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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工人阶级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成长壮大，到1919年，中国产业工人已有200多万人。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以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革命历史舞台，显示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阶级基础。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中国先进分子认识到“走俄国人的路”的必要。轰轰烈烈的全国规模的“五四”爱国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形成了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看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认识到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必要性，积极投身到工人运动中去，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为党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直接帮助下建立的。
1920年春，第三国际东方局派遣代表维金斯基（化名吴廷康）到中国，了解政治情况，帮助中国建党。和他同来的有秘书马迈耶夫及其夫人，翻译杨明斋（俄共党员）。通过北京大学俄文教授鲍立维（俄国流亡分子，同情十月革命）的介绍，与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会晤，并在李大钊主持下，同北京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青年进行过几次座谈。后经李大钊的介绍，维金斯基又到上海同《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会谈，交换了关于中国革命和成立中国共产党问题的意见。
1920年3月以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或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各地陆续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公开的群众性组织，参加人数较多，成员也比较复杂。1920年夏季以后，各地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经常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名义出现（共产主义小组是后来的名称，当时有的叫“共产党”或“共产党支部”）。共产主义小组是秘密组织，人数较少，研究会的会员不一定就是小组的成员。
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1920年夏天（8月左右），上海首先成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即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沈玄庐、俞秀松、陈望道、邵力子，以及后来加入的沈雁冰、李启汉、沈泽民等人，推举陈独秀负责党的上海发起组工作。上海发起组建立后，邀约北京的李大钊、长沙的毛泽东、武汉的董必武等，以及济南、广州、东京、巴黎各地，发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8月，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是个半公开的组织，团员有二十余人，开始时团务由俞秀松主持。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些活动有时也以青年团的名义出现。其他各地也在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成立团的组织，在此基础上，于1920年11月正式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办了一所外国语学校，教授俄文，输送革命青年到苏俄学习，为党培养干部。上海党的发起组在开展宣传工作方面，从1920年9月起，把《新青年》改为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有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俄国革命的情况。1920年11月7日，出版《共产党》月刊，作为内部刊物，着重宣传有关共产党的知识，介绍第三国际和俄国共产党的情况、欧美共产党和各国工人运动的动态，并刊载《国家与革命》和批判无政府主义等方面的文章。《共产党》月刊以各种方式分发各地。
在开展工运方面，上海小组于1920年8月15日创办《劳动界》周刊，对工人群众进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1920年，在上海组织了中国工人第一次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游行示威活动。接着李启汉于沪西小沙渡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工人们在提高觉悟的基础上开始组织起来。1920年11月21日，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这是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的第一个工会，随后又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会、纺织工会等，出版工会刊物《机器工人》和《伙友》。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秋（10月）成立，成员有李大钊、邓中夏、高尚德、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何孟雄、范鸿劼、缪伯英（女）、李骏等。李大钊是小组的领导人。在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时团务由高尚德主持。
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由邓中夏等发起，早在1920年3月成立，李大钊是该会指导人。参加人数有五六十人，会员比较复杂，有一部分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研究会中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人，后来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依然存在，后来许多会员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以长辛店为工人运动的据点。1920年11月7日，小组创办《劳动音》周刊，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很受工人欢迎。1920年冬，举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由邓中夏主持。李大钊等小组成员也经常来讲课。192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长辛店工人一千多人举行了空前的示威游行，随后成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工会），出版《工人周刊》。
