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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群众运动，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五四运动的时期，是中国两千年以来第一个变化最剧烈的转变时期。从这个运动开始，中国革命的方向转变了，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转变了，由长期的封建社会以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步地转向新民主主义社会以至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最新最革命的阶级——工人阶级一跃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不久，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中国的革命；世界上最新最革命的科学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中国来了，逐渐被中国工人阶级以至广大劳动人民所掌握。可以说，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都起了一个巨大的变化，生活在现代的每一个中国人，都直接间接地受到了五四运动的影响。所以我们每一个做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要了解现代的中国，表现现代的中国，了解五四运动的历史确是很重要的。尤其是五四运动不仅是一个爱国政治运动，而且是一个新文化运动，对我们做文艺工作的同志关系尤大。现分下列问题来介绍五四运动的历史，还请各位指正。
五四运动是在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上发生的呢？
自从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失败以后，继续统治中国的是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1916年袁世凯死后，继承袁世凯掌握北京中央政权的是袁世凯部下的大将，如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等，加之各省小军阀各自拥兵自雄，互相厮杀。他们都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工具，袁、段则是一脉相承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他们在国内是为封建大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服务的。因此，统治中国的仍然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异常混乱腐败，经济异常落后，人民生活异常痛苦，中国是处在一个最黑暗的时期。这些在上面“辛亥革命”一讲里已讲过了，我这里不多讲了。
但是，从1914年（民国三年）开始，在国内社会经济上和阶级关系上却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这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和战争结束初期的六七年中间，得到了一个迅速的发展，中国社会两个新兴的阶级——工业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壮大起来了。
我们知道，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德、奥、保加利亚、土耳其等国组成为“同盟国”，英、法、俄、意大利、日本、美国等组成为“协约国”，双方互相火并。在大战期间，欧洲的英、法、俄、德、意等帝国主义，主要是忙于战争，流入中国市场的欧洲商品大大地减少了。
于是中国的民族工业——主要是轻工业的纺织业和面粉业，适应市场的需要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纺织工业纱锭数以1913年为100，1919年增加到181，计有1 173 012枚。面粉工业，在大战期间，中国由面粉输入国一跃而为输出国。缫丝工业，厂丝出口额以1913年为100，1919年增至168，计出口118 028担。其他像卷烟、火柴、颜料等轻工业，也有迅速发展。伴随着这些新兴轻工业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情况的好转，中国的银行事业在这一期间也有所发展。在1911年中国的银行只有8家，到1919年便增加到了48家。
总之，这一期间中国民族工业确是得到了比较迅速的发展。但是，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也就没有工业和国防力量的基础，这是工业发展的致命的弱点。而且与此同时，日、美两国也乘机扩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日本这时对中国加紧资本输出，其在华纺织工厂纱锭数以1913年为100，1919增加到195，发展速度比中国还快，计有纱锭445 640枚。它又竭力倾销商品，到战争结束时，几乎掌握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半数。五四运动时，“东洋货”充斥了中国市场，所以当时从工人、学生到民族资本家都起来抵制日货。同时，美帝国主义的对华贸易也有迅速发展，从1912年到1919年贸易额增加到190%。这些，直接影响着当时民族工业的发展。
中国民族工业经济，在中国社会中是一种新经济，这种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中国人民群众的民族自觉性。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打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这是五四运动发生的社会经济基础。
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中国境内工业的迅速发展，而有迅速的壮大。产业工人的数目，由在1913年的约为65万人发展到1919年的约200万人。这是中国社会中一支新起的产业大军，它必然要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包括规模宏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和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在内，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结合的顽强的敌人面前，都失败了。这一事实说明，中国的农民和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达到胜利。领导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责任，就不能不落在新起的中国无产阶级的肩上。
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同世界无产阶级一样，是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大工业生产相联系的，它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最进步的一个阶级，所以它是中国社会的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它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由此可见，历史的地位决定了中国无产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
同时，中国工业无产阶级还有三个特点，使它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坚决彻底的领导阶级。
