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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犯胡适及其一派，乃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的御用学者、反共论客。帝国主义所支持的中国封建买办阶级的反动统治者，不论是旧军阀还是新军阀，都实行着赤裸裸的反革命军事专政，他们是连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也不要的。但是，由于国内阶级斗争的极度紧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强大，他们的统治始终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这就迫使他们有时也不得不找着资产阶级“民主”“自由”这样一面旗帜来摇晃，勉强表示他们也要实行“民主”，要给人民以“自由”，借以欺骗人民，抵制革命。适应着反动统治者的这个需要，胡适派这班“学者”就装扮成为“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他们贩运来在西方早已被帝国主义践踏得破烂不堪了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破旗，挖空心思喊出种种在“民主”“自由”这些动听的字眼掩盖下的反动谬论，借以替不得人心的封建买办政权在人民中制造幻想，并恶毒地反对和污蔑人民民主主义。他们竭力要使人们相信：只要“死心塌地”地学习美英帝国主义的政治制度，并依靠和“改善”中国封建买办政权，就可以得到所谓“民主”“自由”；反之，如果以革命斗争推翻封建买办政权，而建立人民革命政权，那么就会得到所谓“极权”政治，而失去所谓“民主”“自由”。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和批判胡适派标榜“民主”“自由”的欺骗性和反动性、它的为美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政权服务的反动实质。
胡适派一贯地致力于歌颂英美式的“民主”“自由”。这是他们宣扬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他们对中国政治问题提出种种论调的出发点。
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野蛮的方法去改造世界。美帝国主义为了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特别重视从精神上征服中国人心。为此，他们需要栽培和收罗一批熟悉并忠实于“美国生活方式”的中国文化奴才，作为他们从事精神侵略的工具，胡适派就是这样的一批洋奴。
为了培植中国人的崇美亲美心理，胡适把英、美等国在帝国主义时代已变为最暴虐最反动的帝国主义的和警察的政治制度，说成是“代表全民利益的”“民主政治制度”。他歌颂美英政治制度说：
“我深信这几百年中逐渐发展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最有包含性，可以推行到社会的一切阶层，最可以代表全民利益的。民主政治的意义，千言万语，只是政府统治须得人民的同意。”（《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1947年8月24日天津《大公报》）他又说：
“一个国家的统治权必须放在多数人民手里，近代民主政治制度是安格罗撒克逊民族的贡献居多，代议制度，是英国人的贡献，成文而可以修改的宪法是英美人的创制，无记名投票是澳洲人的发明，这就是政治的自由主义应该包含的意义。”（《自由主义》，1948年9月5日《世界日报》）
我们看，这位熟悉“美国生活方式”的“高等华人”胡适，在这短短两段话里，竟给我们制造了这么一大串并不高明的神话。不错，英美有着所谓“民主政治制度”，但在它们那种存在着互相对抗的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民主制度恰恰是只有占人口极少数的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才能享受的。它不但没有如胡适说的“推行到社会的一切阶层”“代表全民利益”，相反地，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剥削人民是实行专政的，人民是没有民主权利的。美国金融资本家不是运用国家机器以残酷的手段镇压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吗？不是用恐怖的警察统治来对付人民吗？对于广大无产者，对于2 500万失业者和半失业者，“民主”“自由”不正是饥寒交迫的别名吗？“代表全民利益”！多么美丽的字句，却原来是一句彻头彻尾的谎言！
是的，在美国也有“代议制度”的国会，也有“宪法”，也有“无记名投票”。但是，这些假仁假义的形式上的民主，恰恰是为资产阶级一个阶级专政作掩饰的，对于穷人和被剥削人民，只是一种骗局和愚弄而已！难道美国国会不是控制在垄断资本家集团手里的吗？难道美国宪法不是保证着少数金融寡头的最大限度利润的迅速发展吗？对选民有着种种限制的舞弊百出的“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也无非是迷惑人民的、用来掩盖一小撮垄断资本家独裁统治的把戏罢了。在帝国主义时代，即资产阶级已经全面反动的时代，即使是这种形式上的民主，也已经堕落成为掩饰政治制度法西斯化或半法西斯化的假面具了，这难道不是铁一样的事实吗？因此，胡适的话如果剥去谎言，露出真相，应该改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意义，千言万语，只是政府统治须得金融寡头集团的同意。”“一个国家的统治权，必须放在少数金融寡头及其代理人手里。”
这就是胡适所歌颂的英美式的“政治的自由主义”所包括的真实内容。
