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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出师和向长江流域的胜利发展，在革命军进攻下封建军阀的崩溃 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后，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革命政府和革命军队进一步开展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争取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1926年2月，党中央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在北京召开了中央特别会议。会议确定了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在各方面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往北发展”，以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发展革命的势力。会议指出，“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只有发展农民运动和巩固工农的联盟，才能巩固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防备和克服资产阶级可能向帝国主义让步，分裂统一战线的危险。会议决定加紧在北伐必将经过的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地的群众工作，特别要注意组织和发动农民群众，以便接应北伐军，积极支援和参加北伐战争。“在北伐过程中，以建筑工农联合的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的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会议还决定，中央应“建立一强有力的军委”，以加强党的军事工作。会议以后，党推动和领导了全国工农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又派遣了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到国民革命军中做政治工作，使北伐战争有了可靠的群众基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又使北伐战争有了巩固的后方。北伐战争的条件成熟了。
1926年5月，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以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队，向湖南挺进。接着广东国民政府在1926年7月1日发出《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
7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各阶级革命民众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推翻国内军阀与打倒帝国主义。
北伐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主张进行北伐战争是完全正确的，它符合革命发展的需要，符合广大人民的要求。但陈独秀对北伐却采取了消极的态度，他违反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向导》周报上发表了《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低估北伐的意义，说北伐只是防御性质的战争，并把它看成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事，认为共产党应该站在“在野党”的地位，来“批评”和帮助国民党。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态度，实际上帮助了资产阶级右翼代表蒋介石攫取北伐的军事领导权。
北伐战争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战争。民族资产阶级右翼以至一些地主买办分子也参加了这个战争，但他们的目的是想使这个战争循着争夺地盘——取北洋军阀而代之——的路线前进，以便与帝国主义讨价还价。他们联合共产党的目的，是想利用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力量来取得革命的胜利，同时，乘机扩大自己的军事力量，以便将革命控制在他们所能允许的范围以内，到一定时机就回过头来镇压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独吞胜利的果实。
在这种目的下，为了窃取北伐军事实权，民族资产阶级右翼政治代表蒋介石，利用了他在3月20日事件以后所窃取的党权和中国共产党内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的消极让步，进而窃据了北伐军“总司令”的职位。6月5日，蒋介石特任自己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规定凡国民政府所属陆、海各军，都归他统辖；政治部、参谋部、军需部、海军局、航空局以及兵工厂等，都直属总司令部；在北伐动员令发出后，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各部机关，均受蒋介石指挥和调度，各军、各省的官员，都受他任免。此外，如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军人部，都以蒋介石为主席或部长，由蒋介石一人“统一军令政令”，总司令部即国民政府。这样，蒋介石在“总司令”的名义下，完成了他一套完整的军事独裁。这是资产阶级右翼代表蒋介石准备最后公开叛变的一种布置。所以，在北伐战争开始时，就潜伏了蒋介石出卖革命的严重危机。
北伐军所面临的直接敌人，数量上十分庞大，在帝国主义指使下暂时结成反革命联盟。当时，全国主要的军阀部队有三支：一支是直系军阀吴佩孚，总兵力约20万人，盘踞于湖南及沿京汉路的湖北、河南、河北南部等地，控制着京汉路；一支是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着东北各省和北京、天津及津浦路北段，总兵力约30万人，一支是从直系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军阀孙传芳，据有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五省，总兵力约20万人。
北伐军依据敌众我寡和军阀内部充满矛盾的情况，决定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即首先把主力指向湖南、湖北战场，消灭最凶恶的敌人吴佩孚。同时，为了防止敌人对北伐军侧背的攻击，分出两支部队，分别进击和警戒江西、福建的敌人。然后再集中力量，出兵东南各省，消灭孙传芳。最后，再考虑在适当时机消灭张作霖。
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扫除封建势力！”等响亮口号下，北伐战争开始了。这一战争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和援助，战局迅速地向前发展。
北伐革命军总共8个军，约10万人，除后方留守部队外，先后分三路向北进攻。
在湖南、湖北方面：这是北伐的主要战场，敌人方面有直系军阀吴佩孚所部第一线主力10万人，以武汉为指挥中心。北伐军方面担任作战者为第四、七、八军，约5万人，其中都有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所以战斗力较强。特别是第四军独立团，由共产党员叶挺率领，队伍中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最多，是北伐军中最精锐、最英勇的部队。
独立团是在两广区委军事部长周恩来指导下建立的。它的前身是1924年底建立的铁甲车队，这是周恩来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抽调的部分共产党员，和从各地挑选的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建立起来的，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队伍。毛泽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曾表扬过铁甲车队的英勇斗争事迹。1925年11月，在两广区委领导下，在第四军中建立独立团，以叶挺为团长，铁甲车队全部加入独立团作为骨干，周恩来还从黄埔军校调来不少共产党员到独立团担任营长、连长和各级领导。独立团成立了党支部，直接由两广区委军事部领导，各连建立了党小组。这是最早的一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3月20日事变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曾主张在各个军中都建立同叶挺独立团一样的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部队，作为各军的核心力量，但因遭到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的反对，而未能实现。周恩来为独立团制定了新兵和干部训练计划，编写了政治教育提纲，向广大官兵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不少官兵思想觉悟有很大的提高，加入了共产党。这就从思想上、组织上奠定了具有坚强战斗力的革命军队的基础。
叶挺独立团早在1926年5月初，已作为北伐军先头部队向湖南挺进。叶挺曾向部队作动员说：“我们是人民的武力，又是北伐的先遣队，我们不但代表革命军，而且代表了中国共产党。”6月初，独立团克复攸县，协同第七军的一个旅击退了军阀叶开鑫对反正过来的唐生智军队（即后来的第八军）的困逼，稳定了湖南战局，为北伐军开辟了前进的道路。7月12日，叶挺独立团和第四、七军其他各团及第八军乘胜占领长沙，8月22日占领岳州，湖南军阀赵恒惕等部狼狈退到湖北。
8月26日，北伐军开始攻打湖北省境内的汀泗桥。汀泗桥是粤汉铁路上的一个军事要隘，南、西、北三面环水，东面是高山，只西南端有铁路可通，而铁路桥东河深难渡，这是一个易守难攻的险要据点。当时吴佩孚纠集了主力2万多人在此扼守，并设总司令部于贺胜桥，亲自督战，企图等待武汉的援兵，并策动孙传芳，要他从江西派兵分袭湖南的平江、长沙，以切断北伐军的后路。因此，夺取汀泗桥成为当时北伐军胜败的关键。北伐军以第四军为主力，向汀泗桥包抄进攻，27日发生激战。独立团和第四军各部得农民引导，出敌不意从右翼高山往下猛攻，敌人不能支持，仓皇溃退，革命军占领了汀泗桥。接着，独立团作为前锋部队乘胜攻下了咸宁。30日，独立团和其他各部继续急速追击敌人，直趋贺胜桥，以勇猛的冲锋夺取了吴佩孚的指挥阵地，击溃吴军主力数万人，吴佩孚狼狈败守武昌。
