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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 年至 1927 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状况 在1924年至1927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际环境的基本特点是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的稳定和资本主义各国的暂时稳定。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稳定。
这一时期，苏联正在积极建设社会主义。从1921年经济恢复时期开始到1925年底，由于正确执行新经济政策的结果，国民经济的发展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成就，并开始了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的新时期。到1927年末，工业和农业（包括林业和渔业）的总产量，已经超过了战前水平。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增加到42％，工业中的社会主义部分则已占到86％。苏联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迅速前进。它在这个基础上所产生的稳定是健全的、是日益巩固的。
苏联的稳定和巩固，大大地推动和帮助了世界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的发展。这是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有利的国际条件。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一切帝国主义者都反对我们，只有苏联援助了我们。”
在世界资本主义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爆发的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由于缺乏无产阶级政党的坚强领导，由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反动领袖对于资产阶级的帮助，在1923年至1924年间，相继被资产阶级残酷地镇压下去。革命暂时进入低潮。资本主义各国暂时逃出了战后经济危机和革命来潮的时期，而进入资本主义暂时的局部的稳定时期。1925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量差不多达到了战前的水平，到了1927年则已小步地越过了战前水平。某些国家，例如美国和日本的一部分生产则越过战前水平向前跳跃式地发展，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征。如1926年美国的制造业和开采业的生产量已达战前的一倍半。全世界和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贸易指数，整体说来，都已接近战前水平，而美国和日本等国则已越过了战前水平。此外，资本主义各国在改善生产技术方面，在生产合理化方面也都有所进步。
但是，在世界资本主义暂时的局部的稳定中，存在着和发展着无法克服的五种基本矛盾，这就是：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势力与殖民地及附属国解放运动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大战中的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矛盾；各个战胜国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使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局面极不稳固。特别是由于战后美国成为全世界财政资本剥削的中心，欧洲各国是以在财政上服从美国为代价换得暂时稳定局面的，它们每年要向美国支付巨额的债款和利息，这就使赋税负担大大增加，使工人生活状况恶化；这就使殖民地人民受到更残酷的剥削，使这些国家的经济日益凋敝，使人民生活愈益贫困；这就会强制地向德国索取巨额赔款去支付美国债款，使德国经济恶化，失业现象加剧。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不平衡，生产能力增长和市场划分的相对稳定之间的矛盾，使主要资本主义各国间争夺殖民地半殖民地市场霸权的斗争也日益尖锐化。而中国、印度、埃及、叙利亚、摩洛哥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却正在一步一步地增长起来，尤其是约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运动，摇撼着帝国主义的基础。总之，在资本主义暂时稳定局面中，资本主义不可调和的种种矛盾正在变本加厉地发展，预示着新的经济危机和新的革命高潮必然要到来。
然而，世界资本主义这种暂时稳定局面却增加了中国革命的困难。因为，各帝国主义之间在这时还没有严重的分裂和战争，它们能够暂时结成反革命的统一战线，来干涉和破坏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特别是中国的革命运动。这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不利的国际条件。正如斯大林1927年4月在《中国革命问题》一文中所说：“帝国主义基本上是以统一战线来进攻中国革命的，现时在帝国主义者中间已没有像十月革命以前存在于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并削弱了帝国主义的那种分裂和战争，——这一事实说明中国革命在走向胜利的道路上遇到的困难要比俄国革命多得多，在这一革命进程中，投敌和叛变的事件也将比苏联内战时期多得多。”
1924年至1927年，在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下，中国工业发展陷入停滞状态。中国主要的民族工业——纺织业的纱锭占全国中外纱锭总数的比例继续下降，1924年为59.7％，1927年降为57.4％。布机数占全国中外布机总数的比例，1924年为58.3％，1927年降为50.3％。
从绝对数来看，民族纺织业虽有微弱的发展，但是，有些企业却由于向帝国主义贷款而被吞并，或是以委托经营、租办、中外合办等名目而被垄断，它们实际上已为外国资本所有。例如，从1921年至1927年，借外债的纱厂有12家，委托经营及合办的有4家，除去结果不详的4家外，其余12家都先后被帝国主义所吞并。这12家拥有纱锭438 873枚，接近于从1890年到1913年23年间华商纱锭的总数。
1924年至1927年，机械输入额继续减少，如下表：
此外，大米的输入从1924年的6 300余万海关两，增到1927年的1.07余亿海关两。人民对工业品的购买力极其薄弱。因此，民族工商业在帝国主义资本的排挤、吞并以及国内市场日益缩小的情况下，面临着更加困难的境地。这就决定了在1924年开始的革命高潮的形势下，民族资产阶级能够接受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在一个时期内、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掠夺的加剧，造成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凋敝，农民受到更加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土地更集中于少数军阀、官僚、地主的手中。例如黑龙江的吴俊升，1924年至1925年间，“攫取的土地几遍全省”
