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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资产阶级代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到南昌时已经开始向帝国主义者进行拍卖民族利益的政治交易。他经过黄郛、戴季陶、王正廷等人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来往；经过宋子文、虞洽卿等人与英、美帝国主义者来往；经过吴稚晖、李石曾、钮永建等人与法帝国主义者来往。蒋介石到上海后，就立刻和上海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密切结合，并要求帝国主义者帮助他的反革命政变。他奴颜婢膝地向帝国主义者起誓：“国民革命军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的现状。”
帝国主义者对这个篡夺了革命大权并且已经显示出善于玩弄反革命阴谋手段的新代理人，表示愿以全力支持。3月下旬，帝国主义者答应驻扎在上海的2万多外国侵略军，可以帮助蒋介石镇压和屠杀上海工人群众，同时又会同上海大资产阶级送给蒋介石1 500万元，作为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人的经费，并答应在政变以后，将给蒋介石3 000万元作为建立南京反革命政权的资本。蒋介石的青红帮流氓老师父黄金荣等又答应给他出打手。这样，蒋介石有了帝国主义者做后台老板，有了买办资产阶级的经济援助，又有了流氓打手，他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布置便加速起来了。
他首先委派反动分子白崇禧掌握江浙两省的军事，又以总司令的名义命令革命意识较强的第二军和第六军渡江作战，这两支军队渡江后立即被切断了后路。他另调何应钦部队到南京驻防，以巩固和加强他的反革命基地，并在杭州组织流氓匪徒，于3月29日袭击杭州总工会，屠杀工人领袖和革命工人，作为反革命政变的演习。
4月2日，蒋介石指使反动分子吴稚晖、张静江等8人，召开了所谓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全体大会（全体监察委员为20人，8人不超过半数，是不足法定人数的非法会议），由吴稚晖提出弹劾共产党的议案，公布弹劾文告，作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舆论准备。3日，福州反革命分子举行“拥蒋护党”大会，公开发动屠杀革命分子的血腥暴行。3日至5日，蒋介石、张静江等十余人，同新从海外归来的汪精卫在上海连续举行秘密会议，取得了一些反动协议。
6日，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发布反革命布告：“一切武装纠察队与工会，一律在总司令部的管辖之下。否则以违法叛变论，绝不容许存在。”并于4月8日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行使市政府职权，以破坏工人阶级领导的上海市政府，从而篡夺了上海的人民政权。
当时，上海的革命形势空前高涨，80万有组织的工人在上海总工会领导下，形成了一支强大的队伍。广大的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都同情和拥护工人阶级，就是驻上海的蒋介石直接指挥的北伐军广大士兵和下级军官也同情革命工人，以致蒋介石不得不于4月6日将北伐军调往南京，而以新投靠过来的北洋军阀周凤岐部接防上海，以便利用他们进行反革命政变。
可是，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当时共产党领导机关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对于蒋介石反革命叛变的阴谋竟熟视无睹，一再让步。4月5日，陈独秀和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竟为蒋介石的反动阴谋作辩护，说什么“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纠察队，这类谣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党部全体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还要革命人民和国民党右派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这个右倾投降的宣言，解除了党和人民应付反革命事变的思想武装，帮助了蒋介石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实现。陈独秀投降主义者对于上海市民政府也采取了消极的态度。本来，上海党组织在第三次起义前，正确地提出了建立市民政府的政纲，在起义开始的时候实际上已建立了各区市民政府。起义胜利后，于3月29日召开市民代表大会选举了市政府的组成人员。但是由于市民政府委员中资产阶级的代表（占委员的少数，多数是工人阶级代表）不来参加政府，而陈独秀投降主义者只注意去邀请他们，政府工作便停顿了起来，以致上海在这个狂风暴雨般的革命高涨的三个星期内，没有一个真正作为革命势力中心的革命政权，工人阶级起义的果实也就落了空。对于蒋介石破坏和篡夺上海人民政权的反革命活动，陈独秀投降主义者完全让步了。当时，工人纠察队本来可以扩大到1万多人，但只武装了2 700多人；工人虽然曾经同广东来的北伐军士兵进行了联欢，但是没有进一步联络这些部队，党也没有发动第二、第六军等北伐军抗拒蒋介石把这些部队调离上海而以反正过来的北洋军阀部队接防的反动命令。陈独秀这种右倾投降主义方针，也就取消了共产党和上海工人阶级对蒋介石反革命叛变应有的防备。蒋介石抓住了这一点，在发动政变前夕，还假惺惺地派音乐队给上海总工会纠察队送去亲题“共同奋斗”四字的锦旗一面，表示他对上海革命工人的“敬意”，用以麻痹工人群众对他的警惕。
在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及帮会流氓的共同合作下，蒋介石在各方面的布置就绪之后，一场反革命的大屠杀便开始了。