不但如此，为了迷惑中国人民，胡适还一贯地故意把英美帝国主义统治者和英美人民混同起来。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把英美人民在对德、意、日法西斯侵略者作战中表现了战斗能力的原因加以曲解，用来作为论证英美是所谓“自由国家”的根据。他说：“我们也决不可轻看那些生活程度高的英美国民的战斗能力！他们尝过自由的味道，知道文明国家的幸福，所以他们的打仗真是为保卫自由而战，为保卫文明而战，他们的精神和勇气是最可靠的。”（《抗战五周年纪念广播词》，1942年7月7日重庆《大公报》）
我们说，英美人民在对德、意、日法西斯作战中是表现了英勇精神的。但这种英勇精神和战斗能力是由于对德、意、日法西斯侵略者的战争政策和种种血腥罪行的正义愤恨而加强起来的，是在和反侵略的正义的苏联人民、中国人民共同奋斗中发扬起来的，绝不是由于什么“尝过自由的味道”、“知道文明国家的幸福”的缘故。英美人民尝过什么“自由”味道呢？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所谓“自由”是和生产工具、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联系着的，只有财产才能给予占有财产的人以“自由”。对于被剥夺了财产的大多数人民，他们尝过的“自由”的味道，就是“自由”地被剥夺财产，“自由”地被奴役，“自由”地失业，以至“自由”地自杀！英美劳动人民知道什么“文明国家的幸福”呢？他们只能以自己的被奴役、被剥削，去替少数资本家创造财富、创造幸福！“文明国家”给予他们的是痛苦、饥饿、破产和失业。在阶级对立十分尖锐、阶级斗争非常紧张的资本主义社会，“民主”“自由”只是少数剥削者的特权，对多数人民来说，他们归根到底正是要去消灭剥削者的这种特权。消减了剥削者的“民主”“自由”，才有人民的民主自由。当然，比较起来，在当时来说，德、意、日法西斯侵略者比多少保存些“民主”的形式的英美更为凶暴，所以在当时首先就必须去消灭德、意、日法西斯侵略者。
胡适的目的何在呢？就是用谎言来欺骗中国人民，要中国人民相信英美真是人间天堂似的“自由国家”。胡适说这类话很多，有时他还不惜编造所谓“亲见亲闻”，现身说法来扯谎。显然的，他的根本用意，就是用这种欺骗宣传来维护美国垄断资本家和中国地主买办阶级的阶级利益，维护他们的“民主”“自由”特权；来从心理上征服中国，帮助美国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从而抵制和反对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道路。
胡适派贩运“英美式民主”的思想和方案到中国来“实验”，对中国政治问题提出了种种方案和论调。最基本之点，是要求中国腐朽的封建买办政权穿上“英美式民主”的外衣，以图挽救和巩固这个摇摇欲坠的封建买办的国家制度。他们的第一个“实验”的方案是“好政府”主义。
1922年5月，胡适和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等联名发表了一个叫作《我们的政治主张》的宣言，提出“好政府”主义。从那以后，这个“好政府”主义就成了胡适派标榜“民主主义”的一贯的政治主张。这个“好政府”主义的实质是什么呢？概括说来，就是主张在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买办阶级当权派的统治下，“扩大政府基础”，吸收一些在野的或半在野的据说叫作“有进步思想的”“自由主义分子”的名流、学者、政客——即所谓“好人”参加政府，以至组织内阁，这就是“好政府”，亦即“好人政府”。
“好政府”主义的出现，是和中国反动政权遭到人民的猛烈反对和内部存在着严重危机的情况分不开的。它的目的，是企图从两个方面来挽救濒于崩溃的反动统治：一方面，吸收和起用一些反动面貌尚未完全暴露的在人民中尚被误认为“好人”的人物来充当反动统治阶级的新的代表人物，以代替或支持某些已经丧失威信的旧的政治代表，借以在人民中散布幻想，冲淡人民的反对情绪，麻痹人民的警惕性，以继续维持反动政权的统治；另一方面，就是用官职来拉拢在野的某些有影响的人物，借此形成朝野各派反革命的大联合，缓和各派统治阶级之间的内部矛盾，以共同反对革命。这套办法，原是历来反动统治阶级当其统治发生危机时采用的惯技，而且也是美帝国主义历来对中国政府问题的基本主张。胡适派作为美帝国主义的忠实奴才和反动统治阶级的“智囊”，这种策划不能不说是比较“聪明”的。当然，这样一个“聪明”的主张，也和其他一切骗人的政治方案一样，最后终于完全破产。
现在，我们再来具体分析一下“好政府”主义的各种具体论点。
第一，胡适派认为：“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好人笼着手，恶人背着走。’因此，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就是“好人”“出来做官”，组织“好政府”。（《我们的政治主张》，《胡适文存》二集卷三，29页）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辛亥革命以后，资产阶级民主派之所以失败，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软弱，不能发动工农群众将革命进行到底，而屡次与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妥协，这证明中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达到胜利。因此，中国政治改革的道路，必须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联合各民主阶级，用革命的手段，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官僚反动派，来建立人民革命政权。正如中国共产党当时所指出的：“民主派若永远不能用革命的手段从反动派代表军阀首领手里夺得政权，必然是永远失败。”（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