；山东“土地以二元一亩的廉价，集中于王占元、潘复等大地主”
；原中农占多数的河北，变成了“十万亩以上的大地主占有土地的最大部分”
；江苏无锡的田地也“均为富绅所吸收”
。到1927年，全国的土地占有状况，据估计：无地和少地（10亩以下）的农民，占农村人口75％，仅占有土地6％；而占农村人口14％的地主富农，却占有土地81％。随着土地的日益集中，地租剥削也不断地加重。例如1922年至1927年，江苏18个县市的货币地租就增加了144.9％，同时有押租的田，押租额也增加了。随着地租榨取的加重，农民就越要受到高利贷的残酷剥削。1927年，陕西农民的80％，都成了高利贷的债务者。1926年江苏江浦的江村，36户中，只有两户不负债，其余多者负债八九百元，少者一二百元。因此，“艺谷者，谷未登场，已被债权者作为债息。植棉者，棉未开铃，已抛售无余”
。除高利贷剥削外，农民还要受到商业资本垄断物价、买贱卖贵的掠夺。1926年四川成都平原谷价，青黄不接时每石高至28元，而到秋季收谷时，则低至10元。河北省束鹿县出产的棉花，农民只能得到销地天津价格的64.7％。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带有浓厚的买办性，帝国主义通过它们大量掠夺中国的农业原料和倾销商品，进行抢掠式的不等价交换。从江苏武进农民所得与所付的物价来看，以1910年至1914年的物价指数为100，到1927年，农民出卖的干茧价格指数为125，而输入的煤油则增至198，竹布更增至306。由此可见，帝国主义对中国农民的剥削是多么残酷。
同时，各帝国主义为了争夺势力范围，操纵各派军阀进行内战，如1924年的苏浙战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1925年的反奉战争、奉直两派联合进攻国民军的战争等等，因此，军费不断增大。1916年北洋军阀政府的军费就达1.5亿多元，1927年更增至7亿元。因而更加紧对人民的搜刮，捐税增加了六七倍以上，还要预征田赋，1926年河南已预征至1929年，陕西预征至1931年，四川的梓潼更预征至1957年了。此外还增发公债，滥发纸币和滥铸硬币，变相地增加苛捐杂税。兵差则无论在种类上、地域上或数量上，也都比以前增加和扩大了。军阀混战还给人民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一切，都主要地落在农民头上，从而造成农业生产的下降，农村凋敝，农民破产，饥民千百成群，以草根树皮为食。这种悲惨痛苦的遭遇，不能不激起广大农民对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封建军阀的反抗。他们一旦得到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就必然要出现汹涌澎湃、势不可当的农民运动高潮。
总之，1924年至1927年，中国在发展着经济危机。这种经济危机和民族危机密切地结合着。全国性的大革命高潮正是在这个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1924年1月20日，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到会代表每一省由孙中山指定3人，每一省又另推举3人。共产党人毛泽东、李大钊、林伯渠、瞿秋白等出席了大会，并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
大会正式通过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由于改组前的国民党的政治方向极不明确，其组织内部又非常复杂和不统一，为了把这个党改造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并保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党内外的领导作用，从而领导这个革命的统一战线组织，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这是必要的、正确的。
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和改组国民党使它革命化的各项具体办法。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在保留“总理”的情况下，把国民党的个人领导制度改为基本上的民主集中制，设立中央机构。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国民党组织的松懈散漫和没有中央组织的状态，才能担负起作为革命联盟的任务。
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有名的宣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中分析了“中国之现状”，批评了国内反动的改良的各政派（立宪派、联省自治派、和平会议派、商人政府派）的错误主张，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提出了民主革命的新纲领，把旧三民主义重新解释为革命的新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是关于民族、民权、民生三个问题的原则和纲领。它是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孙中山提出的。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发展中，本来存在着摆脱民族压迫、推翻专制独裁、废除封建土地制度三大问题，当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中还有革命的领导作用时，它也代表了人民的要求，提出了试图解决这三大问题的原则。这就是孙中山在1905年出版的革命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发刊词中，最早提出的关于三民主义的思想。列宁曾经指出：孙中山的思想是“目前已经完全卷入全世界资本主义文明潮流的几万万人的深刻革命运动所产生的思想”
。
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软弱的具有两面性的阶级，所以，旧三民主义思想庞杂，包含着许多互相矛盾的因素，不仅革命性极不彻底，而且存在着许多妥协改良和藐视人民的错误观点。
经过多次失败和挫折的教训，孙中山终于找到了新的道路。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这篇《宣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就是革命的新三民主义，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三民主义。孙中山在这篇《宣言》中说：“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此。”所以，除了这篇《宣言》和政纲之外，其余的三民主义，都是旧三民主义，过时了的三民主义，是三民主义的“伪释”。
新三民主义的特点：第一，把革命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结合了起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就是要同列宁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联合，要同中国共产党联合，要依靠广大工农群众。这是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灵魂和革命方法。
第二，三民主义有了崭新的内容：