4月11日，蒋介石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即反共反人民）”。晚间，他调集了大批军队，准备大规模的屠杀。12日晨1时，由蒋介石指使的青红帮流氓为先锋，冒充工人（着蓝色短裤，臂缠“工”字符号），自租界分散四出，从1时至5时先后在闸北、南市、沪西、吴淞、虹口等区，袭击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仓促抵抗，双方发生激战。这时，蒋介石所布置的反动军队就借口“工人内讧”，收缴“双方”的枪械。上海的2 700多人的武装工人纠察队，就这样被解除了武装。当时工人纠察队牺牲120人，受伤180人。当天上午，蒋介石派军队占领了上海总工会，由流氓党棍组织的反动的“上海工界联合会”盘踞了总工会会所，并把它改名为“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配合蒋介石军队破坏总工会所属的各工会，拘捕工人领袖、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人，摧残一切革命组织。帝国主义在上海的侵略军也直接帮助了蒋介石，在租界和华界各地区，大肆搜捕和屠杀。上海变成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血腥统治的世界。
对于蒋介石这一反叛罪行，上海工人群众个个咬牙切齿，气愤填膺。4月12日，上海总工会发出全市总同盟罢工的命令，以示抵抗。中午，数万徒手工人在闸北青云路开大会后，在下午就英勇地夺回了上海总工会会址。上海各区工人、市民都开大会，情绪悲愤激昂。南市开了50万人的市民大会，会后并整队往龙华北伐军的总指挥部请愿。
4月13日上午10时，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工人群众大会。但是，工人们对于这个昨天的同盟者还是缺乏警惕性，他们在会后整队向宝山路天主堂周凤岐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请愿，提出立即发还工人纠察队的枪械，释放被捕工人，严惩进攻纠察队的祸首，肃清流氓反革命分子等要求。参加请愿的工人群众约10万人，包括许多女工和童工在内。这时，二师司令部已经接到蒋介石所下的屠杀密令，而且早有布置，严阵以待。当请愿队伍到了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二师司令部即命令用机关枪向徒手的工人群众扫射，当场被枪击而死者在百人以上，伤者无数。当时大雨如注，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同时，在南市游行的工人也被反动军队枪击，死伤数十人。
蒋介石从这一罪恶的大屠杀起，疯狂地继续着他的血腥暴行，在上海进行着公开的和秘密的杀人恐怖。从4月12日至15日，工人被屠杀者300余人，被捕者500余人，逃亡失踪者5 000余人，失业者不计其数。这就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工人阶级爱戴的领导者、优秀的共产党员如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等，先后英勇牺牲。
四一二政变以后，蒋介石继续在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和汕头等地，大批地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的工农群众。
4月15日，和蒋介石订有密约的广东反动派，在广州宣布戒严，派遣大批军队包围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和东山的苏联顾问住宅，解除了黄埔军校和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的武装。所有的革命工会（罢工委员会和广州工人代表会等）、农民协会及革命的学生、妇女组织也都被搜查和封闭。反动派在广州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工人中的积极分子2 100余人，驱逐铁路工人2 000多人，优秀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等，就是在这时被害的。广州工人曾举行示威反抗，但都被野蛮地镇压了下去。这就是四一五惨杀。
白色恐怖愈演愈烈，新旧军阀遥相呼应。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罪行，使奉系军阀欢欣鼓舞。于是，张作霖在北方也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4月28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党的北方区书记李大钊在北京壮烈地牺牲在敌人的绞刑架下。
从此以后，在反革命的逆流下，无数的民族精华——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工农群众遭到蒋介石反动派的杀害，革命烈士的鲜血洒流在广大的国土上。
武汉革命政府和南京反革命政府的对立。革命的紧急阶段 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表明了革命的部分失败，这一失败还不能决定中国革命的全部命运。当时在武汉革命政权管辖下还有湖北、湖南、江西三省，这些地区的群众运动还在蓬勃发展，而且拥有十几万正规军队和许多工农武装，革命运动仍在继续高涨着。
蒋介石叛变的消息传到武汉后，武汉革命政府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和声讨。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发出命令，斥责四一二大屠杀罪行，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撤销他的一切职务，并下令通缉，同时宣布蒋介石所率的第一集团军全部归军事委员会指挥。毛泽东以极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义愤，领导全国农民协会发出了《讨蒋通电》，揭露独夫民贼蒋介石的反革命狰狞面目。通电严正指出：“此贼不除，革命群众无幸存之理，国民革命亦无成功之望。”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林伯渠、吴玉章等联合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的罪恶行径，指出如不去此“民众之蟊贼”，“革命群众将无噍类”。4月23日，武汉的革命群众举行了30万人的讨蒋大会和示威游行。在两湖和武汉地区，掀起了广泛的反蒋高潮。在长沙，湖南工农商学各界600余个团体4月14日举行了十余万人的反蒋示威和第二次铲除反革命分子示威大会，高呼“打倒蒋介石”、“彻底铲除压迫农民运动的军阀势力”等口号。湖南很多县的农民都纷纷举行反帝讨蒋的群众示威大会。湖北省农协在讨蒋电文中写道：“敝会誓率全省一百五十万有组织的农民，联合全国革命同胞，与此獠决一死战，虽牺牲一切亦在所不惜。”黄冈、黄陂、黄安等县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倒蒋大会和游行示威。江西省农协代表40万江西有组织的农民通电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打倒蒋介石”的口号，迅速地传遍了广大的城乡。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更加尖锐了。
