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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史教学，大家提出不少问题，有不少是关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些历史情况问题。我作一点介绍，供参考指正。题目就是《从八七会议到遵义会议的若干历史情况》。我不是全面地叙述这段历史，也不着重讲理论方面，而是根据看到的、访问到的材料，稍加整理，讲点有关的情况，主要供教员同志参考。不一定准确，讲错了的地方，请同志们更正。
首先，谈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建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转向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从党的领导机构来说，是建立了一个临时中央政治局。1927年7月上旬，共产国际发来指示，将陈独秀免职，陈独秀当时也领导不下去了，共产国际指示改组中央领导机关。由鲍罗廷主持，在汉口召开了一个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没有让陈独秀参加，把陈独秀隐蔽在一家文具店里，这是党的一个秘密机关。这时陈独秀也向中央提出了辞职。这次会议，根据国际指示，由瞿秋白负责，代替陈独秀的工作。因为瞿秋白在五大时写过《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等文章，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比较明确，比较有系统。临时中央由瞿秋白、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蔡和森、张太雷这几个人参加。
7月12日，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开始捕捉共产党人。7月13日，临时党中央发表了宣言，声明退出国民政府，痛斥汪精卫集团继蒋介石集团之后叛变革命。不久，宋庆龄也发表声明，痛斥汪精卫集团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背叛革命。
7月10日至13日，临时中央一连开了几天会，主要决定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决定在张发奎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发动军事暴动，地点在九江、南昌一带。因为在第二方面军中，我党能掌握的有叶挺为副军长的十一军和贺龙为军长的二十军，当时正东征到九江、南昌一带。这就是后来的南昌起义。
第二件是决定四省秋收暴动，就是在我党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举行秋收暴动。
第三件是决定召开一个中央的紧急会议，就是后来的八七会议。
7月13日，党中央关于共产党退出国民政府宣言发表以后，瞿秋白就跟鲍罗廷上了庐山，去商议党的今后方针，也就是筹备中央紧急会议去了。蔡和森同志有病请假。所以，从“七一五”武汉汪精卫集团分共到7月20日这一段，在汉口的党中央迁到武昌，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按当时的排列，就是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所以，八七会议文件和六大上瞿秋白的报告等历史文件都提到“五人临时中央政治局”，是指这五个人临时主持了一段工作。
对于八一起义，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同志担任前委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为前委委员。7月16日以后，派了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谭平山等到九江去了解情况，做准备工作。7月20日，周恩来同志自武昌动身，到九江后开了会，决定在南昌起义。7月中旬，周恩来同志到了南昌，与朱德、叶挺等同志策划起义。这时，大约7月23日的样子，共产国际新代表罗明纳兹（格鲁吉亚人）到了汉口，瞿秋白也从庐山回汉口。7月26日，共产国际有电报给武汉临时中央，说“暴动有把握，就进行，没有把握就不进行”，并没有一定叫停止起义。罗明纳兹和临时中央留在汉口的几个人开会，决定派张国焘到南昌去送信，但并没有派他去停止暴动。张国焘到九江、南昌，主张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才能起义。张发奎是亲汪精卫的，联合张发奎起义是不可能的。张国焘这个思想还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继续，被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等同志坚决顶了回去。周恩来同志当时只有29岁，领导了3万人的伟大起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伟大革命气魄和高度组织才能。张国焘前些年在香港写的回忆录叫《我的回忆》，把事情歪曲成为共产国际叫他去停止暴动，是不符合事实的。
八一起义之后，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会议的地点，现在已建了个纪念馆。过去，八七会议文件，写了个“于九江”，这是为了迷惑敌人，并不是真在九江。就像六届三中全会是在上海开的，文件上写了个“于庐山”，也是为了迷惑敌人。所以，我们看历史文献、历史档案，也要有鉴别，要和当事人的回忆结合起来看。八七会议是一个中央紧急会议，由瞿秋白主持，由李维汉担任开会的主席，国际代表是罗明纳兹。由于是个紧急会议，北方区没有来人，主要到会的是两湖和武汉的同志。毛泽东、李维汉、张太雷、任弼时、蔡和森、罗亦农和陆定一等都参加了。邓小平同志是秘书长。会议只开了一天。通过了一个《告全党党员书》，这个文件是罗明纳兹听了汇报以后起草的，由瞿秋白翻译成中文，在会上通过。毛泽东在会上讲了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实行土地革命的正确意见。大会也这样做了。毛泽东讲，我们参加到国民党里去，是要做主人，不是去做客人。国民党好像是一所房子，我们是搬进去做主人，不是替别人抬轿子，过去这个问题认识上没有解决，所以犯了右倾机会主义，放弃了领导权。