（1）新的民族主义有了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主张民族平等的新内容。《宣言》指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是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在辛亥革命时，民族主义主要是反对清朝的民族压迫；清朝被推倒以后，民族主义便黯然无光，对外没有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而只有富国强兵，谋“国际平等地位”等模糊意识，对内还存在有大汉族主义的错误观点。
（2）新的民权主义主张普遍平等的民权，而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则实行专政。《宣言》指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而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在此以前，民权主义也只有“民主共和国”和“博爱、自由、平等”以至“护法”等空洞口号，很不彻底，很不明确。
（3）新的民生主义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办法。《宣言》指出，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关于“平均地权”，在政纲中规定了“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后来孙中山在《耕者有其田》的演讲中，又进一步主张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以“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作为“平均地权”的实际内容。关于“节制资本”，则规定凡有独占性质的大企业、大银行、铁道等归国家经营，使私人资本不能操纵国民生计。同时主张“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在旧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只有一个空洞的“平均地权”的政纲。
新三民主义的原则和纲领，和共产主义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这个《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政纲，就成为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政治基础，成为革命统一战线的战斗旗帜。
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还有不同的部分。这就是：
（1）民主革命阶段上一部分纲领的不同。三民主义没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关于人民权力，在三民主义政纲中还有建国三时期之说。孙中山根据其所著《建国大纲》，主张划分“建国”程序为三个时期：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他认为在和敌人作战的“军政时期”不能实行宪政，而在“军政时期”完结后，人民又必须经过一个“训政时期”，经过党政人员“训练”之后，才能行使民权，实行宪政。这是一种把人民看作愚笨的“阿斗”，不相信人民可以在民主的实践中学习行使民权的错误观点。这一错误主张，孙中山后来在《北上宣言》中已经放弃了。但是孙中山的叛徒蒋介石辈，在叛变革命后，却仍利用它来作为实行反革命专政，剥夺人民一切民主自由权利的借口。
（2）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不同。共产主义于民主革命阶段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还有一个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
（3）宇宙观的不同。孙中山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宇宙观或理论体系，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和共产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不同的。此外，在民族问题或其他问题的理论观点上，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也是不同的。
（4）革命彻底性的不同。共产主义者是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即有革命彻底性；三民主义者除了那些最忠实于革命和真理的人之外，是理论和实践不一致的，即没有革命彻底性。
因此，共产主义者对于三民主义的正确态度应该是：一方面保护和发展三民主义的革命的民主的方面，正如列宁在1912年曾经指出的那样：“这个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时，一定会细心地辨别、保存和发展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
，用以团结和教育一切赞成三民主义的人；另一方面，必须保持无产阶级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独立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独立地制定关于中国革命的完整的理论和政策，如毛泽东所做的那样，以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这次大会选举了有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10个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接着又改组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共产党人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农民部部长，工人部实际上也由共产党员领导。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这样，经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后的国民党，就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阶级的革命联盟，成为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大会开会期间，接到伟大的列宁逝世的消息。大会决定：（1）电唁苏联致哀；（2）广泛宣传列宁生平之事业；（3）休会三日，以示哀悼。
这次大会以后，由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做了广泛的群众工作和组织工作，使国民党成为一个和群众有联系的政党，并使它的组织得到迅速的发展。它的党员的人数大为增加，它在群众中的威信也迅速提高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无产阶级开辟了一条通向农民的道路，特别是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的广东造成了公开宣传和组织工农群众的环境。在党的领导下，广东工农运动有了蓬勃的发展。由于共产党人在广东积极开展各项革命活动，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日益扩大，威信日益提高，当时广东成为全国革命青年向往的革命中心。大会以后全国革命运动日趋高涨，这次大会就在实际上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的起点。