蒋介石在四一二大屠杀以后，伸出血手向帝国主义、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索取了3 000万元的代价，开始组织他的反动政府。4月18日，蒋介石就在南京成立了在帝国主义卵翼下的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国民政府”，与武汉的国民政府对抗。民族资产阶级一些上层人物由于震惊于工农觉醒的伟大力量，特别是在上海80万工人大罢工大起义面前吓昏了，在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下，他们附和地主、买办阶级，拥护和支持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但是，他们只是在南京反革命政府中占了几个不重要的部长位置，作为反革命政府的点缀而已。
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标志着中国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四个阶级统一战线分裂了，开始转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三个阶级统一战线。形势的发展，要求无产阶级更加加强领导作用，发动千百万工农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来加深和扩大反帝国主义、反豪绅买办、反军阀及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南京反革命政府成立后，在南方就出现了两个营垒，一个是以武汉政府为中心的革命营垒，一个是以南京政府为中心的反革命营垒。
蒋介石反动派在帝国主义指使下，和其他军阀勾结，对武汉革命政府采取了外部封锁和内部破坏的手段。当时武汉政府处在反革命力量的四面包围之中：蒋介石在东面，张作霖在北面，四川军阀杨森在西面，广东军阀在南面。武汉政府要进行在四条战线的全面进攻，在力量配备上是不可能的。当时，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已经出兵河南向武汉进攻，这就发生了是东征讨伐蒋介石，还是继续北伐打张作霖的问题。在上海的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立三等于4月16日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武汉迅速出师东征讨蒋。这份由周恩来起草的意见书指出：如不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还强调指出：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但当时中共中央的多数人都反对这一建议，想避开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跟着武汉国民党中央主张继续北伐，希望在北伐中同冯玉祥所部国民军会师，打通同苏联的交通线，然后再回过头来讨伐蒋介石。于是，4月19日，武汉革命政府在武昌东湖誓师，开始了第二次北伐。
中国共产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蒋介石反动集团的联合进攻，民族资产阶级的退出革命，使革命遭到了挫折和困难，中国革命处在一个紧急阶段，斗争更趋剧烈和复杂。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80多人，代表党员57 967人。
这次大会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总结过去的工作经验，指出中国革命今后发展的前途和确定党在最近时期的任务。大会进行了半个月，是公开进行的。
大会讨论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次大会有下列主要内容和问题：
（1）关于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
在《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从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一方面革命发展得很快，党的组织迅速壮大，党的政治影响扩大得更快。党员已由900余人增加到5.8万人。在党的领导下，已有280余万工人和900余万农民组织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中国工人阶级处于领导的地位。但另一方面，由于民族革命的发展，阶级斗争也加紧了。国民党内地主和资产阶级竭力夺取革命领导权，他们竭力与本国反动派及帝国主义相互勾结，企图击败革命。蒋介石4月12日的反革命政变就表明了这一点。此时反革命势力已逐渐形成联合战线，它们欲实行围剿革命达到“禁闭”武汉国民政府的目的。革命处于紧急中。
根据这种政治形势，大会检查了从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的工作。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对其右倾投降主义领导在各个事件中所犯的错误进行辩护。大会代表严肃地进行了驳斥，并通过决议，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领导进行了一定的批评。决议指出：“从五卅起……我们的党，却只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又指出：“三月二十日事变……资产阶级占了上风……在这时间本党没有正确的政策……没有懂得资产阶级已经重新得到民族革命的领导，并想消灭革命。因为本党对于大资产阶级在此后革命阶段中的作用，没有很清楚的认识，所以在讲联合战线时，没有致力于给劳苦群众的利益以足够的保障。”