《告全党党员书》中关于“湖南十万农军包围了长沙”问题，与事实有些出入。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5月21日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后，长沙我党机关工农组织受到了袭击，湖南省委夏曦、郭亮跑到武汉向中央请示，省委一时没有人负责。省农协秘书长柳直荀跑到株洲，打电话给各个县农民协会，动员农军到长沙会师。浏阳中心县委书记潘心源同志领着浏阳、平江农军几百人，有几百支枪和一些梭镖队、宣传队来进攻长沙，路上遇见由武汉来湘的李维汉同志。李维汉同志讲：“长沙许克祥有武装三千人，你们农民自卫军几百人进攻长沙怕不行，中央已决定派谭平山等一个考察团到长沙来处理，你们是不是等他们来，等等中央的指示。”这样，潘心源带平、浏农军退回去了。这就是“静候中央解决”的情况。当时其他地方出发的农军，例如湘潭集中了不少农军，半路闻知，也陆续退回去了。当时陈独秀反对打长沙，共产国际代表也不要陈独秀打长沙，李维汉同志执行了他们的命令。当时如果把各地农军在平、浏一带集合，再部署打长沙，就对了，单纯地要他们退回去，等候中央解决，这是不对的，失去了时机。但也不是十万农军已经包围了长沙，中央再下令叫退回去的。这件事当时潘心源、柳直荀等同志向中央都有报告。
马日事变后，鲍罗廷和陈独秀中央想采用自上而下的和平办法解决。因为许克祥是唐生智的部下，是何键三十五军的三十三团团长，所以陈独秀找汪精卫、唐生智商定，用武汉国民政府的名义，派一个考察团去解决。由谭平山、鲍罗廷，加唐生智的两个代表和国民政府的一个代表共五个人组成。到了岳阳，打电话给湖南省政府主席周澜联系，周澜回电报说“请你们不要来”。周澜也是唐生智部下，电报措辞极不礼貌。鲍罗廷、谭平山等也知道是唐生智授意的，即使去到长沙，也解决不了问题，只好返回武汉了。这是一次软弱无能的机会主义的失败。
毛泽东主张发动群众自下而上进行斗争，请求回湖南去处理。陈独秀同意了，派毛泽东去主持省委工作。毛泽东去了十多天，积极组织群众，陈独秀不放心，又把毛泽东调回来了。
7月初，由于武汉环境日益险恶，中央决定一些知名的领导干部离开武汉，分散到外地。陈独秀决定派毛泽东到四川去工作，毛泽东坚持回湖南。毛泽东回湖南，认识他的人多，回去是很危险的。但是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回湖南。7月中旬，武汉改组后的新的党中央派毛泽东、罗章龙二人以中央委员身份去指导湖南省委工作。他们到长沙郊区赵家坪办公。省委还有夏明翰（就是写“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夏明翰烈士）、易礼容（他还活着）、滕代远、王一飞、罗学瓒、林蔚等人。
毛泽东到湖南后，领导省委，派人恢复平浏、株洲、湘南的衡阳等地的工作。
八七会议前，中央来通知叫湖南省委派人参加中央紧急会议，省委推举毛泽东、彭公达前去参加。
毛泽东参加八七会议回来后，召开沈家大屋省委扩大会，传达八七会议的精神，改组省委，由彭公达负责。决定举行湖南秋收起义。关于这次省委会议，彭公达同志向中央有一个报告。会上也有争论，有的同志主张全省起义，有的同志主张在湘南起义，而毛泽东主张在湘东、湘赣边起义，最后大家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里应外合，夺取长沙，由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发动湘东的平浏、安源、株洲一带工农武装进攻长沙；由罗章龙在长沙组织一个行动委员会，组织长沙城内外的工人武装和农民武装，破坏武长铁路的交通，炸毁铁路桥梁。约定在9月中旬，毛泽东带队伍打到离长沙40华里的黄花市的时候，城内外工农武装就发动起义，响应配合拿下长沙。
但是，到了9月中旬，毛泽东带领的秋收起义队伍在平浏一带遭到挫折，毛泽东把失败后的队伍集中到文家市，派人送信到长沙给省委，说起义军队受挫折决定不到长沙来了，长沙武装起义的工作可以停止。这样，毛泽东就带队伍到罗霄山脉中段去开辟农村根据地了。后来十一月扩大会议，罗明纳兹和瞿秋白把毛泽东这次正确的退却、建立井冈山根据地，批判为“退却逃跑”，说他专凭枪杆子，撤销了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
十一月扩大会议，是在上海英租界沪西区静安寺路开的。瞿秋白、张太雷等主持，国际代表是罗明纳兹，到会有八七会议选的政治局委员和五大选的中委，共三四十人。罗明纳兹作了政治报告，瞿秋白作补充报告，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认为中国革命性质是不断革命，要超越民主革命阶段，转向社会主义阶段；认为中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全国都有直接革命形势；认为党的任务是组织城市工人暴动和乡村农民暴动。这就开始了第一次“左”倾路线。
在组织上，对十一月扩大会议，要一分为二。好的方面，是恢复和建立了中央的各个部委，因为“七一五”武汉失败后，中央各部委散掉了，这时又恢复起来。恢复了中央工委（罗章龙负责）、中央农委（彭湃负责）、中央军委（周恩来负责）。谭平山没有参加，他活动组织农工民主党，因而开除了他。另外，十一月扩大会议在组织上错的方面，就是实行惩办主义，对领导起义失败的同志，都用惩罚政策，给了处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都受了处分。
接着，12月发生广州起义。因为占据广州的张发奎的主力那时离开广州，同李济深打仗。广州城内是留下叶剑英为团长的一个教导团守卫，有主力一千四百多人，内有二百人左右的一个党支部及团员，城内还有两三千人的秘密的赤色工人纠察队。张太雷等同志认为，可以有把握起义拿下广州。由张太雷领导，叶挺、叶剑英、聂荣臻、贺昌、陈郁、邓发、周文雍等领导了起义。但是张发奎很快地反扑过来，加上帝国主义的炮舰在珠江轰击，起义军没有及时撤出，遭到了失败。后来，只有一部分队伍到了海陆丰根据地。对这个起义，也要一分为二。从主要方面说，利用敌人兵力空虚，起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斗争是非常英勇、可歌可泣的，打开了监狱，解放被捕同志，缴获了大量物资，拉起了一支起义队伍，大方向是对的。但是另一方面，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张太雷、国际代表罗易曼没有考虑到起义胜利后根据力量对比是不能久占广州城的，应迅速撤离广州，到海陆丰去，特别是应该到五华、兴宁、梅县一带粤北山地去，到那一带开辟粤北闽西根据地。当时叶挺、叶剑英主张撤出，罗易曼、张太雷不听，张太雷很快牺牲了。周恩来发动南昌起义时就决定撤出南昌，张太雷没有周恩来高明，更没有毛泽东的建立农村根据地思想，结果失败了。
接着是1928年2月的湘南起义。由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为主力，配合湘南特委起义。朱德的部队叫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宜章农军叫第二师，郴县农军叫第七师，师长邓允庭。湘南七个县农民起义，宜章、郴县、永兴、资兴、耒阳，加上安仁大部分，桂阳一部分，有数十万人参加起义。但湘南特委执行烧杀政策，郴县、耒阳县城被破坏。特委书记陈佐魁、特委宣传部长周鲁（即批评毛泽东烧杀太少的那个人）、共青团书记席克思，都执行“左”倾路线，也都牺牲了；郴县县委书记夏明震（夏明翰的弟弟）被杀。敌人范石生、何键、许克祥等南北夹击。朱德早已派毛泽覃上井冈山同毛泽东联系上了。毛泽东带兵接朱德同志部队撤退，上了井冈山。朱德有全副武装的主力两三千人，加农军有七八千人，大大增强了井冈山根据地力量（农军后来大部分回去了）。朱德主力撤退后，敌人在湘南残酷报复，在耒阳杀了一万多人，在永兴杀了三千多人。
