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同志们：
今天讲的题目是：“谁领导了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大革命？”给大家在学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当中做参考。
关于这个问题，同学们在学习中有许多争论，有人说是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这些人领导的，有人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之这些人领导的，究竟哪种说法对呢？
我们说：按照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运动的分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革命运动。就是说，这三部分人，在五四运动当中都起了他们的作用，都有他们的一定贡献。但是，究竟哪一部分起了领导作用呢？也就是说，究竟哪一部分人是五四运动的骨干，对五四运动最有贡献，真正开创了“五四”新道路，真正起了代表中国文化运动与革命运动的新方向的作用呢？显然，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像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蔡和森等人；而不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胡适之等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联盟的时候，在当时反封建文化当中，表现了他们的一定的进步作用，有他们一定的贡献，但是这种进步作用和贡献是很有限度的，在当时，他们对封建文化的斗争，也是并不彻底的。他们是运动的右翼，而且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到了1921年以后，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就和敌人妥协，站到反动方面去了。这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革命与妥协的两面性。
为了证明上面说的论点，我们可以把这两部分人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作的贡献上，在对以“五四”为起点的中国革命运动的贡献上，作一个比较。
首先，第一点：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作的贡献上来看，究竟谁起了领导的作用？
我们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正面要求，可以设有三个：一个是提倡民主，即“德谟克拉西”，要求打倒孔家店，反对封建政治与封建的礼法、伦理；一个是提倡科学，即“赛因斯”，反对迷信、盲从、独断的封建哲学、宗教；再一个是为了传播民主、科学的新思想，为了人民的启蒙，而提倡新文学、白话文，反对封建文学、古文以及所谓“国粹”。现在我们把这两部分人在这三方面所作的贡献比较一下：
在提倡民主（德谟克拉西）的问题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之等人的民主思想，仅仅是资产阶级的旧民主思想，而且是改良主义的思想。胡适之所要求的民主改革，是企图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统治下，进行资产阶级的一点一滴的改良，是软弱的改良主义。他们所要求的民主政治，是企图经过改良主义的道路，来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分享一些政权的余润，并由资产阶级意想中的“好人”、“人才”来组织所谓“好人政府”、“第一流人才内阁”。总之，胡适之等在当时提倡的所谓民主，是自由资产阶级包含着浓厚的妥协投降性质的旧民主。这种思想，在事实上已经被证明是破了产的。
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等人，则在当时就提出了彻底的战斗的民主主义，也就是初步的新民主主义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许多人认为是“公理战胜强权”，是“人道主义的胜利”。而李大钊却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指出：真正的胜利是“全世界庶民的胜利”，也就是说，这个时代，已经是庶民，即工农大众抬头的时代。他歌颂当时蓬勃发展着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认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个思想意在说明：中国今后的民主主义，应该是布尔什维克的工农大众的民主主义，也就是新民主主义。这种人民民主的思想，正是“五四”时期民主思想中最有价值的思想，正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最早的萌芽。
在提倡科学（赛因斯），也就是科学的思想方法、科学的哲学的问题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之等，是搬来了欧美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的思想方法——实验主义。我们知道，实验主义是强调主观经验，强调市侩式的实用，阻止人去彻底了解客观规律、客观真理的一种反科学的思想方法；不管它是如何装着科学的面貌，都掩盖不了它的反动本质。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各种流派，像俄国的经验批判论、英国的人本主义、德国的马赫主义以及美国的实验主义，本质是一个东西。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之等贩来了实验主义，用在反对封建文化上；虽然也做了些工作，但是，这些工作是很表面的，仅仅限于在文化本身说到了某些封建思想文化的不合理，而决不能、也不敢深入一步，从根本上去反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
