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和时局》是毛泽东同志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对于当时的党史讨论所作的讲演。当时正处在抗日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重要阶段,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抗日根据地已开始局部反攻。毛泽东同志在这篇文章中讲了学习和时局两个方面的重要问题。第一,关于学习的重要性,特别是党史学习的重要意义以及怎样进行学习,特别是怎样进行党史学习。第二,关于抗日时局的发展规律,特别是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力量的发展规律,如何继续极大地发展我党领导的人民势力,达到驱逐日寇、解放人民、取得全国胜利的目的。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互相密切关联的。只有我党全体党员和干部学习得更好,接受党的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才能避免和减少错误,才能工作得更好,只有工作得更好,才能担负起驱逐日寇、发展人民势力、压倒国民党反人民的反动势力、争取人民胜利的重大责任。毛泽东同志这篇文章着重说明了这两方面的问题,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了全党和广大干部,对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达到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空前团结一致、对大会的胜利和成就起了重要作用;对干部的不断进步,取得抗日胜利和人民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同志根据对我党异常丰富的历史经验的总结而提出来的思想原理,对于我们今天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全党、全体干部和青年一代,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现将毛泽东同志在文章中所作的几个基本的教导,向青年读者同志们做一些介绍和说明。
第一,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要正确地对待党内斗争,对于犯错误的同志的批评,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
我们知道,在我们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不同的思想的对立与斗争,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对立与斗争,是经常发生的,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社会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的反映。不承认这种矛盾,或看不到这种矛盾是不对的;因为这样,将会使我们不能及时地、有效地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不能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不能不断地提高我们的思想觉悟。所以,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一再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要不断地改造旧世界,就要不断地改造自己。
但是,我们应该怎样正确对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斗争呢?这实际上就是如何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这篇文章中,首先给我们指出了历史上的教训。他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有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当时的缺点是,一方面没有帮助干部彻底弄清思想,吸取教训,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类似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于追究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其所以这样,就是没有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方针和原则。而自从1935年遵义会议以来,尤其是1942年的整风运动和党史讨论以来,我们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纠正了过去的缺点,特别是纠正了党在“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存在过的那种所谓“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的缺点,克服了党内斗争中机械过火的、宗派主义的行为,而明确地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方针和原则,结果大大地增强了党的团结,弄清了是非界线,吸取了经验教训,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从而为争取当时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所以,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指出,在我们党内生活中,对错误思想采取这样的方针和原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为什么说在党内生活中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方针和原则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呢?这就在于我们实行这一方针原则,便真正找到了正确处理内部矛盾的方法;在于用这一正确的方法来处理内部矛盾,既能不断克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保证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纯洁,又不损害同志。
正确地认识和掌握这个方针和原则,是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的决定条件。所谓惩前毖后,就是对于—切错误,不能讲情面,不能采取姑息容忍的态度,—定要批评揭露,使犯错误的同志受到教育,并借以教育别的同志,使大家引为鉴戒。所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批评揭露错误,是为了帮助同志纠正错误,弃旧图新,更好地和我们一道为共同事业奋斗,也就是为了“弄清思想、团结同志”。要达此目的,这就要有“治病救人”的精神和态度,要像医生治病那样,为了救人,帮助人把毛病治好,使他健康起来。为了使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真正做到“治病救人”,就必须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也就是必须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只要错误不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只要犯错误同志没有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都要对他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实行一看二帮。所谓“看”,就是争取他们自觉起来批评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对他们愿意进步、愿意改正错误的表现,哪怕是微小的进步,都应该采取欢迎的态度。当他们还没有自觉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的时候,要善于等待,给予思考的时间,逐步改造。但是,光看不够,还要“帮”,要积极地帮助他们早日改正错误,而不能置之不理。这种“帮”,要帮助得好、帮得到家,就要耐心地进行说服和规劝,帮助他们弄清思想,达到自觉。为此,在帮助和开展批评的时候,就要对他们的错误进行具体分析,分清界线。弄清哪些是政治问题,哪些是思想认识问题;哪些是立场观点问题,哪些是方法问题;哪些是原则性问题,哪些是非原则性问题;并且还要区别是一贯如此,还是偶尔犯错误;是愿意悔改的,还是不愿悔改的。而不能乱扣帽子,不要否定一切。为了使犯错误的同志真正心悦诚服地认识错误,在帮助和批评的时候,要心平气和地讲道理,以理服人,使犯错误的同志真正懂得错在什么地方,并帮助他们找出错误的根源,而不应该采取压服、打击等简单粗暴的办法。刘少奇同志在《论党内斗争》一文中,谈到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机械过火的党内斗争的缺点时指出:“有些同志以为党内斗争是斗争得愈凶就愈好,问题提得愈严重愈好,搜集别人的错误愈多愈好,名词用得愈多愈好,给别人戴的帽子愈大愈好,批评的语句愈尖刻愈好,批评与斗争的方式和态度愈严峻愈粗暴就愈好——讲话的声音愈大、面孔板得愈凶、牙齿露出来愈长……就以为是愈好,就以为是‘最革命不过’的了。他们在党内斗争与自我批评中不讲求适当,不讲分寸,不讲求适可而止,毫无限制地斗下去。很明白,这也是完全不对的!”