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论的最基本思想，就是认为必须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有消灭了旧的国家机器，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才能创造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所需要的国家机器，从而实行种种有效的改革，彻底解放自己，这是很清楚的。
胡适派认为选几个“好人”，到军阀统治下去做官，就算是“国内优秀分子”掌握了政权，就可以实行民主政治了，这完全是反动的改良主义的欺骗。胡适派刚刚发表了“好政府”的主张后，6月初，英美派直系军阀逼走了北京的一个傀儡总统亲日派徐世昌，他们就兴高采烈地电阻孙中山的北伐军。接着，胡适又把残民卖国的广东军阀陈炯明驱逐革命民主派孙中山的行为恭维成是一种“革命”，请孙中山下野。同时，发表《国际的中国》等无耻的卖国文章，反对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的伟大号召。“好政府”主义的真实目的，在于维护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反动军阀的恶政府，而反对人民革命，这不是很清楚吗？
第二，我们进一步来分析一下所谓“好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中没有抽象的“人”，在阶级社会里，人都是有阶级性的。同样的，“好”“坏”“善”“恶”也是有阶级性的，互相对抗的阶级，“好”“坏”“善”“恶”的标准是相反的。因此，所谓“好人”也是有阶级性的。在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封建买办阶级看来，被杜鲁门夸奖为“最伟大的自由主义学者”的胡适，被胡适恭维为“魄力与才能确甚超越寻常”的“蒋总统”，和胡适歌颂为“来自民间”“勤于学习”的美国杜鲁门总统，这都是最好的“好人”；而在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看来，这些都是最坏的坏蛋，人民的公敌。
因此，胡适所谓的“好人政府”，在没有被骗的广大人民看来，正是彻头彻尾的坏人政府。不是吗？1922年8月由发表“好人政府”主张的领衔者王宠惠出来组织的内阁，要算是胡适派“好人政府”主张的第一次“实验”了。但是这个内阁里面是些什么“好人”呢？请看《向导》第5期的报道：“现在王博士台上的把戏，差不多完全是‘又一批曹章陆’——外交系——在内台牵线；躲在外交系背后的，又是国际帝国主义的贪欲。”（1922年10月11日）这些“好人”，做了些什么“好事”呢？原来在担任两三个月的短命内阁的时间中，“除了进行卖国借款，帮军阀忙军饷，替军阀下令任免官吏以外，连一个治安警察条例都不敢取消”（1922年11月8日《向导》第9期）。好一个“好人政府”！原来是十足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驯服工具而已！
在抗战前后有胡适派粉墨出台做官的蒋介石法西斯独裁政府，当然也是胡适派心目中的“好人政府”了。不是吗，皖南事变以后，世界舆论包括美国公正舆论和中国广大人民无不痛骂蒋介石法西斯反共反人民的政府为“恶政府”、“特务政治”，而胡适却在美国拼命辩护，称颂蒋独裁政府的“政府机构之民主性”（见胡适在美演说，1941年4月4日重庆《大公报》）。把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黑暗腐败的蒋管区，描写成为“我国已为一现代之国家，有巩固及有力之政府”（见胡适在美国庆广播，1941年10月12日重庆《大公报》）。而在战后，直到国民党反动政府覆亡前，胡适在1946年12月伪“国大”上和蒋介石两人串演“还政于民”的丑剧，在1947年4月蒋政府改组时，跟着美国战争贩子马歇尔盛赞“以蒋介石为首的自由主义分子的政府”。这些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的丑言丑行，人所共知，这里也不来枚举了。总之，胡适派心目中的“好人政府”，就是这样的货色！
当然，所谓“好人”应该参加“政府”的谬论还是有一定欺骗作用的。在1947年蒋介石下令解散民盟、所谓“第三条道路”彻底破产以前的长时间中，在一些“既讨厌国民党又怕共产党”的对美国还存有幻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有一些人，确是在“好人政府”论的诈骗下上了胡适和蒋介石的当。有一些自由职业者的学者、教授，在旧社会中尚有“好人”之称，但如果这种“好人”不但不反对恶人，反而去和恶人合作，在恶政府里做了大官，那么，这种“好人”也就变成了恶人，这也是很清楚的。（但是，如果后来他又觉悟过来，弃暗投明，痛改前非，那么，在人民宽大下，他还有可能重新做好人。）
第三，与“好政府”主义相联系的，是“专家政治”论和“文官考试制度”的主张。
胡适派在1929年5月，要求蒋介石政府“充分请教专家，充分运用科学”，实现“专家政治”（《知难，行亦不易》，《人权论集》，168页）。
1932年9月，胡适派又在蒋汪反革命政府面前，提出要组织什么“建国大同盟”的问题，说：“我们只能希望在最近几年之内国中的智识阶级和职业阶级的优秀人才能组织一个可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并且援助政府的干政团体。”（《中国政治出路的讨论》，《独立评论》，第17号）
西安事变后，胡适派更进一步建议蒋介石实行“考试任官”制度，以造成“国家的向心力和统一性”（《对一九三七年的展望》，《月报》第1卷第1期）。到了1948年9月，蒋政权濒于总崩溃的时候，为了抢救蒋政权，胡适又重弹“文官考试制度”的老调，说：
“我们也曾在二千年前就废除了封建制度，做到了大一统的国家，在这个大一统的国家里，我们也曾建立一种全世界最久的文官考试制度，使全国才智之士有参加政府的平等制度。”（《自由主义》，1948年9月5日《世界日报》）