另一方面，他们对真正科学的思想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则是采取反对态度的。胡适之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胡适之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正是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性的一面，表现了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惧怕，对于揭露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的惧怕。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等，早在“五四”之前（比如李大钊同志在他写的《青春》、《今》这些文章里），就表现了朴素的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歌颂新生的向上发展的力量，提出战斗的现实主义的思想和战斗的科学的人生观；在政治上，代表中国人民的觉醒，要求“中国的再生”，表现人民革命的气魄。在反对旧礼教、批判孔教中，也能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出孔子思想的社会根源。在“五四”之后，则更是有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哲学。所以，在提倡真正科学的思想方法上，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也是起了骨干带头作用的。
在提倡新文学、白话文的问题上，诚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之等，在1917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八不主义”。但是在这个运动上，居指挥地位的是当时开始转为初步共产主义者的陈独秀，他提出“文学革命论”、“三大主义”。实际上当时最好的白话文作品，是李大钊的《今》这类散文，是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后来成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小说。而“五四”以后，中国文学革命、文字改革的道路则大家知道这是共产主义者所领导的，共产主义者鲁迅，就是这个运动的旗帜。资产阶级并没有领导中国的新文学运动，胡适之自己后来也钻到故纸堆中去研究“国故”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当时，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办《湘江评论》，宣传反帝反封建，注重研究社会实际问题，影响及于华南各省，对新文化运动也有很大的贡献。
从这两部分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作的贡献的比较上来看，大家就可以知道，究竟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骨干、领导力量。
其次，我们再从这两部分人对以“五四”为起点的中国革命运动的贡献来看：
我们知道，在欧洲封建社会没落、资本主义社会兴起的新旧交替期中，曾出现了17、18世纪的文化启蒙运动。我们把五四运动作为两个社会新旧交替期中必然出现的一次文化启蒙运动来看，那么，这显然是反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没落和要求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也就是要求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次文化启蒙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区别，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五四运动作为一个文化运动、政治运动来说，它的方向，显然是新民主主义的，这个新民主主义的方向，在当时，自然只能以反映初步的无产阶级思想——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来做代表、来领导，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来领导，这也是清楚的。就是在当时的爱国政治运动上，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李大钊等也是最积极、最勇敢，起了实际领导作用的。
而且，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还在于它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只有中国有了这样一个党，才有中国近二三十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才有新中国。所以，五四运动在准备创建这个党上，是有伟大功劳的；这个思想、干部上的准备工作，也正是五四运动的领导方向与领导骨干。
总之，我们从上面文化运动、革命运动这两方面来看，应该说：真正最有贡献，起代表新方向作用的，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而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所以，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曾做出明确的结论说：“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
至于五四运动本身，毛主席说：“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毛主席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的右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是当时的领导力量，这是很肯定的。
这里我们要讲五点：一，什么叫作领导？二，谁在政治上领导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三，谁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实际革命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四，共产党为什么要帮助国民党建党？五，陈独秀放弃革命领导权，是否说明中国第一次大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
