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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是五四运动中很有影响的启蒙思想家，是这个运动的左翼的代表者之一。在“五四”时期的前期（1915—1918），陈独秀作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在宣传反对封建专制和封建礼教的民主主义思想中，在提倡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在“五四”时期的后期（1919—1921），他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逐步转变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1920—1921年，他在和无政府主义、研究系的伪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中，传播了初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以陈独秀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的新思想新启蒙运动和“五四”革命运动惊醒了许多人，其中有不少先进分子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骨干。1921年，陈独秀和李大钊、毛泽东等最觉悟的分子在一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在创建党的工作中，作了一些努力。他被推选为党的领导人，直到1927年7月。
在“五四”时期的前期，他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他所宣传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和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他所追求的是法兰西式的文明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他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与此同时，他还带有浓厚的中国的士大夫旧知识分子的轻视群众的观点以及对中国革命和人民前途的悲观主义的情绪。
充满了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的1919年，可以说是陈独秀思想大转变的一年。这一年中，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西方资产阶级在巴黎和会中肆意侵略和侮辱中国的事实和以中国工人阶级与青年学生为骨干热火朝天的“五四”、“六三”群众革命运动，促使陈独秀开始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寻找真理。从1920年开始，他基本上转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初步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论和社会革命论的观点来探讨中国革命问题。
陈独秀在旧知识分子中，是个新派人物；但是在真正新派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中，他又是个带着浓厚的中国式旧知识分子气质的旧型人物。他在1921年担任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以后，就一直浮在上层，没有像毛泽东、刘少奇这些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那样，真正深入到工农群众中、投身到火热的工农群众的斗争中来改造、锻炼和提高自己。他虽然接受了若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但是他的思想并没有得到根本改造。他的旧有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他的许多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观点，他的不相信群众、低估群众觉悟程度和创造力的思想……这些旧东西，还顽固地留在他的脑海里，和他所新接受的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混杂在一起“和平共处”。可以说，在他的思想里，旧东西比新东西还要多些。他的这种思想情况与他的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地位和应具备的条件比起来，是极不相称的。这就使他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成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者，成为中国的孟什维克。
当然，陈独秀思想的这种演变，不是偶然的个别人物的现象，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是国际资产阶级和中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在党内的反映。而我们党也正是在战胜这些机会主义思想的斗争中不断地发展、壮大起来和逐步取得革命的胜利的。
1923年，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开始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时候。革命的历史任务在无产阶级政党面前提出了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第一，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由谁来领导？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第二，这个革命的前途是什么？是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走资本主义的前途，还是在革命过程中先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在革命胜利后，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走社会主义的前途？第三，无产阶级的主要同盟军是谁？要不要发动农民起来斗争？
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陈独秀，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完全是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