9月1日，北伐军打到武昌城下，6日占领汉阳，7日占领汉口，吴佩孚被迫逃往河南郑州。北伐军围攻武昌月余，到10月10日发动总攻，独立团搭云梯冒炮火奋勇爬城墙，一营营长共产党员曹渊在指挥攻城中光荣牺牲，独立团终于率先登城，武昌最后被攻下。第四军独立团英勇善战，纪律严明，攻无不克，两湖人民给以“铁军”的光荣称号。1926年底，北伐军把吴佩孚残余势力驱逐出武胜关（湖北、河南交界）以外，横行一时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从此完全被打垮了。
在江西方面：9月初，两湖战局胜利在望，北伐军开始向江西进攻。这一战场的北伐军主力为第二、六军。这两军有中国共产党较强的政治领导，在第二军中有以政治部主任李富春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在第六军中有以政治部主任林伯渠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所以也是北伐军中战斗力较强的两支主力军。此外还有第三军、第一军第一师（教导师）等。
自称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军阀孙传芳，把主力集中在江西一带，准备孤注一掷，战争进行得很激烈。9月19日，第六军一度攻下南昌，21日又被迫退出。22日双方进行争夺战，作为总预备队的蒋介石嫡系第一军教导师与孙传芳第四师刚一接触，即全部被歼灭，师长王柏龄、党代表缪斌只身逃脱。这就是蒋介石在北伐中的“战功”。蒋介石于是急调第七军入赣，并亲自指挥围攻南昌，经月余无效。后第四军南下（时武昌已攻下半月），经第二、三、四、六、七各军的协力猛攻，11月4日终于占领九江，7日再度攻下南昌。孙传芳逃回南京，其主力10万多人，除少数窜退外，大部被歼灭。攻克九江以后，北伐军沿长江东下，迅速地由安庆、芜湖直捣南京。
在福建、浙江方面：由于军阀孙传芳的主力在江西，闽、浙空虚，所以没有发生过较大的战斗。10月10日北伐军进入福建永定。孙传芳驻闽部队内部分化，福建省防司令投降。12月初，北伐军不战而进入福州，继而收复福建全省。在浙江，由于浙江省长夏超的独立，12月浙军内部倒戈（孙传芳部下师长周凤岐投降），北伐军乘机进入衢州和杭州。
在北方：1926年9月15日，冯玉祥由苏联回国，在苏联顾问团和中国共产党人刘伯坚、邓小平等的帮助下，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称为“五原誓师”），率国民军入陕。年底，国民军控制了陕西全省。
北伐军从1926年7月开始北伐，不到半年就攻下了湖南、湖北、福建、江西、浙江、安徽、江苏等省的全部或一部，打垮了军阀吴佩孚，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到了长江流域。
工农群众对革命军的支援和工农群众运动的高涨 北伐战争能够迅速地向长江流域胜利发展的原因，是由于战争的正义性质，由于苏联的援助和世界人民的同情，由于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在北伐军中的骨干作用和北伐军的英勇作战，特别是由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积极的援助。
在北伐开始时，广东的省港罢工工人，组织了数千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不怕崇山峻岭和溽暑炎热的艰苦，随军北伐。曲江等地农民，协助北伐军运输和担任向导，随军者也不下万人。
北伐战争前夜，湖南的工人、农民、学生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有了比较健全的组织。全省组织在工团联合会的工人有11万人，有组织的农民达40多万人，受共产党直接影响的农民群众在百万以上，而且，这些工农组织都经历过许多革命斗争。北伐军进入湖南时，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即通过各群众团体，号召全体工人、农民、学生等直接参战和支援北伐军。由于工农群众的参战，北伐军在湖南进行的几次战斗（如醴陵之役、长沙之役、平江之役、临湘之役、岳州之役），都以极小的伤亡而取得很大的胜利。醴陵之役，北伐军叶挺独立团进攻醴陵泗汾时，有平民救国团（工人、学生共同组织）和农民武装队300余人协助作战，迅速攻克了醴陵。长沙之役，在北伐军开始总攻击时，军阀叶开鑫仓皇逃走，长沙工人阶级即组织了1 000多人的纠察队，维持秩序，肃清反革命残余，迎接北伐军入城。平江之役，当8月19日北伐军开始对平江实行总攻击时，“农民军即大举帮同围攻，冒弹冲锋，勇猛登山，敌军大乱，当获枪弹无算，毙敌甚多……农民因攻击过猛，阵亡者至十三名之多”。“北乡及西乡浯口、梓江一带农民皆纷纷起来杀敌。计此次敌军被民众杀毙者，不下三百人，农民死者亦二十人，其参战之猛烈，已可概见”
。“此次北伐军胜利夺取平江，其力量全在农民。”
工农群众除了直接作战、阻击溃兵外，还为北伐军带路、送信、运输、担架、扫雷、送饭、慰劳，以及进行战场鼓动和散发传单。长沙工团联合会曾组织了三四千人的输送队，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工人也组织了千人以上的输送队，支援了北伐军作战。当北伐军经过湖南时，受到农村和城市人民的热烈欢迎。
8月，粤汉路工人组织铁道队破坏粤汉路，截断电信，瘫痪了敌军的运输和通信机构。在北伐军尚未克复武汉前，汉阳兵工厂全体工人举行总罢工，断绝了敌军军火的供应。9月，北伐军逼近武汉，武汉工人帮助北伐军搭桥梁、运给养。汉阳炼钢厂工人举行罢工起义，里应外合。武汉克复后，汉阳兵工厂全体工人立即复工，为北伐军制造枪炮。
工农群众运动促进了北伐战争的迅速胜利，而北伐战争的胜利又推动了工农群众运动的向前发展。从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以后，全国各地特别是南方各省，工农运动进入了蓬蓬勃勃的新的高涨阶段。
在工人运动方面：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会组织不断壮大。在湖南，1926年12月1日于长沙召开全省工人代表大会，有各地区工会和产业工会52处派代表参加，代表会员32.6万多人。到1927年初，仅长沙城内就有130多个工会，而全省会员已发展到40万人。在湖北，1926年底，武汉三镇工会发展到200个以上，有组织的工人达到20万人。1927年1月1日召开湖北全省工人代表大会时，会员已扩大到30万人。其他如福建、江西、浙江等省，在北伐军所到之处，工人阶级的组织也迅速发展起来。
同时，工人的罢工斗争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在武汉，从1926年10月到1927年4月，爆发了空前未有的罢工浪潮，罢工次数达300余次。从邮务、印刷、纱厂和烟厂工人，到银行职员、店员、手工业工人，都卷入了罢工浪潮。工人的斗争要求，大部分获得解决：人力车工人达到减轻车租的要求，码头工人打破了包工制，船员增加了工资，印刷工人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失业工人获得了应有的救济。工人组织了武装纠察队，初步建立了自己的阶级武装。其他如湖南长沙、江西九江等地工人，也组织了武装纠察队。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北伐战争密切结合起来，夺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和解放上海的武装起义，则是工人运动发展的最高峰。
在农民运动方面：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为农民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客观环境。党为了加强农民运动的领导，设立了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由广州到上海担任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领导全国的农民运动。
1926年9月，毛泽东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这篇文章总结了党成立以来各地农民运动特别是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国民革命没有农民的参加和拥护，就不会成功。他指出，中国革命的形势，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若无农民在农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文章强调指出，农民一起来便碰着几千年来压榨农民的地主政权，如不推翻这个压榨农民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农民运动最大的特色。毛泽东还明确指出，进步的工人阶级“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他号召广大党员立即下定决心到农村去，引导农民组织起来，向土豪劣绅斗争，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
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北伐战争开始后，全国农民运动以湖南为中心，猛烈地发展了起来。
北伐军进入湖南后，湖南农民由参加和支援北伐战争迅速转到发展自己的组织。8月中旬，湘中各县农民协会迅猛发展，长沙正式成立了县农民协会，8月21日起代行省农民协会职权，统一和加强了全省农民运动的领导。到11月初，在全省75个县中，有农民协会组织的占50多个县，正式成立县农民协会的有28个县，成立县农协筹备处的有20个县，设立通信处的有7个县，还有长沙近郊及株萍路二特别区农会，总计全省共有区农民协会462个，乡农民协会6 800余个，会员达130余万人。经过1926年9月以前的组织时期，10月以后湖南农民运动便进入了革命的大发动时期，组织起来的农民把攻击的目标指向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在农民协会力量强大的地方，把几千年的封建地主特权，打了个落花流水，农民协会成了农村至高无上的权力机关，使10月以前和10月以后成了两个世界。
为了总结经验，把革命推向新的高潮，1926年12月1日召开了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大会专电邀请毛泽东回湘指导工作。毛泽东到长沙后，大会和同时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于12月20日举行盛大欢迎会。毛泽东在欢迎大会上畅谈工农革命的大好形势，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无论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土豪劣绅，或者是发展工商业和教育事业，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28日，毛泽东在大会闭幕典礼上作了加强革命联合战线的讲演。他强调指出，反革命方面已经有国际、全国和全省的联合战线，革命方面也应该有同样的联合战线来抵抗他们。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大会开得很成功，制定了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建立民主政权和农民武装等40个决议案，并发表了宣言，完全支持农民用革命的手段作政治和经济的斗争。宣言指出，打倒土豪劣绅是铲除封建制度最有力的革命行动，是由封建秩序到民主秩序之必然的过程，是革命斗争中所必取之手段，这时候，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怎能不严厉一点。这次大会对湖南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湖北，1926年7月末，全省农会会员只有7.2万人；北伐军进入武汉后，农民运动迅速地开展，各地农民协会的组织普遍地建立了起来，到1927年3月初，农会会员已达80万人，并建立了农民自卫军。3月4日，在武昌召开了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湖北省农民协会。大会以后，农民的组织扩大了，斗争也有了急剧的发展。