1928年4月，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由于共产国际的纠正和国内同志的抵制而停止了。共产国际5月里指示中国党到莫斯科去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让各省各地区选派有代表性的工、农、干部党员参加。六大是在莫斯科郊区的一个大农庄（原来是沙皇贵族的庄园）里召开的。到会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一百多名，在莫斯科学习的同志们列席，还有兄弟党代表如德国的台尔曼等同志参加。参加大会的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五大选出的中央委员，较大的代表团有广东代表团（苏兆征带队）、北方代表团（王仲一带队）、武汉代表团（项英带队）、湖南代表团（罗章龙带队），还有江苏、安徽等省代表团。大会通知陈独秀到会，但他闹情绪，满腹牢骚，拒绝参加。
会议由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指导，东方部负责人米夫具体指导。布哈林作了政治报告，会议进行了两三个星期。有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大会通过决议案，正确确定了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党的十大纲领，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瞿秋白的临时中央的盲动主义。瞿秋白认为革命是高潮，受了批判，他承认了错误。张国焘在大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大家批判他追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如错误地处理三二〇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等。布哈林说，“看你身体是个大个子，可是你在政治上却是个小孩子”，批评他许多事情没有处理好。
大会经各个代表团酝酿后，提出了比当选人数多一倍的候选名单，无记名投票，选出了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这是符合党的选举法的（不能搞等额选举，等额选举是不民主的）。
布哈林片面强调工人成分，有唯成分论的倾向。因此选举了一些工人出身但觉悟不高的人当选中央委员，尤其是阶级觉悟并不高的向忠发（武汉船工）当了政治局委员，这是不好的。因为他政治上不成熟，觉悟不高，生活品德也不好。但也选了许多好同志，选周恩来同志等为常委，毛泽东未到会，也被选为中央委员。
六届一中全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当天晚上斯大林亲临作了重要讲话。指出革命在两个高潮之间，他画了M形，说工作做得好，高潮就会到来，给大家很大鼓舞。他要大家好好学习，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一中全会选了向忠发为总书记，这是个不光荣的总书记，后来叛变了又被杀。李立三为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周恩来为常委兼组织部长、军事部长。把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等留下来，担任驻国际的中共代表团的工作。
六大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六大以后，代表们回国传达，党的精神面貌很振奋，工作也有发展。但六大以后，还存在“左”的倾向，就是在强敌占了城市后的新情况下，照抄俄国经验，对于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没有解决。城市工作中，是发动斗争为中心，还是积蓄革命力量为中心，也没有解决。当时不要统一战线，不区分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资方一律斗争，对黄色的工会也斗争。搞关门主义，对高级知识分子也排斥。
1930年4月，周恩来同志到莫斯科去汇报工作并参加俄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去了，李立三掌握了实权；向忠发是挂名的，水平低，没有主意。这时，发生了立三路线，即第二次“左”倾路线。1930年6月，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一个《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立三路线的表现有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对形势的估计，认为是新的高潮，可以发展到全国直接革命形势，由一省数省包括中心城市的首先胜利，达到全国革命的总爆发。由全国革命总爆发，引起世界革命总爆发，从而取得中国革命胜利，这被称为半托洛茨基主义观点。当时有利的历史环境是蒋、阎、冯新军阀中原大战，各根据地和红军有相当发展，红军有六七万人；国统区党的工作逐渐恢复，党员也恢复发展到六七万人。城市大工厂有了些赤色工会；有的农村有了党支部，组织抗租抗税斗争；在反动军队中建立了党的一些工作，有士兵哗变等现象。李立三认为全国革命形势像布满了干柴，一点即燃。
第二，制订了全国武装暴动计划，准备全国暴动，武装起义，夺取上海、南京、武汉。同时要求各根据地红军配合攻打中心城市，命令彭德怀的三军团攻打长沙，毛泽东的一军团攻打南昌，方志敏率红十军攻打九江，贺龙率红二军团从湘鄂西打武汉，徐向前、许继慎率红四军团从鄂豫皖打武汉，然后“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取得全国革命胜利，引起世界革命总爆发。
第三，把党、团、工会组织合并起来，成立总行动委员会，有江南、华南、北方、武汉等几个行动委员会。江南行委是李立三作书记，李维汉为组织部长，陈云管外线；华南行委是李富春负责；北方行委是贺昌负责，还有关向应；武汉行委是任弼时负责。江南行委包括江苏、浙江、安徽三省。