胡适派献这一套计策为了什么？很明显，就是帮助中国封建买办阶级同中国无产阶级争夺知识分子。胡适派和我们一样知道知识分子在革命中和各项事业中的重要作用。为了抵制革命，巩固反动统治，胡适派认为必须网罗大批知识分子到反动统治机构中，或如美帝国主义分子所指示的：“团结在政府周围，团结在星条旗下”，以消灭其革命思想，造成“向心力”；其方法，就是“专家政治”、“援助政府的干政团体”、“文官考试制度”等等。胡适真不愧为一个有“历史癖”的“熟读圣贤书”的人物，他居然把封建帝王科举取士钳制士子思想的老办法也搬了来，要天下英雄入蒋介石的彀中。但是，在穷凶极恶的蒋政权面前，胡适派这种“好心”的献策，也只能是幻灭。事实说明，真正的科学专家，只有在人民自己掌握了政权的时候，才能真正地充分地发挥他们的作用，科学专家才真正是国家的建设者、国家的主人翁。同样的，知识分子也只有和工人阶级结合起来，为人民服务，才能变为强有力的人，并在国家政治上和各项工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解放五年来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知识分子在反动政权中工作的时候，难道不是变成为反动阶级服务的工具吗？
综上各点，我们可以看到，“好政府”主义就是恶政府主义的别名，这种主张充其量不过是促使当权派网罗各反革命党派、人才“重分”恶政府的官吏机关而已。这在1947年蒋介石“改组政府”，组织什么“三党政府”的时候可以说是已经实行了。但是结果呢？恰恰是使中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更加认清了这个反动政权的丑恶面目，更加坚决地去摧毁这个反动政权。反动统治者玩弄的花招，毕竟阻挡不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统一中国，是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但是如何统一呢？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还是人民的民主的统一呢？”这是革命和反革命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国人民“要一个人民大众的民主的统一，不要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毛泽东选集》，第3卷，972页）。反动统治者，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反动派则大叫其“专制统一论”，号称“民主主义者”的胡适派叫的是什么呢？原来也是“专制统一论”。我们来看：
第一，胡适派所主张的“统一”，是殖民地的“统一”。胡适在1922年10月发表的著名的卖国文章《国际的中国》中，说掌握“新银行团”的“美国资产阶级”对中国是怀着好意的，说：“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与统一。”（《胡适文存》二集卷三，128页）我们要问，这些外国投资者所希望的“和平与统一”是什么意思呢？那无非是中国人民恭顺地任他们剥削鱼肉，而毫不反抗的意思，也就是胡适所说“能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和安全”的意思。这是殖民地的“和平与统一”。这种要求，正是企图通过“门户开放主义”从经济上控制中国从而独占中国的美帝国主义的要求，正是要求把中国变成美国的一个“和平与统一”的殖民地。可惜这个好梦不合历史的逻辑，历史的逻辑是中国人民老实不客气地回敬了他们一顿沉重而有力的铁拳，让这些可爱的美国投资者知道，中国人民所希望的和平与统一是什么。
第二，胡适派所主张的“统一”，是承认封建割据的表面“统”一。美帝国主义要求中国做到殖民地化的统一，曾经企图在承认中国各省军阀割据现状的基础上造成，就是利用各省军阀，“分而治之”，而共同统一在美帝国主义的金元宝座之下。美帝国主义以为用它的雄厚的金元力量，利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可以逐渐排挤其他帝国主义对各省地方军阀的影响，而达到美国控制的目的。这就是1922年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关于对中国问题的主张的根本意图。秉承这个意旨，胡适派就积极起来响应当时西南各省地方军阀发起的“联省自治”论。胡适在1922年9月发表《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的文章，妄谈什么“中国太大了，不适于单一制的政治组织”，说“打倒军阀割据的第一步是建设在省自治上面的联邦的统一国家”（《胡适文存》二集卷三，110、119页）。接着他在《努力周报》上写的《这一周》中，连续喊叫“从速召集一个各省会议……公开的议决一个实现统一的办法”。据说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美国式的联邦制国家了。正如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指出的，“联邦自治”论只是给军阀割据加上一层合法的保障，加强军阀割据而已。同时，胡适派当时又恶毒地反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动民主主义之战争的号召，说：“希望用大革命来统一，也是画饼不能充饥。”（《胡适文存》二集卷三，227页）他们还用“南北统一”的大帽子，要孙中山同北洋军阀妥协议和，不要北伐，甚至骂坚持民主主义立场的孙中山是“军阀”。由此可见，胡适派在北洋军阀时代的“统一”论就是：第一步统一到封建军阀手里，第二步统一到美帝国主义手里，如此而已！