在江西，自从北伐军入境后，仅一个月时间（1926年10月到11月），农民协会会员从6 270多人增加到5万人。1927年2月，在南昌召开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时，会员更猛增至30万人，农民协会组织遍及54县，农民自卫军也建立起来了。大会以后，江西农民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毛泽东对这种农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革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
在福建、浙江等地，北伐军进入后，农民运动也迅速发展。其他各省农民，在北伐军胜利的影响下，也很快地开展了斗争。
北伐战争的胜利，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农民协会在农村大革命中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工人纠察队在城市也实际上行使着一部分政权的职能，夺取政权的问题已成为时局的根本问题，共产党这时应领导工农群众夺取政权，以取得和巩固人民革命的成果。但是陈独秀等右倾投降主义者，却从“二次革命论”出发，顽固地加以反对，把人民革命的果实自愿地让给资产阶级。
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根据这一报告所作的决议，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认为当时主要的危险是“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蒋介石因恐惧民众运动“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距离日远，会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因而提出了“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左’倾”的口号，并规定了党当时的主要策略：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助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这不仅全面地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把领导权奉送给资产阶级，而且不惜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蒋介石的反动要求。这次特别会议的决议得到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吴廷康）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的赞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从此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会后，压制工农运动同左派妥协的方针即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陈独秀还亲自找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谈话，指令他一定要制止农民运动的所谓“过火”行动。
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武汉、九江工人收回租界 帝国主义者在规模巨大的北伐战争面前，除了竭力以军事援助支持其走狗北洋军阀外，并对中国人民实行直接的武装挑衅。
早在北伐战争开始时，英帝国主义者就曾公开进行武装挑衅。1926年7月，英兵在广西梧州上岸捕人。当北伐军到达汉口时，英舰竟公然援助吴佩孚军队，炮击北伐军。9月4日，英舰闯入珠江，派兵在广州上岸占领码头，逮捕工人纠察队，威胁革命政府。更凶暴的是在四川万县的大烧杀。8月底，英轮在长江中撞沉载有川军官兵的木船，为川军所扣留。英帝国主义者以此为借口，于9月5日派兵舰对万县和平居民大肆轰击，炸毁商店200余家，民房不计其数，炸死市民、官兵五六千人，伤无数，财产损失在数千万元以上，这就是万县惨案。英帝国主义者的暴行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愤怒和反对，重庆、汉口、上海、厦门等地，都曾举行示威游行，各地反帝国主义的热潮更加汹涌澎湃地高涨起来了。
北伐的胜利进军，工农群众运动的高涨和吴佩孚、孙传芳的惨败，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特别是英、美帝国主义在长江流域的势力。帝国主义者除了阴谋分化革命统一战线，从内部破坏革命以外，还亲自出马，调集舰队到长江和沿海一带，企图进一步以武装挑衅来威吓和镇压中国革命运动。
1927年1月3日，武汉人民为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胜利举行庆祝大会，当时有宣传员数人在汉口江汉关码头前面和英租界交界的空场上演讲。英帝国主义者认为这是进行挑衅的好机会，调集了大批武装水兵，用刺刀横蛮驱逐听讲群众，并大队冲入华界，当场刺死海员一人，刺伤群众数十人。为了回答英帝国主义者这种野蛮暴行，武汉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在中国共产党人刘少奇、李立三等领导下，要求武汉国民政府向英国提出严重抗议，责成英国政府：（1）赔偿，道歉，凶手交中国政府依法惩办；（2）英国立即撤退驻汉军舰，解除英租界巡捕武装，由中国政府派军警管理；（3）收回海关，取消英船内地航行权，取消英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并限在72小时内答复。英帝国主义藐视人民力量，置之不理。1月5日，武汉人民举行示威大会，会后，革命群众英勇地驱逐了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占领了汉口英国租界。当晚，武汉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召开紧急大会，决议解除英租界巡捕的武装，并建议国民政府派中国军队接管租界。武汉国民政府执行群众的决议，立即把英租界收回。
1月6日，由于英帝国主义军队在九江枪杀中国工人，九江工人和各界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占领了九江的英租界，交由中国政府接管。
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这种英勇的行动，迫使英帝国主义不能不让步。英国政府于1月28日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说帖，表示准备将口岸和英国租界警权交还中国；并于2月19日被迫与武汉政府签订“汉（汉口）案浔（九江）案协定”，正式承认汉口、九江英租界行政事宜无条件地交还中国管理。
用人民自己的力量，把帝国主义在中国占领了几十年的租界夺回来，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爱国主义的伟大表现，是中国近百年反帝斗争史上空前的创举。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 在中国革命猛烈发展，国内形势急剧变动，阶级关系开始发生新变化的紧要时刻，1926年11月30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作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著名演说。此后不久，又发表了许多篇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述。斯大林关于中国问题的这些理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斯大林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领导和前途。指出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两大革命运动巨流的结合；由于中国革命“是把自己的锋芒指向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的民族解放革命”
，必然存在着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严重危险。他说：“谁忽略或低估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事实，谁就是忽略或低估中国最主要和最基本的东西。”
他还强调指出：“各国帝国主义者给予中国反革命的援助。假他人之手进行干涉，——这是现在帝国主义干涉的主要特点。”
斯大林指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并得出结论说：“中国革命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中国农民的领袖，必不可免地要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担任。”
这将影响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和革命前途。斯大林指出：“这将是中国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或者更确切些说，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政权。”“这就是中国革命应当走的方向。”
斯大林指出中国革命也可能有第二条道路。因为在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中资产阶级是和革命一道前进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支持革命时，竭力利用革命以达到自己的目的，限制革命的规模，使革命主要沿着争夺地盘的路线进行。”
这就使中国革命有可能走向另一种前途。