第一，中国工业无产阶级深受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重剥削和压迫，所以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在三重压迫剥削下，中国工人的工作时间很长，通常是“六进六出”做工12小时，甚至有做18小时的；工资很低微，工人生活完全没有保障，社会地位也最低下，最受侮辱。所以是个最革命的阶级。
第二，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又很集中。中国境内近代工业虽然不多，但工业无产阶级在有500个工人以上的大企业内做工的，有很大数目。从地区来说也很集中，上海等几个工业大都市，每地集中工人10万以上，以至数十万。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在全国人口中虽然占少数，但是因为它的集中，在具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条件下，它就能够成为一个在全国政治生活中最有力量的阶级。
第三，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和其他无产者、半无产者特别是农民有亲密的联系。中国其他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人数很多，加上农村中的雇农（无产者）、贫农（半无产者），就占了全国人口的半数以上。他们所受的压迫和剥削，都是非常残酷、非常悲惨的。同时，由于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多半是从破了产的农民出身，这就使他们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利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这些特点，使中国无产阶级成为一个具有特殊的战斗性的革命阶级。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迅速发展，罢工斗争也迅速地发展起来。1918年一年中共有罢工25次，1919年共有罢工66次，不过当时这些罢工主要还都是由于工人们不能忍受牛马不如的生活状况，不能忍受残暴的虐待而自发地进行的经济罢工。但可以看到罢工斗争的规模是在日益扩大中。
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增长了。民族资产阶级这时自信心也提高了。他们要求有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要求摆脱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对他们的损害，要求有一个能够保护他们的利益的政府，所以他们在对国内问题上要求消除军阀的混乱，要求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在对外问题上则很积极地主张“抵制日货”，“提倡国货，挽回利权”，“关税自主”。当时像办德大纱厂、厚生纱厂的穆藕初，办申新纱厂、福新和茂新面粉公司的荣宗敬，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玉阶，都是著名的民族资本家，他们当时很自傲地称“我们资本家”如何如何，颇有自信。
但总的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是薄弱的，它远没有中国无产阶级资格老、社会基础深广，它既怕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又怕工人、农民的力量，所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矛盾的阶级，这是它从娘胎里带来的软骨病，在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中是很软弱的。
除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外，这时，中国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队伍也扩大了。这一期间，中国各种手工工场和中小商店也发展得很快，加上各种自由职业者、职员，城市小资产阶级就成为一个广大的群众，他们是比较坚决地要求反帝反封建的，是中国社会上一种很重要的势力。
以上三个阶级，加上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剥削下的农民，这四个阶级成为五四运动的阶级基础。
在上述经济力量、阶级力量的基础上，这时中国思想界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动，可以说是两千年来一个最大的思想变动，这就是彻底反对两千年来的封建主义思想的民主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发生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要求打破封建主义的束缚。社会上代表要求民主的阶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一种新势力，和代表封建买办势力的地主阶级、买办阶级的旧势力，日益明显地对立起来。这新旧两种势力的对立和斗争，反映到文化、思想上，就是新旧两种文化、思想的对立和斗争。这种尖锐的思想斗争，就表现为从1915年开始的代表中国人民新觉醒的民主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
从1915年开始，起来倡导新文化运动的进步知识分子是些什么人呢？基本上是两种人，一种是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像李大钊、陈独秀、鲁迅、吴虞等，另一种则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胡适等。他们在当时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科学的思想，他们对于在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在封建军阀统治下黑暗和混乱的状况感到痛心，要求中国的进步和改革，他们便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发动了新文化运动。
当时新文化运动的要求是什么呢？基本要求是三个，即提倡民主（德谟克拉西，democracy），提倡科学（赛因斯，science），提倡新文学。
现在我们分头来说。
第一个要求是提倡民主，反对封建政治和封建旧礼教、旧道德，反对为封建制度服务的孔子学说。
在1915年，正当袁世凯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筹备当皇帝的时候，9月间《新青年》杂志创刊了（第1卷叫《青年杂志》）。陈独秀等写了《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等文章，反对君主专制，提倡民主政治。到1916年2月，陈独秀写了《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发表在《新青年》第1卷第6号，进一步号召彻底反对封建主义，他认为民主政治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和封建的伦理道德、三纲五常，封建的等级制度是水火不能相容的，“存其一必废其一”，要实行民主主义，必须彻底打倒封建主义。
接着，李大钊在1916年3月《新青年》第2卷第1号上发表了《青春》一文，号召青年以解放的精神“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除陈旧学说之囹圄”，彻底抛弃衰老的封建主义的“白首中国”，创造民主的“青春中国”。