陈独秀在1923年“二七”运动失败后，被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所惊吓，滋长了严重的右倾情绪。他先后在党的机关杂志《向导》和《前锋》上发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22期）、《中国农民问题》（《前锋》创刊号）、《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2号）等文章，开始形成了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两次革命论”。到了1926年9月，当全国范围的阶级斗争发展到它的最高形式——北伐战争，当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革命势力、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革命势力、革命阵营内部资产阶级右翼的反动势力，这三种力量的三角斗争发展到白热化的时候，陈独秀进一步发挥了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他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又发表了《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向导》第172期）一文，成为代表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纲领性文件。他是怎样回答上述革命根本问题的呢？
第一，关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陈独秀轻视和贬低中国工人阶级，说：“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之需要与可能……”（《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同时，陈独秀又吹捧和美化中国资产阶级，说：“……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同上文）这样，他就得出结论，认为资产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和革命统一战线的中心势力，革命的领导权应该属于当时主要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他的公式是：由国民党“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
第二，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前途问题。陈独秀说：“在普通形势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那么，无产阶级呢，他说，我们“现在只有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同上文）。“无产阶级也明明知道此种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民主革命中只可以替资产阶级打天下，而自己不应该坐江山，顶多只能在资产阶级率领下，“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陈独秀也说社会主义是要的，但他认为那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资本主义有了充分发展以后的事；那时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才能掌握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民主革命时代，无产阶级是根本不应该去和资产阶级争夺政权的。
1926年9月，陈独秀在《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中继续发挥这个思想：“至于国民革命成功，共产党便要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这也是不会有的事。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国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设时期，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按，陈独秀指的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还不是工农政府；在那时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之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也是到那时，真正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
第三，关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同盟军问题。陈独秀歪曲中国农村实际情况，说：“有些自耕农居多数而且是小农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如中国），农民所受地主的压迫，不像地主强大的国家（如旧俄罗斯、印度）或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如欧美各国）那样厉害，不容易发生社会革命的运动。”（《中国农民问题》）他把农民运动推到农村资本主义化以后的阶段上去，说真正的农民运动、农村的社会革命，“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之后才能有。陈独秀不了解农民的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不了解农民是反封建的最积极的战士，是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只有发动、领导和支持了农民的反封建革命斗争，才能有领导权。
1926年9月，当农民土地斗争真正勃兴的时候，在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里，对农民土地斗争进一步提出了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的政纲，这个“议决案”响应当时资产阶级的叫嚣，批评农民运动“过火”，指责“口号过高或行动过左”，以阶级调和论的观点，反对农村阶级斗争，反对农民起来摧毁地主把持的旧农会，说农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反对农民夺取地主的武装（民团），主张农民土地问题由旧“农会”和“士绅”来“仲裁”解决。总之是不许“冲突”、不准革命，只可改良，在农民运动头上大泼冷水。