首先第一点，什么叫作领导？所谓领导，就是参加革命的各个阶级、党派，谁能够在这个革命运动中，提出一整套的革命的理论、纲领与战略；在各个革命时期，提出正确的口号、方针、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指出革命的方向，引导这个运动走向胜利，那么，谁就是在政治上领导了这个革命。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可以读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讲战略策略问题时谈到战略领导、策略领导的部分，以及毛主席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一文中“我们的领导责任”部分。
根据这个观点来分析第二点，究竟谁在政治上领导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呢？
我们说，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了关于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一整套的理论、纲领与政策。中国共产党人从1922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就明确分析了中国的国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是领导力量，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1923年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又明确地提出了组织统一战线的方针、建军的原则与方针、北伐战争的战略方针、发展工农运动的方针，这样就使中国革命有明确的方向与道路，也才有蓬蓬勃勃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掀起与革命势力达到长江流域的胜利。所以，我们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在政治上是我们党领导的。就是当时曾作为统一战线政治基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政纲，也是共产党人帮助孙中山起草的。
我们说，中共自成立开始，就做工人运动，组织自己阶级力量的基础，教育自己的阶级，发动了以“二七”斗争为最高潮的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接着就从事组织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推动孙中山先生进步，帮助他改组国民党，使国民党变成四个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把旧三民主义改为新三民主义；在以彭湃为首的广东农民运动和以苏兆征等为首的省港工人运动的发动和支持下，创造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依照苏联建军的经验，并且实际由共产党人主持，创办了黄埔军校、创立了国民革命军；苏联共产党人帮助提出了北伐的战略计划，中国共产党人在北伐战争中起了先锋作用与政治领导作用；汉口、九江租界的收回，上海起义的胜利，各地工农运动的发展，这些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事业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在推动和组织的。应该说，中国共产党是在实际斗争中起领导作用的。
我们说，当时帮助国民党建党，是为了要把它改变成为当时革命的四个阶级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因为共产党是个严格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共产党本身当然不能成为一种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国民党的前身本来就是一个各党派、阶级的联盟。所以根据这个历史原因，当时把国民党改组成为参加革命的四个阶级的组织形式是对的。问题是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真正起领导作用。
我们说，当时中国共产党全党的革命总方向和总的政治路线是对的，实际工作也做得最多。并且已经产生了一些能够正确地按照马列主义办事的布尔什维克领导者，毛泽东就是其中的代表。
但是中国共产党当时终究还是幼年的党，致使有机会主义思想的陈独秀在当时占据了领导机关。陈独秀机会主义者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向资产阶级妥协，放弃许多领导的实权，这是使当时革命遭受到本来可以避免的失败的重要原因。陈独秀放弃领导而使革命遭到失败，正是从反面证明，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使革命走向胜利。
事实上，党内代表正确路线的同志对陈独秀机会主义是不断地有批评与斗争的，陈独秀也几次承认过错误。但是当时由于这种斗争开展得不充分，对他的思想实质没有清算，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到1927年终于发展成为阶级投降主义。不过实际上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也只是1927年上半年的半年时间，而这半年正是当时革命的最紧要关头的半年。陈独秀在紧要关头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的错误，终于致使革命遭受了让人痛心的失败。