上海首先发动电车工人罢工，结果一部分工人罢工，一部分工人被黄色工会把持没有罢工，“和记”蛋厂等工厂的党组织被破坏。上海郊区南通、海门、如皋、泰兴等几个县，从1928年5月起，就有游击战争，特委书记是刘瑞龙同志。1929年冬，中央派李超时、黄火青、张爱萍等几位军事干部去建立红十四军。1930年6月，红军主力发展到一千多人。八九月，立三路线命令只有一千余人的红十四军“攻打南通，截断长江，攻进上海、南京”，9月初，与一万多优势敌人打硬仗而受了重大损失。安徽是李立三亲自去发动，也没有搞起来。南京我党只有一个支部，掌握国民党很小一部分军事力量，派全国总工会一个委员去发动暴动。立三说，南京暴动的胜利就像是把蒋介石的头砍下来一样，结果这个支部和一点军事力量都损失了。
在白区首先起来反对立三路线的是恽代英，他是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因为反立三路线，被降为上海沪西区委书记，并要他到街上去撒传单，结果被抄靶子的巡捕逮捕。他把脸抓破，假称姓王，敌人没有识出他，关在上海狱中。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供出了他。蒋介石诱降无效，恽代英同志在南京雨花台英勇牺牲了。
何孟雄也是首先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很坚决，他向中央连写了好几封信，反对立三路线。1930年9月8日他写的政治意见书，今天看来也是很正确的。他认为立三路线脱离群众不切实际，是泛暴动主义。他是江苏省委书记，后是上海沪中区委书记，他被批斗，降级为江苏省委的干事。支持何孟雄同志的有李求实、林育南等同志。
罗章龙是全国总工会党团的书记，也同何孟雄联合反立三路线。铁总的史文彬同志、海总的陈郁同志、纺总的张金保同志等都支持了。
当时，周恩来同志不在，到莫斯科开会去了。李维汉同志曾建议立三把6月11日决议请周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请示一下。李立三很骄傲，说等胜利后再向共产国际说话。在中国的国际代表是两个德国人，反对立三的计划，但不起作用。在苏区既遵守纪律又抵制立三路线的首先是毛泽东。毛泽东没有硬打南昌，而打外围，扩大了苏区。7月下旬，彭德怀同志率第三军团打下了长沙，选立三为湖南省苏维埃主席，李立三更骄傲起来。何键反攻，三军团退出长沙。李立三要毛泽东带一军团再次打长沙，提出打下长沙、武汉过中秋节的计划。一、三军团在浏阳会合，组成一方面军再攻长沙，从8月打到9月，彭德怀用火牛阵，棺材装炸药炸城都未攻下。毛泽东说服了中央代表周以粟，打下了吉安。进到袁水流域开罗坊会议，说服三军团干部和彭德怀同志不打九江，并决定采用诱敌深入方针，准备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各苏区红军也未攻下中心城市；红七军离开广西，到了中央根据地。
1930年9月，共产国际派中共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和周恩来同志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9月下旬在上海召开了三中全会。当时，共产国际也只认为李立三是策略错误。瞿秋白主持三中全会也是这个调子。周恩来的少山报告，对基本问题的分析是对的，制止了李立三这一套做法。接着，李立三被调到莫斯科去学习。1930年12月20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党中央又发了九十六号通告，指出李立三是路线错误，不只是策略错误，反对调和主义。这时，也取消了对何孟雄同志的处分，取消了给他戴的内奸、工贼、暗探、取消派等帽子。1930年冬，共产国际派了东方部部长米夫到中国来做代表。他提出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犯了调和错误，领导机关不行，建议召开四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机关。米夫本来兼任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长，1929年他在中山大学搞了个反托派扩大化，他拉拢王明等把一千多同学打成托派或托派嫌疑、调和派等。中山大学办不下去，王明等由米夫派回中国，米夫有意扶植亲信王明来夺权，王明就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反对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旗号，要求召开四中全会。
王明是1929年冬回国的。回国后，他自以为有靠山，有来头，不服从组织分配。李立三认为他没有工作经验，应该分配到基层锻炼。由全国总工会分配他到浦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当支部书记。他去了几天，害怕白色恐怖，提出不愿在基层工作，回到全总办公室工作，又不想干，说要做理论宣传工作，又被分配到宣传部，后来当了《红旗日报》的记者。他抄了些斯大林语录，写了本《两条路线》，这是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加本本主义的产物。他在党内散布流言蜚语，说中国党的领导人，没有理论，而列宁说：“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革命行动”，过去的一些革命，都是机会主义，不是真正的革命行动，现在他们这些懂得革命理论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回国了，中国革命要由他们来领导，才能掌握中国党的命运，才能贯彻共产国际的国际路线。他认为立三路线不是“左”而是右；说中国党从陈独秀开始，都是右倾机会主义，他污蔑毛泽东为代表的同志在农村搞的红军、苏区，不是真正的红军、苏区，土地革命是富农路线；说要革命就要开展反右斗争。他发明了一种谬论，说立三路线是“左”倾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消极。所以，在党史上把“左”倾错误和右倾混淆起来，把极左说成是右，只准反右不准反极左这个诡辩理论的发明权在王明；姚文元批林彪的右，不过是抄袭王明的谬论，拾王明的牙慧而已。