陈独秀这种错误的理论观点，被叫作“两次革命论”。就是割裂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认为第一次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第二次革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才由无产阶级领导。这两次革命的中间，横隔着一个长期的和平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万里长城。
陈独秀这种错误理论，实际上并不是他的新创造，而是欧洲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观点、第二国际老修正主义者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和俄国孟什维主义观点的混合体，是这些思想观点在当时中国条件下的一种重复和发展。这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党内的表现。这种理论自愿地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就适合了中国资产阶级企图控制民主革命的需要，同时也就是适合了帝国主义的需要。因为在小国，帮助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就必然要走到帝国主义所指引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道路上去。这是帝国主义所欢迎的。
1905年，列宁在反对孟什维克根本曲解资产阶级革命的内容和意义时指出：“在他们的议论中经常透露出一种见解，以为资产阶级革命是只能产生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结果的革命。其实，这种见解是再错误不过的了。资产阶级革命是不超出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范围的革命。”“可是，如果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完全不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那就是十分荒谬的想法。”（《列宁全集》，第11卷，31页）因此，列宁十分明确地强调无产阶级“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同上书，34页），坚决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方针。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在1926年3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1927年3月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两篇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纲领性的文献中，对陈独秀的上述错误观点作了针锋相对的毫不含糊的原则斗争。
关于革命领导权问题。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又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具有两面性的阶级。他敲起警钟，向全党发出了“要时常提防他们”的号召。他写道：“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毛泽东选集》，第1卷，9页）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已经预见到了这个阶级将要分化的发展规律，开始表明了我们党对这一阶级必须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思想。这里，毛泽东同志也就批驳了陈独秀片面推崇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奉送革命领导权，只知联合、不知斗争的错误思想。
关于革命前途问题。毛泽东同志分析了十月革命后的世界局面，指出中国革命已集合在第三国际的红色的革命大旗之下，从而说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必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的前途，而不是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的前途。他指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同上书，4页）这样，毛泽东同志就表明了中国革命的民主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互相衔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论的观点，从而反对陈独秀把民主革命果实送给资产阶级的“两次革命论”。
关于无产阶级的同盟军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具体而生动地分析了贫农和其他半无产阶级、中农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指出他们“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指出他们，尤其是贫农“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是无产阶级的广大而可靠的同盟军。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同志热情地歌颂了和支持了翻天覆地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斗争，他指出广大农民起来“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同上书，15页）。他歌颂农民政权、农民武装和农民的种种革命创造。他尖锐地批驳了陈独秀投降主义者跟在地主资产阶级后面，叫嚷农民运动“糟得很”、“过火”、“过左”的谬论，指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对农民革命斗争的态度，是一切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派的试金石。
毛泽东同志这两篇经典文献，形成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代表了全党真正革命的广大党员的思想和气魄。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初期和中期（1924—1926），我们党的路线，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以毛泽东、刘少奇为代表的全党多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发动工农群众斗争、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巩固和建设广东革命根据地、进行东征和北伐的革命战争等等工作中，进行了许多艰苦的重大的和正确的斗争。全党同志意气风发、团结一致，在革命中起了领导作用和骨干作用。这就使革命运动一日千里地迅速发展。