革命武装的建立和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 中国革命要向前发展并取得胜利，单是组成一个革命联盟还不够，还必须建立起革命的武装。国共合作后，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1924年5月在广州黄埔创立了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通称黄埔军校。孙中山亲自任校总理，委派伪装革命的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校党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熊雄、聂荣臻、萧楚女等先后在军校担任政治领导工作以及其他工作；军校聘请了苏联顾问加伦等，学习列宁创建红军的经验，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军校的许多学生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他们是军校的革命骨干。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他领导和依靠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在军校建立了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在师生中还组织了革命青年的先进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以团结教育广大师生，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了提高学生的阶级觉悟，武装学生的思想，周恩来在学校经常讲课或作报告，讲解中国如何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以及如何解除工农群众的痛苦，推翻这些压迫的途径。在他所作的《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武力与民众》等讲演中，还精辟地分析了军队的来源、军队的阶级性、革命军队和反动军队的根本区别。他特别着重指出：“军队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军队要为被压迫人民的利益冲锋陷阵”。周恩来还在军校建立起一套政治工作制度，把军校的政治工作开展起来了。
黄埔军校培养了大批军事干部，成为当时建立革命武装的基础。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对工农运动的领导，于是，全国工农运动又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
二七惨案以后，工人运动从全国范围来看正处于低潮。1924年2月7日，在北京秘密召开了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全国铁路总工会。这时，中国共产党为了恢复被摧残的各地工会组织，采取了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相结合的方式，即在工人中成立10人以下的秘密小组，各小组互相之间不发生关系，工会干部只和小组长接头；在环境较好的工厂中，则可召开小组长联席会。同时，也用公开合法形式团结和组织群众，如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等在上海办工人补习学校、沪西工友俱乐部及工人进德会等。所有这些工作方式获得了一定成效，许多工会都因此而恢复、保存和发展起来。
广东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统治下，在二七惨案以后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期间，工会组织仍能合法存在；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工人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24年5月上旬举行广州工人代表会，通过了12个决议案，并决定设立广州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7月15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广州沙面数千工人的大罢工，反对英、法帝国主义不准中国人民自由出入沙面租界的新警律，后来并有中国籍的巡捕罢岗。罢工坚持了一个多月，终于迫使帝国主义取消了新警律，取得了罢工的胜利。8月17日复工，8月20日工人代表会决议组织工团军，加强工人组织的力量。这次罢工的胜利，不仅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威风，轰动了广东、香港，而且对中国中部和北方的工人运动，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沙面罢工是工人运动由低潮转向高潮的征兆。
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冯玉祥所部国民军比较倾向革命，所以在国民军势力达到的北方各省，工人运动得到了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这时中国共产党便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恢复工人运动。1925年2月7日——二七惨案二周年纪念日，在郑州召开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的有12路代表共45人。会议提出要特别注重恢复和整顿工会，继续争自由，谋工人切身利益；并号召中国工人阶级参加国民革命，参加国民会议运动和加强国际团结。同日，恢复了二七运动时被封闭的京汉铁路总工会。会后，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成立了胶济铁路总工会。接着上海、唐山、杭州、武汉、北京、淮阴、青岛、广东等地连续爆发了罢工斗争。工人运动又开始高涨起来了。1925年3月1日，各地工会派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在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把工人运动和国民革命运动汇合成一股巨大的革命洪流。
在工人运动恢复的同时，南方的农民运动也逐渐发展起来。在广东，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的广东地区，有了公开宣传和组织农民群众的良好环境。因此，除陈炯明、邓本殷盘踞的东江和南路外，各县的农民组织迅速地建立了起来，积极地开展了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西江流域广宁一带农民，在共产党员周其鉴等领导下组织自卫军，攻打地主恶霸武装据点水楼和旱楼，并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的支援。北江流域曲江、仁化一带农民，也在阮啸仙等领导下组织农军，开展了反苛捐和减租的斗争。广州市郊和东莞、顺德农民积极参加了镇压商团叛乱。东江各县农民帮助革命军讨伐陈炯明。农民的上述斗争，对广东革命政权的巩固给了极大的帮助，同时也扩大了农民的组织。到1925年4月底，全省已有22个县建立了农会组织，有组织的农民达21万人以上。5月1日在广州召开了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省农民协会，统一和加强了广东农民运动的领导，农民运动已成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支柱。