为了反对维护封建制度的孔子学说，先进知识分子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当时陈独秀、吴虞、钱玄同等都写文章激烈地抨击孔子学说，指出孔教是两千年来专制政治、宗法家族制度、吃人的礼教的思想基础，是独夫民贼们的御用工具。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孟的死道理教学生，把孔、孟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是一套老八股。勇敢地揭穿它，号召人民来反对，这是很大的功绩。但是一般说，他们当时在批判孔子当中，还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和批判精神，好的绝对好，坏的绝对坏，不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我们说，对文化遗产采取绝对否定的态度是不妥的，我们应该是如毛主席所教导的：“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而不能割断历史。此外，当时这些先进知识分子热烈地提倡个性解放、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等等。
用文学创作来彻底地反对封建思想的，是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的小说。他在1918年4月发表的《狂人日记》，1919年3月发表的《孔乙己》，4月发表的《药》等小说里，尖锐地揭露了满嘴“仁义道德”的封建礼教的吃人的本质，描写了在封建礼教的压迫和愚弄下，没落的旧知识分子（孔乙己）的可悲的命运，和热情的青年革命者（夏瑜）的惨痛的遭遇，他痛心于人民的愚昧和不觉悟。他的这些作品是对封建制度的最有力的控诉书。鲁迅正视现实、正视人生、爱憎分明，他后来又写了《阿Q正传》、《一件小事》等一系列文章，描写了农民、受压迫的知识分子、城市劳动者。
鲁迅的创作是革命的现实主义的，他的这种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作风，使他后来能够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在这时也喊过要求自由的口号，这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希望比较自由地发展经济的要求，有一定进步意义。但如何取得自由呢？胡适的答复是“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革命，这又充分表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反动性的一面。
总的来说，当时对封建思想的攻击是非常猛烈的，所以，当时的封建知识分子林琴南曾说《新青年》是必以“覆孔孟、铲伦常”为快。
当时新文化运动的第二个要求是提倡科学，反对独断的封建哲学、宗教、迷信、盲从。
这方面，鲁迅曾经在《新青年》写了许多“随感录”，进行启蒙的呼吁。他攻击在封建制度的精神奴役下中国人长期以来迷信鬼神、命运，讲阴阳五行、静坐炼丹，以至所谓“科学扶乩”、“哲学算命”等等反科学的思想和行动。他说：“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竟至百无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鲁迅全集》，第2卷，33页）
李大钊在1916年9月发表的《青春》，1917年4月发表的《青年与老人》，1918年4月发表的《今》，表现了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观、矛盾观和革命现实主义的人生观。这是当时最有科学意义、战斗意义的哲学思想。
恽代英在1917年3月也发表了《物质实在论》，陈独秀在1918年4月发表了《有鬼论质疑》，他们都介绍唯物论和无神论，这在中国思想启蒙中都有很大意义。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这时出来宣传“实验主义”。他在1918年请了美帝国主义学者杜威来中国讲他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实验主义”，他自己也跟在杜威后面摇旗呐喊，并在1919年4月在《新青年》发表了《实验主义》一文。实验主义的口号是“拿证据来”，对一切都取怀疑态度，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认为“一切真理都是应用的假设”，认为一种理论只有经过主观的实验，断定其有效用的时候，才能承认它是真理。这说明了实验主义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市侩式的实利主义的反映。它是一种哲学上的主观唯心论的流派，它阻碍人们去接受客观真理、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因此，它虽然披着“科学”的外衣，在实质上却是反动的。
新文化运动第三个要求是提倡新文学、白话文，反对封建文学、文言文以及所谓“国粹”。就是为了传播民主、科学的新思想，为了人民的启蒙而提倡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
1917年1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主张改革文体，他的意见概括起来便是他说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至于“话”的内容应该是什么，他没有谈到，他主要是讲文章形式、文章作法的问题。
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进一步提到了改革文学的内容的问题，主张推倒封建主义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而建设民主主义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他明确指出，为了革新政治，必须革新文学。与此同时，钱玄同、刘半农对于新文学、白话文运动，也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主张反对以封建思想为内容，以文言文为形式的旧文学。不过当时这种“国民文学”或“平民文学”的口号，实际上只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没有包括广大的工农兵在内，还没有做到面向工农兵。
这些还只是讨论。真正以身作则以创作的实践来提倡白话文和文学革命的是鲁迅。鲁迅在当时发表《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小说，从文体到思想内容，都为当时的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提供了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良好的典范。鲁迅的这些伟大的作品，奠立了中国新文学的基础。同时鲁迅还写了许多随感录来反对死抱着封建旧教条不放的“国粹主义”，驳斥那些反对白话文的人。
当时，封建知识分子林琴南曾反对白话文说：“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1919年3月《致蔡鹤卿太史书》）鲁迅痛骂这些人是“现在的屠杀者”。他说：“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他嘲笑这些人说，你们认为白话文都是鄙俚浅陋，不高雅，但是你们张嘴说话时也不能像《镜花缘》中“淑士国”的酒保一样，成天“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你们也难免要说鄙俚浅陋的白话了。
当时封建军阀政府及其帮凶的反动知识分子辜鸿铭、林琴南等，曾斥新文化为“洪水猛兽”，说“不可与同中国”，时刻放出空气要封闭《新青年》。《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曾因发表了李大钊所写《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而被捕。封建军阀对文学艺术可以说是极尽摧残之能事。曹锟当权的时代连《捉放曹》、《击鼓骂曹》、《战宛城》等戏都禁演，可见其蛮横无理到了什么程度。但这种反动势力都阻挡不住时代的洪流，新文学、白话文终究成了近30年来的正宗。