要知道,压服打击的办法,只能吓人,不能服人。用吓人的办法,即使犯错误的同志表面上承认了错误,而内心却可能更加不服气。因此,这样的做法,既不符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也不能达到“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目的。
这个方针原则,不仅是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方针和原则,也是正确处理其他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原则。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从党内斗争的经验中找到的一个公式,我们早把这个方法推广到党外。“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也采取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
第二,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要养成分析习惯,对于任何问题都应当采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
客观的事物都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既有正面和肯定的方面,也有反面和否定的方面。我们只有对客观事物的各个方面做全面的考察和分析,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因此,每个革命同志都要具有分析的头脑,养成分析的习惯,遇到任何事情任何问题,都要善于进行具体分析,得出客观的全面结论。只有做到这样,才是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不致在重大事件面前迷失方向的革命者,也才能算是一个能够辩证地看问题的、头脑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
我党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这样一个历史地看待问题、具体地分析问题的光辉范例。这个决议,系统地周密地深刻地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具体分析了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但同时也客观地指出:“犯了这些错误的同志们的观点中,并不是一切都错了,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仍然是一致的。”这个决议,一方面严肃地指出了党史上各次“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同时,也肯定了“过去犯过‘左’右倾错误的同志,在长期体验中,绝大多数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做过了许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
,对这些同志的进步,表示了热情欢迎的态度。这些,就是在《学习和时局》这个讲演中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对问题要采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的精神、原则的具体运用。
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缺乏这种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在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有些同志犯了右倾或“左”倾的错误,都是和这种错误的思想方法有关的。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种绝对化的思想就是党的历史上产生机会主义错误的思想方法上的根源。
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就是要从实际出发,经过对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作了全面的科学的分析以后,才下结论;而不是只根据自己的主观想象,或者一星半点的片面材料,就下结论。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看问题要有“两点论”的观点。也就是说,对事物要作全面的分析,既看到这一面,又要看到另一面。比如估价一件工作时,就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只看到任何一面,都是不恰当的。而任何事物又都有主流和支流之分,因此,看问题又要善于分清主流和支流,不要把主流当支流,也不要把支流当主流。只有这样全面地科学地去分析客观事物,才不至于犯片面性的错误。
第三,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要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觉性,放下包袱,开动机器。
毛泽东同志指出:“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
接着,他举了许多事例说明,如果对这些东西没有自觉性,就会背上精神负担或包袱。我们常见一些同志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包袱、精神负担,有的同志安于享乐而失掉革命的进取心,有的同志斤斤计较于个人名利而目光如豆,有的同志因获得一点成绩而骄气十足,有的同志因碰到困难而消极气馁……这些,也可以说都是缺乏自觉性,思想没有获得解放,盲目性没有破除的结果。所以,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检查自己背上的包袱,把它放下来,使自己的精神获得解放,实在是联系群众和少犯错误的必要前提之一。”