在湖南，毛泽东于1925年春从上海回到湖南，发动和领导了韶山一带的农民运动。他创办农民夜校，调查了解农村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农民的革命要求，总结农民运动的经验。在毛泽东深入细致的宣传、发动和组织下，韶山地区20多个乡很快地建立了秘密农会和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的公开的群众组织“雪耻会”。杨开慧积极协助毛泽东从事农民运动。毛泽东吸收农民中最先进的分子入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韶山支部，领导农民协会胜利地开展了平粜、阻禁、增加雇农工资和减轻租额的斗争。
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和广东革命派对商团反革命的镇压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各地群众革命运动一日千里的发展，使帝国主义、军阀、买办、豪绅都感到恐惧，他们起来喧腾叫嚷“孙中山赤化”，竭力设法破坏革命统一战线和广东革命根据地。这时，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界限日益明显，国民党内部逐渐分化为左、中、右三派。
国民党这个组织，本来包含着一些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分子，这些分子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成为国民党右派；廖仲恺等坚持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的革命民主派成为国民党左派；还有一些动摇于左右之间的分子，则是国民党的中派。
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有右派分子冯自由起来反对国共合作。国民党改组以后，右派分子张继、谢持、邹鲁继续公开叫嚣反对革命统一战线，如他们在1924年8月的《“护党”宣言》中说，自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其所宣传打倒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者，其作用系在破坏国民党在国际之好感。一方面则注意打破国民党与国内各实力派（按：指当时各派军阀）之合作……其计划系在消灭国民党。孙中山虽然决心坚持三大政策，但他却没有对右派分子的反动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也没有坚决地把他们从国民党的组织中清除出去。同时，他在当时的广东根据地还收编有滇军、桂军、湘军、福军、粤军等西南各省小军阀的部队，这些军阀部队和右派分子勾结起来，实际操纵着广东地方的政权。这就使广东在当时虽然已经是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革命根据地，但却又存在着这些严重的反动势力。
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发生了商团反革命事件。
广东商团，是香港英帝国主义支持下的一个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武装组织，以英国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国民党右派分子）和佛山大地主陈恭受为首。他们得到在广东的滇军范石生、廖行超，福军李福林等军阀的纵容和援助，并取得了英帝国主义间接和直接的支持，在广州及附近各城市横行霸道，气焰十分嚣张。英帝国主义者捧陈廉伯为“中国的华盛顿”，嗾使他推翻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政府，建立“商人政府”。1924年10月10日，这个被称为“纸老虎”的商团军竟在广州屠杀游行示威的群众，被杀者20余人，伤者无数。事后，他们竟张贴胁迫孙中山下野的布告，用武力威迫商人罢市，准备和英帝国主义的走狗陈炯明里应外合，夺取广州革命政权。英帝国主义并开来军舰为商团助威。
商团的叛乱，使广州处在混乱的状况中。中共两广区委和周恩来毅然领导广州各界革命群众对商团进行了英勇的反击。周恩来在群众大会上指出：“我们不要以为反动派的势力很大，反革命派的气焰日张，我们只要下我们团结的决心，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士兵可以作先驱。”中国共产党号召广大革命群众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样便增强了孙中山解决商团事件的信心。10月14日、15日，孙中山在共产党的帮助下，采取了坚决镇压的政策，动员了黄埔学生军和一部分革命军队，在广州革命工农的支援和工团军的参战下，经过数小时的激战，终于击溃了反动的商团军。商团的平定，使广州的革命政权得到了初步的稳定。这对帝国主义者显然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帝国主义者在这次干涉中国革命的阴谋失败以后，就进一步扶植混在革命队伍中的右派势力，以便从内部来破坏中国革命。
冯玉祥北京政变和国民会议运动 1924年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北方的反帝反军阀运动也开始了新的高涨。7月，北京学生联合会等50多个团体联合成立了反帝大同盟。8月，上海学生联合会等30多个团体也组成反帝大同盟，并成立了废约运动大同盟。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全国各地工、学、商团体的普遍呼声。同时，自从1923年曹锟贿选为总统后，全国人民掀起了反对曹锟及其帮凶吴佩孚的反直运动。中国共产党及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政府成为这个人民运动的首倡者和组织者。曹锟、吴佩孚穷兵黩武，到处镇压人民运动，妄图“武力统一”全国。而奉系、皖系等军阀则利用人民反对曹锟、吴佩孚的情绪，接过反直的大旗，甚至要和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政府联盟反直。
曹锟、吴佩孚自从1920年7月以来，一直垄断着北京中央政权，这是美、英帝国主义的胜利。这种情况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不能容许的。日本帝国主义自从支援奉系进行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以后，经过积极的筹划，于1924年9月策动了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皖系军阀残余浙江督军卢永祥联合反对直系的战争，这就是苏浙战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9月4日，卢永祥和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之间的苏浙战争爆发，至10月13日卢永祥失败，逃到日本。9月18日，张作霖率奉军15万人，响应卢永祥，进兵山海关。吴佩孚率兵20万人与张作霖决战，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这次战争实际上是日本和美英之间在中国的又一次大决斗。
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的前夜，于9月10日发表第三次对时局主张，代表人民反对曹锟、吴佩孚和反对一切军阀的要求，指出，目前解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只有人民组织起来，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推翻直系，解除一切军阀的武装，尤其要在根本上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既得的权利与势力。只有这样才能免除定期的惨杀与战争，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永久真正的和平。