当时的启蒙运动，对青年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文化部沈（雁冰）部长就说过，他当时看了《新青年》等刊物就好像在黑暗当中，突然打开了窗户，觉得刺激力很强。在十月革命以前，当时的这些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所做的思想工作对中国的思想界是有极大的震动的，它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民主觉醒和解放要求，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推动了中国社会前进，但是当时他们的思想觉醒，就总的说，还未脱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范畴。陈独秀曾明白说明他是崇拜卢梭等人的，李大钊当时也未脱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思想。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资本主义文化在西方的腐朽，他们自己对资产阶级的民主、科学也在怀疑之中。他们还没有找到拯救中国的真理。到了十月革命以后，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新文化运动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领导思想，就面目一新了，完全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了。
毛主席说：“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655～656页）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为正在孕育和产生的新民主主义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
至于新文学运动后来的发展，和我们怎样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问题，周扬同志写了文章，同志们已很熟悉，这方面就不讲了。
1917年11月（俄历十月），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资本主义崩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纪元。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人类命运的根本转变。它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从此结束了，新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从此开始了。从此，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和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形成一个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阵营。从此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成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我们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就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且是伟大的一部分。在这个新时代里，世界历史的方向，是条条道路都通向共产主义。
苏维埃政府在其成立后第二天，就发表了有名的《和平法令》，向全世界各民族提议建立真正持久的和平，反对民族压迫；宣布帝俄政府及临时政府和外国订立的一切秘密条约和压迫别国的不平等条约“立刻作废”。1918年7月，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通知中国，声明苏俄决定放弃帝俄过去与中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因缔约而享受的一切非法特权。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大战后人民生活的痛苦，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增长，推动了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涨。在1918年、1919年，欧洲的芬兰、德、奥、匈都曾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在东方的日本，1918年有“米骚动”——饥民抢米的革命斗争。在殖民地和附属国方面有土耳其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印度、埃及的民族独立运动和朝鲜人民的反日起义等。这些斗争都给了帝国主义以直接的打击。
俄国革命的胜利，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涨，对中国觉醒的影响是很巨大的，首先是激发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情绪，产生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觉得俄国革命能成功，中国革命也可以成功，中国也可以搞好。其次，十月革命给了中国革命活的榜样，遭受重重压迫、经历多次失败的中国人民，从列宁、斯大林的启示中找到了光明，从俄罗斯人民的革命中看到了胜利的经验，使中国的先进分子觉悟到要救中国必须学习俄国革命的榜样，走俄国人的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人民在知道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的同时，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的学说也开始传入中国。中国一部分激进民主主义者以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恽代英以及陈独秀等为代表人物，因受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而开始初步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中国工人阶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力量的壮大和斗争规模的发展，也使这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开始认识到要革命、要救中国必须要依靠这个最革命最进步的阶级。这样，在中国就出现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五四运动的左翼。
从1918年11月起，李大钊开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1918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样两篇著名的论文。在这两篇中国最早的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论文里，包含了下列的重要内容：
（1）李大钊正确地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是各帝国主义之间的不义战争，不是“公理战胜强权”。
（2）李大钊向中国人民介绍了与歌颂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十月革命的胜利，揭破了当时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封建统治者诬蔑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主义为“洪水猛兽”、“过激主义”的谰言。