毛泽东同志在文章中特别告诫我们:“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有四次因为出现了胜利局面,有些同志就盲目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右倾或者“左”倾的错误,使革命遭受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要我们接受这些痛苦的教训,“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
我们应该牢牢记住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教导,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老实的态度、踏实的作风和谦逊的风格,特别在胜利时、工作有成绩时、别人叫好捧场时,更需要头脑冷静,实事求是,保持谦虚的风格。因为在胜利、顺利时,最容易头脑发热,如果不加警惕,就会产生骄傲情绪、“翘起尾巴”,就会自以为是、拒绝批评,就会出现麻痹大意、轻敌懈怠,或者做出鲁莽的事来。没有经验的青年同志更容易犯这种毛病,所以更需要特别警惕。
我们作为一个革命者,必须有自知之明,即使个人在工作中获得了一些成绩或有了一些成就,那也都是由于有了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以及同志们的配合和帮助而获得的;一个人的成绩和成就,同中国人民移山倒海的伟大成就比较起来,毕竟是小得多的;而且,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很多,需要我们去解决的新的课题不断出现,和这些任务比较起来,我们个人的能力和知识总是不足的。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骄傲自满。相反地,倒是需要我们时刻自觉地保持谦虚态度,处处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为党为革命作出更多的贡献来。
我们每个人都有长处,也有短处。我们对自己要有全面的估计,对别人也要有全面的估计。不要光看到自己的长处,还要看到自己的短处。也不要光看到别人的短处,更要看到别人的长处。要善于同别的同志合作,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学习别人的长处,取人之长,补自己之所短。对党内同志需要这样,对党外同志也需要这样。这样虚心地和同志们相处,我们就能使自己愈加聪明,就能更好地团结其他同志,为革命事业而共同奋斗。
当然,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要防止骄傲,并不是说我们做工作不要有坚强的革命信心和蓬蓬勃勃的革命朝气。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特别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更应该保持和发扬这种精神。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困难总是难免的。但是,我们的困难是前进中的暂时的困难,只要我们经常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依靠着群众的力量,就能克服一切困难。因此,我们一方面要防止因胜而骄的情绪,一方面又要防止因败气馁的情绪。这两种情绪都是不利于我们前进的包袱,都要坚决地扔掉。
毛泽东同志要我们“开动机器”,就是说要善于思索。常有这样的同志,他们对党忠心耿耿,但是不善于动脑筋、想问题,因而,往往容易对党的政策、原则作机械的、片面的了解和执行,而不善于和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结果,他们就常常犯“片面性”、“好走极端”的毛病,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或事务主义的毛病。党和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要善于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而要做到这些,就要善于开动脑筋,应用我们的思想和智慧,把党的政策、原则结合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想出切实可行的计划和办法来。
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我国的各项社会主义建设都要求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有许多问题要我们去解决,有许多新的经验需要我们去创造和总结。面对着这样的艰巨任务,我们大家都很感能力之不足。这除了需要加强学习外,特别要求我们能够开动脑筋,善于思索,敢想敢干。几年来,我国人民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发挥了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革命精神,尊重科学,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运动中,创造了许多新成就。这种思想精神领域上的巨大解放,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学习和时局》这篇文章中,关于“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这一指示在当前社会主义新时代中的新发展。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发扬这种精神,经常地开动机器,勤思苦索,本着革命热情和科学精神相结合的原则,从事工作,从事创造性的劳动,不断地把我们的事业迅速而又有步骤地推向前进!