这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后革命运动的发展，影响到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吴佩孚部下的冯玉祥所部开始倾向革命。1924年10月，正当直奉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冯玉祥率部从前线倒戈回北京举行政变，囚禁了曹锟，并和奉军妥协，合击直军，直军崩溃，吴佩孚率残部狼狈地退到天津，在美、英帝国主义帮助下，又逃到武汉。于是，张作霖率奉军进入华北，日本老走狗段祺瑞乘机重新出来攫取政权，在北京组织执政府，自称“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冯玉祥则将所部改称国民军，拥有三个军的兵力，占有河北的一部分、察哈尔和河南等省，北方遂成为奉军和国民军的势力。因为国民军是军阀队伍中开始倾向革命的军队，所以在国民军统治下的北方地区，革命运动有了开展。但奉军也乘机扩张势力到直隶（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省，一直到上海，这也就预伏了奉军与国民军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北京政变曹锟、吴佩孚倒台后，新的军阀政权还没有巩固起来，全国人民热烈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以争取建立民主共和政权。
国民会议的口号，原是中国共产党在1923年7月发表的第二次对于时局主张中提出来的。当时正是北京发生曹锟、吴佩孚驱逐傀儡总统黎元洪的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对时局主张中指出，在北京之国会已成为封建军阀的傀儡，国民已否认其代表资格，只有国民会议才真能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够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主张国民会议应由全国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代表组成，而由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来发起。
此后，促成国民会议运动遍及全中国，成为人民反对军阀的民主运动。
冯玉祥举行北京政变后，中国共产党于1924年11月又发表了第四次对于时局主张，号召召集国民会议，指出，挽救此迫在目前的危机之方法，不是各省军阀的和平会议或国是会议，也不是几头元老的善后会议，乃是本党去年北京政变（编者按：指曹锟、吴佩孚驱黎的政变）时所主张的及中国国民党现在所号召的国民会议，只有这种国民会议才可望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因为他是由人民团体直接选出，能够代表人民的意思与权能。我们希望国民党领袖们努力号召全国人民的团体，促成此国民会议，并须努力使他们所主张的国民会议预备会急速在北京召集，更应极力反对军阀们拿什么各省军民长官会议来代替此会，执行此会职权。此预备会之任务不但是筹备国民会议，我们更应号召各阶级的民众及与各派帝国主义者尚无确定的关系之武力，拥护此预备会，在正式政府未成立以前，即为临时国民政府——号令全国的唯一政府。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组织下，全国广大人民广泛开展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集国民会议运动。上海、浙江、广东、湖南、湖北等地都先后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各地民众团体都纷纷发表通电、宣言拥护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为了迎接全国革命高潮，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邓中夏、张太雷、周恩来、恽代英、瞿秋白、向警予、高君宇、李立三、李维汉等20人，代表着党员994人。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出席了大会。大会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为了加强领导党在组织上和群众工作上如何进行准备的问题。大会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总书记。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和对中央报告的议决案，关于民族革命运动、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组织问题、宣传工作等议决案，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和大会的宣言。这些文件的主要内容如下：
（1）关于国内政治形势问题。
大会批准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并完全同意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当时政局的分析。大会认为，当时国内政局是处在军阀政治加速崩溃的时期，处在旧统治军阀倒台新统治军阀尚未巩固自己势力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大大发展了，国民会议运动已如潮涌而遍及全国，人民群众纷纷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揭露军阀的阴谋，反对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大会强调指出：“中国民众已表示有要求执政及中国独立的觉悟。”大会认为，要实现中国人民的愿望，“这完全靠领导被压迫人民的本党及国民党左派有真确的政策在民众中所做之广大的宣传与组织的工作之努力而定”。
（2）关于国共合作和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问题。
大会总结了一年来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认为“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本党在国民党及国民运动中的活动……大致认为满意”。同时，指出不少同志“疏忽了第三次全国大会‘我们以国民运动为中心工作并同时发展我们党的组织及国民运动中拥护劳动阶级利益的宣传’及‘防止国民党妥协政策’之决定，出现了‘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所谓“左”倾的错误，就是主张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反对加入国民党，甚至反对参加国民革命；以为参加国民革命就是和资产阶级妥协，而使共产党变成黄色。
所谓右倾的错误，就是认为共产党应该集中全力于国民党的工作，不必同时进行自己的工作；认为既然加入多阶级的国民党做国民运动，便只好采取劳资协调政策，不必进行阶级斗争；认为应该帮助整个国民党，不必“助长”左右派之分裂；等等。这种右倾错误比“左”倾错误较广泛，是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