大会对过去的工作做了初步总结，指出今后党的任务：
第一，现阶段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和建立农村的革命民主政权。大会批判了陈独秀等把革命的扩大和深入对立起来的理论，指出扩大革命和深入革命是统一的，北伐打倒张作霖是需要的，但同时应在革命势力占据的地域内深入革命，除去反动派的根基以巩固革命。大会认为，土地革命是巩固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所必需的，中国共产党应当领导农民去实行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
第二，目前党应该在中国的中部和南部巩固和发展革命势力，因为这些地区有久经锻炼的无产阶级，有经过很好组织的农民群众，以及较强的党的组织。大会斥责了鲍罗廷、陈独秀等企图把革命根据地移往西北去的理论。鲍罗廷、陈独秀认为在上海、广州、天津、汉口等这些工业区域，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力量强大，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而西北各省，帝国主义的势力薄弱且又接近苏联，革命力量容易积聚起来。大会指出，这是小资产阶级恐惧失败的情绪，是失败主义的表现，在实际上是自动让出阵地，把东南诸省拱手让给资产阶级，正是帮助资产阶级在极短的时期内巩固它的势力。这是极大的错误。
第三，现阶段对国民党的关系，“应更加密切”。同时，在两党联合中要防止发生取消我党的倾向。大会指出，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中，一定要使一切政策、政纲和策略都考虑到工农的利益。
关于共产党加入武汉政府和省政府的问题，大会肯定应该加入。同时指出，由于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革命的实际问题，并且要通过党团使政权影响群众，所以党团工作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防止发生取消派的错误。
但是，大会没有指出如何加强国民党的革命性、防止右派的动摇叛变以及制裁国民党内的反动派问题，没有充分研究如何加强国民政府，使它执行维护工农利益的政策，以及如何改造和建立地方政府等问题。
第四，关于解决武汉政府的财政困难。大会认为，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涉及经济封锁和大资产阶级对武汉政府的破坏，财政问题是当前的一个大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将会影响革命的继续进行，军队不能改造，政权也不能建设。大会指出，解决财政困难的主要办法是，农民革命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减少农民地租负担，征收地税，其他如征收财产税和发行革命战争公债（主要负担者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等。
大会还指出当前应加强青年和妇女工作等问题。
（2）关于土地问题。
“实行急进的土地革命”，这是大会确定的中心任务之一。大会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有三种不同的主张：陈独秀主张“土地的政治没收”，就是说只对反革命分子、反动军官和有重大民愤的劣绅的土地才提出没收的口号，这是取消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错误主张；第二种是主张没收一切土地，不加任何限制；第三种主张应该提出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但小地主和革命军官的土地除外。大会通过了最后一种主张。在大会制定的《国民革命中的农民政纲》中指出：“（甲）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经过土地委员会，将此等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乙）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丙）革命军人现时已有的土地可不没收。”此外还决定没收一切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和农业公司的土地，交给农民耕种。
关于土地问题，大会以后曾提交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去讨论，讨论结果只在原则上规定要解决土地问题，但不要求立即解决。所以，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议决案也没有公布，这个最迫切的土地问题实际就被否定了。
（3）关于职工运动。
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屠杀和破坏活动，大会在《职工运动议决案》中指出，当前“应该加紧工人阶级的团结，组织工人阶级的武装来抵抗法西斯蒂”，“极力提高工人的要求，发展经济罢工，揭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假面具”。
为此，大会确定极力从政治上经济上向资产阶级勇猛地进攻，一直到要求没收一切银行、矿山、铁路及大企业等归国有；要求工人参加国有产业的生产管理和监督；要求颁布法令保护职工利益。决议提出，只要有工会的地方，就要普遍发展工人纠察队，使工人武装成为保卫民主政权的武装之一。
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和大会上，毛泽东、任弼时等虽曾在理论上进行过反对陈独秀和彭述之等右倾错误的斗争，但陈独秀在党内实行家长制的领导，压制正确的批评，使这种斗争未能充分地进行。毛泽东曾向大会提出迅速开展农民土地革命，大力武装广大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政权的提案，这是挽救革命的正确方针，却为陈独秀所拒绝，根本未交大会讨论。毛泽东被陈独秀分子排除在大会领导之外，剥夺了他在大会上的表决权。
大会选举了31名中央委员和14名候补中央委员。由于陈独秀是党的发起人之一，他又表示赞成大会对他的右倾错误的批评，大会仍选举他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