关于时局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也好,在中国抗战阵营中也好,重要的是要看到以共产党为中心的人民势力的增强。毛泽东同志总结了七年抗战的规律,指出:“在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力量曾经历了上升、下降、再上升三种情况……全党学得了许多可宝贵的经验。”“国民党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观,得到了丧失战斗力的结果。共产党以五年半的苦战奋斗,得到了增强战斗力的结果。这一种情况,将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
毛泽东同志预见到我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将经过这样一条发展道路,就是:由各根据地扩大,到各根据地连成一片,进而取得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以至取得全国胜利。全面反攻日寇形势的即将到来,国民党军的腐败无能,使我党我军在驱逐日寇、解放全国的斗争中担起更加重大的责任。因此,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要打通思想,学习政策,更加发展和巩固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同时,强调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并且学习管理工商业。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同志们可以在中共党史的学习中得到深刻详细的了解,本文就不多作介绍了。
毛泽东同志对于时局的这种分析,是具体分析形势的伟大典范。毛泽东同志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中,预见到未来形势的发展趋势。并且对下一阶段的革命斗争提出了新的任务,在思想上组织上做了新的指示。这种分析形势的方法和指导革命斗争的做法,都是值得我们很好体会和学习的。我们要想在工作中不至于迷失方向,陷入事务主义,就要经常注意分析国内外和自己周围的形势,观察和分析各阶层各种力量的动态和变化,高瞻远瞩。一方面要踏踏实实做好眼前的工作,一方面要对未来的工作有所预见。并且在前一阶段任务完成以前,就为下一阶段的工作做好准备。这样,就能使我们的工作经常处于主动之中,而不至于事到临头仓促应付,就能一个胜利紧接着一个胜利。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同学在“中国革命史”的课堂讨论中,争论了下列问题:(1)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同“独立自主原则”有无区别?(2)“独立自主原则”是只适用于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中的一个根本原则,适用于任何时期?(3)为什么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这个口号,而没有在别的时期提出?它和“又联合又斗争原则”的关系如何?下面谈谈我的看法。
我认为,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和“独立自主原则”,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这都是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根本原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领导权。
我们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问题,意思是说,无产阶级政党在和资产阶级及其他阶级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时,不论有无共同纲领和共同组织形式,都要在思想上、政治上坚持自己的共产主义旗帜和马克思主义旗帜,坚持自己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保持对同盟者的批评和斗争的自由;都要在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独立活动的自由;都要在战略策略上有自己一套独立的战略策略,包括对同盟者的联合和斗争在内。
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告诉我们,为了真正掌握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使革命的胜利真正成为工农大众的胜利,仅仅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问题是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提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问题,才算完整。
所谓“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就是除了上述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这个概念所具有的含义外,还包含这样的意思:革命统一战线必须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力量为中心支柱;无产阶级在革命统一战线中,必须有自己独立的、绝对领导的阵地——包括武装力量、根据地、群众运动等等。不管同盟者同意不同意,必须坚持这种阵地,发展这种阵地,并把革命胜利的希望主要寄托在无产阶级独立领导的这种阵地的壮大和胜利上面。
本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一思想,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在论述到怎样才能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独立性”而不是形式上的“独立性”,怎样才能不被资产阶级“溶化”时,就已说到了。他说:“无产阶级要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作斗争时不致被束缚住手脚,就应当有充分的觉悟和足够的力量把农民提高到自觉革命的程度,领导农民举行进攻,从而独立实行彻底的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列宁全集》,第11卷,42页)
毛泽东同志则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把这一思想更加具体、更加丰富、更加发展了。他在论述到1927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时,教导我们说:“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工农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其结果是帝国主义命令它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伸出千百只手来,首先把蒋介石拉去,然后又把汪精卫拉去,使革命陷于失败。那时的革命统一战线没有中心支柱,没有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四面八方都造起反来,共产党只得孤军作战,无力抵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各个击破的策略。那时虽然有贺龙、叶挺一支军队,但还不是政治上坚强的军队,党又不善于领导它,终归失败了。这是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143页)