大会指出，以上两种错误，不仅现在存在而且将来也会发生。因此，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指出我们在民族运动中的错误倾向，正确确定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目的与地位。
大会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直接是打倒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间接是推翻世界资本主义而促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因此，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运动，“是为了全民族的解放，并且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的利益，决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
大会分析了各个阶级对民族革命运动的态度，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仅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同时还要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并且在民族运动中须取得领导地位。”“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同时，这个领导阶级“也要能够抓住被压迫的各社会阶级的力量，向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及地主买办阶级）——作战，才免得处在孤立地位”。这个重要问题的提出，是这次大会的重大收获。但是，这次大会对怎样去取得革命领导权，还没有具体的明确的认识。
大会指出，全党同志应该正确认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独立地位和领导作用，警惕右倾的危险。如果忘记了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忘记了党的工作，忘记了将来社会主义的准备工作，只沉醉于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必然要使民主革命不彻底，而且无产阶级将陷于不可挽救的大害中。
同时，“左”的倾向也要提防。大会肯定了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以及将国民党组织扩大到全国范围和劳动群众中的决定是正确的。决议指出，正因为如此，才实现了国民党的改组，使国民党在“思想上组织上都有了显著的进步”，而我们党在“农民工人中，并且在军事上得到了许多实际工作的机会及能够公开的做反帝国主义运动”。结果是革命运动飞速地前进。所以，应不应该与国民党合作，是早已解决了的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合作。
大会指出，国民党自改组以后已形成了左、中、右三派，他们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因此大会确定了对于国民党三派的不同政策：对于代表工农及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左派，是扩大的政策。对于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派，一方面批评和纠正其右倾政策，“指摘中派之游移”，使其离开右派；另一方面，当中派结合左派不妥协地革命时，党应该赞助他们与他们合作。对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右派，则加以反对。反对他们勾结敌人、压迫工农劳动大众的反革命活动，而且应该坚决地将他们清除出国民党。
大会对于国共合作的方针政策的确定，基本上是正确的。
（3）关于职工运动问题。
大会指出了当前职工运动已由二七罢工失败后的退守形势一转而为复兴的趋势，但帝国主义摧残工人力量的活动也愈凶暴，军阀及资产阶级力图破坏和利用职工运动的手段也愈阴险，职工运动的开展还有很大的困难。
在这种形势下，大会认为，中国工人阶级不仅要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取得领导权，而且必须进行党所领导的职工运动，广泛地组织工人群众，把职工运动和民族革命运动结合起来，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密切地配合起来。只有这样，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才能得到保证，职工运动才易于发展。
为此，大会规定要努力组织和发展各种工会，以壮大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并制定了职工运动的具体计划：对铁路工运，一方面要恢复原有被封的各路工会；另一方面要在尚未组织工会的沪杭、沪宁、中东、南满各路迅速组织起来，并在各路工会中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使其成为各路工会的中心。对矿工工运，特别着重在唐山、湖北、奉天、山西和湖南的几个大矿区数十万产业工人中的工作。对海员运动，一方面要组织海员工会，同时要改造旧的工会，并建立党的组织。对纺织工人同样应加强组织工作。大会特别注意到全国几个大工业区如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的工人工作。党把这些地区的工人工作看作是职工运动的基础。大会还决定了对广大手工业工人的组织和宣传工作。
为了加强职工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大会决定中央和地方的工农部内设职工运动委员会，对国民党所领导的工会要加以改造，以便统一职工运动。
（4）关于农民运动问题。
大会指出，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特别的重要”，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达到胜利，“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否则“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大会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中，提出反对土豪劣绅，反对预征钱粮，拒交陋规及不法征收，取消苛捐杂税，加征殷富捐所得税等主张，同时认为必须普遍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自卫军，保护农民利益。
在广东革命政权所辖的地区，农民运动有一定的基础，那里的农民运动已成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力量。大会确定，一方面运用国民党拥护工农利益的政纲，反对国民党对于农民只利用，而不保障农民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利的错误政策。另一方面以农民协会的组织团结农民，于国民党之外独立地进行党的宣传和支部的工作，使农民了解只有共产党是真正为农民利益而奋斗的党。
积极开展和领导农民运动是大会的一个重要决定。虽然这个决议没有提出无产阶级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根本思想，而且还错误地规定“不宜轻率由农会议决实行减租运动”等。然而这个决议对于农民运动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各省党组织就大规模地进行发动农民的工作。