1931年1月7日，召开四中全会。这个会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一手操纵的，是临时通知突然召开的。米夫主持会议，他先作报告，强调要彻底改造党的领导机构，反对调和主义的以瞿秋白为首的三中全会新中央，并推荐王明、博古、张闻天、沈泽民等几个人担任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米夫说，这是国际的决定，请大家通过。米夫以为用共产国际的名义问题不大，但会上大部分同志不赞成王明当政治局委员，包括六大选出的大部分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海总、铁总的同志，江苏省委等白区地方组织的代表，及参加四中全会的苏区代表（1930年5月1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苏维埃准备会，简称苏准会，即毛泽东、贺龙、方志敏等派来的人，有38个正式代表，二三十个工作人员。苏准会代表三十多人都不同意米夫提名王明为政治局委员，集体退席）。何孟雄、罗章龙等都作了长篇发言反对王明当选。全场争论起来，意见不能统一，最后由米夫裁决，宣布新中央成立，通过王明等人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米夫把新参加会的王明、博古、沈泽民、夏曦、康生等赞成票，算正式票，别的老中央委员合法的反对票不算数。这样，非中央委员的王明，当上了政治局委员、常委，康生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长。张闻天、沈泽民当了中央正、副宣传部长，博古当了少共中央书记，杨尚昆负责工运。
过了几天，1月13日的样子，米夫由于多数人反对，心里不踏实，又召集四中全会上不同意王明当选的同志二三十人，开了个会。会场布置在上海英租界沪西的一个花园洋房里，据一些同志回忆叫“花园会议”。米夫又亲自主持会，还有两个国际代表和翻译参加。米夫说，你们对国际推举王明任政治局委员想不通，但王明是马列理论水平很高的布尔什维克，你们要信任他的领导，中国党才能实行新的路线。他说国际指示是绝对正确的，四中全会是体现国际路线的。并且说，虽然反对四中全会的同志占多数，但形式的多数不算多数。但在这个会上，六大的一些老中央委员和干部发言，仍然认为四中全会不符合党章党纪，认为少数人赞成是不合法的；王明脱离实际，没有工作经验，不能领导，不同意王明等当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主张召开七大或中央紧急会议。大家还是抵制、争论，会开不下去。米夫等很恼火，最后由国际代表当场宣布，你们这些人反对四中全会，就是反党、反国际，应该受处分，一律开除。花园会议后，临时中央口头宣布开除了罗章龙、何孟雄等人的党籍。后来因何孟雄等在1月17日被捕了，没有做出决议。
于是这些被开除的人，一面写信向共产国际告状，一面拒不交出组织，搞分裂，继续在全国总工会机关和江苏省委等单位工作，并暂时成立了临时性的机构，叫“非常委员会”，由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罗章龙等担任常委。他们写了个文件叫《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送交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并在他们控制的基层口头传达。后来王明抓住这一点，说这个报告大纲是用传单方式向敌人告密。
1月17日，罗章龙等全国总工会系统一些人和何孟雄等江苏省委一些人，分两个会场开会，反对四中全会。江苏省委和苏准会反对四中全会的一部分同志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和柔石、胡也频等5位作家，及欧阳立安等24人在上海三马路东方旅馆开会，结果会议被告密，24人被捕，后来全部英勇牺牲。蒋介石曾派邵元冲去劝降何孟雄同志，被何孟雄同志大骂，何孟雄等在龙华慷慨就义。1944—1945年，在延安讨论党史时，提到四中全会是否合法的问题，很多同志认为不合法，是米夫强制通过的，后来毛泽东做结论，说因为中国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四中全会是共产国际承认的，所以还得认为是合法的，但是手续不完备，也就是说，不符合党章原则。既然四中全会是合法的，何、罗等就有分裂的错误。何孟雄等英勇牺牲了，六届七中全会平反昭雪。罗被开除后，就到西北大学教书去了，解放后安排为教授，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也是一个历史的评价。
斯大林曾经有一个公式，叫作“社会主义越胜利，阶级斗争越尖锐化”，王明照抄照搬套用过来，叫作“苏维埃运动越胜利，阶级斗争越尖锐化”，为肃反扩大化和机械过火的党内斗争制造了根据。建国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实际上也存在这个问题，就是照抄照搬了斯大林的这个公式，片面强调阶级斗争、扩大化，没有理论民主。
四中全会后，王明就派人到处夺权，派张国焘到鄂豫皖。是周恩来反对把张国焘派到中央苏区，保护了毛泽东。夏曦到湘鄂西，杀害了段德昌；曾洪易到赣东北，对不同意王明路线的同志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康生等勾结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篡夺了党中央。康生不仅是王明的追随者，而且是王明上台的策划者，由于拍王明、米夫的马屁，他当上了火箭干部。由一个普通干部，一步登天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长。1933年后，由于王明的提拔，他又当上了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副团长。在1936年斯大林肃反扩大化时，他也乘机兴风作浪，除了王明、康生两个大坏蛋自称是好人以外，把我党在苏联的很多同志，诬蔑为托派或托派嫌疑，日特、国特嫌疑，流放劳改。1937年11月同王明一起回国后，他高喊“中国人民的领袖王明万岁”，无耻吹捧王明，勾结江青。1943年7月，他制造了一个延安“抢救运动”，把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大批好干部，诬陷为特务、叛徒、托派，进行残酷的打击和摧残，后来毛泽东发觉，才纠正平反。在1947年晋绥土改和山东渤海土改中，他又发明“搬石头”的口号，用斗地主的方法，对地方基层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在土改中搞乱打乱杀，被毛泽东发觉，严肃批评，他就装病躺下躲风，在杭州装病，装作连人也不认识，话也不会说的样子。躲过了几年风之后，就出来高唱什么“顶峰论”、“三个里程碑”之类。人们都知道林彪是最会“拍马屁”的天字第一号的马屁精，实际上林彪这些马屁理论的屁话，都是康生首先制造出来的。以后，他策划了林彪、江青的联盟，造成了中华民族一场空前的大浩劫，他点名陷害的从中共中央副主席、副总理到各级领导干部，达600人以上。这场浩劫，牵连1亿人。他才真正是血债累累的隐藏在党内的最阴险、最狠毒的十恶不赦的敌人。
王明、康生等勾结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篡夺党中央后，开始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统治。1931年4月，政治局委员管交通、情报、特工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六大选出的名义上还担任总书记的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1931年9月，王明和米夫到莫斯科去，指定博古为代理书记，所以称为临时中央（后来1934年1月在中央苏区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博古才正式当总书记）。