第三，胡适派所主张的“统一”还是法西斯寡头独裁制的“统”一。1934年初，胡适派在向蒋介石献“剿共”策当中，提出了“政治统一”论，企图用政治方法来消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民主区域，而统一在蒋介石法西斯政权之下。在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以后，在蒋介石法西斯大小喽啰“庆祝剿共胜利”声中，胡适派也得意忘形地高喊起什么“大一统的民族国家”（1934年10月，《独立评论》，第123号）呀，“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已渐渐形成了”（1935年6月，同上，第155号）呀，“统一全国容易”（1935年8月，同上，第163号）呀等等肉麻的恭维蒋独裁的调子来。在1935年9月底，胡适大概以为革命力量已被消灭得差不多了吧，这位“民主主义者”居然要蒋独裁学希特勒德国，“公开的建立国家高于一切的意识”。你看他是这样说的：
“试看这四年的国难之下，国家意识越增高，党派的意识就越降低，这不单是中国一国的现象，世界各国（包括德意志）的‘全国政府’的倾向也是有同样的意义。有远识的政治家应该抓住这种大趋势，公开的建立‘国家高于一切’的意识，造成全国家的，超党派的政治。”（《从一党到无党的政治》，《独立评论》，第171号）
胡适派这时竭力向蒋独裁献媚，要蒋独裁不要做一党的领袖，而要做一国的领袖，学学希特勒的“全国政府”。“朕即国家”，而“国家”又“高于一切”，于是，寡头专制统一万岁！胡适派也可以联袂出台，得到高官厚禄了。此后，胡适派不断地聒噪“统一”高于一切的反动老调，为蒋介石法西斯的“军令政令统一”的反共叫嚣张目。抗战期间，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在皖南用罪恶阴谋围歼了新四军将士近万人，胡适竟在美国丧心病狂地发表演说，狂吠“新四军之解散，为军纪上必要之举动”（1941年2月8日重庆《大公报》）。
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不管胡适派装扮什么“民主”“自由”的面貌，他们所喊叫的正是统一于反动，统一于倒退，统一于法西斯独裁的“专制统一论”。
从袁世凯以来，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公开主张武力统一也罢，依附他们的胡适派标榜什么“政治统一”也罢，都是专制的统一，都是假统一。“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和这些军阀的志愿相反，所得的不是统一而是分裂，最后是他们自己从台上滚下去。”“没有人民的自由，没有人民的民主政治，能够统一么？有了这些，立刻就统一了。”（《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972页。）这是历史的不可移易的规律。1949年蒋介石专制独裁政权的最后覆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在1945年所做的科学结论。只有在人民民主专政下，我国才达到了历史上旷古未有的真正的巩固的统一。现在，中国人民在完成国家统一的历史任务中最后一个神圣任务是解放台湾。美帝国主义及台湾国民党残匪妄图阻挡中国人民伟大的统一任务，有些帝国主义者企图以“两个中国”的谬说来分割中国，历史注定，摆在他们面前的必将是他们自己在中国所走过的历史覆辙！
胡适派在1929年、1930年在《新月》月刊上喧嚷“人权”论，1930年初还出了一本《人权论集》。当时颇迷惑了一些人，有人以为胡适派倡导“人权”论是出于一片“拥护自由之苦心”。苦心是有的，什么样的苦心呢？让我们剥开皮来看看：
胡适派说，他们发动“人权”运动的目的，是要“恢复”被国民党政权剥夺了的“人权”，进行的步骤则是：“制定一个中华民国的宪法。至少，至少，也应该制定所谓训政时期的约法。”（《人权论集》，8页）他们的口号是：“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同上书12页）
首先要问，什么是“人权”？我们知道，在存在敌对阶级的社会里，只有统治阶级的自由权利，被统治阶级则处于无权地位，抽象的人人平等的“人权”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那么，怎样来保障胡适派所谓的“人权”呢？他们说是由“国家”制定“法律”来保障。但是国家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国家原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武器。而法律呢，也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的反映，是保障在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阶层的所有关系而压迫被统治阶级的阶级工具。当时的中华民国既然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阶级统治的国家，那么在这个国家统治下，也就只有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豪绅买办阶级剥削、压迫、屠杀工农劳苦群众的权，而不会有工农阶级的权。由此可见，胡适派所谓由“中华民国”制定“法律”来保障“人权”，揭穿了就是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定保障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所有权的“法律”，来保障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包括胡适派在内）的“人权”。