总起来说，从“五四”以来的最近30年的中国革命历史一再证明：中国革命只有在中国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情况下，才能胜利。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表现为无产阶级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以至物质力量上对革命的领导。这种领导，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也是在与党内党外各种企图夺取这个领导的力量作斗争中日益发展与加强起来的。在这30年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先走进了思想的领域，“五四”新文化、新思想运动，正是初步的无产阶级思想所领导的。接着就走进政治的领域，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就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明确的政纲，因而在政治方向上领导了中国的革命。同时，也开始在组织上领导中国的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首先组织、领导与教育了自己的阶级——中国工人阶级，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潮。接着，组织了革命统一战线、革命军队、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这个组织的领导继续发展，在1927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就直接领导了自己的军队、根据地和庞大的工农运动。发展到今天，我们终于有了全国规模的思想上的和物质力量上的全面的领导。
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取得，首先要善于团结同盟军，要紧密地团结自己的主要同盟军——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同时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以团结为主的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并且，不放松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其次，要善于坚持自己的领导权，决不让软弱的资产阶级或其他阶级来损害这个领导权，更不能把领导权交给他们，把自己处于从属地位。
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毫不动摇地切实地完全地掌握革命领导权，革命才能大大发展、大大胜利，这是历史一再证明了的，并且不论在党内党外都是如此的。在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掌握了领导权，党与革命事业就要失败、就要后退。在党外，革命领导权叫别的阶级拿去，革命就会走到失败的痛苦的道路上去。我们学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最重要的就是要我们了解这样一个真理：代表无产阶级的毛泽东思想在党内与在中国革命中占领导地位与否，正决定着中国革命的成功还是失败、前进还是后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与胜利的过程，也就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权（经过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日益发展、日益深刻、日益突出，从而取得完全领导的过程。毛泽东的旗帜，是中国人民胜利的旗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
“卢沟桥事变”，这是名震寰宇的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历史事件。大家都知道，它发生在1937年的7月7日。
其实，按照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计划，它应当发生在6月底，甚至更早。
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这个巨大的军事阴谋，早在它爆发的一个多月之前，便已经开始泄露了。1937年5月间，中国共产党北方党已获得了这个侵略行动的确凿证据——一个日本军部特务机关所发出的极机密的紧急军事调查测量计划。从这个计划中所列的调查的内容、范围与期限来判断：估计在6月间，行将有一个重大的军事侵略事件在平、津、唐、保地区爆发。
紧接着，又侦察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更足以证明这一判断的情报：冀东伪组织傀儡汉奸殷汝耕为了准备一种急用，正在通县加紧训练一批特务。
中共把这两个关系民族安危的紧急情报，经由正在从事发动二十九军抗日工作的萧明同志之手，通过工作关系，交给了二十九军司令部参谋处，要他们提出严重的注意和防范。同时，中共也动员群众力量，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
就在6月底的那一天，日寇对阴谋行动作了严密的部署：通县一带日军以“野战演习”为名全部武装驻扎到北平城郊，城内东交民巷日本驻屯军也武装埋伏好；殷汝耕所紧急训练的特务派出一二十人，持手枪潜入城内，化装成北大、师大、燕大等校的学生，准备至深夜12时后鸣枪骚动，制造学生、士兵反日暴动事件，届时，城内外日军闻枪声便可里应外合一齐出动，借口镇压暴动，迅雷不及掩耳地乘机解除二十九军武装，一举而武装攫取平津。日寇以为，把“九一八”袭占沈阳的方法拿到北平来，如法炮制一番，在国民党不抵抗主义政策下，他们便可迅速占领华北，再进而在短期内速战速决灭亡全中国。
但是，这个恶毒的如意算盘没有成功。当天上午，二十九军的便衣侦探在朝阳门附近的一家茶馆中发现了殷汝耕派来的特务的踪迹。傍晚，二十九军司令部接受中共工作关系的建议，悄悄地敏捷地将该批特务全部逮捕，一网打尽。结果，该夜日军在城内城外白白地埋伏了一夜，阴谋落了空。
然而，日寇整个的阴谋计划并没有因此中止。在一星期后的“七七”，就爆发了“卢沟桥事变”。
7月7日，日寇以二十九军冯治安师吉星文团暗害了“野外演习”的两名日军为借口，在卢沟桥畔开炮轰击吉团防地（吉团驻守在卢沟桥北端），声言要搜查吉团兵营，并要冯治安师撤到长辛店。吉星文团官兵悲愤激昂忍无可忍，派出交涉员冒着炮弹威胁，几次据理与日方交涉。日方对自己的无理要求丝毫不肯让步，我交涉员亦代表全体将士意志对日方无理要求严词拒绝。这位交涉员是一个共产党员，东北青年，会一口流利的日本话。日寇从未见过中国有如此强硬坚决、干练精明的外交人员。这次的武力威胁，也不得不出乎日方意料地遭到了失败。
7日夜10时，日寇炮火转烈，企图突然间消灭吉团。吉团士兵也奋然不顾国民党当局不抵抗主义的军令，坚决自卫反击；许多二十九军中的秘密共产党员英勇当先。在日寇猛烈的炮火下，这些英勇战士的鲜血已开始洒流在八年抗日战争的战场上。