1931年9月成立的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屡次受到敌人破坏，在上海站不住脚，决定分批撤退到中央苏区去。第一批是刘伯承同志等，刘伯承同志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第二批是张闻天同志等。第三批是博古、陈云同志等，是1933年1月19日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去的。去的人都是从上海坐船到汕头，然后顺韩江到大埔，由交通员带进到永定、上杭这一带闽西苏区这条路，到闽西，由周恩来、朱德同志派部队来接，从上海到中央苏区十来天就到了。
博古到了苏区后，不调查、不研究，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搞大批判，批判毛泽东是右倾机会主义。在瑞金开了个中央会议，想发动干部批毛泽东的右倾。但是，所谓毛泽东的右倾，恰恰正是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所以干部思想拐不过弯来，批不起来。于是，博古只好改换花样，没有几天就批判所谓闽西的罗明路线。名义上批判闽西的罗明路线的什么退却逃跑呀，实际上是批判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大踏步后退、大踏步前进的作战方针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正确土地路线，接着发展到反江西的罗明路线，就是反邓、毛、谢、古，打击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降职。1934年1月五中全会，名义上也选了毛泽东为政治局委员，实际上没有实权。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凯丰这几位犯教条主义的同志掌了实权。王明在莫斯科，以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的身份，当太上皇，以电台遥控。
博古不懂军事，1933年9月初，共产国际派李德到瑞金，来当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伦）是奥地利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德奥部队中服役，与俄国作战中被俘。以后，俄国发生十月革命，1918年2月成立红军，李德就参加了红军，国内战争时当过骑兵师参谋长，以后派到莫斯科陆军大学学习。他懂德文、俄文，算是高材生，1932年派到中国，到了上海。临时中央1933年春到了中央苏区，他随后9月也进入了中央苏区。博古不懂军事，又要标榜最最忠于国际路线，就把李德捧为最高顾问，指挥一切。李德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就同博古相结合。他的权力是博古的所谓坚持国际路线的现代迷信给他的，也是王明教条宗派路线的结果。第五次反“围剿”的重大军事行动都是李德决定的，推行了一条错误的军事路线。
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认为，我们不能拿主力去和敌人拼，应在战略上打持久战，战术上打速决战；对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主张打到敌人后方去，调动敌人；先主张出浙、苏、皖，后又主张主力出湘中。毛泽东曾经在红军大学讲过一次话，那时叶剑英同志是红军大学校长。毛泽东讲的内容，基本上就是后来写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思想，认为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很有把握。同志们听了，觉得毛泽东讲的非常有道理。但博古他们不听毛泽东的意见，博古搞对共产国际的现代迷信，只迷信李德的洋道理。
李德是根据他在欧洲打阵地战的狭隘经验，打阵地战、堡垒战，短促突击。他不了解中国农村实际情况，只知道根据地图瞎指挥，完全是纸上谈兵。例如，他指挥某个部队前进80里山路，路好走不好走，他不管，实际只能走50里。他指挥一个团，进到某村宿营，那个村庄只有十几户人家，如何宿营、有没有粮食，他不管。毛泽东曾说过：“他们不知道路是要人的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
第五次反“围剿”时，周恩来同志也讲过这样的意见，就是认为硬打我们打不赢，应该插到敌人后方去。只有打运动战，我们才能打胜。
但是当时实权在博古和李德手里，周恩来同志的意见也没有被采纳。周恩来同志的组织性纪律性很强，顾全大局，他实际上只起一个参谋长的作用。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撤离瑞金，9万人突破四道封锁线，向湘西前进，想与贺龙、萧克的二、六军团会师。
红军在广西全州以南突破第四道封锁线，过了湘江以后，兵力损失了三分之二，八军团被敌人打垮了。红三十四师被敌歼灭在湘江边，部队转进到湖南南部，攻占通道县城。这时中央开了一个会，吸收了毛泽东参加，讨论进军方向问题。本来长征是要到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师的，蒋介石也知道了红军的意图，调20万大军布置在湘西绥宁、武冈一带，布置一个口袋，让红军钻进去，全歼红军。毛泽东主张转军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放弃同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毛泽东在中央纵队，同王稼祥一起行军，先说服了王稼祥，后来又说服了张闻天，并得到了周恩来、朱德同志的支持。所以，通道会议决定转军向西到贵州去，博古也只好同意了。
到贵州占领黎平县后，开了黎平会议，决定打遵义，建立川黔苏区。
关于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开会的时间，说法不一。有说1月6日，有说1月8日（文件上写）的。毛泽东是1月9日进遵义城的。因此，遵义会议最早也是在1月10日才能开始。
红军在遵义休整了十多天。会开了好几天。