党的五大虽然通过了一些正确的决议，批评了陈独秀忽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但是，由于党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对如何争夺领导权，以及摆在党面前的各种紧迫问题，提不出切合实际的办法；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实质及其危害，缺乏深刻的认识，仍选他为总书记。这样，党的五大没有能够担负起在紧急关头挽救革命的任务。
工农运动的继续高涨，反革命势力对武汉政府的进攻和汪精卫集团反动倾向的增长 这时，中国共产党内一部分正确的领导干部坚持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办事。毛泽东在武汉主持全国农民协会的工作，并继续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以毛泽东为领导的全国农民运动和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工人运动仍在蓬勃地发展着。周恩来也于5月下旬离开上海秘密斗争环境，到达武汉，继续主持党中央军委工作，派遣大量党、团员进入革命军队，巩固和扩大党所领导的叶挺所部和党所影响的贺龙所部，并积极武装武汉工人纠察队和加强劳动童子团。
自1926年10月到1927年3—4月，武汉工人发动了300余次罢工斗争。5—6月，从大工业到手工业，几乎全部成立了工会。这时，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已从争取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发展到要求武装自己，参加政权的斗争。工人领袖参加了政府工作，武装纠察队（武汉有5 000人、3 000支枪）执行逮捕和镇压反革命、维持社会秩序的任务。在经济上，则要求改善生活条件。同时，为了巩固革命，工人们反抗了资本家的歇业停工，有的地方（如湖北的蒲圻、咸宁）工会接收了歇业的企业，办起合作社来。由于组织的扩大和运动的深入，总工会在工人群众中树立了无上的威信。
在农民运动方面，全国农民协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到1927年6月，全国加入农民协会的农民已达915万人（江苏省二三十万人未计算在内）。农村中反对土豪劣绅、抗租抗粮的斗争，也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特别是在湖南、湖北，农民运动已发展到摧毁地主政权和没收分配土地的阶段。
5月，武汉革命政府的北伐部队在河南临颍大战中，击溃了奉系主力，共产党员蒋先云在是役英勇牺牲。北伐军旋即配合冯玉祥所部国民军占领了郑州、开封等地。同时，南京反革命政府为了扩张反革命势力，也进行了与北洋军阀争夺地盘的“北伐”，蒋介石军队渡江北上，占领了淮阴、蚌埠、海州、徐州等地。
当时，武汉政府面临着军事上和经济上的严重威胁。
在军事方面：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矛头一齐对准武汉。根据1927年4月20日的统计，停泊在汉口的外国军舰共35艘（其中有美舰11艘，英舰10艘，法、意各2艘），待机侵袭。6月，从上海到汉口，各帝国主义军舰增加到177艘。同时，为了阻止武汉政府北伐，英、美、法、意、日等国，纷纷增兵华北，在京津地区进行布置。美军并占领了天津特别区，驻军达5 000人，飞机8架。7月上旬，美军又在青岛登陆。
在帝国主义支持下，蒋介石调集了皖北各军，威胁武汉东部，并勾结四川军阀杨森封锁长江上流，又协同广东军阀切断粤汉铁路，而张作霖又驻重兵在河南北部。反革命势力从四个方向对武汉进行包围。
在经济方面：帝国主义封锁了长江的航运和切断对武汉的贸易，进出口贸易几乎全部停顿。美、英、日等国关闭在武汉的工厂、银行、企业。美国还把在武汉政府辖区内的全部煤油储存运出境外。同时，部分资本家开始逃跑，关厂罢业、停止贸易、运走现金，和政府对抗。
武汉政府由于经济封锁造成的工商业瘫痪状况，影响了财政收入，加以军费浩大，不得不大量发行纸币来弥补赤字，于是出现并加深了财政危机。由于商品缺乏，粮食、燃料、食盐、食品等供应不足和通货膨胀，引起了物价高涨，加上工厂关闭和商业停顿，失业工人增加到10万多人，工人生活非常艰苦。经济危机笼罩着武汉。
同时，一些豪绅、地主、反动军官和隐藏的反革命特务分子，也乘机制造各种谣言，攻击“工农运动过火”。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被当时的严重局面吓住了，他们附和地主豪绅、反革命分子的叫嚣，反对工农运动。这一切都使武汉国民政府产生了极大的动摇。
这时，武汉政府被以汪精卫为首的假革命假左派所控制。汪精卫在4月初就在上海秘密参加蒋介石召开的一连串反共会议，与蒋介石达成某些反共协议。4月10日到了武汉，表面上高喊革命口号，极力伪装左倾，掌握了武汉的军政大权。在革命和反革命生死斗争的紧急关头，汪精卫们逐渐暴露其本来面目。于是，武汉国民党的反动倾向迅速地增长。他们责骂工农运动“过火”。4月底，武汉国民党中央在汪精卫集团要求下组织了查办湘、鄂、赣各省“过激”言论行动的特委。5月19日，汪精卫集团又通过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发出了公开维护工厂主和商人利益，反对工人、店员的宣言，说革命的一切不幸都是工农组织幼稚、要求“过火”的结果。同时，他们通过国民党中央，公然发出通告，命令各地党部必须特别注意农民协会的工作，说什么“农民协会中跑进了害群的分子和许多无业的流氓等等”。5月底，他们竟通过武汉国民政府把湖北省两个最大的县农民协会（黄冈和黄陂）解散了。他们把当时工农运动中个别的“左”倾幼稚行动无限夸大，借此来责备和辱骂共产党人，作为他们准备公开反共反革命的借口。
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陈独秀投降主义对革命的危害 就在这个革命的紧急关头，1927年5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并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这一决议案对土地革命、工农武装、改造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共产党的领导权等重要问题，作了具体而明确的指示。共产国际预见到武汉汪精卫集团叛变可能性的增长，及时发出警告时局危险的信号，先后作了两个重要指示，非常明确而中肯地告知中国共产党必须采取挽救中国革命的坚决政策。
（一）关于农民革命运动：“现在国民党对内政策中最主要的就是以‘农村中的全部政权归农民协会和农民委员会’为口号”
。