那么，胡适派在当时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和目的。在一方面，胡适派看到当时国民党反革命政府把工农大众在1927年革命时期争来的一些自由权利都剥夺净尽了，工农群众的愤怒好似在全国布满了干柴，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的革命烈火，有燃成燎原的“危险”，胡适派这些反动统治阶级的孤臣孽子“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所以起来学鹦鹉救火的故事，尽“一点微弱的力量”（《人权论集》序）。其办法就是假装着为“人权”呼吁，提出些故意模糊阶级对立的话头，企图用这种欺骗的鬼话来麻痹被压迫阶级人民，引导被压迫人民去向反动统治阶级要“法律”，讨“人权”，走合法主义和改良主义的道路，而阻止人民以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去推翻现政权。同时，乘机也把他们自己伪装成为似乎是什么代人民说话的人，骂骂国民党中的“反动分子”。既可以欺骗人民，又可以用这种一打一拉的手法取得反动统治者的青睐，分他们一杯羹！在另一方面，则是胡适派看到当时国民党各派反革命军阀的火拼愈演愈烈，发展下去有同归于尽之势，也是心所谓危，不忍旁观，所以出来“批评”国民党当权派，要这个“革命政府”制定法律，保障新旧各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人权”——政治权、财产权，以便消弭内争，建立一个各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普遍繁荣的民主国家”（胡适语）。这就是胡适派“苦心”的反动目的。
这里应该说明，当世界资产阶级处在进步时代的时候，法国资产阶级提出《人权宣言》，原是对抗封建阶级的一种革命口号。当时资产阶级虽然采用“人权”、“全民”这类模糊阶级的口号，表示自己代表“全民”，以取得工农群众的支持，但他们终究还是和工农群众在一起，以革命斗争来向封建阶级取得“人权”——资产阶级的自由权利的。当然，在他们取得统治权之后，这个“人权”之说，就变为他们统治压迫工农大众的欺骗口号了。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中国先进分子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学来了“天赋人权”之说，作为向封建主义旧学派作斗争的一种思想武器，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虽然是很软弱的，打了几回合就失败了。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了中国，中国先进阶级已掌握了这种科学的社会革命论以后，革命人民争取基本人权的斗争，已是整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一部分；胡适派提出这种散布改良主义幻想的“人权”论之说，则完全是反动的。革命的历史已经说明，真正的人民的自由权利，只有在人民大众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的时候才能得到。
胡适派在满嘴仁义道德的“人权”论里面，原是隐藏着坚决的反革命立场的。这种真面目不久就公开暴露了。1933年2月，蒋介石围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得胜”，云集50万大军开始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攻。这时，保障“人权”的胡适，跑到了“剿共”前线的长沙，作“剿共”军指挥何键的座上宾，大肆演说“政府的镇压权”。同时又发表题为《民权的保障》的反革命文章，反对以宋庆龄、鲁迅为首的“民权保障同盟”的要求反动政府释放政治犯的斗争，而主张“政治犯也和其他罪犯一样，应当得着法律的保障和合法的审判……”（转引自鲁迅：《伪自由书·王道诗话》）。原来杀人魔王蒋介石只知道横暴地拿着屠刀杀戮革命人民，而胡适献计说还应当“文明”地使用法律。1948年蒋匪特务在北京各大学疯狂地捕杀学生，胡适说还应当“以法律手续来拘传”（1948年8月20日天津《大公报》）。这就是胡适的保障“人权”和根据“法律”！
“虐政何妨援律例，杀人如草不闻声。”（鲁迅：《伪自由书·王道诗话》）胡适派通篇“人权”、“文明”、“自由”的文字是雅致的，而掩藏着的现实是血淋淋的！
现在，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胡适派关于“民主宪政”的主张。
第一，胡适派是“议会政治”的提倡者。他们一贯宣传议会主义的和平改良主义。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们说，如果有一个代表“民意”的“国会”，就用不到学生出来“干预政治”了（参见《黄梨洲论学生运动》，《胡适文存》二集卷三，11页）；又说，在地方军阀统治下的“省议会”，可以成为人民与军阀决战、推翻军阀的武器，要求各省的人才“回到省议会去努力”（《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胡适文存》二集卷三，116页）。
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时期的1930年，胡适派又提出议会主义的主张。胡适派说：“宣传鼓吹，组织与运动，使少数人的主张逐渐成为多数人的主张，或由立法，或由选举竞争，使新的主张能替代旧的制度，这是和平的人功促进。”（《我们走那条路》，《胡适论学近著》一集，447～448页）
事情是很清楚的，在武装到了牙齿的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有的是血腥的反革命军事专政，没有的是民主的传统和人民的自由权利；对人民来说，连利用议会政治作讲坛的可能也是没有的。在血腥的统治下，广大人民有什么“宣传鼓吹，组织与运动”、“选举竞争”的自由和权利呢？什么“国会”，什么“省议会”，还不是党棍、“猪仔”、豪绅、买办们活动的场所吗？
胡适还为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政治”辩解，说：“宪政和议会政治都只是政治制度的一种方式，不是资产阶级所能专有，也不是专为资本主义而设的。”（《宪政问题》，《独立评论》，第1号。）