但是，陈独秀的右倾思想却也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和激化而继续发展。在国共关系问题上，他早在1923年6月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就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认为共产党不可“别树一帜”。他曾说：“若是大家都想别树一帜，这便是游戏、出风头，不是真要革命。”（《怎么打倒军阀》，《向导》第21期）就是说，他在革命统一战线形成的开始，就采取了放弃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的右倾机会主义立场。1924年8月，当革命统一战线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时，他又宣称：“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民族革命运动，这个运动的领袖应该是中国国民党；民众若不认识国民党和国民党若不认识自己，都是中国革命之最大障碍！”（《国民党与中国革命》，《向导》第80期）表示共产党自愿充当国民党的助手和尾巴。
1924年10月，正当商团叛乱、广州革命政府危急之际，他竟发表文章对广东革命根据地和革命军队的创建表示没有信心，而主张国共两党“到民间去”做政治宣传和组织工作（见《国民党的根本问题》，《向导》第85期）。1925年7月，当革命军讨平了刘杨军阀、广东革命根据地开始巩固起来时，他又赶紧声称：“广州政府完全是国民党政府”，说“共产党只以在野党的资格”号召民众援助和监督国民党政府（见《广州战争之意义》，《向导》第121期）。他不仅表示自愿地放弃对革命政权的领导，而且不主张去参加。
1925年下半年，正是国民党老右派、新右派和戴季陶主义嚣张之时，陈独秀竟说新右派也是革命的，说共产党对戴季陶等右派分子“亦应与之在每个行动上联合作战”，他称颂新右派头子蒋介石为“左派领袖”，说他“在国民政府所做的工作，至少我们也应该说功多于过”（均见《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向导》第139期）。他以为向新右派献媚讨好，就可以取得他们的欢心，从而可以笼络新右派。
1926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毛泽东、吴玉章等同志的正确努力下，我党和国民党左派在会上对国民党老右派（西山会议派）作了尖锐的斗争。本来，通过这次会议，完全可以使我党与国民党左派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在国民党领导机关形成绝对优势，但是，陈独秀拒绝这个正确意见。他认为，为了保持联合战线，就必须对右派妥协和让步。结果，这次会议对老右派分子戴季陶、孙科、张静江、邓泽如等作了无原则的让步，动员和欢迎他们到广州参加大会，并选他们为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委，还抬高了新右派头子蒋介石的地位，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后又任军事总监，有权统辖各军。
这样，就助长了资产阶级右翼代表蒋介石的反动气焰和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野心。于是，蒋介石就在3月20日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阴谋事件——中山舰事件，对我党和国民党左派实行突然的进攻，派兵把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教官、党代表，甚至把苏联顾问都扣留起来；强迫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退出第一军，夺取军权。
当时，在广州的我党同志，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主张给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以坚决的揭穿和有力的反击，并估计：当时我们党在广东的力量是相当雄厚的，不仅可以动员黄埔军校学生和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革命军队，而且拥有广州十余万有组织的工人、两千多工人武装纠察队和数以万计的广东农民自卫军。同时，当时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共六个军，除第一军蒋介石可以指挥外，其余第二、三、四、五、六等五个军，都和蒋介石有矛盾，尤其是第二、四、六军中我党力量较强，态度比较坚决。第二军军长谭延闿且曾找过毛泽东同志，表示赞助给蒋以反击。而国民党左派和一些国民党其他领袖人物（包括当时的投机政客汪精卫在内）也是不满和反对蒋介石这个专擅的阴谋举动的。如果我们党当时采取坚决的革命政策，在全国人民面前揭穿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发动反击，是完全可以把蒋介石打下去的。这样，就可以使左派更加坚定，中派向左靠拢，右派大大削弱，革命的局面就不同了。
但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却不同意反击，而主张采取退让政策。陈独秀以为我们党在国民党中的活动已经太激进太突出了，以致激起了资产阶级的反对，现在应当是采取退守的策略。陈独秀的方针是：为了团结资产阶级，需要让步、让步、再让步。他不知道同资产阶级联合当中要有斗争，甚至必要时的流血斗争。他对反动分子的阴谋诡计，事前既无警惕，临事仓皇应付，事后又麻痹大意、粉饰太平，甚至还写文章来替蒋介石掩盖捧场，表示共产党完全支持蒋介石。他写道：“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注：指推倒蒋介石的政策）。”（《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向导》第148期）
他在这篇文章里，还为自己的右倾投降行为辩解，把它说成是为了“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最正确的政策。
他在同年6月发表的《给蒋介石的一封信》里，不仅不敢揭露事变的真相，反而向蒋介石打躬作揖，说这次事变发生的原因乃是由于“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一切工作中都太过负责任”，从而引起了误会。他因此对蒋介石表示“十分抱歉”。他并且恭维蒋介石说：“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向导》第157期）
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无原则的大让步，帮助资产阶级右翼篡夺了革命的军事领导权。