这里，领导权是决定革命发展前途的一个根本条件，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反映了中国两个前途的斗争。一个是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勾结起来，击败工人阶级，建立反动统治而结束革命；另一个是无产阶级把资产阶级挤到一边，巩固自己的领导权，统率城乡千百万劳动群众，抗击资产阶级的反抗，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全的彻底的胜利，然后把它转移到社会主义的轨道上。两个前途都有可能。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为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而斗争。为此，一方面，无产阶级必须领导农民，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必须有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这是斯大林从中国革命性质引申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
第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革命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还在1925年斯大林就已指出，“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
。因为“农民是民族运动的主力军，没有农民这支军队，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声势浩大的民族运动”
。
农民占殖民地人口中的最大多数，无产阶级把农民团结在自己周围结成牢固的联盟，就可以把资产阶级从领导舞台上驱逐出去，就可以克服资产阶级的反抗，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当北伐战争中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起来的时候，有些人说农民卷入革命就会破坏反帝统一战线。斯大林严正地驳斥了这种谬论，他说：“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就愈有力愈强大。”
所以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斗争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斯大林还提出了发动和组织中国千百万农民的各种办法。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和广东革命政府必须从言论到行动，满足农民的切身要求，即解决土地问题。“至于采用没收地主土地的办法还是采用减税减租的办法，则看情况而定。”
“最后还应该做到为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并使土地国有。”
第三，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处理民族资产阶级问题的正确与否，是革命前进或后退的一个关键。斯大林指出：中国共产党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的条件是保证党的独立性和无碍于党组织工人农民的革命斗争。他说：“统一战线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有革命的意义，即它不妨碍共产党进行自己独立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把无产阶级组织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发动农民反对地主，公开组织工农革命，从而为无产阶级获得领导权准备条件。”
这是正确地处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同资产阶级关系的策略。
第四，关于中国革命的斗争形式问题。斯大林明确地指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正在这里。”
这就是说，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有了军队，有了武装斗争的胜利，才有人民的地位。因此，党对革命军队的工作，就应予以特别注意。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尽力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对军队进行改造和监督，使军队成为革命思想的模范的体现者；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着手深入研究军事，学好军事并掌握军队的领导权。不这样做，军队中的动摇和犹豫就会不可避免。
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论述，也有某些意见有不恰当的地方。例如，他一般地提出了共产党人应着手深入研究军事，注意军队工作，却未能根据中国“有枪则有权”的情况，具体提出组织和建立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和警惕蒋介石等军事将领的背叛等问题。又如他强调了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却又不恰当地提出不符合中国具体情况和违反中国农民意愿的“土地国有”的主张。
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 1927年初，革命的运动已把农民问题最突出最迫切地提到革命议事日程上，农民运动已经以湖南为中心在全国广大地区高涨起来了。到1927年3月底，农民协会的组织已遍及粤、湘、鄂、赣、豫、陕、皖、川、闽、浙、苏、直、鲁、桂、热、察、绥等17省，有组织的农民达800万人。农民有了组织之后，便开始行动起来，开展了以湖南为中心的旋转乾坤的农村大革命。在湖南，农村翻天覆地的大革命，真如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特权，打得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湖南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自己的农会组织，进行了猛烈而坚决的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上的斗争，并进行了崭新的乡村的建设工作，创建了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表现在下列方面：
第一，在政治斗争方面，农民协会完全剥夺了土豪劣绅不法地主的发言权，并根据他们罪行的轻重，通过清算、罚款、捐款、小质问、大示威、游乡、关进监狱、驱逐、督促政府枪毙等方式，在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上把地主阶级的权力打下去，树立起农民的权威。许多土豪劣绅把持的“都团”（区、乡政权机关）被推翻了，乡村政权多由农民协会取得，或由同情并赞助农民协会的国民党党部（一般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占优势）所掌握。许多县建立了乡民会议，为乡村革命立法机关。农民的大小事，一概在农会里处理。农民协会成了农民革命专政的临时政权形式，成为当时农村唯一的权力机关。在农民协会力量强大的县份，更用革命民众团体和县长联席会议来控制县政权。在这些县里，凡事取决于县长和农民协会等革命团体的联席会议，县长对各革命团体的意见总是唯命是听。昔日的警备队、警察、差役也销声敛迹，再不敢下乡敲诈勒索了。农民还在斗争中推翻了地主武装，建立了农民的武装，对团防局的旧武装开始进行改造。如湘南各县和平江、浏阳、长沙等县的农会控制着挨户团的组织；安化、平江、浏阳、湘潭等县农民，还用夺得直系军阀溃兵的枪支组织了部分农民武装；各地农民还普遍地建立了梭镖队，抗击了不法军队，肃清了盗匪，建立了革命秩序。
第二，开展了经济斗争，在经济上打击地主，实行减租、减息、减押，废除了苛捐，普遍开展了平粜、阻禁和对土豪劣绅进行清算等等斗争。关于减租、减息、减押，如衡阳全县的减租运动，将田租由五成以上减至五成以下；安化普遍实行了减息，将月息由七八分减至四五分；岳阳、湘阴也进行了减息、免息的斗争；浏阳全县将押金减为每石租谷押金二元（一般为四五元）；岳阳湖区农民为了反对加押和地主进行了武装斗争；等等。关于废除苛捐，如安化取消了全县的亩捐（亩捐是由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所把持的县政府或团防局等抽收，不仅一律按田亩计算，而且摊派到佃农身上，对贫苦农民是一种残酷的剥削）；攸县、醴陵、宜章开展了减税运动，岳阳农民为取消亩捐与团防局发生冲突；等等。平粜、阻禁运动开展得更为普遍。由农民协会或乡民会议对粮食进行议价，限制谷米出境或不准出境，阻止地主、富农把粮食运往外地牟取暴利，反对地主闭粜囤积粮食和卡价。各县土豪劣绅所把持的社仓积谷、祠庙及一切公产，均由农民收回，并进行了清算斗争。
第三，其他反封建的斗争和农村建设方面：随着地主政权的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这些束缚农民的精神绳索，也被革命农民起来斩断了。农会还普及了政治宣传，提高了农民觉悟。还兴办学校，普及文化；禁止赌博，收缴烟枪；禁止宰杀耕牛，禁止大摆酒席和用谷煮酒，违者罚款。同时，办合作社，筑塘坝，修道路，发展生产。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几千年专制政治制度的基础，严重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为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它充分显示了农民中间蕴藏着的伟大革命力量，证实了毛泽东指引的路线是十分正确的。
毛泽东所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书的发表 在任何深刻的革命中，剥削者照例要进行拼死的反抗。农民革命的深入发展，也就在农民问题上展开了革命和反革命的大决斗。就湖南来说，在农民斗争的震撼下，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奸商工贼、北伐军中的反动军官、赵恒惕的残余势力、国民党右派以及其他反革命分子迅速地集拢起来，向农民进行反攻。他们有武装（团防局），有组织（白化党、保产党、三爱党、保产会、左社等），有内应（挂国民党招牌窃据重要职位，混入农会或组织假农会，勾结北伐军的反动军官等），并纷纷跑到城市，进行各种反革命的叫嚣和诬蔑。他们叫喊“农运足以减少税收”、“阻滞军饷”、“非国民革命”等谰言，挑拨农民和政府、军队、国民党的关系，阴谋挑动国民党来镇压农民运动。