他在论述我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必要性时说:“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呢?一方面是在保持自己已经取得的阵地。这是我们的战略出发地,丧失了这个阵地就一切无从说起了。但是主要的目的还在另一方面,这就是为了发展阵地,为了实现‘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积极的目的。保持阵地和发展阵地是不可分离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毛泽东选集》,第2卷,364页)这就是说:只有依靠我党独立自主领导的革命力量和革命阵地的扩大,才能使抗日和革命的胜利成为人民群众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初期,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政策》等一系列的著作中,都着重地从理论到具体政策上阐明了这样一个根本思想:只有无产阶级政党保持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才能使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者;只有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者,革命统一战线才能胜利。因此,无产阶级政党是否在统一战线中保持了独立自主,这是革命胜败的中心关键。所以,毛泽东同志说:“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毛泽东选集》,第2卷,364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一般说“无产阶级政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和“无产阶级政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两者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但在具体含义上还是有深度和广度的不同,就是后者更加发展了更加完备了。一般说,提出“独立性”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而提出“独立自主原则”,则是完全解决了领导权问题,就是说它使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落实了;所以,“独立自主原则”的提出,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学说的一个重要发展。因而,这一原则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而且,一般说,在和资产阶级联合时,容易发生右倾,所以在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时期,独立自主原则都是应该强调的。
一般地说,右倾机会主义者比较容易在口头上承认“独立性”原则(虽然在实质上也是不承认的),而必定要反对“独立自主”原则。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一方面,“独立性”原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里讲得很多,右倾机会主义者也不敢公然违反;另一方面,因为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原则,有时资产阶级同盟者也可以在口头上表示承认,因此,右倾机会主义者觉得讲讲“独立性”不大会触犯资产阶级,不至于“破坏”统一战线。至于讲到“独立自主”原则,这就是说无产阶级要在统一战线中自搞一套,有自成系统的、绝对领导的、工农大众占绝对优势的一批力量和阵地,作为统一战线中的中心支柱和主力军,这是作为同盟者的资产阶级老爷所不能容许的,他们就要叫嚣:你们这不是“另起炉灶”吗?不是“破坏统一”吗?不是“封建割据”吗?不是“孙悟空钻进牛魔王的肚子里想从内部来破坏统一战线,篡夺领导权”吗?资产阶级老爷一反对,作为资产阶级尾巴的党内投降主义者也就必定跟着反对,说什么:这是“破坏统一战线”,“破坏统一战线就是破坏革命”,“这是破坏共同纲领,也就是破坏革命”等。而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自己手足束缚起来,不敢超出资产阶级所能容许的范围。他们不了解无产阶级只有根据“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发展和壮大了自己的阵地和力量,统一战线才有可靠的中心力量,资产阶级才不敢叛变,即使叛变了也才能将其击败。只有这样做,统一战线才是巩固的,才能发展和扩大统一战线。
那么,革命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只适用于抗日战争时期,还是适用于革命的任何时期呢?根据上面所说,“独立自主原则”既然是党的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中的一个根本原则,而统一战线,按照毛泽东思想,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革命中克敌制胜的三个基本问题和主要经验之一、“三个法宝”之一,是任何时期都需要的,因此,“独立自主原则”也是适用于任何时期的。我们可以从中国革命的几个发展时期的经验中,略加论证: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为什么失败了呢?就是由于党在后期没有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表明的都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大众“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的思想。尤其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讲的“一切权力归农会”、“武装农民”、“十四件大事”等,就是无产阶级“独立自主”地搞工农联盟、根据地和工农武装的思想。共产国际五月指示也可以说是要中国无产阶级独立自主搞一套的思想。陈独秀投降主义者的错误,就是在于虽然在口头上承认“独立性”原则,但却反对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搞一套”的思想。所以,本来有很多机会搞起一支党所独立领导的七八万人以至十来万人的武装力量,但陈独秀投降主义者却不搞,“两湖”农民运动如此蓬勃发展,陈独秀投降主义者不乘机搞起农民政权、农民武装,以农民为革命的主力军,以工农联盟为统一战线的基础,把“两湖”搞成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相反地,由于怕“破坏”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竟向农民运动头上大泼冷水。当国民党反动派在“三二〇”、“四一二”、“五一七”、“五二一”发动猖狂进攻时,既不防范,又不敢独立自主地组织革命的反击将其坚决打退,这就是引导那次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所以毛泽东同志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在提出反对党内阶级投降主义和迁就主义,提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时,特别强调指出:“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毛泽东选集》,第2卷,361页)