（3）李大钊初步地指出了十月革命以后世界历史已进入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他认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这个世界革命就是“全世界无产庶民（按：即工农劳动大众）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他对世界工人阶级革命事业表示了坚强的胜利信心，他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从而他揭示了中国必须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启示了中国革命所要走的道路和方向。
虽然这两篇文章还不是系统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其中所据的个别材料也是错误的，但这两篇文章的精神和论断，无疑是正确的。它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开始。它的崭新的战斗论断，给予当时中国思想界、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以很大的影响。王统照先生写“五四”回忆时曾经讲到这两篇文章的影响说：“青年读者们不只是对他的学力、思想、文笔感到钦佩，而进一步对于十月革命之历史的意义与其对全人类的影响有了比较明了的认识。”（《三十五年前的五月四日》，《人民文学》，1954年5月号）当时许多学生已知道列宁是俄国革命的导师，他是要为被压迫的工人农民谋解放的，许多工人也已知道俄国有“穷人党”造反了，穷人坐了天下。
1918年12月，为了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李大钊又和陈独秀等在北京创办《每周评论》，这个刊物曾连续发表了许多论文来介绍苏俄的新宪法、土地法、婚姻法等，不断地驳斥了欧美各报对苏俄的造谣诬蔑。
所以，十月革命的影响，使中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改变了中国几十年来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寻找真理的方向，而转向了社会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发展成了以社会主义思潮为主流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这样，在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中国就在1919年爆发了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运动——五四运动。正如毛泽东所说：“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660页。）
1914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其邻近中国的便利条件，利用西欧列强无暇东顾的机会，大举向中国侵略，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1914年9月至11月间，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武装攻占原为德国租借地的山东省青岛，又占胶济铁路沿线。1915年5月9日，日本又强迫袁世凯政府接受完全殖民地化中国的中日协定二十一条。12月间，日、美两国狼狈为奸，赞助袁世凯实行帝制。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北京反动政府的政权落在另一个北洋军阀亲日派段祺瑞的手里，他的统治一直维持到1920年7月。段祺瑞继承了袁世凯的卖国事业。他在美、日两国怂恿下于1917年也对德宣战，派遣许多工人去为“协约国”的军队服务。并以“参战”名义，大量向日本借款，以强化其反动的军阀统治。
1918年11月，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同盟国”的失败而结束。1919年1月，战胜国方面的英、美、法、意、日等帝国主义，在法国的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这是一个帝国主义强盗的分赃会议。
中国由于在大战中参加了英、美等“协约国”方面，这时也算是“战胜国”之一，派了代表去参加和会。中国代表在人民的压力之下，向和会提出要求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的希望条件七条（“放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警”，“撤销外国邮政电报”，“取消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等），又提出了取消日本帝国主义和袁世凯订立的中日协定“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陈述书，并请求归还在大战时被日本强占去的山东省的青岛等地及各种权利。
操纵和会的主要是美、英、法三大帝国主义国家。美国为了和日本争夺中国，在会前曾向中国许诺愿意支持中国收回山东利益。美国总统威尔逊曾提出十四条宣言，并在会前高唱“扶助弱小民族”等欺骗调子，企图扩大美国在中国和世界上的欺骗影响。英、法虽然和日本有矛盾，但在山东问题上与他们狼狈为奸，互有默契。4月间和会讨论山东问题，日本利用1918年10月段祺瑞政府曾有“欣然同意”的复文答应把山东权利让给日本，以此为口实坚持不肯归还山东权利。英、法两国则支持日本，美国也就背弃了自己对中国的诺言，向日本妥协。结果是大战时日本所趁火打劫去的德国在山东所占有的各种特权，由“和平”条约第一五六、一五七、一五八三条明文规定，都让给了日本。至于中国要求取消各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七条希望条件，美、英、法三国一致反对，和会根本不予讨论；取消日本所加诸中国的“二十一条”的请求，也说不在和会讨论范围之内。至此，中国人民对巴黎和会的要求不仅完全被无理否决，而且经过巴黎和会反而正式把德国在山东占有的权利断送给日本了。
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对中国无理侵略的消息传出以后，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全国舆论沸腾，群情激昂。首先起来的是知识分子，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时已懂得要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起来斗争。当时在北京的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在天津的周恩来，在长沙的毛泽东，在武汉的恽代英等，他们成为群众反帝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运动的基本群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像当时的傅斯年、罗家伦等，他们对美国还存在依靠心理，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卖国贼这个共同目标下，他们也参加了运动，形成了三部分人统一战线的爱国政治运动。他们所提出的最基本的口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这个口号是反帝反封建性质的口号，但是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产生，所以还未能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这样鲜明的有高度概括性的战斗口号。