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日趋激烈，使资产阶级日益感到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威胁利诱；一是工农运动的独立发展，严重动摇其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企图。正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所预料到的，中间道路不能再走了，或者是向左转，或者是向右转。但这时的资产阶级不敢向左转，动摇倾向与日俱增，其右翼在积极酝酿叛变，企图夺取革命领导权以绞杀革命。为了达到此目的，他们也竭力反对农民运动。当时国民党内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如南昌的蒋介石、张静江，武汉的顾孟余、谭延闿等，诬蔑农民运动是“流氓地痞运动”，叫嚣农民斗争“过火”，是“矫枉过正”，“农民简直赤化”，一句话：“糟得很。”他们拼命要把农运纳入他们所划定的轨道。他们并以“分裂统一战线”相恐吓，硬要共产党制止农民的土地斗争，借此分裂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因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在农民问题上尖锐地开展起来了。
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是否坚决支持当时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这一问题，就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能否取得革命领导权、压制资产阶级可能叛变的问题，是敢不敢将革命进行到底并取得胜利的问题。
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内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被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叫嚣和威胁所吓倒，被当时猛烈发展的工农运动所吓倒。陈独秀等不但不敢支持农民斗争，不敢依靠他们团结革命派，争取中间派，打击反动派，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反而跟在资产阶级后面指责工农运动“过火”，“过于‘左’倾”，给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农民运动泼冷水，并跟在反动派后面压制农民革命。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一贯否认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反对农民的革命斗争。1926年9月，陈独秀在他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四届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决议案中，大喊农民运动“过左”，并系统地提出了压制农民运动的纲领。陈独秀提出“乡村联合战线”，来阻止农民夺取政权，主张农民协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而应包括中小地主在内。如果照他的话去做，就会使地主分子渗入农会，从中操纵把持。他反对农民的革命政权，主张用一种改良的绅权（即所谓正绅的权力），去代替旧的绅权（即所谓劣绅的权力）。这就是说，要保存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正因为这样，陈独秀对于农民自己建立的武装百般地加以限制，主张农民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如干涉行政、收缴民团枪械等），是防御的自卫而不是进攻的自卫”；“不可有常备的组织，因为有了常备的组织，便免不了因权力的关系而时常引起与各方面的冲突（如地主民团、驻防军等）”。这实际上就是取消农民自己真正的武装力量。因此，陈独秀不敢提出一个彻底的土地纲领，而只是提出“限定最高租额”、“限制高利盘剥”等改良政策。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在地主豪绅买办阶级的猖狂进攻面前，想用让步和妥协的方法来缓和国民党内地主和资产阶级分子的进攻，唯恐他们脱离统一战线。当1926年底特别是1927年初阶级斗争更加紧张的时候，陈独秀一步步地向资产阶级投降，并要求把他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在全党贯彻执行。结果，陈独秀越让步，反动势力就越猖狂；反革命气焰越嚣张，中间派则更加动摇，从而使工农群众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受到极大的危害。
毛泽东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为了支持伟大的农民斗争，驳斥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各种责难，于1927年1月到湖南做了32天的考察工作。2月16日，他写信给中共中央，对党中央在农民问题上的右倾错误提出了批评，指出现在是群众向左，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他还明确提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3月，他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最重要的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在这篇报告中，热烈地歌颂了农民革命的正义性，痛斥了党内外一切怀疑和指责农民革命的谬论，针锋相对地反对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解决了当时革命的中心问题——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问题。他强调指出，只要党采取放手发动群众的革命政策，那么，“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毛泽东的这个报告，也在实际上揭穿了叛徒托洛茨基分子否认中国农民反封建斗争的反革命谬论。
这一著作包括了下列重要思想内容：
（1）毛泽东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
他写道：“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毛泽东在这里指明了广大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反封建的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没有农民起来在乡村中打翻封建势力的革命斗争，中国民主革命就一定要流产。
因此，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坚决支持农民运动，应该坚决打击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右派、党内右倾投降主义者反对农民运动的各种谬论。他继续写道：“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
毛泽东认为，对于农民革命的态度如何，是区别革命和反革命的试金石，也是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分水岭。毛泽东尖锐地提出：“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
这里，毛泽东代表中国全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农民。只有这样的态度，才是唯一正确的态度。因为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取得农民这一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无产阶级领导权才不致落空，中国革命也才有胜利的可能。
（2）毛泽东指出了在农村中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
毛泽东根据列宁的“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
的学说，正确地指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毛泽东热烈地主张农民彻底打碎旧的政权机构，建立农民的革命政权。
只有建立农会的无上权威，才能迫使地主阶级向农会投降，接受农民的统治，才能建立革命的社会秩序，彻底扫除一切封建势力，才能在乡村中进行经济的、文化教育的改革，反对宗法思想，解除族权、神权、夫权的束缚。这个农民政权，实际上是当时武汉政府最有力的基础，支持这个政权，才能保证革命的巩固和发展。
为了巩固农民革命政权，击败地主武装的反攻，毛泽东指出，必须坚决收缴地主武装，建立在农民政权管理下的农民武装。毛泽东在总结当时湖南农民武装梭镖队击败地主武装的经验时指出，这种农民武装“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湖南的革命当局，应使这种武装力量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
，而不应限制它。这里，毛泽东提出了全民武装的思想。
毛泽东这种建立真正的人民革命政权、全民武装的主张，正是当时争取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策略方针。
（3）毛泽东分析了农民的各个阶层，指出了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贫农是农民中最革命的力量。
他指出：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他指出，富农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但他们不同于富农，到革命高潮时，他们也能参加革命。
毛泽东着重说明：“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
“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
因此，毛泽东认为，必须坚决地依靠贫农，必须使贫农取得农会的领导权；必须坚决反对诬蔑贫农阶级为“痞子”、“惰农”的反革命议论，坚决反对党内那些跟着土豪劣绅的口白责骂贫农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必须坚决拥护贫农的革命行动。他说：“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
他认为，只有贫农领导农会，才能团结中农，中立富农。
这样，毛泽东根据他的亲自调查和精辟的阶级分析，就向党提出了领导农民运动的真正革命的阶级路线。
（4）毛泽东着重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
毛泽东认为，要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必须在农村中造成一个大的革命热潮，发动和组织成千成万的群众进行斗争，并在斗争的实践中，总结经验，领导群众前进。那就是，首先当群众的学生，集中群众斗争的经验和智慧，反转过来，又当群众的先生。这是毛泽东一贯应用的革命方法论。要掌握这种方法论，必须具备一个前提，那就是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充分相信群众的力量和智慧，信任群众的未来。