会上作报告的是博古和周恩来同志。博古是总负责人，他的报告为“左”倾路线辩护。他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一，是敌人强大；二，根据地政府、各级组织，对战争支持不够。他的报告是错误的。李德也讲了话，也是错误的。周恩来同志是代表军委作了军事报告，并主动承担了责任。接着，第一个发言的是毛泽东，作了长篇的发言。毛泽东很讲策略，他的发言集中在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上，批判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他指出，如果说敌人力量强大，为什么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了？他也驳斥了政府、各级组织支持战争不够的说法，并举出许多例子说明。他的发言的重要内容，就是后来写在遵义会议决议上的内容。他集中批判博古、李德二人，主要是博古，争取了多数。
参加会议的人都发了言，基本上都是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同志发言，震动很大，因为他在党内威信高、影响大。他提出了撤掉博古的领导职务，建议毛泽东来领导，他主动承担了责任，光明正大。接着朱德同志发言，表示支持毛泽东，一致批判了博古和李德的错误。王稼祥、张闻天都是参加批博古的。其他人也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因而博古完全处在被批判的地位，被迫承认错误。李德则处在陪批判的地位，坐在门边上挨批，连正式座位都没有。毛泽东和大家都批判他不了解中国的情况瞎指挥，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会议进行了组织上的改组。关于党中央书记处的改组，撤换总书记问题，博古在会上还说要考虑考虑。毛泽东说，你考虑的不是继续当总书记，而是考虑把职务交出来。毛泽东为了团结多数，提议张闻天担任总书记。书记是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博古，共5人。
会上，凯丰反对撤销博古的职务，为博古辩护，说不能因博古有错误就撤下来，态度不好。
在军事组织问题上，遵义会议上决定成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负责。毛泽东负全面责任，周恩来同志负责具体指挥，王稼祥协助。为什么说遵义会议是开始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呢？因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是当时领导层中最有权力的机构，是最高统帅部，红军是在长征之中，所以是掌握全面的。毛泽东在政府方面是苏维埃主席，党的方面又进了书记处，所以处在领导地位。
苏维埃军委主席仍旧是朱德同志。根据我们的访问和研究，1931年12月周恩来同志到苏区；周恩来同志在上海是中央军事部长，朱德同志在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同志到苏区后，他很谦让，仍让朱德同志担任这个职务，他任苏维埃军委副主席，还有王稼祥、项英、张国焘也是副主席。遵义会议时，成立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是最高统帅部，苏维埃军委受三人小组领导，军委主席仍是朱德。到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才由毛泽东正式担任党中央军委主席。
会上，大多数人一致认为不解决错误军事路线问题，会全军覆没，因而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博古自己也感到不能再领导下去，对前途束手无策，不得不让出领导权。
会议参加者是政治局委员，扩大到军团长、军团政委，所以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参加的是18个人（李德除外）。内有8个政治局委员，2个政治局候补委员，8个军团以上干部。就是：
政治局委员：毛泽东（苏维埃主席）、周恩来（苏维埃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朱德（红军总司令）、陈云（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张闻天（人民委员会主席）、王稼祥（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博古（党中央总书记）、刘少奇（全国总工会委员长）。
政治局候补委员：何凯丰（团中央书记）、邓发（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扩大参加者有：李富春（总政治部代主任）、刘伯承（总参谋长），林彪（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一军团政委），彭德怀（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三军团政委），董振堂（五军团军团长）、李卓然（五军团政委）。
列席的有：邓小平（先是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出席会议，会议中间，改组中央，他担任了党中央秘书长，又以这一身份列席会议）、伍修权（当时担任李德的翻译）。
李富春是总政治部代主任，据参加会的老同志的回忆，他的发言批判比较有力。
聂荣臻是一军团政治委员，他是比较早的支持毛泽东意见，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他的发言也很有力。
刘少奇在苏区时是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政治局委员，长征后担任九军团的中央代表。他当时在白区工作中是受“左”倾路线打击的，当然是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并且对过去白区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也提出了意见。
张闻天是政治局委员，在苏区是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国务院总理的职务。因为他转变过来了，所以毛泽东提议会议通过他为总书记。他这总书记，不是像博古那样指挥一切了，而是在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领导之下管党务的。他后来到川西反对张国焘的斗争，还是坚决的。1936年处理营救薄一波等61个人出狱，也是正确的，保存了一批革命干部，而且同毛泽东都商量过，组织纪律上也是对的。
1937年11月王明、康生回国后，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领导机构决定改组为书记处制度，他就没有总书记名义了。1938年4月，他在武汉《新华日报》向外国记者声明过，他不是总书记，只是书记处书记之一。到七大时，书记处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人，张闻天不是书记了。他1976年死于无锡（最近要开隆重的追悼会）。