5月3日晚间，北京各校代表千余人在北大三院大礼堂开会，全场情绪悲愤激昂，决定第二天举行游行示威。5月4日，北京各校学生五千多人高举书写着“誓死争回青岛”、“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取消二十一条”、“国人应判决国家命运”等标语的旗帜，集合在天安门前，高呼口号，一致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当时任交通总长）、陆宗舆（订“二十一条”时任驻日公使，当时任币制局总裁）、章宗祥（是经手向日本借款的，当时任驻日公使）三人。
学生们决定首先到日本使馆去示威，但到东交民巷西口，受到美国使馆“劝告”和使馆区华警阻拦，队伍只好穿过御河桥，经过东单，奔向赵家楼，到签订二十一条的卖国贼曹汝霖家去示威。一路上学生们悲愤地喊着口号，到了赵家楼，冲破军警的武装阻拦，打进了曹宅，正好曹、陆、章三个卖国贼都在那里。章宗祥被抓住痛打一顿，躺在地上装死，其余二人都逃跑了。学生们又在屋子里放起火来，到火冒上屋顶才退出曹宅。这时，大批军警赶到，学生被捕去许德珩等32人，说是学生“杀人放火”。第二天，全北京的学生实行总罢课表示反抗，向全国发出通电请求支援。舆论一致同情学生，谴责政府。5月6日，被捕学生获得释放。“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了。
5月7日，学生们认识到救国不能单靠学生，必须唤醒同胞，于是组织演讲团，在街道上演讲祖国危急，国亡无日；演讲朝鲜亡国和当亡国奴的惨痛。真是讲者“垂泪而道”，听者“掩面而泣”，热血都沸腾起来了。天津、上海、南京、武汉、济南、太原、安庆、长沙、广州、福州、重庆等城市的学生都在这一天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示威，一致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在工人方面，5月5日山东济南的工人数万人曾集合开国民大会，抵制日货；5月11日，在北京的山东籍工人数万人在彰仪门外开大会，情绪激烈，要求山东交涉万勿签字。
在日本驻中国公使的公开支持和参与之下，军阀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措施，禁止学生进行爱国活动，并在6月3日逮捕了一千多学生，关在步兵统领衙门、警察厅拘留所以及北京大学的理学院和法学院、法政专门学校。但是这种迫害却更激起了学生们的斗争情绪。他们在6月5日出动了六千余人的宣传队伍，警察的干涉完全失去作用。
6月3日，北京军阀政府逮捕演讲学生一千多人的事，激起全国各界更大的愤怒。由于工人阶级的参加战斗，运动转入新的阶段，运动的中心从北京转到上海。上海各界于6月3日举行民众大会，号召全市罢工、罢市来援助爱国学生，会后游行，沿途白旗纷飞如雪片；5日，上海工人阶级发动了反帝大罢工，首先是5个日商纱厂和华商商务印书馆印刷部、上海中国地界电车共2万余工人罢工，接着机器、纺织、印刷、电车、汽车、轮船等各业工人纷纷罢工。
上海买办大资产阶级是反对爱国运动的。当5月9日上海2万人开国民大会响应北京的斗争时，上海总商会在朱葆三等的主持下，竟通电主张中日直接谈判，受到舆论的激愤反对。
上海民族资产阶级是同情爱国运动的。当学生抵制日货、检查日货后，他们货物脱销、生意兴隆，积极扩大了投资和营业，所以他们很热烈地赞成学生“抵制日货”，但对罢市还有些动摇。到6月5日，在学生“跪求闭市”的感动下，商人也终于宣告罢市。接着，天津、南京、杭州、九江、武汉、厦门、济南、安庆等地也先后发生罢市，宁波等地还实行了抗税。
上海各戏园如大世界、天蟾舞台、丹桂舞台、大舞台等等也都停演，许多有名的演员如冯子和、张月亭，女演员如小金铃、小桂红、小月红等还积极地组织了“救国十人团”进行爱国宣传，各界人民的爱国热潮可以说达到了沸点。上海店员们还在门牌上贴上“不除国贼不开市”等标语。有的店主想开门，也被拒绝。
这一切说明，自“六三”以后，由于工人阶级的参加和推动，五四运动已经突破了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的范围，而发展成为全国范围内工商学联合的广大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了。
全国反帝群众运动的高涨，逼使北京反动政府不得不让步。6月7日，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但是局势并未因此缓和。
上海的中国民族资本家一方面同情爱国运动，怨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另一方面又反对革命，主张“文明抵制”、“切勿暴动”、“有秩序之发动”、“守法律之发动”等等。这时，他们看到罢工运动的扩大开始感到恐惧。他们要求学生说服工人不要罢工。上海买办资产阶级、金融大资产阶级像商会董事虞洽卿，银行团的代表“中国”、“兴业”、“中孚”、“盐业”等行代表宋汉章、陈光甫等在罢工、罢市第二天（6日），就和军阀官厅商议压迫工人商人开工、开市的问题。上海外国租界的帝国主义统治者则对群众运动采取了镇压的手段，英国还扬言要派兵舰来镇压。
但罢工仍在扩大。接着沪宁、沪杭两条铁路工人亦举行反帝罢工，使交通断绝，给全国以极大影响，到6月9日总计举行反帝政治罢工的达六七万人。从6月7日开始，上海工人、学生在各马路举行了示威大游行，警察巡捕已经不起作用，有的也同情爱国运动。在这些天内，工人、学生和商人还组织了“马路联合会”自动行使警权，为了表示亡国无日的沉痛，他们都用白布做了软胎帽，手执白旗，“一时白盔白帜，布满街市，而往来之游人秩序，尤觉严肃”（杨尘因：《民潮七日记》）。
同时，京奉铁路的唐山工人三千余人和京汉铁路的长辛店工人也都罢工举行示威大游行。
6月10日，天津广大工人群众亦准备以大罢工的行动响应。10日晚间，天津总商会给北京反动政府急电中说：“……栖息于津埠之劳动者数十万，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倘牵延不决，演成事实，其危厄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请即明令惩办曹、陆、章及保护学生，以谢国人，而救目前！”
中国工人阶级发动这样声势浩大的反帝政治大罢工，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这支突起的大军，一开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就表现了自己的崭新的战斗姿态，表现了自己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锋队伍和领导力量。中国工人阶级在前述各重要地区的罢工，给中国的卖国军阀政府一个有力的打击，迫使反动政府不得不让步。10日下令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在京津学生万余人包围怀仁堂总统府的压力下，总统徐世昌又命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人民群众看到反动政府已向人民屈服，斗争已获得了很大胜利，就在6月11日，大放爆竹开市、开工，斗争获得了相当的胜利。
6月28日，在巴黎的中国政府代表在中国人民的压力下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个消息传遍了全世界，给世界各帝国主义一个大的震惊，而给世界人民以很大的振奋。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以后，新文化运动进一步发展起来，各地宣传新文化的刊物、报纸像雨后春笋一样地出版。这时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这是在中国南部对当时思想界影响最有力、最深广的一个刊物。毛泽东在7月间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在这篇论文里，毛泽东指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人民大联合的胜利。毛泽东指出，号召广大人民联合起来以反对贵族、资本家的统治的革命首领，是德国的马克思。他写道：“我们已经得到了实验……我们起而一呼，奸人（指曹汝霖等）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拾命飞跑。”这篇论文的结尾，号召中国人民仿效当时俄国等国的革命方法，实行中国民众的大联合。
中国人民要求民主和科学，要求反帝、反封建，要求中国的改造和再生，但是，如何来达到这种目的呢？毛泽东答复了这个问题：“民众的大联合”——以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和反抗运动来消灭敌人，解放中国。