战争的第二、三日间，中国士兵壮烈地与日寇在卢沟桥上白刃肉搏。为了阻止日寇的进攻凶焰，他们曾在夜间突出了一股决死的奇兵：四五百人的大刀队，像一阵旋风卷向了卢沟桥西北小树林中的日本兵营，消灭了几百个敌人。这一下，吓得那些趾高气扬的侵略者丧魂失魄，有好些敌人第二天大白天还躲在高粱地里、水沟坑里瑟瑟发抖。
卢沟桥上中国士兵的勇猛抵抗，破坏了日寇兵不血刃“四天灭亡中国”的迷梦。他们不得不等待援军，重新部署进攻；为此目的，他们放出“不扩大主义”、“局部解决”的烟幕，与南京蒋政府、平津当局宋哲元积极进行“谈判”。
以媚日不抵抗著称的南京蒋政府，于9日以“顾全东亚和平”（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为词，答应日寇“双方”撤兵；以急电饬令宋哲元率所部二十九军，克日由平汉线退至保定以南；并命令宋哲元不得与日方单独进行谈判，一切外交谈判统归“中央”。这是蒋介石的“锦囊妙计”，他正是想借用日寇进逼的机会，把既是杂牌军队又有抗日情绪的宋哲元的二十九军“调虎离山”。这样，自己既可以垂手而攫得月入数千万的平津地盘，也便利了自己与日寇的继续妥协。
宋哲元呢？他当然是明白蒋介石的阴谋的，所以当他接获蒋介石命令后，就愤然地说：“要卖国难道我宋哲元不会卖？非要你蒋介石来卖不成！？”他抱定了决不离开平津，要妥协也由自己来与日寇单独妥协的决心。于是他一面发出冠冕堂皇的“与国土共存亡”的宣言，一面从11日开始，接二连三地与日寇进行谋取妥协的谈判。
中国共产党则早在事变发生后的第二日（7月8日）就已向全国通电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对蒋、宋两方为私利矛盾不惜出卖民族永久利益的行径，竭力以团结御侮一致对外的大义进行制止与调解。对南京蒋政府，要其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要其立刻切实援助二十九军。对动摇不定的宋哲元，除了动员平津一带群众用全力来支援二十九军抗日以巩固其信心外，还通过工作关系帮助二十九军提出了与南京“以退为守”的战略方针相反的军事计划，主张实行“以攻为守”的战略方针。
依照这个方针，就是要二十九军趁日寇援军尚未完全开到，目前北平、天津、唐山仅有一两万日军之际，迅速集中优势兵力解除其武装。最低限度可把日军驱逐到滦河的东北，而以滦河为保卫平津的最前线。以此使平津抗战坚持更长的时间，来更进一步发动全国的支援，实现全面抗战。
为顺利执行这个方针，在计划中并要求二十九军立刻实行军事调整，统一指挥；立刻改善官兵关系，加强官兵抗战教育；立刻开放民众爱国运动，肃清奸特等。
这个军事计划，在二十九军高级将领会议上以某将领名义提出来讨论。讨论中发生了争论，张克侠、冯治安、赵登禹等人主张采用这个“以攻为守”的战略方针，张自忠、刘汝明等人则主张采用南京提出的“以退为守”的战略方针，双方争论甚烈。宋哲元呢？他既不愿退又不想攻，在军民的抗日氛围中也不敢干脆投降妥协。最后，他拿起红铅笔来，在地图上一画说：既不“以退为守”，也不“以攻为守”，我们就“以守为守”吧！
宋哲元抛弃了正确方针，而采取了自己的妥协方针。但是既名之曰“以守为守”，却连“守”的起码准备也没有做，以致作为华北重镇的平津，仍然断送在南京的不抵抗和他的动摇妥协中。
7月下旬，日寇大量援军开到，26日，攻占廊坊，向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27日，中国士兵自动与进攻的日寇激战；28日，宋哲元答应日方可派飞机来视察二十九军阵地，并通令所属：日机飞来视察时，不准放枪射击，违令者枪毙。至时，以“视察”为名的日机，大批飞来狂肆轰炸，中国士兵在无戒备中死伤累累，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也被炸死。日军地面部队配合猛攻。宋哲元自知中计，连夜偕秦德纯等偷跑到保定。临走前，怕抗日群众发觉阻拦，由中央社放出了个烟幕弹：“我军收复丰台、廊坊”，来欺弄平津父老与全国人民。
宋哲元逃走后，二十九军士兵们配合当地人民仍然在平津四郊和日寇浴血苦战，尤其是通县、大沽及天津两站、北平西郊等处激战最烈。但是这些英勇的中国士兵却得不着接济和增援，蒋介石派来名为增援的庞炳勋、孙连仲、高桂滋等部数万大军，始终隔岸观火没有北上。士兵们在弹尽援绝、混乱无指挥的情况下死伤惨重。30日晨，平津终于全部陷落了。
这是13年以前历史的片断记述，记录了些我们民族的优秀子孙、人类最伟大的无名英雄们——那些士兵和人民，为着保卫祖国的河山，在卢沟桥上、卢沟桥畔洒流了他们的鲜血的英勇事迹；也记录了些我们民族的败类、人类黑暗的集大成者——国民党反动派，为着一己私利，终于把祖国的河山拱手送敌的丑恶历史。
今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七七”抗战纪念日，我们每个青年的责任便是珍爱我们用鲜血换来的胜利、和平与民主，热爱我们的人民和祖国；便是用努力建设新中国，支援前线，解放台湾、西藏的行动，来争得全国的完全胜利、解放与和平；便是用加强与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和平民主力量的友好合作，用热烈的和平签名运动，来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世界战争挑拨者发动侵略战争的阴谋，保卫世界的持久和平。同志们，让我们把每一份力量，都汇集到“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中去吧！
这篇片断的史料，是作者1946年在张家口从事工人运动时，与萧明（时任张家口市总工会主任）、张存实（时任晋察冀军区联络处处长）等同志话旧的记录，整理后写成。这里述及的，并不是“卢沟桥事变”的全面的情况，并未表现出中共华北党当时活动的全貌，文中所提到的也不是党的主要活动方面。不过，从“卢沟桥事变”本身发展过程来说，却也是其中的一段信史，作为一个片断的史料来看，还有它一定的价值。当兹中国人民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的第一个“七七”纪念之时，特为发表，以飨读者。
中国的八年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是谁领导的呢？在学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过程中，有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在学习中，还没有人认为抗战就是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单独领导的。但是有人说：中国抗战既是国共合作的抗战，那么，应该说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不应该抹杀蒋介石也有一部分的领导作用。