蒋介石发动这次事变，本是一个试探：看看共产党的反应。经过试探，完全看穿了陈独秀是个软弱可欺的胆小鬼。于是他们就得寸进尺，在5月15日又发动了新的进攻，这就是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一个所谓“整理党务案”。其中规定：共产党员不得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第三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都须先交国民党中央同意等等。这完全是一个最后通牒式的无理干涉我党内部事务的反动提案，目的是要从党务上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的领导地位上赶出去，以便资产阶级篡夺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当时只要我们有坚决而正确的政策，蒋介石这个进攻还是不难打垮的。但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害怕统一战线的分裂，不惜牺牲革命的原则，接受了上述这些不能容忍的条件，这一反动提案竟被通过了。事后，陈独秀还附和蒋介石、戴季陶的欺骗说法，说这是国民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说这是“两党合作之方式问题”，而不是反共阴谋（见《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向导》第157期）。
结果是蒋介石独揽了国民党中央的党、政、军大权，并且在不久篡据了北伐军总司令的职位。也就是在北伐战争的前夜篡夺去了革命的领导权。
在陈独秀看来，由于我们党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忍让和迁就，我党对国民党的领导作用削弱了，这样就可以避免“包办”国民党的嫌疑，减少右派攻击我党的借口，从而换来资产阶级的欢心；就可以拉住资产阶级同我们一起革命，而避免把资产阶级推向敌人那一边。事实恰恰相反，以蒋介石为首的资产阶级右翼利用他们夺得的在国民党中央的地位和权力，在中央和各省发展右派势力，打击和排挤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因而两党间的团结不是加强而是一天天削弱了，并且埋伏下了整个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倒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一边的极其严重的危机。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1927年1—7月），全国规模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已经到了决战的阶段。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北伐战争，从广东打到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革命势力有如秋风扫落叶，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以毛泽东同志为旗帜、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反封建革命斗争，势如暴风骤雨，弥漫半个中国。汉口、九江的工人阶级，在刘少奇等同志领导下，于1927年1月间，以英勇果敢的行动夺回了英帝国主义在那里的租界。1927年3月，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上海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经过和北洋军阀军队的奋勇搏战，解放了上海。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领导和骨干的人民革命力量，一路势如破竹，大有直捣北京、解放全国之势。这时全国人民都额手相庆，期望着中国民族从此得到翻身和解放。
就在这场阶级决战中，被人民革命势力打得焦头烂额、抱头鼠窜的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买办等一切反动势力，除继续负隅顽抗外，进一步施用了从革命阵营内部分裂革命的伎俩，先后找到了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蒋介石和汪精卫，作为他们在革命阵营内部的代理人。
我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广大党员干部，在北伐过程中除了对敌英勇奋战、积极工作外，都纷纷主张给蒋介石的反动行为以坚决的揭穿和斗争。在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工作的共产党人吴玉章等同志，曾和国民党左派联合一致，提出了“反对独裁，实行民主，二五减租”等口号，同蒋介石作斗争；并坚决地打击了蒋介石主张迁都南昌以使国民政府受他控制的反动阴谋。
可是，也就在这时（1927年上半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右翼的强大压力却进一步表现了恐惧和退缩，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发展成了阶级投降主义的路线错误。在这以前，虽然在上述几次重大的事件中，由于陈独秀的错误指导，使党犯了不少原则性的错误，但他的错误还没有贯彻到全党实际工作中；党的路线，在全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志们的正确努力下，基本上是正确的。可是，在这以后，在1927年的上半年，通过陈独秀“四一二”前在上海的党中央领导机关和“四一二”后在武汉的党中央领导机关的领导工作，及在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彭述之、张国焘等人对他的支持，就使这种阶级投降主义的路线在党中央机关占据了统治地位，并先后在上海地区和武汉地区得到贯彻执行，从而形成为全党性的路线错误。
在3月下旬和4月上旬，“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的前夕，蒋介石到上海后的种种反革命的分裂和叛变的阴谋与罪行愈演愈烈；蒋介石奴颜婢膝地向帝国主义起誓：“决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的现状。”他和帝国主义、买办大资产阶级、流氓头子以及老右派分子密切往来，连日会议；他指使老右派分子吴稚晖等，于4月2日利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发出“弹劾共产党”文告，作为他分裂和叛变的舆论准备；6日，下令限制工人纠察队活动；8日，破坏无产阶级领导的上海市民政府；同时，在军事上进行了频繁的调动和布置，把当时同情革命的北伐军调离上海，而以新投靠过来的北洋军阀周凤歧部接防上海，把林祖涵、李富春担任党代表的革命力量强大的第二军、第六军调离南京过江，由反动分子何应钦接防南京，断绝二、六军后路；又调反动分子白崇禧总辖江浙两省军事。蒋介石要发动大规模的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政变，已是昭然若揭。虽然他还是继续玩弄反革命的欺骗手段，如向报界表示对上海起义工人的“赞许”，给上海总工会亲赠“共同奋斗”的锦旗一面表示“敬意”，表示接受武汉政府命令，装作要继续北伐的样子等等。但这一切骗不了明眼人，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当时上海已纷传“国共将要分裂”、“蒋介石将要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上海的政治空气非常紧张。