《湘江评论》宣传了俄国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它评论国际、国内大事和讨论各种社会改革的问题，积极号召青年到群众中去，从事革命事业。这个刊物由于它的鲜明的革命色彩，终于被军阀张敬尧所封闭。但是，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在中国思想界，尤其是南中国各省青年中，留下了深广有力的影响。
同时，宣传新文化的报刊，有周恩来在天津主编的《学生联合会报》三日刊，每期也销到2万份以上；北京有《少年中国》、《新潮》，上海有《星期评论》，杭州有《浙江评论》，成都有《星期日》等；报纸副刊有北京的《晨报》副刊，上海的《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有人估计1919年一年之中，至少出了400种白话报。
这时，在新文化运动的宣传和讨论中，讨论和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及苏俄情况，成为最主要的内容，全国各地的新文化运动一时形成一个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运动。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本，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也开始在青年中风行。显然地，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在“五四”文化运动中是起了主导和领导的作用，这是“五四”文化运动的最大特点。
《新青年》杂志在1918年以后的两年多的时间中，即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曾先后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论文、关于苏联的研究和中国工人运动的论文及通讯等共137篇。在这一期间，李大钊继续在该杂志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等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初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中国问题的论文。陈独秀在1919年以后，也在该杂志发表了一些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新青年》杂志逐渐成为当时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很大影响的一个刊物。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在和反马克思主义者作斗争并将其击败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在这个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三部分知识分子在提倡科学、民主和新文学，反对封建主义的文化中，互相合作，形成文化统一战线。但到6月3日以后，当着中国工人阶级以强有力的战斗的姿态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日益广泛，影响日益扩大，并逐步地引导人民群众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在文化思想上关于中国的前途应该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开始突出起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胡适为代表为了维护自己狭隘的阶级利益，就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企图阻止和妨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应用，并破坏它在群众中已经发生的革命影响。
胡适代表资产阶级右翼改良派，在7月间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他反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是“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主张“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胡适反对对中国社会问题作“根本解决”，主张只可作“一点一滴的改良”。他甚至流氓地谩骂社会主义者是“阿狗阿猫”的“夸口”，恶意污蔑社会主义者谈“公妻主义”。
李大钊代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8月间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严正地驳斥了胡适的谬论，并表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要走的道路。
（1）李大钊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世界文化上的大变动”，研究问题不能离开方法，缺了主义。从而，他初步地传播了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的观点。
（2）李大钊认为：中国社会问题“必须求一个根本的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他指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来根本改变社会经济制度；“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
（3）李大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者“要做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的思想。他认为如果不做这个实际运动，一切革命的主张就“永远不能实现”。这样，他就和毛泽东一样指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走的方向——到工农民众中去，从事实际运动。这对当时的革命运动是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的。
“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次思想论战。这次论战，打击了资产阶级右翼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歪曲和攻击，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次争论，标志了“五四”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从此以后，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它们的右翼，就开始公开地走到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妥协投降的道路上去了。
首先，我们来简单地讲一下五四运动的历史发展。
毛泽东同志说：“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789页）
他又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3卷，523页）