我们说，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制度，恰恰正是资产阶级所能专有，为资本主义而设的。议会通过的种种决定基本上是那些垄断资本家们事先决定了的。除了极少数代表人民力量的议员外，其他议员在议会中的冗长的辩论，只不过是反映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争权夺利，和以空谈来欺弄人民而已。至于行政机关，有些国家的政府，形式上是经国会同意组成，并受国会控制，但实际上，政府的成员也是由操纵政府的垄断资本家预先决定了的。议会制度正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形式，这已是昭然若揭了的事。胡适的辩护不是徒劳的吗？
当然，胡适的辩护有他的目的。就是用这种辩护来掩盖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在中国只是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装饰品这一实质。在胡适派看来，中国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披上“议会政治”的外衣，那真像披上美制“尼龙避弹衣”一样，可以防御革命，可以保护法西斯专政，是再妙不过的了。所以他在1925年初走到皖系军阀段祺瑞的猪仔“善后会议”里去“尝试”；1946年底跳入被人民称为“妓女火坑”的蒋介石法西斯“制宪国大”里去“实验”，还秽臭地歌颂这个“妓女火坑”“实验成功”，说：“余对此次中国实验民主政治认为一大成功”（1946年12月18日天津《大公报》）。1948年4月他主持了给中国封建买办政权殉葬的伪“行宪国大”，说这个出丧“国大”“真正是自由意志的表现”（1948年5月10日对记者谈话）。不过这已是他们在中国大陆上最后一次的“民主”“自由”罢了。从此以后，在解放了的中国是永远也不会有他们的“民主”“自由”了，因为人民得到了民主、自由。
第二，胡适派还一贯主张“普遍选举”。怎样的“普选”呢？胡适在为段祺瑞的“善后会议”拟的“国民会议组织法草案”第十一条中规定：“凡不能解说日用通行之文字者不得有选举及被选举权。”（双林：《胡适之与善后会议》，转引自《向导》，第106期）
1937年7月胡适在《我们能行的宪政与宪法》一文中又说：“我们主张先从有限制的选举权下手，从受过小学教育一年以上的公民下手，跟着教育的普及逐渐做到政权的普及。”（《独立评论》，第242号）
中国受过小学教育的人能有多少？这种主张就是用教育程度的限制，蛮横地剥夺了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文盲工农大众和广大不识字女子的公民选举权及被选举权。这就是唱着“普遍选举”、“直接选举”、“女子有选举权”的胡适的反动真面目！
只有在人民民主制度下，才能有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的真正民主的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53年我国空前规模的民主普选运动和85.88%的选民参加选举，充分说明了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和人民群众政治积极性的高涨。
第三，胡适派还是粉饰法西斯专政的“宪法”和“宪政”的积极提倡者。中国的封建买办政权本来是不要“宪法”“宪政”这些“麻烦”的，但是为了维护统治，欺骗人民，又不得不开出这张空头支票。蒋介石反人民集团对“宪政”的态度是“骗”和“拖”。从1927年“拖”到1932年12月，在人民的猛烈反对下“拖”不下去了，就出来“骗”，开一张“准备召开国民大会，正式议决宪法”的空头支票；1934年3月发表一个彻底独裁的“宪草初稿”（即1936年颁布的“五五宪草”的底本），表示蒋介石独裁政府有朝一日也会“实行宪政”。接着又是“拖”。
胡适派呢？似乎在这个问题上是“先知先觉”，他们还在北洋军阀时代就开始高喊“宪政”了。蒋介石颁布“宪草初稿”后，胡适派就在《独立评论》上煞有介事地大大讨论宪法，赞美法西斯的“宪草”，借以增加人民的幻想。胡适奴颜婢膝地说：“大家都应该承认眼前一切‘带民主色彩的制度’（如新宪法草案之类），都是实现民主宪政的历史步骤，都是一种进步的努力，都值得我们的诚意的赞助使它早日实现的。”（《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政治信仰》，《独立评论》，第141号。）
蒋介石一“拖”15年。到1946年，眼看他们的统治快要最后崩溃了，于是，再来一次“骗”。蒋介石为占领张家口的小胜冲昏了头脑，急急忙忙下令召开伪国大，把通过一个伪宪法当作救命的一根稻草。胡适厚颜无耻地到处吹嘘这部宪法，说是“其中包含最高最美理想及三十五年来若干人的梦”（《宪法与宪政》，1947年8月15日天津《大公报》）。胡适的“理想”是实现了，但这只是他们的一场可悲的春梦。作为独裁者、卖国贼、杀人犯的护身符的伪宪，必然是与卖国残民的独裁者同归于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大众所欢迎的宪法，就是我国现在的体现着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宪法，这是最切实有效地保障我国人民的充分的自由权利的宪法。我国宪法表示了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的一条清楚明确和正确的道路，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这是深得人心的宪法。它大大地增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一致，使六万万人为一个崇高的社会主义共同目标而奋斗，也大大地提高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胡适派一方面竭力替封建买办法西斯政权涂抹上“民主”、“自由”的油漆，另一方面便发出种种卑鄙荒谬的反对和污蔑人民民主的叫嚣。这种叫嚣，在日本投降后，配合着美蒋的独裁内战政策，显得特别的疯狂和无耻。