在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况下，陈独秀对蒋介石的这种种罪恶阴谋，熟视无睹、充耳不闻，他没有勇气正视现实，不相信工农群众的力量，没有勇气依靠他们来挽救危局。因而，陈独秀投降主义者不是积极去壮大自己的力量，去扩大工人武装纠察队、巩固革命的上海市民政府，组织力量以至设法调动有大批党团员的第四、第二、第六等军，去防止和准备抵抗蒋介石的进攻，并准备在情况不利时，组织有秩序的退却；而是要工人武装纠察队和上海市民政府处处听从蒋介石的命令，并且把起义工人从北洋军阀部队手中缴获的大批枪械，主动交给了蒋介石，工人纠察队只留下很少的一两千支枪。陈独秀不是号召全党和全体革命人民提高警惕，准备迎击蒋介石的进攻，不是在全国人民面前揭破蒋介石的罪恶阴谋，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对反共分裂叛变阴谋，而是热衷于上层领袖间的谈判。他以为上层领袖人物是历史命运的决定者，只要自己叩头求饶，取得国民党领袖的诺言和保证，便可以安然无事。陈独秀煞费苦心地起草了一个“汪、陈联合宣言”，让刚从国外归来的还算是“国民政府主席”和“国民党最高当局”的汪精卫和他一起签字（实际上汪精卫归国后已和蒋介石秘密协议反共），于4月5日发表。
这篇宣言的最主要内容，是把当时已是洞若观火、十分明显了的蒋介石阴谋布置反革命政变的事实，把蒋介石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已经达到极其尖锐紧张程度、已经公开表面化了的分歧和斗争，说成是“谣言”、是有人“中伤离间”、是“误会”，要党和革命人民不要听信，说什么“……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析”。又说，国共两党，互相“赞同”，关系好得很，“事实俱在，更无造谣之余地”。因此，要国共两党同志“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商协……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1927年4月5日上海《时事新报》）
陈独秀认为：既然“国民党最高党部”“上海军事当局”已做了“不驱逐友党摧残工会”的“议决”和许诺，党和革命人民就应该“立即抛弃怀疑”，把蒋介石反动派当作亲兄弟。如若不然，他就要通过总工会实行“纪律制裁”。
陈独秀以为，既然经过两党领袖间的协议，发表了公开文告，就可以把紧张局势缓和下来；以为我们既然主动退让，“开诚合作”、“披沥陈词”，也就可以麻痹和感动蒋介石，就可以把蒋介石拉过来，加强同我们的合作，而不至于把蒋介石推向敌人那一边。于是，他自己在宣言发表后，就很轻松愉快地和汪精卫“联袂赴汉”了。
但是，严酷的事实说明：这纸文告，没有感动和笼络住任何反动派，而恰恰只是麻痹了党和革命人民，放松了精神上的准备和组织上的防卫。结果，是“四一二”蒋介石发动了突然袭击，对党和工人阶级、革命人民展开了惨无人道的世界史上最野蛮的血腥大屠杀！而党和革命人民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不能组织任何有效的抵抗。陈独秀的这种昏庸可耻的投降主义路线，帮助蒋介石实现了他的残忍阴谋。无数中国民族优秀的革命精华，在这场大屠杀中英勇牺牲了。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这部分资产阶级分裂和叛变了出去，投靠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革命在中国东南地区遭受了局部的失败。但是，革命在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地区仍在猛烈地发展和高涨，尤其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指导下的两湖农民运动，继续像潮水似地涌起。农民在乡村打垮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建立革命政权和武装。有的地区，农民自动起来没收地主的土地，农民运动已经深入发展到土地革命了。
蒋介石和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和各派军阀配合起来，对武汉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用外部封锁、内部破坏等种种方法来颠覆武汉政府。武汉政府内部，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的反动倾向也越来越露骨。他们叫骂工农运动“过火”、“幼稚”，纵容反动军队叛乱。这一切，就要求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有坚强的领导和坚决的革命政策，必须放手发动和依靠工农基本群众，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定危局，争取新的胜利。
然而，陈独秀并没有从“四一二”的失败中得到应有的教训。在4月底召开的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他在中央政治和组织的报告中，关于土地政策，提出了什么“土地的政治没收”方案，主张只没收反革命军官和公开反革命的豪绅的土地和财产，以适应当时国民党领袖的反动倾向。对国共关系，仍是片面强调合作，只字不提斗争。更恶劣的是，他以家长态度压制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同志对他的批评，无理剥夺了毛泽东同志在大会上的表决权。会后，他继续在自己所担任的党的主要领导工作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阶级投降主义的错误路线。
陈独秀总是把希望寄托在这个或那个有势力的资产阶级头面人物身上，依靠他们对于革命的同情。仿佛离开了他们，革命就不能前进。这种不相信群众的机会主义心理，支配着陈独秀的一举一动。在广州时期，是依靠蒋介石；在武汉时期，则一头投到汪精卫的怀抱。陈独秀把资产阶级投机政客汪精卫错误地看成是革命的左派，对汪精卫寄托了极大的幻想，一切都听汪精卫的话。4月间，汪精卫在陈独秀投降主义者的帮助下，很快地把武汉地区的党权、军权、政权都拿了过去，篡夺了革命的领导权。
陈独秀在这时认为革命只应“扩大”——联合资产阶级来反帝反军阀，而不应“深入”——发动农民反对封建地主阶级。他把反帝和反封建对立起来，害怕深入了土地革命，就会破坏反帝统一战线。他根本不懂得反帝和反封建、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互相配合的辩证关系；不懂得只有深入革命、发动了农民反封建的阶级斗争，才能更好地扩大革命，才有力量去进行反帝的民族斗争。