五四运动的时候已经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后来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真正跑到工人群众当中去，把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从而创造了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伟大的人民革命。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在革命斗争的考验过程中也有不同的变化。曾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陈独秀，由于他并没有真正投身在工农运动中考验和改造自己，他也没有虚心地以马克思主义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所以他在思想上始终存在着轻视工农、不相信人民力量的悲观论的色彩，他并没有把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他甚至主张马克思主义和实验主义和平共居，所以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工作中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那时他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他的思想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并且接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他就完全丧失了革命意志。
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同志，是一个热情充沛的革命者。他在1927年4月英勇地牺牲在张作霖的绞架下。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他的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的。但是他还未能担负起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任务，而要引导中国革命达到胜利是必须有这样的结合的。
真正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担负起创造党的任务，又担负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任务的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在五四运动以后，从事工人运动，从事党的创建工作，又从事革命统一战线工作，从事农民运动，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他在1926年3月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中国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五四运动发展中的另一个潮流、另一部分人就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从1919年7月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开始，已站在反动的立场上了。1919年12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更提倡“整理国故”。到1922年，他又和王宠惠等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主张在军阀统治下组织“好政府”。后来又发表反动文章，认为中共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中所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是“海外奇闻”，并提倡“联省自治”，反对孙中山对军阀的讨伐。在蒋介石统治下，1930年他所发表的《我们走那条路》一文中，举出中国人民的五大敌人，只不过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等“五鬼”，倒果为因，企图这样来模糊中国人民的革命目标。他和依附他的那一伙人也相继到蒋介石手下去做官，当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帮凶，现在则亡命美国当了汉奸。
和胡适同时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有资产阶级直接资送留美的罗家伦、傅斯年，有当了亲日汉奸的周作人。他们的特点是反人民、反工农，他们的下场也都是一样的。
在现今这个时代，主要的思想体系是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两大体系。小资产阶级是动摇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向两极分化的阶级。在中国，由于小资产阶级的被压迫地位，和无产阶级政治力量的强大，小资产阶级的多数能够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有些则能放弃自己原有阶级立场成为共产主义者。“五四”时期，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主义者以鲁迅为代表，在当时，他还相信进化论和个性主义，后来逐渐倾向于无产阶级，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就相信了阶级论，成为很好的共产主义者，成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最英勇的旗手。“五四”时期另有一些小资产阶级分子，由于他们资产阶级思想比较浓厚，后来绕了很大的弯子，最后终于批判了自己，接受了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再有少数则投降了买办豪绅阶级，成为反革命的帮凶。
以上就是“五四”以后知识分子的发展道路。
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结尾。
五四运动距离现在已经35年了，五四运动的影响是深远的。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给了极高的评价。他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从思想上、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五四”文化革命“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对于提高中国人民的觉悟，推动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前进，起了巨大作用。
从五四运动开始，整整经过了30年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开始了社会主义的改造和社会主义的建设的伟大的新时期。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现在我们全国人民都紧紧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团结在党和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这一个共同崇高的目标下，发挥我们最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用我们自己的手建设我们美丽的国家。历史证明中国人民不是“一盘散沙”。从五四运动开始的30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可以说是完成了铲平地基的工作，现在这一时期我们所担负的是更伟大的建设任务，我们要在这块地基上建设有最好的设备的高度电气化的，有高度的文化艺术生活的乐园。我们现在正在学习的伟大的宪草，可以说是这个乐园的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