是不是“共同领导”的呢？蒋介石是不是也有领导抗战的作用呢？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抗日战争的阶级本质谈起。
我们知道：抗日战争的爆发，是中日民族矛盾发展的结果。中日民族矛盾的本质，是日本财阀、军阀——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利益和中国全民族生存利益之间的矛盾。因此，中国的抗战，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的抗战。
这里，我们应该弄清楚，民族的主体是什么呢？我们说“民为邦本”，民族的主体是人民大众。而所谓的人民大众，主要是指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劳动人民，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工人、农民，其次是小资产阶级，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赞成民主的开明士绅。抗战当中最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损害、遭受奸淫掳掠的主要是中国劳动人民，抗日最坚决的、同敌人作斗争的主要力量也是工农大众和一切劳动人民。
我们知道，中国全民族性的抗战基本上可以分为两条路线。一条是以民族解放、社会解放（反帝反封建）为目的的人民抗战的路线，也就是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首的人民大众的路线；另一条则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压迫人民的路线，也就是以蒋介石四大家族为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路线。至于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动摇于两者之间，没有自己的整套路线及政策。
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战中本来有两派，除以蒋介石为首的这一伙以外，还有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这一派大都已明目张胆地当了汉奸，本文就不再谈。以蒋介石四大家族为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是看哪一个帝国主义出的价格高，就卖给哪一个帝国主义。当时日本的军队已经直接打击到上海、南京的蒋家统治中心了，蒋介石看来这一家的买卖做不妥，主要是要卖给英美。从英美帝国主义与四大家族的利益出发，与日本帝国主义有了一定的矛盾，所以留在抗战营垒当中。按照阶级观点来分析，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并不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他们根本是反人民的。如果我们不从形式上是谁掌握了中央的政治权力来看问题，而从分析他们的阶级立场、出发点和他们在抗战当中的实际作用来看问题，那么，我们就会很清楚地看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可能是我们人民大众的民族抗战的领导者。
因此，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当中，这个全民族统一战线的人民抗战的领导者的责任，就不能不落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肩膀上。上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人民路线和无产阶级的人民路线，这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在整个抗战的历史当中。
在八年抗战中，由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思想的正确领导，坚决执行了独立自主的人民抗战的路线，提高了无产阶级的觉悟与组织程度，提高了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觉悟与组织程度，争取和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士绅；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正确口号；对大资产阶级的一面留在抗日阵营中一面反共反人民的两面性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即一方面争取他们抗日，一方面对他们的反共反人民路线进行坚决的斗争，阻止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阴谋。这个相当长时间的斗争过程，就使力量的对比，从大资产阶级占优势，逐渐向无产阶级占优势发展，因而保证了抗战的坚持和胜利。这就是抗战中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发挥。
为了具体说明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是怎样实现它对于中国人民抗战的政治领导的，我们还可以从下面三点来叙述，并和大资产阶级在抗战中的措施作一个对比说明：
第一，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正确的抗战方针、纲领与政策。
中国共产党人以毛泽东为代表，从争取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抗战目的出发，在抗战过程当中，公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先后指出了中国抗战是持久战与人民战争的思想方针；驳斥了“亡国论”与“速胜论”，指出最后胜利是中国的；预见战争的发展将经过战略上的退却、相持、反攻三个阶段；指出抗战的结果是建立新民主主义新中国。而且，就在抗战过程中，在抗日解放区，即开始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总之，在政治上给全国人民指出一整套的明确的抗战方针、纲领、道路、前途与具体政策，使全国人民有所遵循，有了胜利的信心。