同时，他不仅对革命力量再次夺取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地区没有信心，而且对巩固和扩大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革命根据地也缺乏信心，主张退却逃跑到西北地区去。因此，他对巩固和建设武汉地区革命根据地，对两湖农民运动，都采取了消极的和右倾的态度。对汪精卫的叫嚣工农运动“过火”、“幼稚”，要求勒令制止，要求共产党员必须服从国民党的领导等等，陈独秀都唯命是听。他根本不懂得无产阶级在革命统一战线中应该是独立自主地领导工农运动、巩固和发展革命阵地；应该以无产阶级独立自主领导的革命力量（包括武装、政权、群众运动）作为统一战线的中心支柱。他认为工农运动应该是通过与国民党“共同”来做，农民的革命要求，只有通过两党谈判共同来解决。他反对我党独立自主进行的一切革命行动。他通过担任武汉政府农政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发表文告限制农民运动，说农民“不得自由行动”。他还通过中央宣传部于6月14日发表通告，指责说：“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来解决土地问题，已经引起了无数的过火行为，这种情形，必须纠正。”他并且接受反动派的要求，赞成解散领导农民斗争卓有成绩的黄冈县农民协会。陈独秀投降主义者就是这样叛卖性地反对农民革命斗争，当然更不支持农民的政权要求了。
对人民革命武装力量的创建和革命武装斗争，陈独秀是一贯采取消极态度的。他在革命统一战线形成的初期，甚至曾劝过国民党也不要搞军队和武装斗争，说“革命应该以社会组织进化为条件，不应以武力暴动为特征”（《革命与反革命》，《向导》第16期）。在国共正式合作后，他主张武装应以国民党的正规军为中心。他不主张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掌握武装，不主张我党同志在军队中做军事指挥员，而主张只做政治工作人员。对北伐出师，他自己违反党的决议，违反全党同志和广大人民的意旨，发表文章，采取消极和反对的态度（见《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向导》第161期）。在北伐过程中，他动员党员和群众，使第四、第八军兵员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共产党员叶挺领导的独立团，虽然战功卓著，兵员的发展却很慢。对于工农民众武装，陈独秀一贯不加重视，只把它当作国民党正规武装的附属品。到了武汉时期，革命处在成败的紧急关头，陈独秀投降主义者继续强调武装工农是难以实现的，害怕这样做会有害于同国民党军事领袖的团结，并且主张搞武装要以军阀张发奎为中心，主张把工人纠察队编到军阀张发奎的部队里面去。他把军阀张发奎硬说成“左派”。在革命的危急时期，他感到自己没有力量，就想拉拢一些国民党军阀，来作为自己力量的依靠，想从拉拢这一批军阀以打击另一批军阀中来寻找出路。这种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策略，当然只有招来失败。
5月17日，夏斗寅叛变、进攻武汉时，武汉的工人、农民、纠察队和童子团都起来保卫武汉，配合叶挺部奋勇作战。因此，甚至某些国民党领袖也建议马上武装1 500名工人来抵抗叛军，汪精卫也在口头上答应发枪两千支。可是陈独秀却认为“不要使工人力量和国民政府造成对立”，拒绝武装工人的提议，拒绝接受武器。
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叛乱（即“马日事变”），湖南共产党员动员了10万农军包围了长沙城。许克祥不过一个团的兵力，长沙城原是很容易拿下来的；但是陈独秀因为许克祥是武汉政府军事首脑之一的唐生智的部下，怕革命的反击会造成“政局的纠纷”和不可收拾的后果，又赶快下命令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他认为农民不得进行武装斗争，湖南的问题需静候国民政府解决。马日事变后，反革命毫不费力地大获全胜，全省豪绅地主一齐反扑，各县农民惨遭杀戮。
这时，在党的领导下，叶挺部还有一个军（两个师），教导队有3 000多人，武汉军校也有我们的一批力量，武装2万共产党员和5万工农群众还是不成问题的。但是陈独秀投降主义者却主张一切都静候和反动派协商“解决”，以致坐失良机。陈独秀不仅不敢武装工农，相反地，他起草了一个集投降主义之大成的纲领性文件——《国共关系十一条决议》，其中说：“为避免政局之纠纷与误会”，竟要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自6月25日起自动解散，把武装交存公安局，连劳动童子团手里拿的木棒也缴下来，以表示自己对武汉政府的“忠诚”和“没有野心”。
陈独秀投降主义者的这种一味退让，鼓励了汪精卫的反动气焰。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步步进逼，终于招致了公开分裂叛变的危险。6月10日，汪、冯（玉祥）郑州会议期间，汪精卫不仅叛迹昭著，而且正在酝酿直接下手对共产党开刀了。可是身为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毫无警惕，还是写文章替反动头子汪精卫等涂脂抹粉，幻想反动头子们会因此而听我们的话。他在《向导》上写道：“蒋介石已成了全国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国民政府的领袖在郑州会议，已决定了讨蒋政策，这是中国革命进展之一个重大时机，在革命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向导》第198期）
7月1日，已处在蒋汪合流的前夕，何键已经公开发出反共训令，而陈独秀又在《向导》上写道：“国民党在现时严重的危机当中，和民国二年受袁世凯打击的无路可走相等的危机当中，以汪精卫先生为中心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及左派的武装同志，应该有一大觉悟，下一大决心，首先自身团结起来，再和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拿出中山先生组织中华革命党的精神，来一个从左边的清党运动，毫不顾惜的清除党内一切反革命的投机分子，以救出真正革命分子的国民党正统之生命。”（《中国国民党之危机及其出路》，《向导》第200期）
陈独秀的这些话，除了迷惑和麻痹革命人民对汪精卫的反动本性的警惕外，丝毫也不能制止汪精卫的叛变。相反地，只是使汪精卫更加看穿了陈独秀的昏聩无用，更促使他敢于大胆放肆地分裂叛变、反共反人民，并且敢于穷凶极恶地喊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走漏一个”的屠杀共产党人及革命人民的口号。
是不是陈独秀对汪精卫的分裂反共阴谋事先毫无所知呢？自然并非如此。只是因为他脱离群众、找不到别的办法和出路，所以仍把最后的一线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能够回心转意上面。