有的同志说,当时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有“共同纲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有“共同组织”形式——国民党,可以利用“共同纲领”在“共同组织”内作斗争,所以不需要“独立自主原则”;如果提出这个原则,就会使资产阶级抓住借口,破坏统一战线。我认为,恰恰相反,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的巩固不巩固,资产阶级遵守不遵守共同纲领,决定于无产阶级有没有力量,有没有独立自主的革命势力。如果有,资产阶级固然要反对,但他们不一定敢破裂;如果没有,就一定要破裂。历史事实证明:陈独秀投降主义者当时不搞无产阶级独立自主领导的中心力量,结果是统一战线破裂了。抗日战争时期,有的同志不执行党和毛主席的“独立自主”原则,结果是发生了皖南事变。相反地,抗日战争时期,党和人民为何能打退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从解放战争至今,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我们为什么不怕资产阶级造反?就是因为我们有了坚强的无产阶级独立自主领导的革命力量作为统一战线的中心支柱的缘故。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本来就是我们党独立自主领导的。当时,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应该是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去建立和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在西安事变前,一般说主要是反对“左”倾关门主义。西安事变后,既要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同时也要注意防止右的倾向的抬头。到抗日战争时期,“七七”事变后,特别是1937年底,毛主席就着重提出了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问题,强调了“独立自主原则”。应该说,在抗日战争中党和毛主席强调“独立自主原则”是有它特别重要的意义的,这是因为:一则党内否定这个原则的新投降主义者在1938年曾经嚣张一时,他们曾经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口号,抗日与革命有走到重复1927年陈独秀阶级投降主义道路而招致失败的严重危险;再则,与我们合作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着同我们合作又破裂这种合作的丰富经验,这时,他们时时刻刻想在再度合作中来吞并和消灭我们,他们的口号是:溶共、防共、阻共、反共。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毛主席总结了1927年革命失败的经验,强调提出了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这一思想。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国共会谈和召开旧政协期间,国共双方斗争的焦点就在于国民党反动派想用诱骗和武力威胁的手段,要我党交出我党独立自主领导的阵地(军队和根据地);我党则为人民解放的利益而坚持和发展这种阵地。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逐渐形成起来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就是在我党的独立自主的绝对领导之下的。
解放以后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也是如此。就是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的:“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毛泽东选集》,第4卷,1368页)就是说,革命领导权是不能与别的阶级、党派来平分、来“轮流坐庄”的,这就是独立自主的思想。如果别的阶级、党派来参与领导权,就不是“独立自主”了。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作为一个口号,为什么在抗日战争时期强调提出,而在别的时期没有强调提出呢?这首先是历史的原因。因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虽然毛主席已有了这个思想,但全党来说,党还处在幼年,还没有充分经验来提出,而在这一时期的后期,党正需要这个口号的时候,由于党的主要领导掌握在陈独秀投降主义者手里,所以没有条件提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资产阶级破裂了统一战线;遵义会议以前曾经三次在党的领导机关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又都不搞统一战线,所以也无从提出。到抗日战争时期,在前面说过的历史条件下,才由毛主席强调提出。
其次,这个原则虽然任何时期都适用、都起作用,但是作为一个口号,何时要强调、何时不必强调,这也要看历史情况,不一定在任何时期都作为一个口号提出,如像“独立性”、“又联合又斗争”这些原则一样,任何时候都要保持、都起作用,但不一定在一切时期都作为口号强调提出。为何在抗日战争时期要强调提出“独立自主”这一口号呢?这是根据这时同盟者的情况(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力量比我们占很大优势,他们的抗战极不可靠,并在时刻想消灭我们)和党内情况(新投降主义的一度嚣张)以及党的成熟程度而提出的,而且主要是在党内提出的,目的是要全党掌握这个精神,是去实干,而不是去空喊。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与解放后,我们都照这一原则做了,所以不需要单独再作为口号提出,但是毛泽东同志在许多文章里也都讲到了这个意思。
至于“独立自主”原则和“又联合又斗争”原则的关系问题,我认为两者都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具体来说,则“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是对统一战线中的资产阶级所应采取的根本原则,“独立自主”原则则是实行这一原则的中心环节,是实行这一原则的基础。因为没有了“独立自主”,也就谈不到对资产阶级的联合和斗争。故而,毛主席在《论政策》一文中,总结性地提出了统一战线中“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同时把这个政策具体化为十条,第一条讲必须组成一个统一战线,第二条便是“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就是这个意思。
以上意见,写出来供同志们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