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于1920年秋。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夏曦、彭璜、陈昌等人，主要由新民学会中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组成。毛泽东担任领导。
早在1919年底，毛泽东为了开展驱逐统治湖南的皖系军阀张敬尧的斗争，第二次来到北京，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曾和李大钊研究赴俄勤工俭学问题。1920年5月途经上海，住了两个月，和陈独秀讨论读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并研讨了改造湖南的问题。毛泽东回湖南以后仍与陈独秀保持联系。上海的共产党发起组建立后，邀约毛泽东在湖南发起建党，并给毛泽东寄送《共产党》月刊。1920年7月下旬，毛泽东发起创办文化书社，宣传马克思主义。8月，联合湖南教育界进步人士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并介绍革命青年到苏俄去学习。9月，毛泽东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员有几十人，如何叔衡、陈昌、夏曦、郭亮、萧述凡等，以长沙第一师范的校友和学生为最多。1920年10月，毛泽东在湖南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兼任团的书记。新民学会的许多会员都加入了青年团，同时还吸收了许多工人参加，到党的一大以前，发展到38人，是全国发展团员较多的省份。
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进一步联系工人群众。1920年秋，毛泽东重办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校，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教育，并在一师附小创办一所补习学校，招收失学工人子弟入学。毛泽东和共产主义小组的其他成员还深入到工人中去，先后在纺织、铁路、造币、印刷、泥木、搬运等行业，了解工人劳动、生活的情况，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1921年五一节，长沙织造、铁业、泥木等行业工人和学生数百人，举行游行示威大会。通过宣传教育，长沙的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逐渐组织起来。
为了明确建党的方向，在1920年下半年到1921年初，毛泽东和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等人进行了建党问题的讨论，并于1921年1月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中进一步讨论了这个问题。这两次讨论，明确了建立列宁式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批判了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等谬论，使湖南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党的建立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湖北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于1920年秋。小组成员有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赵子健、张梅先、包惠僧、刘子通、郑凯卿及赵子俊等。小组领导人是董必武和陈潭秋。湖北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经过，据董必武回忆：“1920年，从日本归国的学生李汉俊在上海协助组织共产党小组，并到武汉同我谈及。我决定参加，负责筹建湖北党小组，这个小组于1920年9月组成。”
第一次小组会议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的寓所召开，决定在武昌多公祠5号设立机关，出版《武汉星期评论》作为小组的公开宣传刊物。不久，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发展团员十几人，以武汉中学和第一师范为多。此外，并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共产主义小组公开活动的团体，参加的人数达二十多人。
湖北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后，加强了对学校的工作。以董必武、陈潭秋创办的武汉中学作为共产主义小组活动的中心，并在武昌高等师范、第一师范、湖北女子师范开展活动，也和外国语学校、中华大学的学生接触。
湖北小组在工人中的活动，采取办识字班的方式和工人接近。武昌第一纱厂、汉口的英美烟草工厂、汉阳兵工厂等都办有识字班。并在人力车工人中进行工作，建立工会组织。1921年3月，小组领导了汉口人力车工人为反对增加车租的罢工。
山东共产主义小组于1921年春成立，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王用章、王复元等。小组的领导人是王尽美和邓恩铭。
1919年五四运动后，王尽美、王翔千（育英中学教员）在济南的山东第一师范、山东第一中学和育英中学组织进步师生成立励新学会。不久，励新学会开始分化，一部分人倾向三民主义或信仰无政府主义；另一部分则信仰马克思主义。在王尽美等几个人的倡导下，于1920年夏秋之交组成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地址设在贡院墙根街济南教育会内。会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王辩、王杲、王全、方鸿俊、马馥塘、贾石亭、段子涵、明少华、王用章、王复元等。该会成立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曾派陈为人来取得联系。这个组织开始是公开的学术研究团体，在1921年初，反动政府及警察厅认为是宣传过激思想，被明令取缔。以后，曾半公开地活动了一个时期。后来，会员思想上又产生了分化。1921年春，王尽美、邓恩铭等几个青年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在1920年12月成立，成员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谭平山是主要负责人，陈公博负责组织，谭植棠负责宣传。