“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
我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不应该脱离工农运动，而应该用一切办法去协助它。”
（二）关于对武汉国民党的政策：“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老领袖害怕事变，正在动摇和妥协
。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
这些新的工农领袖的大胆的呼声会使老头们坚定起来，或者使他们变成废物
。……国民党的上层必须加以革新，以土地革命中提拔起来的新领袖来补充它，必须靠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千百万会员来扩大地方组织。”
（三）关于建立工农武装的紧急措施：“
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
。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
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
。”
（四）关于制裁叛变阴谋分子：“组织以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
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军官
。不能只是劝告。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
但是，共产国际的文件到中国后，陈独秀等不加分析地认为这个指示所提出的各项任务全部无法执行，竟拒不考虑，还不让党内许多同志知道。任弼时领导共产主义青年团作了拥护共产国际这个指示的决议，竟被陈独秀当场撕毁。
列宁说：“谁想帮助动摇者，自己首先应当不动摇。”
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陈独秀投降主义者在汪精卫集团的动摇面前，却进一步采取了软弱无能的迁就、退让的投降态度。他们认为要保持和国民党的联合战线，就必须自己让步，企图以消极的退让来求得团结。他们认为工农群众运动跑得太远了，如果不将它拉向后退，则革命势力和革命本身都不可免地要发生危机。所以他们在当时实际上所执行的政策是：（1）为战胜蒋介石叛变后的困难，必须让步，一切顺从国民党，以求得与他们的团结；（2）土地革命停止进行——甚至自己承认农运“幼稚”、“过火”，命令新闻记者党团在武汉《民国日报》写文章批评农运，要共产党员领导的农政部出布告，陈独秀投降主义者掌握的中央宣传部出宣传大纲，纠正“自由行动”的没收土地等的“过火”行为，赞成解散黄冈农民协会等；（3）制止工人店员运动的“过火”行为等；（4）决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党部及报馆须听国民党命令，不得有独立主张，须服从国民党之指导，赞成解散“过左倾”的“共产党员主持的”国民党下级党部（如黄冈县党部）。
在革命最不容许动摇，而最需要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最需要对反动倾向作坚决斗争的时候，陈独秀投降主义者却恰恰相反，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帮助资产阶级镇压工农运动，这就极可痛心地危害了革命。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
夏斗寅叛变和许克祥叛变 在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封锁和进攻下，在武汉汪精卫集团的日趋反动和中国共产党内陈独秀投降主义者步步退让的情况下，反革命的气焰更加嚣张，投降和叛变的事件接踵而来。
首先是5月17日夏斗寅的叛变。夏斗寅原来是武汉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的师长，这个师是作为防止四川军阀的进攻而驻扎在武汉西面的。5月17日，夏斗寅这个湖北豪绅地主阶级的代表、反动军阀受到蒋介石的指使，乘着武汉大部分部队开赴河南北伐之际，率部叛变，切断长（长沙）武（武昌）铁路，并联合第十五军刘佐龙部与四川军阀杨森部（第二十军），想乘虚袭取武汉。他的军队打到了纸坊，离武昌只有40里。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武汉政府急调卫戍武汉的叶挺部队抵御。叶挺部英勇反击，于6月初把夏斗寅部队击退，使武汉国民政府转危为安。但是，由于陈独秀投降主义者的妥协态度，革命军队并没有彻底消灭叛军。同时，也没有由此而把工农武装起来，甚至当夏斗寅叛变时武汉政府答应发1 500支枪给武汉工人纠察队，陈独秀还不要，以表示自己没有“阴谋”，和对武汉政府的“忠心”。
紧接湖北夏斗寅叛变而来的，是5月21日湖南许克祥叛变，即马日事变。
在许克祥叛变前一日——5月20日，已有一部分反革命军队占据湖南益阳的县工会、农民协会，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武装。5月21日，驻扎在长沙的三十五师（师长是反动分子何键），由许克祥率领的一个团，在湖南豪绅地主阶级的支持下举行叛变，袭击并解散了湖南省工会和省农民协会等革命组织，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武装，捕杀共产党员及革命的工农群众在百人以上，并组织了反动政府，这便是马日事变（因为21日的拍电报代日韵目是“马”字，故称马日事变）。这一反革命事变是武汉汪精卫集团开始叛变，并准备和南京蒋介石反动集团合流的信号。
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屠杀，并没有吓倒共产党人。郭亮、柳直荀等在毛泽东正确思想的影响指引下，动员长沙、湘潭、湘乡、宁乡、浏阳、平江、醴陵等十多个县的农军，会同安源工人武装纷纷出发准备围攻长沙。当时长沙的反动派惊恐万状，在其向岳阳等地求调援军的告急电文中说：“一夕数惊，守军殊倦，各县告急，无力援助，形势如斯，焦急万分。”但是在这革命与反革命生死搏斗的紧要关头，陈独秀投降主义者却以“唯恐引起整个政局的纠纷”，下了“农民不得进行武装斗争，湖南问题静候政府解决”的投降主义命令，撤回向长沙进军中的各县农军。这就使龟缩在长沙城内的许克祥反动军队免遭围攻，并反扑过来击退了首先到达长沙东郊的平（江）浏（阳）农军。在20多天内，疯狂屠杀长沙一带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万多人。
