为首的省港工人运动的发动和支持下，创造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依照苏联建军的经验，并且实际由共产党人主持，创办了黄埔军校、创立了国民革命军；苏联共产党人帮助提出了北伐的战略计划，中国共产党人在北伐战争中起了先锋作用与政治领导作用；汉口、九江租界的收回，上海起义的胜利，各地工农运动的发展，这些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事业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在推动和组织的。应该说，中国共产党是在实际斗争中起领导作用的。
我们说，当时帮助国民党建党，是为了要把它改变成为当时革命的四个阶级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因为共产党是个严格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共产党本身当然不能成为一种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国民党的前身本来就是一个各党派、阶级的联盟。所以根据这个历史原因，当时把国民党改组成为参加革命的四个阶级的组织形式是对的。问题是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真正起领导作用。
我们说，当时中国共产党全党的革命总方向和总的政治路线是对的，实际工作也做得最多。并且已经产生了一些能够正确地按照马列主义办事的布尔什维克领导者，毛泽东就是其中的代表。
但是中国共产党当时终究还是幼年的党，致使有机会主义思想的陈独秀在当时占据了领导机关。陈独秀机会主义者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向资产阶级妥协，放弃许多领导的实权，这是使当时革命遭受到本来可以避免的失败的重要原因。陈独秀放弃领导而使革命遭到失败，正是从反面证明，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使革命走向胜利。
事实上，党内代表正确路线的同志对陈独秀机会主义是不断地有批评与斗争的，陈独秀也几次承认过错误。但是当时由于这种斗争开展得不充分，对他的思想实质没有清算，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到1927年终于发展成为阶级投降主义。不过实际上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也只是1927年上半年的半年时间，而这半年正是当时革命的最紧要关头的半年。陈独秀在紧要关头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的错误，终于致使革命遭受了让人痛心的失败。
总起来说，从“五四”以来的最近30年的中国革命历史一再证明：中国革命只有在中国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情况下，才能胜利。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表现为无产阶级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以至物质力量上对革命的领导。这种领导，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也是在与党内党外各种企图夺取这个领导的力量作斗争中日益发展与加强起来的。在这30年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先走进了思想的领域，“五四”新文化、新思想运动，正是初步的无产阶级思想所领导的。接着就走进政治的领域，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就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明确的政纲，因而在政治方向上领导了中国的革命。同时，也开始在组织上领导中国的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首先组织、领导与教育了自己的阶级——中国工人阶级，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潮。接着，组织了革命统一战线、革命军队、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这个组织的领导继续发展，在1927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就直接领导了自己的军队、根据地和庞大的工农运动。发展到今天，我们终于有了全国规模的思想上的和物质力量上的全面的领导。
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取得，首先要善于团结同盟军，要紧密地团结自己的主要同盟军——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同时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以团结为主的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并且，不放松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其次，要善于坚持自己的领导权，决不让软弱的资产阶级或其他阶级来损害这个领导权，更不能把领导权交给他们，把自己处于从属地位。
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毫不动摇地切实地完全地掌握革命领导权，革命才能大大发展、大大胜利，这是历史一再证明了的，并且不论在党内党外都是如此的。在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掌握了领导权，党与革命事业就要失败、就要后退。在党外，革命领导权叫别的阶级拿去，革命就会走到失败的痛苦的道路上去。我们学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最重要的就是要我们了解这样一个真理：代表无产阶级的毛泽东思想在党内与在中国革命中占领导地位与否，正决定着中国革命的成功还是失败、前进还是后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与胜利的过程，也就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权（经过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日益发展、日益深刻、日益突出，从而取得完全领导的过程。毛泽东的旗帜，是中国人民胜利的旗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