陈云是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政治局委员。长征时同刘伯承同志在五军团，打下遵义时，他担任遵义城卫戍司令部政委，刘伯承同志是卫戍司令。他在遵义会议上是支持毛泽东意见的。扎西会议以后，陈云和张闻天到了三军团。突破泸定桥后，中央开了个会。因为白区工作被破坏了，派陈云同志去白区恢复工作，同行的有潘汉年、严甫、夏采曦（已牺牲）。当时共产国际派人到了上海，陈云同志等化装从四川顺长江到上海去，1935年八九月到上海，共产国际通知他们到莫斯科去。当时王明、康生在莫斯科当中共代表团正副团长。那时共产国际七大刚刚开过，已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了。
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是中央委员，他也支持毛泽东。遵义会议他参加一半，提前走了，因为三军团遭到敌人袭击，他返回军团去指挥打仗了。他发言批评李德是很激烈的。三军团政委杨尚昆，也是中央委员，他这时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参加会的还有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据说没有怎么发言。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他是1932年宁都起义的，党龄短些。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刘伯承是总参谋长，长征开始后，同陈云同志到了五军团，进遵义城内担任了卫戍司令。都支持了毛泽东。
凯丰在苏区时是青年团中央书记，也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在遵义会议前，他又是八军团的中央代表。八军团过湘江时，损失了一个师，部队垮了，到遵义会议时，就撤销了番号。到了扎西（今云南威信），开了一个干部会，凯丰承认了为博古同志辩护的错误。
九军团军团长是罗炳辉，九军团打后卫，他未能赶到参加会议。
邓小平列席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他就担任了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同志在《自述》中讲到他列席了遵义会议。据李一氓同志回忆，在遵义，他和邓小平同志住在一个房子里，邓小平同志每天晚上开会回来，同李一氓同志讲会议进行的情况，李一氓同志也证实邓小平同志参加了遵义会议。
伍修权同志当时是李德的翻译，也列席了会议。
遵义会议可能没有会议记录。因为那时在长征路上，主要是实际解决问题。据一些领导同志回忆，那时开会不搞记录，记录很多，长途行军，也很难背着走。
周恩来同志是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在困难面前从不退却，勇往直前，他组织性纪律性很强，工作执行中有了错误，勇于做自我批评、承担责任，从来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他为党工作，从来不谋求个人权位，没有野心，甘于做助手、顾全大局。“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蓄意要打倒他，打不倒，他尽一切可能来保护了大批干部，没有他做中流砥柱，可以说大批干部早被林彪、“四人帮”搞掉了，中国也就没有今天的大好局面。所以我们要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和顾全大局的精神。在党史上，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到张志新同志，为真理而献身是好的榜样，要学习、要发扬。张国焘、王明、林彪、康生这些野心家是坏的典型，要警惕。
我们党的历史，经历了将近两个三十年，而将进入到第三个三十年。在第一个三十年，我们遭受了两次大曲折：1927年的失败一次，1934年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一次。建国后第二个三十年，我们也遭受过两次大曲折：三年困难时期一次，林彪、“四人帮”横行十年一次。也可以说是两次半，“大跃进”算半次。今后的三十年呢？我们应该总结党史上四次大曲折的经验教训，关键在于实事求是、理论结合实际，以实践做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野心家总是有的，但野心家是成不了气候的。我们是不是又会遇到一次大曲折呢？比如说，不搞“四化”，而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比如说，把我们现在的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干部再打下去，戴上特务、叛徒、走资派帽子赶下去；比如说，把三中全会精神，工作着重点搞经济建设，搞民主和法制，实行党历来的各项正确政策，搞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套全部扭转和否定，回到林彪、“四人帮”一套上去，我看9亿人民不会答应。高举捍卫马列主义，历来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的、假的，如考茨基、伯恩斯坦、托洛茨基；中国的王明、林彪、“四人帮”，自称最最最，实际是假的。一种是创造性的真的高举捍卫，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现在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中央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我们不能搞两个“凡是”，从马恩列斯到毛泽东，说的话、做的事，不可能句句是对的，而是难免有错误、缺点、失误。尤其是毛泽东后来年老多病，被林彪、“四人帮”包围，他的话被利用、篡改、歪曲。我们要有科学的态度，我们既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本原理，发扬革命精髓，又要理论结合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用实践检验真理，绝对不能搞“句句是真理”，“一句也不能动”，照搬照抄，思想僵化。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批判极左路线，粉碎帮派体系，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