群众一经发动起来，就必须组织起来，毛泽东强调了群众“组织起来”的重要，因为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有效地发挥群众的力量。他高度估价了当时湖南农民协会组织迅速发展的意义，他说：“这种惊人的加速度的发展，是所以使一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孤立，使社会惊为前后两个世界，使农村造成大革命的原因。”
在农民取得权力、奠定革命秩序以后，毛泽东又提出在生产上“组织起来”的号召，把合作社运动（因为当时实际条件，只提到供销和信用合作）列为农民运动的一件大事。
毛泽东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总结了湖南农民斗争的情况，归纳了农民在农村中倒转乾坤改造社会的14件大事。
毛泽东正是以活生生的事实和正确的革命思想，有力地反对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所谓“农民运动过左”、“过火”、“不能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等错误论调；并批驳了党内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把自己看作是站在群众之上的“英雄”，瞧不起群众，不相信群众力量的错误。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革命者应毫不动摇地相信群众的力量。毛泽东正是生动地发扬了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
总之，无产阶级领导权是解决中国革命一系列问题的中心，而农民问题又是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关键。因为，只有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无产阶级才能获得农民这个广大的可靠的同盟军，才能组织军队开展武装斗争，才能扩大与巩固革命统一战线，从而巩固自己的领导权，取得革命的胜利。所以，这一著作总结了农民斗争各方面的经验和创造，抓住了关系当时革命成败的基本问题，提出了党的正确路线。这一著作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代表作。它是在当时革命的紧要关头，向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所作的公开的针锋相对的原则斗争。
这一著作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农民斗争的经典文献。在以后革命的各个时期，党领导农民斗争和党在农村工作的阶级路线，是以这一著作的基本思想作为指导的。
毛泽东的正确理论是当时革命取得胜利和避免挫败的唯一正确的战略方针。但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拒绝这一正确方针，使革命力量不能够击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叛变，而把革命引导到失败的道路上。
这篇著作先后在《向导》、汉口《民国日报》、《战士》和《湖南民报》上发表。4月初，瞿秋白又以《湖南农民革命》的书名出版单行本，并写了序言。这篇光辉著作对当时正在高涨的农民运动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正是由于这一伟大思想的鼓舞，农民群众的斗争和革命规模仍然继续向前发展。
全国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毛泽东主办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为了加强全国农民运动的统一领导，1927年3月30日，粤、湘、鄂、赣四省农民协会代表和河南武装自卫军代表，在湖北省农民协会办公处举行了联席会议。会上推选毛泽东、方志敏、彭湃等13人为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任常委兼组织部长，主持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工作。全国农民协会制定的《今后农运规划》，对发展各地农会组织，扩大农民武装，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解决土地问题，都作了具体部署。毛泽东坚决主张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在国民党的二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等以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名义，向会议提出《对农民宣言》，指出：农民问题的内容就是贫民问题，贫农的中心问题就是土地问题，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于最后的成功。在毛泽东等人的正确领导下，农民运动继续向前发展，广大农民循着解放的道路猛进。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湖南农会组织迅速扩大，到1927年4月底，全省农会会员，由1月的200万人激增到518万人。农民武装也迅速扩大，各地农会纷纷夺取团防局枪支建立农民自卫军。湘潭、平江、衡阳、益阳、宁乡等县成立了自卫军常备队，衡山、汝城、浏阳、岳阳及长沙近郊也夺取了团防局的枪支组织了农民自卫军。省农民协会和省工会在长沙创办了工农自卫军训练队，训练自卫军干部。农民的梭镖队也在各地普遍建立和扩大了。在建立自卫军的同时，各县农民又开始自己动手采取以下几种方式解决土地问题：（1）平均佃权。佃农在农会组织之下，互相将租种的田平均耕种。（2）清丈田亩。地主的田计租面积往往超过实有的面积，农民乃起而清丈田亩，取得了按田的面积纳租的胜利。（3）插标占田。益阳、衡山、湘乡、湘潭、长沙、醴陵等县，失业农民无田可耕，因此倡议标田，即将田地耕种权重新分配，某人种某地，插标为记。（4）分田。由长沙附近的霞凝乡首先实行，将全乡所有土地，按人数和劳动力平均分配，成年人每人可得产谷八石的田，未成年者，依年龄大小给以四石或六石产量的土地。在湘潭、醴陵等县也进行过类似的分配。
在湖北，农会会员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后的两个月内，由80万人激增至240万人。在农会组织迅速发展的同时，加紧了向土豪劣绅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的进攻，夺取了团防局的枪支，进一步发展了农民的武装。黄安、黄冈成立了县农民自卫军，各乡农会也普遍建立了农民自卫队。夏口、天门、大冶、崇阳、通山、武昌、汉阳、应城、麻城、黄梅、圻春等县，也都纷纷建立了农民自卫军。同时，有些农民运动发展的县份，农民已经自己起来解决土地问题了。如黄梅有些地方进行了清丈田亩，登记土地，烧毁地主的田契和债券，黄安城关的牌坊店已开始“分种良田”。
农民运动的猛烈发展，迫切需要大批农运干部。因此，毛泽东向党中央提出了在武汉创办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运骨干的计划。他亲自到江西、湖北、湖南，积极进行宣传和筹办。1927年1月16日，由毛泽东、周以栗、陈荫林等组成三省农讲所筹备处。当筹备工作即将就绪的时候，蒋介石指使其走狗扣留江西提供的经费，阻止江西学生入学，妄图取消农讲所。毛泽东等针锋相对，加紧筹建，并将湘、鄂、赣三省农讲所改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招生范围，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1927年3月7日，毛泽东在武昌创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董必武等支持和帮助下，招收了800多名学员，开始上课。4月4日，正式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主持全所工作，制定了教育方针和教学计划，明确规定创办农讲所的目的，是培养“领导农村革命人才”、“实行农村革命，推翻封建势力”。农讲所的教职员中，很多是共产党员，恽代英、方志敏、彭湃、周以栗、夏明翰等都在这里任教。毛泽东在农讲所里组织了农民问题讨论会，并经常亲自参加学员的讨论。他还指导学员下乡调查，在实践中掌握革命理论。农讲所把训练学生掌握武装斗争的实际本领作为重要课程，学员实行军事编制，每日训练两小时，每周在野外进行一次军事演习。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由原来每天两小时增加到四小时。毛泽东除抓紧学员军事课程的训练外，还组织学员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指挥学员用战斗来保卫革命的胜利成果，直接参加了镇压麻城县地主武装红枪会的反革命暴乱和粉碎反动军官夏斗寅武装叛乱的实际战斗。学员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和战斗之后，于1927年6月18日结业。他们响应“到农村去，实行农村大革命”的号召，奔赴农村从事农运工作。有一部分毕业学生不久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许多学生很快就成为发动各地秋收起义的重要领导人。如1927年秋冬，湖北黄（安）麻（城）起义中，就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参加了起义的领导。方志敏领导的葛源暴动、于都暴动，也是由农讲所学生直接指挥的。在贺龙创建和领导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农讲所学生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 自从北伐军占领武汉，转而以全力进攻江西、浙江，与孙传芳部队作战以后，上海的局势非常不稳定。上海工人阶级，为了配合北伐军的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
第一次起义：
1926年10月，孙传芳在江西军事节节失败，他的主力丧失将近一大半。10月16日，浙江省长夏超在杭州宣布独立，脱离孙传芳，并进兵上海。
为了配合夏超军的进攻，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领导机关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当时党的计划是要把上海的海员、五金工人、市政工人、纺织工人动员起来，然后进行起义。但是，部分同志为了和国民党联合，忘却了自己阶级的独立性，把起义的领导权交给了资产阶级的代表钮永建（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主席）。10月17日，反正的夏超部队抵达上海附近时，为孙传芳的军队所阻。10月23日，因为听信钮永建得来的错误传闻，说孙军已为夏军所败（其实正相反），上海总工会即下令工人于当天半夜起义。这时，主观力量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差，工人的战斗队伍（工人纠察队）只有130个有武装的工人和2 000个没有武装的工人，没有统一的起义计划，作为发动起义信号的军舰炮声又延误了时间，使大部分准备起义的地方没有举行起义，只有闸北几个小队与警察发生冲突，而孙传芳这时已经调动了大批军队开来上海，起义很快就被扑灭。党于24日早晨，下令立刻停止武装起义。在这次起义中，工人领袖陶静轩、奚佐尧等十余人被杀，百余人被捕，第一次起义失败了。