当时，帝国主义还处在相对稳定的时期，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的联合力量，无疑是强大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同当时一切能够参加革命的资产阶级及其领袖合作，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达成种种加强合作的协议，并尽可能地巩固和保持这个统一战线，无疑是需要的和正确的。但是，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不意味着消除工农阶级斗争和处处仰仗资产阶级上层领袖的鼻息。相反地，只有无产阶级独立自主地领导和开展工农阶级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中进行必要的斗争，才能巩固革命的统一战线。因为只有放手发展和壮大了无产阶级独立自主领导的工农力量和革命阵地，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才能落实，无产阶级才有力量，革命统一战线才有坚强的中心支柱。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对资产阶级的动摇和反动倾向进行有力的斗争，才能制止资产阶级的动摇，也就不怕资产阶级的叛变。陈独秀投降主义者自愿放弃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自愿放弃革命领导权，只知联合、不知斗争、害怕斗争、反对斗争，俯首甘为资产阶级的尾巴；没有敢于斗争、敢于领导、敢于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气概，在战略上不敢藐视敌人和一切反动派，在战术上又麻痹疏忽，这样就导致了人民革命事业的严重失败。
所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讲到1924—1927年革命的这段历史教训时指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经验，表明了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的时候，革命是如何地前进了；及至无产阶级（由共产党负责）在政治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的时候，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败。这种历史不应当重复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241页）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首先在于他们是以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去看待群众和群众革命运动的。在他们看来，只有英雄豪杰才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而工农群众则是愚昧无知的。他们看不起和不相信群众，不懂得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真理。因此，他们虽然加入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在政治倾向上，就不免表现为追随资产阶级之后的右倾情绪和右倾观点，终于陷入右倾机会主义的泥潭。
其次，他们的思想方法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他们的思想落后于时代、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时代已进到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时代、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拿着第二国际老机会主义者的理论到中国来翻版，还以为自己的这一套“两次革命论”是什么新创造，而沾沾自喜。在口头上，他们虽然也能讲几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但是他们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髓，就表现为对当前阶级斗争的实践一窍不通，在重大的政治事变面前软弱无能、无力应付，他们只能用实用主义的方法和某些政客的手腕来对付眼前的一些事变，结果是不但不能推进革命，反而糟蹋了革命。
但是，社会发展的规律、革命阶级斗争发展的规律、革命事业的前进是不可阻挡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如果不改正错误，一味违反革命发展的潮流，从动摇不定、徘徊歧途走到阻挡革命，那么，他们最终就不得不退出革命，或被革命所抛弃。陈独秀就是这样在革命进到了下一个新的阶段时，由右倾机会主义而走向了取消主义，以至于最后离开了革命。
我党以毛泽东为首的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思想、正确路线的同志，对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和路线，是始终进行着尖锐的原则斗争的。这种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在整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直到革命失败。在党的第三次大会、第四次大会、1925年10月的中央北京会议和1926年2月的中央北京特别会议上，均曾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提出过批评和进行过斗争，因而，这些会议的决议也基本上是正确的。除了毛泽东同志以外，邓中夏、瞿秋白等同志，均曾写文章批评过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邓中夏的《我们的力量》、瞿秋白的《中国革命的争论问题》等文）。在1927年4月党的第五次大会上，也曾做出了在一定程度上批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政治决议，陈独秀也做了些假检讨，假意举手同意批评他的决议。因此，大会又选举他担任党的总书记。在革命的危急关头，以任弼时同志为首的共青团中央也曾和他进行过斗争。
但是，由于当时党还处在幼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代表正确意见的同志，还没有形成足够的力量来改变这个错误领导。这场斗争和争论也没有能够在党内充分展开。毛泽东同志这样真正联系群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袖，还没有被广大党员群众所认识。陈独秀利用他早年的声名和一些机会主义者对他的附和，占据着党的领导机关；在革命的重大事变面前和重要关头，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继续发展并坚持投降错误，结果就导致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惨痛失败。
对陈独秀应该怎样进行分析和批判，给他一个什么样的估价，据悉在教师同志中，除有若干共同之点外，还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和评价。胡华同志此文，据他说“是我讲专题课讲稿的一部分，现在作为初稿在此发表，供同志们参考和指正”。本期出版，正值五四运动纪念日，我们本着学术问题上执行百家争鸣的方针，将此文刊出。
——编者
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