毛泽东坚决支持湖南人民的革命斗争。5月30日，毛泽东主持的全国农民协会在武昌发出了对湘、鄂、赣三省农协的重要训令，指出蒋介石、许克祥的叛变和土豪劣绅的反攻倒算，迫使农民“不能不采用更激烈的手段以谋反抗，而图自存”。这个训令，不仅声援了湖南人民的斗争，而且也是对陈独秀的叛卖行径的有力抵制。6月，毛泽东在汉口接见了马日事变后从长沙地区来的革命同志，严肃地批判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指示大家：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作斗争，武装保卫革命。6月下旬，陈独秀下令要许多党的领导人到苏联、上海或其他“安全”的地方去。这实际上是瓦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组织，断送革命。当时，陈独秀曾想派毛泽东到四川去。毛泽东要求改派他到湖南。毛泽东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积极发动工农武装暴动。这一革命行动吓坏了陈独秀，仅仅10天之后，毛泽东又被调回武汉。7月4日，中共中央常委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他还主张“上山”，并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反革命的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
夏斗寅、许克祥的叛变，使武汉政府内部汪精卫集团更加明目张胆地反动起来。他们公开责骂湖南农民武装反抗许克祥叛变的办法是“幼稚举动”，发表镇压工农运动的训令。6月5日，汪精卫等竟诬蔑共产国际为挽救革命危机的五月指示
为“破坏国民党的阴谋”，并解除了国民政府中苏联最高顾问鲍罗廷的顾问合同。6月6日，武汉政府所辖的江西，也发生反动军阀朱培德的叛变，他“礼送”（驱逐）共产党员出境，派兵搜查总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等革命民众团体，封闭共产党所办的报馆。陈独秀投降主义者对朱培德的反叛，同样没有加以回击，而错误地采取了所谓“中立”朱培德的方针。这时，武汉政府内部汪精卫集团叛变的阴谋已经非常明显了。
6月10日，为反革命所动摇的国民军领袖冯玉祥，为着所谓“调解宁汉纠纷”，和武汉政府的汪精卫等在郑州召开会议，会议的结果是：武汉政府北伐军全部由河南回师武汉，镇压工农运动；河南的军事完全由国民军担任。
郑州会议以后，6月19日，冯玉祥与南京反革命政府的蒋介石等在徐州举行会议，达成了反共、反苏、宁汉合作等反动协议。会后，冯玉祥电武汉国民党领袖，促使他们走上叛变的道路。
武汉汪精卫集团的叛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 6月下旬，武汉内部的反动军官公开派兵往湖南“清乡”，并唆使军队强占武汉总工会。6月29日，晋升为三十五军军长的何键发布部队与共产党分离的反共训令，并开始拘捕和惨杀共产党员。这时，两湖及江西的工农运动已受到了极严重的摧残。据6月中旬湖北省农民协会执委会扩大会议的粗略统计，农民被豪绅军队所杀者已经有4 700余人。湖南自许克祥叛变后，全省被豪绅军队所杀的农民也不下2万人。朱培德在江西驱逐共产党的政变竟活埋了许多工农运动的领袖。在武汉政府所辖的三省中，湖南、江西两省已经完全被反动势力所统治了。
在这样紧急事变的面前，住在毛泽东家中养病的蔡和森，经常和毛泽东一起研究挽救革命的方法。他曾经一再写信给党中央常委，建议作一军事计划，继续展开斗争。但是陈独秀顽固坚持其右倾投降主义立场，拒绝一切正确意见，继续采取姑息迁就的态度，企图拉住汪精卫集团，希望他们不要反共。于是汪精卫攻击武汉店员工会闹得太不像样子，陈独秀立即下令解散武汉店员工会；汪精卫攻击工人纠察队足以增加时局的严重性，陈独秀就下令自动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汪精卫攻击农民自卫军足以引起地方恐慌，陈独秀就自动解除农民自卫军的武装，把武器交给革命的敌人；甚至听到汪精卫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提出“一般来说，童子团组织是否需要”的疑问时，也急急忙忙地命令童子团停止活动，并解除了童子团的木棒。但是，危险的局面并没有由此而有所减弱。陈独秀投降主义者为了要维持所谓“国共两党合作到底”的政策，更在6月30日他们所主持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即“国共关系十一条”。这个十足的投降主义的决议，包括以下的主要内容：
（1）关于国共两党的关系和地位问题，决议提出，中国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之工农及小资产阶级的联盟的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
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分子，虽然参加政府（中央及地方）工作，而只是以国民党员的资格参加，不是以共产党员资格参加；两党联席会议，是协商决定共同负责，而不是两党公开执政形式，这件事并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现在参加政府工作之共产党分子，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
（2）关于工农运动的问题，决议指出，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等民众运动之要求，应依照国民党大会与中央会议之议决案及政府公开之法令，但国民党员亦应该依据党的议决案及政府之法令保护工农群众之组织自由及利益。
工会及工人纠察队不得党部或政府之许可，不得执行司法行政权，如捕人、审判及巡逻街市等等。
童子团执行警察职务，如捕人、干涉行人等事，应严行禁止。
（3）关于工农武装问题，决议指出，依照国民党主义，需武装工农，但工农武装队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武汉现有之武装纠察队，为因避免政局之纠纷与误会，可减少或编入军队。