我们再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他们的抗战目的，原来是从保卫英美帝国主义与四大家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出发，只想用中国当时的力量，给日本帝国主义的独占行动以一定的打击，以便在比较高一点的价格下和日本妥协。并企图在抗战中“借刀杀人”，利用日寇来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力和一切不是蒋介石嫡系的所谓“杂牌军队”。这样，他们在政治上就根本预见不到，也不可能对抗战提出正确的方针、办法与前途。他们在七七事变前是“亡国论”者，到七七事变后基本上转变成“速胜论”者，希望很快就通过英美的压力与日本讲和，结束战争。这种速胜思想碰壁时，则又转成悲观动摇的“亡国论”。蒋介石一面高唱“长期抗战”，一面又不断与日本接洽投降，勾勾搭搭；他们的抗战办法是压迫人民、压制民主；他们指出的抗战前途是像蒋介石在他的臭名远扬的《中国之命运》里所描画的，要恢复“有清一代”的建国规模，要中国人民做四大家族的永世奴隶，实现法西斯统治。当时大后方蒋管区的黑暗、腐败、罪恶，大家不是都已知道得很多了吗？当然他们也会通过一些“漂亮”的决议和纲领，但这些东西本身就空洞和杂乱得很，而且在实际中不是等于空文，就是和所做的事实正相反的东西，这也是大家知道的。
第二，中国共产党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以后就提出了在三个条件（停止进攻苏区、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武装民众）下愿与国民党中愿意同我们合作抗日的部分订立抗日协定的政策。到1935年发表《八一宣言》时，就把它提高到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到1936年双十二“西安事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对“西安事变”采取了和平解决的方针。有人问：西安事变时为什么不杀蒋介石呢？这是因为当时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扩大内战的可能——如果杀了蒋介石，蒋介石手下的实力根据当时情况就会被亲日派汪精卫、何应钦等拿去，这样就会扩大中国内战；另一种是停止内战、实现抗战的可能——如果不杀蒋介石，压迫蒋介石答应团结抗日，那么就可以争取蒋介石手下的实力到抗日战场上来，这样，对于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对于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是有利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西安事变”以后，开始改变了他们过去十年的反革命内战和对外不抵抗政策，向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的方向转变，开始接受我们的，即全国人民迫切要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是我们组织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
有人说，共产党既然知道国民党反动派不好，为什么还要和他们合作？我们说，在抗战时期，我们当前的最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甚至是暂时的不可靠的力量来反对这个主要的敌人。欧美派大资产阶级同日本帝国主义是有一定矛盾的，无产阶级应该善于利用这种矛盾，争取欧美派大资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样可以更加孤立敌人，减少人民的困难。事实证明，我们争取了以蒋介石为首的这部分实力在抗战初期跟日本帝国主义打了一下，后来即使他们不积极抗日，也压迫他们使他们不能投降，这样对减少人民抗战的困难还是有利的。不错，蒋介石是不好，是反动派，他们始终是反人民的，我们并没有忘记，就好像他们也并不忘记反对我们一样。但是，如上所述，站在人民的立场，我们争取蒋介石集团抗日，与他讲统一战线，完全是对人民有利的、正确的，蒋介石集团如果没有被我们争取到抗日战场上来，而是跟汪精卫一样很早投降了日本，当然要增加人民抗战的困难。
有的青年同志问道：“那么，蒋介石集团那时如果投降了日本，就是说，抗战中如果缺少了蒋介石的力量，中国抗战还能不能坚持，能不能胜利呢？”我们说，蒋介石集团即使在抗战中投降了敌人，中国人民抗战也是能坚持到胜利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是继续存在的，正像毛主席在皖南事变时所说：“若问中国的前途如何，那是很明显的。日寇和亲日派的计划即使实现，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时局不论如何黑暗，不论将来尚须经历何种艰难道路和在此道路上须付何等代价（皖南新四军部队就是代价的一部分），日寇和亲日派总是要失败的。”而且蒋介石集团的作用，在抗战初期与后期是不同的。在初期，他们打了一下，对抗战起了一定的作用；在后期，他们实际上成了抗战的障碍，起了抗战的绊脚石的作用。所以抗战后期，甚至日本帝国主义也默许蒋介石的存在，国民党战场上的战争是冻结了的，以使蒋管区可以起镇压欺骗中国人民的作用，成为中国人民的囚笼，使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不能在那里大大发展。
蒋介石集团为什么终于没有投降呢？我们说，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力的壮大和解放区战场的坚持抗战，蒋介石集团在英美的远东慕尼黑阴谋的指使下，早就投降了。由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壮大，由于人民觉悟的提高，他们如果公开妥协投降，自己内部就要瓦解。所以，他要继续打着抗战的招牌，实际上不打日本帝国主义，而是集中力量反共反人民。他们的算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机取巧，如果日寇胜利，他们将来就与日寇讲和，最后共同消灭人民武力；如果英美胜利，就与美国帝国主义勾结，在日寇失败后，集中力量打内战，消灭人民武力。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对这种破坏抗战、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采取了坚持斗争的革命政策，打退了蒋介石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使中国抗战的局面得以坚持，使抗战中解放区人民力量得以发动起来，和蒋管区一切爱国民主力量实行广泛的团结，牢固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孤立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形成对日反攻的前提条件。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始终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第三，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领导还表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坚持了解放区战场的抗战，人民的军队成为抗战与反攻的主力。