广东共产主义小组是陈独秀去广州后促成的。1920年底，陈独秀受陈炯明的聘请，到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当时在广州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曾是北大学生，陈独秀与他们建立了联系，他们同意陈的意见，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在酝酿过程中，有几个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当讨论陈独秀草拟的党纲时，无政府主义者表示反对而退出。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即公开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吸收学校进步师生参加，并在机器、海员工会中开展活动，发展组织。1920年10月3日，创办《劳动者》，向工人进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1921年初，沈玄庐从上海到广州，协助广州小组主办《劳动与妇女》。
东京留学生共产主义小组在一大召开前，只有施存统和周佛海二人，负责人是施存统。据施回忆：“日本小组成立后，陈独秀来信指定我为负责人。小组开始只有我和周佛海，后来发展到十人，现在记起来的有彭湃、杨嗣震、林孔昭等人。”
1921年党成立以前，共建立上海、北京、湖南、湖北、山东、广东、东京、巴黎8个共产主义小组，50多名成员。此外，在南京、天津、成都、杭州等地尚有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但还未成立小组。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有组织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工人运动进一步结合，使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完全成熟。
1921年4月，第三国际派代表马林（荷兰人）来中国，6月初到上海，与他同来的还有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俄国人）。他们和上海党的发起组取得联系，建议早日召开全国党代表会。由上海发起组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一大。
7月下旬到上海参加大会的13名代表有：湖南，毛泽东、何叔衡；湖北，董必武、陈潭秋；上海，李达、李汉俊；北京，刘仁静、张国焘；山东，王尽美、邓恩铭；广东，陈公博、包惠僧；东京，周佛海。
包惠僧出席会议，是陈独秀派他参加的。李大钊正忙于其他工作，陈独秀在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均未参加。到会代表除原住上海的人外，多数住在法租界蒲柏路博文女校。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7月23—31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中召开。大会开始几天在上海开，除全体代表外，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参加了大会。大会讨论的议题是：目前政治状况，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组织机构。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党的组织原则问题。
大会头两天，由会议主席说明大会意义和议程。马林报告国际形势、第三国际的使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尼科尔斯基介绍赤色职工会工作及其任务；听取了各地共产党小组工作情况的汇报。之后，大会集中讨论了党的基本任务和党章中的组织原则问题。
在讨论过程中，对共产党人要不要参加资产阶级国会和政府的问题发生了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党员做官没有任何危险，主张参加国会。另一种反对意见认为，参加资产阶级国会，就会放弃原则，幻想议会道路，成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会议对是否参加议会问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对于党员能否担任资产阶级政府官吏问题，认为一般不应任重要行政职务，但可任下层官职。
7月30日大会仍在晚上开始，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到会，代表中除周佛海因病未到外都参加了。大会开始不久，突然有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实是密探）闯进会场，说找“社联”王某走错了地方，很快走了。代表们当即决定转移。过一刻钟，来了十几个租界巡捕搜查这所房子，扑了个空，除了公开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外，他们一无所得，又知道是李书城的公馆，就走了。转移的代表一部分聚集在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商量会议如何进行，认为在上海找不到继续开会的适当地点，于是就决定转移到嘉兴南湖举行，恰好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是嘉兴人，便由她先去安排。
次日（31日）黎明，代表到火车站上车。陈公博没有去，带着他新婚妻子跑到杭州去了。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因为是外国人，怕引人注目，未去参加。上午10点左右，代表们到嘉兴南湖，租了一只大游船，买了一些食物和酒，把船开到湖心，继续最后一天的大会。这时南湖下起小雨，游人渐散了，有利于大会的进行。
这一天大会除批准党章，还讨论了对孙中山的态度以及设立中央局和选举问题。在讨论对待孙中山的态度时，产生了一些争论。包惠僧认为，共产党与孙中山代表两个对立阶级，不应有任何妥协，南北政府都是一丘之貉。大会反对了他这种观点。
通过几天的会议，大会取得的结果是：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章（一大纲领），决定按列宁党的榜样来建设中国共产党。党章共有15条。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规定了“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规定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组织纪律，党员的条件和入党手续，党的中央和地方机构等问题。确定党在那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是发展职工运动，决定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党领导职工运动的公开机关。大会认为，对于孙中山的进步活动，应给予积极援助。大会选出中央局作为党中央领导机关。推举陈独秀为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
陈独秀所以担任党的领导者，是由于他在“五四”时期的声望和筹建党的过程中担任了发起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使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1920年秋天，陈独秀委托将去法国里昂中法大学任教的张申府在欧洲建立共产党小组。张申府于年底到巴黎，先发展了刘清扬（女）为党小组成员。接着，他两人又于1921年3月介绍周恩来参加了小组，赵世炎和陈公培（又名吴明）也于同年春转入该组（由陈独秀介绍他们找张申府）。这时法国共产主义（党）小组成员有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陈公培五人。由于和国内很少联系，还不知道党的一大已经召开。加之张申府领导不力，活动范围狭小，不能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于是周恩来、赵世炎等主张突破狭小范围，到工学世界社和勤工俭学会等进步组织去开展活动，在勤工俭学的学生中建立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