第一，胡适派首先叫嚣要中国共产党放弃人民武装和人民政权。
日本投降后，美蒋的独裁内战阴谋和中国人民的和平民主要求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和斗争。胡适派为了配合美帝国主义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消减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解放区的阴谋，发动了政治攻势。反动的胡适自美国致电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狂妄地要中国人民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于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政党。说什么：“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1945年9月2日重庆《大公报》）
这个电文就是说：你们交出人民武装、人民政权，束手就缚，“前途未可限量”；如若不然，我们发动反革命内战来消灭了你们，你们还是咎由自取，“自致毁灭”，怪不得我们。
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最怕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力。这是使他们看着发抖的力量。反动派和我们同样知道在中国是“有兵则有权”的道理。人民有了兵，人民就有权；人民有了权，反动派就没有了权；所以反动派要维护他们的权，必先要消灭人民的兵。因此，反动派在20年中武的“围剿”，文的欺骗，中心问题都是为了消灭人民的武力。
我们呢？马克思主义早已教导了我们：没有人民武力，是不可能有人民民主专政，不可能有人民的解放的。
第二，胡适派又叫嚣污蔑人民民主专政是“暴力专制政治”，是“极权”政治。
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后的最凶恶的反动王朝临覆灭前，大小反动派绝望的叫嚣之声，赛如疯狗群吠。人民解放军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反动派的巢穴。在巢穴中团团乱转的胡适，发了疯似地辱骂人民革命说：“所以我很坦白的说，自由主义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来的暴力专制政治。”（《自由主义》，1948年9月5日《世界日报》）胡适派反动教授16人发出一个宣言，也是学着美国战争贩子的口吻，绝望地叫嚣：
“现在全世界的民主制度都在受着极权共产主义（？）的威胁。所以，对外我们主张联合爱好自由民主（？）的国家共同对抗极权的侵略（？），一如在二次大战期间，对内虽然我们对当前的政治不满意，但我们不能否认当局（按：指蒋介石）所努力的方向是对的。”（《中国的出路》，1948年9月10日天津《大公报》）
胡适派说，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的确，对于内外反动派，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实行独裁，也就是实行专政的。这是我们的《共同纲领》和我们的宪法先后明文规定了的。我们硬是用强权把内外反动派（包括披着“自由主义”羊皮的坚决反革命分子）的一切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自由”、“民主”都剥夺干净，“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论人民民主专政》）。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我们既不“容忍”，也不“尊重自由”。这样的专政，反动派于无可奈何之余，骂为“极权侵略”、“暴力专制政治”（其实是他们自己夫子自道），在当家做主了的人民看来，却正是保持自己胜利的有力武器。而且，为了人民的利益，这个专政还必须继续强化，继续巩固，才能有效地彻底消灭反动派的复辟阴谋，这也是历史的真理。
但是，对于人民内部来说，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不是专政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当权的政府。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正是建立在广大的人民民主的基础上，为了实现广大的人民民主的。正是由于实现了广大的人民民主，我们的革命专政才是强有力的。同时，我们国家机构组织和活动的最根本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结合在一起，而高度的集中是以高度的民主为基础的，因而我们的国家和政府是坚强的富有生命力的。
胡适还说，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同样地，对于内外反动派，我们确是取消了他们的反动宣传机关及其言论出版的“自由”，不准他们来“自由”地说谎、威胁人。不仅如此，还要进行消毒工作，以清除胡适派所散布的思想毒菌。但是，对于人民，则宪法规定了享有广泛的自由和权利，人民不但有充分的言论出版自由，而且宪法还规定国家要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解放以来的事实，也已充分证明了这些。
总之，中国共产党是一切以人民利益为依归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政府和工作干部也是一切以人民利益为依归的。反动的胡适派及其他反动派，他们的一切思想、言论、行动都以少数反动剥削阶级的剥削压迫利益为依归。这就是我们与胡适派分歧的根本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