第二次起义：
11月4日，北伐军占领江西九江，孙传芳部队溃败逃往南京，并准备从上海退却，而开来接防的直鲁联军张宗昌部又准备进入上海。这时，上海形势十分混乱。1927年2月17日，北伐军占领杭州，18日一部分北伐军到达嘉兴，上海工人阶级决定在这种形势下再度举行武装起义。
18日晚，上海总工会发出命令，决定上海工人阶级全体总同盟罢工。19日，参加罢工的工人在15万人以上，至22日增至36万人以上。罢工的范围遍及上海各个区域和各个行业，自大工厂的工人、市政工人、海员，一直到各大公司、各商店、各手工业工人。这是上海工人的一次空前的大罢工，它表现了上海工人阶级政治觉悟的提高和组织程度的加强。
帝国主义和军阀孙传芳互相勾结，在总罢工开始后，对工人实行了残酷的白色恐怖。帝国主义军队可以任意横行于华界，孙军也可以进入租界捕杀工人，甚至学生、市民因散发或阅看传单，也惨遭斩首或枪决。仅罢工两天，死伤和被捕者就在百人以上。这种白色恐怖更加激怒了上海的工人、学生和市民。21日、22日，在各工人集中的区域，工人群众开始与军警进行局部战斗，并夺取其武装。22日下午6时，党决定由总罢工转入武装起义。于是，各区域大队工人群众袭击军警步哨，参加起义的军舰开炮轰击敌人的高昌庙兵工厂，直至23日晚，闸北、南市还有数处在进行巷战。但是，由于起义的时机未成熟：在嘉兴的北伐军白崇禧部受蒋介石指使，故意停止进攻上海；党在军阀军队中和中间阶层中的工作也做得不够；同时，总罢工发动后没有迅速转入武装起义，很多罢工工人在起义前被迫复工。这样，第二次武装起义又被镇压了下去。在这次起义中，工人死40余人，被捕300余人。工人们在上海总工会提出的“为准备更大的斗争而复工”的口号下复工。
第三次起义：
上海工人阶级虽然在两次起义中，受到残酷的镇压和白色恐怖的威胁，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更大的毅力和勇气，准备着更大规模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周恩来是直接指挥这次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当时他任党中央军委书记，为了胜利地领导这次武装起义，他亲自兼任江浙区军委书记，和江浙区负责人罗亦农、赵世炎一起认真总结了前两次武装起义的教训，对这次起义作了周密的准备；制定了统一指挥、分区作战的计划，对纠察队进行了秘密武装操练和射击训练。
两次起义的经验证明，起义要获得胜利，必须依靠先进的阶级，依靠广泛的革命群众的发动。因此，党的任务，首先是要动员和组织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加入战斗。在第三次起义前夕，党在工人、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中，进行了广泛的和较深入的政治工作，并准备了市民代表会议。党发动铁路工人在起义前十天举行罢工，断绝军阀张宗昌运兵对上海军阀军队的援助，组织了有武装的工人纠察队5 000人准备战斗，并确定了党在武装起义中的领导权。
两次起义的经验也证明，起义的发动，应当在人民革命高潮中先进队伍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而在敌人队伍中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的时候，党必须把起义看成为客观事变进程所提出的当前任务。3月21日，杭州、嘉兴方面的北伐军已到达上海近郊的龙华，这时，代替孙传芳统治上海的直鲁联军表现了极大的动摇，情绪慌张，布置紊乱。上海工人阶级为了响应北伐军的进军，革命斗争的情绪空前高涨。在这种情况下，上海总工会及时地发布命令，决定3月21日正午12时实行总同盟罢工。届时，全上海各工厂、作坊、机关、大小商店、手工业工场以及车站、轮埠、码头等，几乎全体罢工，罢工人数达到80万，空前的大革命风暴就此开始了。
在开始总同盟罢工后，党即抓紧时机领导了工人的武装起义。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等直接指挥了这次起义，把上海划分为7个起义地区（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西、沪东、闸北），在1个小时内同时发动。起义工人以少数武装纠察队为先锋，广大群众为后援，按预定计划，向各敌人据点（如警察署、所，兵工厂，电话局，火车站等）攻击，在包围或冲散敌人之后，徒手群众也得到了很多武器，纷纷加入战斗队伍，增强了革命的武装力量。
武装起义得到了上海广大人民的支持。许多市民自动拿出木板、砖头、布袋等为工人建筑进攻的掩护工事；红十字会的男女济难队员，组织担架救护；小饭馆、大饼店店员赶做馒头等食物，输送给前线的作战工人充饥。这一切，帮助了起义工人。
担任这次起义总指挥的周恩来，在起义中不仅显示了他卓越的组织和军事才能，而且在激烈的巷战中，坚定沉着，奋不顾身地在前沿阵地指挥，表现了他对党、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
在起义开始时，上海总工会派代表到龙华，要求在那里的北伐军将领白崇禧（他是两星期后开刀屠杀起义工人的刽子手），派军队帮助工人起义，然而当时白崇禧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按兵不动。国民党反动派的恶毒阴谋是要让工人单独与军阀苦战，等到两败俱伤，他们既可坐享胜利的成果，又可便利于进行反革命政变。
但是，上海工人阶级仍然英勇地战斗着。战争最剧烈的是在闸北区，自21日正午起到第二天午后6时止，激战近两日一夜。敌人在闸北军事据点有二十几处（警岗除外），兵力和配备甚强，又有英、日帝国主义的铁甲车乘机炮轰起义群众。因此，激烈的巷战遍及全区，起义群众一开始就切断铁路，占领警察署、电话局。22日占领了天通庵车站，下午6时，占领上海北站，于是闸北区敌人全被解决。直鲁联车的头子毕庶澄逃入租界。上海解放了，全市红旗招展，劳动人民欢呼雀跃，欢庆胜利。在工人阶级以自己力量占领了世界著名的大都市——上海以后，白崇禧才率所部北伐军耀武扬威地开进上海来。
在夺取整个上海以后，党即召开了市民大会，通过市民代表会议选举了上海市民政府。
第三次起义胜利了，帝国主义在东方最重要的政治、经济侵略的基地之一——上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阶级的英勇搏斗下，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手里。这是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沉重打击，它迫使当时英帝国主义不得不考虑退出上海和长江各口岸的问题。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是世界工人阶级武装起义史上有数的范例之一，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
南京的攻取。英、美帝国主义炮击南京事件 北伐军攻下九江以后，就沿长江东进，占领安庆、芜湖，3月中旬迫近南京。3月15日，第六军、第二军分三路对南京实行总攻击。21日打到南京城下，23日进行猛攻，击溃了麇集在南京的十几万直鲁联军。24日，南京城终被占领。
当北伐军迫近上海、南京的时候，帝国主义者也积极部署兵力，准备挑衅。美帝国主义从马尼拉调来了4 000名侵略军，增兵上海，其他如英、日、法、意等，也都加派了军舰和军队。当时纠集在上海的帝国主义军队达2.3万多人，纠集在上海、南京一带的各国军舰达90多艘。24日，南京刚被攻下，英、美、日、法、意等帝国主义即借口侨民及领事馆受“暴民”侵害，在英、美帝国主义者共同组织下，命令停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对南京市内和平居民开炮猛烈轰击，结果死伤军民2 000多人，毁房屋财产无数。这就是轰动世界的南京事件。
南京事件是帝国主义加紧干涉中国革命的信号。他们企图用大炮恐吓政策来阻止北伐的进军和中国的统一。帝国主义的炮击南京，也表明了它们是在寻找它们新的代理人来共同反对中国革命。蒋介石正是在帝国主义的威吓和利诱之下，投入了帝国主义的怀抱。
北伐中反对蒋介石的斗争和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向革命进攻的加紧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关系也发生着新的变化：一方面是工农运动的规模壮大，工人农民在革命运动中成为最主要的革命力量，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也鲜明地表现左倾；另一方面是民族资产阶级对工农的觉醒和工农力量的壮大日益表现恐惧和不安，民族资产阶级右翼日益表现其反对工农的反动面目。革命阵营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在新的局面下更加尖锐了。
北伐时，工农群众运动轰轰烈烈的发展与蒋介石嫡系军（第一军）在战斗中的无能，使蒋介石原来控制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布置，不能不发生变化。在国民党中，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势力得到很大的发展。1926年10月，在共产党人吴玉章等主持下，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各省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会议讨论了国民政府的组织及地点，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及新政纲等重大问题。并议决提高党内民主、反对独裁、发展工农运动、实行二五减租等等革命政策。这一切，对于蒋介石企图完全篡夺党权、实行独裁和准备公开叛变的阴谋计划是一个很大的限制。
11月，北伐军攻克南昌以后，蒋介石就在那里设下了他的总司令部，并把他的嫡系军队布置在福建、江西一带，霸占地盘。蒋介石的阴谋，就是要把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到南昌，以便在他的势力控制下，达到顺利地篡夺革命果实的目的。这样，就发生了迁都地点的争论。
显然，迁都南昌，对中国革命是不利的。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召开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因为当时两湖和武汉群众革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很大的发展，北伐先锋队叶挺的部队（独立团已扩编为第二十五师）在武汉担任卫戍工作，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一起，共同掌握了当时的革命政权。因此，武汉在当时已成为革命的中心。而且，武汉在军事上，北可以沿京汉路直趋河南而取北京，东可以顺长江直扑皖赣而到江浙，西扼四川，南沿粤汉路连接湖南广东，可以控制西南，并且有全国最大的兵工厂。武汉在政治、经济、交通上，在当时都可成为全国的中心。所以，迁都武汉对革命是有利的。12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遂迁到了武汉。到达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成有共产党员参加的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