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在巴黎附近的蒙达尔尼，有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富春、李维汉、萧子暲、汪泽楷、颜昌颐等。1920年夏，把原来的工学励进会改为工学世界社，宗旨是“实行社会革命”，成员40多人。周恩来到法国后，很快即与蔡和森等联系。另一部分在里昂附近做工，有赵世炎、李立三、王若飞、陈公培、罗汉、鲁易、叶青（即任卓宣）等。赵世炎和李立三曾发起成立劳动学会，1921年2月，“二八运动”
后，以劳动学会为核心，建立了勤工俭学会。
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和李维汉等领导了工学世界社、勤工俭学会等革命组织，学习马列主义，开展同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1921年7月反对北洋军阀向法国“借款”的斗争
；9月进行“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
。在后一次斗争中，中法反动派互相勾结，出动200多名武装警察，将进驻里昂大学的蔡和森、陈毅、李立三等104人押上火车，转马赛上船，强行遣返回国。
通过1921年的斗争，又培养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工学世界社、勤工俭学会等革命团体，由于组织不统一，没有共同的革命纲领，成员又比较复杂，思想不一致，不能适应斗争的需要，迫切需要建立统一的共产党组织，作为领导核心。
1921年10月，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李维汉、王若飞等开始建立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取名“中国少年共产党”，有时也叫“中国少年共产团”，实际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建立过程中，各地已吸收一批成员。在法国成立了旅法支部；1922年3月，周恩来到柏林建立了旅德支部；聂荣臻在比利时建立了旅比支部。
经过周恩来、赵世炎几个月的积极筹备，于1922年6月下旬，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一个小广场上，正式召开代表大会。到会代表40人，代表了72个成员。在代表中，周恩来代表旅德支部，赵世炎、李富春、李维汉、高风、毛羽顺等代表旅法支部，聂荣臻、刘伯坚代表旅比支部。大会由赵世炎主持，周恩来向大会宣读了由他起草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党纲和党章。大会开了3天，一，通过了党纲、党章，党的组织名称定为“中国少年共产党”；二，选出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为宣传委员，李维汉为组织委员；三，讨论了党的各项工作问题。
不久，得知国内已成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于是在1922年10月，经过全体投票通过，把“少共”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委会由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王若飞、尹宽等人组成，赵世炎任书记，决定加入国内团的组织。同年11月，派李维汉回国与党中央、团中央联系。随后，他们得悉陈独秀、刘仁静等人组成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和“少共国际”会议。旅欧团中央执委会又派赵世炎去苏俄找中共代表团联系。中共代表团负责人陈独秀在列宁格勒给旅欧同志写了一封信，通知把“少共”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1月，“少共”领导接到此信后，即于2月17日至20日在巴黎郊外召开临时代表大会，通过改团名称的决定，选举周恩来为执委会书记，刘伯坚、萧朴生等为委员。3月又接到国内团中央1月29日来信，同意加入国内团的组织，正式定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有团员72人，其中旅法支部58人，旅德支部8人，旅比支部6人。
与此同时，根据国内党中央的通知，原来参加共产党小组的成员组成“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等为负责人。赵世炎负责全面工作，周恩来兼旅德支部负责人。由共产党小组成员转为中共党员的有40多人。
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后，宣传教育方面，根据周恩来意见，规定了党在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推动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总支部领导下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出版油印刊物《少年》，1923年改为《赤光》，在旅欧学生和华工中广泛宣传马列主义。在1923年6月召开的第二次党代会上，增选邓小平为中共旅欧总支部委员，他与陈延年共同负责《赤光》的编辑出版工作。周恩来也经常在《少年》、《赤光》刊物上写文章。
在开展工运方面，中共旅欧总支部加强法国工会的活动，参加罢工斗争等，但主要是开展华工工作。华工原有18万人，大战中牺牲较多；由于他们受压迫深、斗争性强、热爱祖国，为此，总支部专门设立“华工运动委员会”，出版《华工旬报》，召开各种华工会议，系统地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并设立工人俱乐部，开办工人夜校。总支部为华工培养了许多优秀干部，为革命作出很大的贡献。
中共旅欧总支部同反动的国家主义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消除其在学生和华工中的影响。每星期六和星期天下午，双方都召开会议，发表演讲。周恩来经常在大学区和工业区演说，揭露国家主义派依附中国军阀政府的反动面目，使其陷于孤立。
中共旅欧总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我党的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为我党培养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党的优秀领导干部和出色的革命活动家。他们有的成为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鞠躬尽瘁，为党的事业贡献一生；有的同志至今仍担负党和国家的领导重任，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日夜操劳；有的同志为党和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光辉业绩将永远载入我党的光荣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