陈独秀一再作出投降式的让步，企图挽回局面，结果更糟，更加助长了汪精卫集团打击工农、煽动“分共”的反动气焰。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党左派革命领袖宋庆龄、邓演达被迫离开武汉出国。宋庆龄发表了严正的宣言，痛斥蒋介石、汪精卫之流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叛变革命。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进行改组，成立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停职。7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参加国民政府的党员退出政府，并发表宣言斥责国民党的反共罪行。
7月15日，汪精卫反动集团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不顾以宋庆龄为杰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悍然举行“分共”会议，公开背叛了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
从7月底开始，武汉反动派肆无忌惮地封闭工会、农会，压迫工农运动，大量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叫嚣“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其残暴并不亚于蒋介石在上海的四一二惨杀。“七一五”汪精卫集团的叛变，使中国革命遭受到严重的挫折，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终于失败了。
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受到局部的失败。帝国主义者和大地主、大买办阶级以蒋介石集团为新的工具建立了南京反革命政府。从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转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新的阶段中，阶级关系和斗争的形势更趋紧张和复杂，这是一个革命的紧急阶段。
但是，在这个紧急阶段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却继续被1926年底以来的陈独秀阶级投降主义所统治。蒋介石四一二政变时，党中央未能接受周恩来等提出的东征讨蒋的正确意见，失去了有利时机。中国共产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通过了接受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的决议、斥责了陈独秀右倾错误，但是，由于这次大会没有提出任何切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办法，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继续选举了陈独秀担负党的最负责的领导工作，而陈独秀继续在实际上拒绝共产国际和毛泽东等的正确意见，贯彻执行其投降主义，这样，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没有能制止和克服陈独秀的错误。
由于陈独秀投降主义者对武汉汪精卫集团的反动倾向采取了软弱无能的可耻的退让，终于使革命遭到惨痛的失败。
这个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国内革命战争，留给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经验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革命蓬蓬勃勃地发展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伟大胜利，生动地证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关于组织革命统一战线、进行革命战争、加强党的领导、开展工农群众运动等主张的完全正确，而革命的挫折和失败，则也证明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的彻底破产。
总的说来，我们党在这次革命时期中，还处在幼年的阶段，还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要胜利地领导革命斗争，不仅需要有革命的积极性，还需要有正确的指导，需要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来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强大而众多的。在这样一个大国中取得革命的胜利，要有一个改变阶级力量对比的长期过程。正确的革命指导，可以加速这个过程，错误的指导，则会推迟这个过程，但是决不能设想革命会在一次出动中就得到彻底的完全的胜利。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原因，在一方面，是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联合干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突然叛变，他们的联合力量大大超过了革命的力量；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方面，则是由于在革命指导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在1927年上半年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以致在敌人的突然袭击面前，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
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农群众，在这次革命中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是可歌可泣的，他们的丰功伟绩，将永远在革命史册上大放光芒。
这次革命也极深刻地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影响。这次革命中，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有很大的发展，并经受了锻炼和考验，积累了经验，还掌握了一部分军队。从此以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