我们知道，抗战的发展阶段是按照毛泽东所预见的道路走的，就是说，经过敌人的进攻阶段、敌我的相持阶段、我们的反攻阶段这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37年的“七七”抗战到1938年10月的广州、武汉失守。在这个阶段当中，在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与支援战争、国民党军队下层士兵与爱国军官爱国热情高涨的情况下，在正面国民党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和地方系军队曾有过不少次英勇的抵抗，像卢沟桥的抗战，上海的抗战，台儿庄的抗战，特别是苏联的航空员和飞机与日本飞机进行了激烈的空战。但是，这些中国士兵的英勇，绝不能写到国民党四大家族的账上。国民党战场是在反人民路线指导下的，因此，士兵虽然英勇，那里的战争，终于还是悲惨地失败了。譬如武汉失守后，他们对于武汉周围几千平方里的广大农村、小市镇，就完全抛弃不管了，一直跑到重庆。在第一阶段的15个月当中，国民党战场丢掉了华北、华中、华南广大的土地。
可是，就在这个战略退却阶段当中，却有着前进的积极的因素，就是我们伟大的人民军队向敌后挺进，平型关一战振奋了抗战的人心。人民武力当时数量虽然小，但是质量很高，一旦和敌后广大的人民结合起来，就迅速地壮大了自己，发动了人民，创造了敌后解放区。敌后解放区的建立就好像一把刺刀插在敌人的心脏上，使敌人在占领广州、武汉以后，不得不回师敌后，“扫荡”敌后战场，停止了对正面国民党战场的进攻，这样便出现了抗战的相持阶段。没有敌后解放区战场的创造和坚持，相持阶段的出现是不能想象的。
第二阶段，也就是抗战的相持阶段，一共有7年之久，从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到1945年8月9日毛主席声明抗战反攻阶段到来。国民党战场在相持阶段7年当中，是采取“观战政策”，对日寇并没有进行什么严重的打击，而且继续丢掉许多地方，像沙市、宜昌的失守，浙赣路沿线的崩溃，1944年在日寇一次重新进攻下，一直丢到贵州独山。从黑龙江退到卢沟桥，从卢沟桥退到贵州独山，这难道不是国民党政府所做的事实吗？他们所吹嘘的几次所谓“湘北大捷”，只是日寇的局部的进退，并不是国民党战场的什么反攻，基本上，国民党战场上的战争是呈现着一种胶着状态的。蒋介石拿他装备最好的军队像胡宗南部队，来包围人民抗日堡垒陕甘宁边区；发动三次反共高潮，进行反人民内战；指使庞炳勋、孙殿英等五六十万军队投降敌人，即所谓“曲线救国”，与日寇一同对敌后解放区抗日军民进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总之，他们在相持阶段7年当中是打着抗战的招牌，养精蓄锐，进行着和等待着进行反人民内战。
相持阶段的主要战争，是敌人与解放区之间进行长期的反复的最残酷的战争。所谓相持阶段，实际上就是解放区与敌人的相持。解放区军民在相持阶段7年当中，基本上抗击了侵华敌伪军的六分之五，就是敌人华北派遣军司令部1943年报道战果也说和中共的作战占全部作战的百分之七十五。这说明了究竟谁是抗战军事的主力。
解放区战场经过1941年、1942年最艰苦最残酷的斗争的锻炼，从1943年以后，就向敌人开始了局部的反攻，扩大解放区，控制了除了敌占的大城市和铁路交通线以外的广大地区和中国大部分的海岸线，使解放区成为准备进行大反攻的最主要的战略基地。人民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成为坚持抗战和对日反攻的主力。中国民族抗战这样伟大的事迹，是中国人民用鲜血来写的。究竟谁是真正坚决抗战、是抗战的主力，谁是消极抗战、采取“观战政策”，反动派是不能够一手遮天，长期蒙蔽历史真相的。
国民党反动派歪曲历史，诬蔑人民，一方面把人民流血抗战的功劳写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一方面诬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解放区战场艰苦的流血抗战是所谓“游而不击”，是所谓“消极抗日”，这完全是颠倒黑白的说法。大家不必走远，只要询问一下北京、天津周围200里内老解放区农村的抗日人民，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在八年抗战当中，和人民军队在一起，做了如何生动的艰苦的斗争。
最后，关于抗战反攻阶段的问题，毛主席早就指出，抗战反攻阶段到来，要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时间可能会是短的。事实正是这样。由于苏联的对日出兵，打败了日寇陆军的主力——关东军；摧毁了日本前临太平洋、后倚中国大陆特别是中国东北，有利于负隅顽抗的战略态势；解放了日本最主要的战略基地——中国东北，迫使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最后投降。只在苏联对日宣战以后，毛主席才在1945年8月9日宣布抗日战争反攻阶段的到来。到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就正式宣布了投降。因为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想抢占人民的胜利果实，勾结敌伪不向人民投降，所以人民的每一个胜利都是经过自己的反攻战争，拿自己的鲜血去换来的。否认抗战有反攻阶段是错误的。
总之，根据上面我们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当中所起的领导作用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知道，究竟谁领导了抗战，蒋介石是不是起了领导抗战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