但是，蒋介石却不服从国民党中央的决定。1927年1月初，蒋介石在南昌发电给武汉国民党中央，提出迁都南昌的要求，并扣留在南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不让他们去武汉。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蒋介石这一反动阴谋，武汉国民党中央并提出了“一切权力属于党”、“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扫除封建势力”、“打倒昏庸老朽”（指蒋介石的谋士，反动分子张静江等）、“拥护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等口号。3月10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参加会议的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委员共33人，其中有共产党人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等，有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彭泽民等。他们占出席人数的大多数。蒋介石拒绝参加。大会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议决提高党权，把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权集中于国民党中央，提高民主，废除主席制，以防止独裁；免去蒋介石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组织部长的职务；规定总司令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只有在战争状态，总司令才能在作战地和警备地有宣布戒严令及指挥前方军民财政各机关之权；并规定军长以上由国民党中常会委任，师团长由军委会任命。大会为了统一革命势力，议决召开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今后合作问题，内容包括：（1）统一民众运动，特别是工农运动；（2）国内少数民族问题；（3）共同担负责任问题，即由共产党派负责同志加入国民政府和省政府。
这次会议，揭破了蒋介石在当时企图分裂国民党，并在南昌设立新的国民党中央的阴谋。但是，由于受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三中全会选举当时还远在国外的汪精卫担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主要职务，并继续让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决心背叛革命的蒋介石为了准备叛变，一方面，积极扩充他的嫡系军队，并广泛收罗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等省反正过来的原孙传芳的军阀部队，对这些部队中的大小军阀，委以重任，仍使其掌握兵权，以便指使其反对工农，反对革命；另一方面，向帝国主义妥协求援。而帝国主义也正需要从革命阵营内找寻新的代理人，以便从内部来破坏中国革命。
蒋介石盘踞南昌以后，1926年冬派戴季陶秘密去日本，和日本的外务省次官、亚洲司长、条约司长会谈，要求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他的反革命叛变。蒋介石也公开表示要求英、美帝国主义的援助。1927年2月4日，美国派代表前往南昌与蒋介石会谈。各帝国主义的买办走狗、北洋军阀的官僚政客，都纷纷聚集南昌，进行所谓“政治南伐”。当时，进行活动的主要有张群、黄郛（亲日派，精通中国封建统治权术，并与北洋军阀有密切关系的政学系政客）、王正廷（与各帝国主义都有相当联系）等人。他们都肩负有帝国主义者和江浙财阀的使命，相继出入于蒋介石的幕府，秘密策划叛卖革命的阴谋。英、美帝国主义的大买办、上海大流氓虞洽卿也亲自到南昌说项，蒋介石如果取消“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承认帝国主义在华权利，帝国主义就同意关税二五附加税，并且从财政上支持蒋介石。蒋介石得到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支持和帮助，他的反革命胆量就更加大起来了。于是，蒋介石就加紧向革命进攻，开刀屠杀工农和革命分子，从赣州杀起，一直杀到南京、上海。
1927年3月6日，蒋介石唆使他的走狗，惨杀了江西全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
16日，蒋介石命令其爪牙解散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南昌国民党市党部，解散江西省学联会，封闭国民党左派的贯彻日报社，并率AB团（蒋介石手下一群政治流氓组成的特务组织，也称反共团）在南昌街头公然拿着反革命的旗帜呐喊。
17日，蒋介石在九江派他的爪牙，纠合青红帮流氓在街上大叫“新军阀万岁”、“蒋总司令万岁”、“打倒赤化分子”等反动口号，围攻和捣毁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打死职员和工人4人，重伤多人。当工人组织纠察队准备解除暴徒武装时，蒋介石即派大队卫士弹压，掩护暴徒出市，并以“保护”为名，调兵强占了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当晚，蒋介石即设戒严司令部，准备镇压工人的罢工反抗。
蒋介石到了安庆，又叫他的爪牙利用特务、流氓组织所谓“安徽总工会”。并以每名大洋4元的身价，收买流氓，成立百人敢死队（约定敢死队的赏格，轻伤者100元，重伤者500元，丧命者1 500元），企图在3月23日假借欢迎蒋介石的市民大会，杀害革命者。就在当天，他命令青红帮党羽及流氓，捣毁安徽省国民党党部、安庆市党部、全省总工会筹备处、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安庆市妇女协会等革命机关团体，文件什物，被抢劫一空，并打伤职员和省代表大会代表等数十人，重伤多人。
蒋介石在指挥了安庆的屠杀后，3月26日到了上海，由帝国主义者的汽车“护送”到法租界交涉署，和帝国主义者筹划反革命大屠杀的阴谋。
这时蒋介石和旧军阀也已进一步勾结起来。3月31日重庆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召开市民大会，抗议英舰炮击南京，干涉中国革命，竟遭到四川军阀刘湘的大屠杀，而这次大屠杀就是蒋介石指使的。
毛泽东即时组织和发动群众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农讲所举行的追悼阳新（2月27日，阳新反动分子用煤油烧死农运干部9人）、赣州等地死难烈士大会上，他愤怒抨击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暴行，指出，在这革命势力的范围内，竟不断地演出惨杀工农的事实，由此可证明，封建地主和买办势力，正准备秣马厉兵，向我们作最后的挣扎。他号召革命群众，从今日起，要下一决心，向那些反动势力进攻。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农讲所的师生纷纷上街游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讨蒋介石，揭露反动派的群众运动，强烈要求惩办蒋介石，惩办杀人凶手。毛泽东担任处理阳新惨案的委员，积极配合湖北省农协等组织，共同派出专人和两连军队赴阳新，发动群众，召开公审大会，枪决要犯10多人，大灭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大长了工农革命斗志，使阳新农会会员由数万人猛增到30万人。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下，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战争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统一战线的反帝反封建的战争。这个战争符合革命发展的需要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北伐军的锋芒所向，势如秋风扫落叶，自1912年以来，统治中国十余年的北洋军阀，迅速地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在战争进行中，广大工农群众的热烈支援和参战，以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为骨干的革命军的英勇奋斗，流血牺牲，是使战争迅速获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中国共产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者毛泽东，这时进一步提出了开展农村革命以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基础的问题。他在1927年3月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书中，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坚决地站在农民前面领导农民革命、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极端重要性。发动农民，是巩固和促进这个正在蓬勃发展着的革命的中心一环，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获得革命领导权的决定性的一环，也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但是，这时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竟跟在地主资产阶级的后面责难和反对农民革命，限制工农运动的规模，而向革命阵营内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潮流采取软弱无能的妥协投降态度。这样，阶级投降主义的错误从1926年底开始统治了党的领导机关，革命陷于严重危险的境地。
英、美帝国主义者炮击南京事件，是威吓革命阵营内的民族资产阶级使之退出革命，以分裂革命统一战线的明显表示。从此，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既畏惧帝国主义又畏惧工农运动巨大高涨的民族资产阶级日益离开革命，蒋介石这时日益密切地和帝国主义、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结合起来，准备最后叛变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