（5）关于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问题。
关于青年运动，大会特别强调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作用，并决定加强对青年工人和农民的宣传与组织工作。关于学生运动，大会指出学生运动的目的决不是仅仅参加一时的政治运动，最重要的是要“使学生能与工人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要使团员中的知识分子到农村中去从事农民工作。
关于妇女运动，大会指出中国妇女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党的原则是“以工农妇女为骨干，在妇女运动中切实代表工农妇女的利益”。大会决定运用妇女易于接受的形式把妇女组织起来，如平民女校、女工俱乐部等。妇女运动的口号应是争取男女平等、女子参加政权和妇女的特殊利益等等。
（6）关于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
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改了党章，加强了党的组织工作。决议指出，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如不迅速扩大和加强党的组织工作，就“决不能由宣传小团体的工作进到鼓动广大的工农阶级和一般的革命群众的工作”。所以，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大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加强党的组织。把原党章上“有五人以上可组织一小组”的决定，改为“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以利于党和群众斗争的开展。
关于党的宣传工作，大会针对过去宣传工作的缺点，决定在党内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加强时事和党的政策的教育。在群众中应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宣传，并力求深入和通俗。为此决定：《向导》周报在今后关于政策的解释应力求详细，文字力求浅显；《新青年》着重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解决中国各方面的实际问题；《中国工人》应成为党在工人中通俗地解释党的理论和策略、反映各地工农状况的刊物。党必须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宣传鼓动工作。
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肯定了党和工人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作用，提出了以前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所没有正式提出过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的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大会没有提出土地问题的纲领，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中的种种复杂问题，并没有作出具体回答。对建立革命政权和武装的问题也没有讨论。这次大会最重要的收获，是在群众革命运动高潮行将到来的前夜，推动党的工作深入到各阶层广大群众中去，进一步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联系，扩大了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为快要到来的大革命高潮作了广泛的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推动了1925年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全国反帝大浪潮。
孙中山的北上和逝世 北京政变时，冯玉祥倾向革命，他邀请孙中山北上，借以壮大自己的声威；段祺瑞、张作霖为了欺骗群众，收买人心，也借口共商国是，邀请孙中山北上。
孙中山为了在北京召集国民会议，并想利用这一机会和北方人民接近，“拿革命主义去宣传”（孙中山语），就在1924年11月12日由广州动身北上，并发表了《北上宣言》。孙中山在这个宣言中明确宣布他的目的是对内要“推倒军阀”，使“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对外要“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他主张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要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永绝迹于国内。《北上宣言》中提出要召集各人民团体，反对曹锟、吴佩孚的各军队和各政党的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共同解决中国的统一和建设问题。并主张在召集国民会议以前，先召集一个预备会议。孙中山宣布他决不与北方军阀相妥协，号召全国人民支持他的斗争。
孙中山由于和无产阶级政党合作，并接受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主张，他就能勇敢地和帝国主义对抗，而且相信武力和人民相结合就一定能够打败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这种勇敢而坚决的主张，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他于11月中旬经过上海时，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而帝国主义者则竭力反对他，曾不准他在上海登岸，后来又要驱逐他出上海。上海的美国《大陆报》和英国《字林西报》都写文章谩骂他，说“快赶孙中山出上海，不许他在上海过冬”。这些情况更加坚定了他的反帝意志。他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说：我这次北上，有两个目的：一、召集国民会议，是对待军阀的；二、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对待帝国主义的。又说：我负着这种责任，是很危险的，但也不必怕，只要全国民众能够了解就是。
这时，各帝国主义列强向段祺瑞政府照会，声明可以承认临时政府，但要他尊重不平等条约，不得任意变更。于是段祺瑞政府一面发表了所谓“外崇国信”的卖国声明，一面又提出了召集所谓“善后会议”的主张，以此来和共产党、国民党所号召的反对帝国主义、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相对抗，并企图堵住广大群众的革命要求，达到巩固自己反动统治的目的。根据段祺瑞颁布的《善后会议条例》，列席善后会议的资格是：（1）有大勋劳于国家者；（2）此次讨伐贿选制止内乱各军最高领袖；（3）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4）有特殊之资望学术经验由临时执政府聘请或特允者（但不得逾30人）。这完全是第二个军阀官僚政客名流的“筹安会”（筹安会是1915年袁世凯策划的御用机关），和共产党所主张的由工农人民团体自下而上推选出来的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是水火不相容的。这也是段祺瑞政府对孙中山北上的一个迎头打击。于是，全国工农学生各界革命群众都纷纷起来，竭力反对“善后会议”，拥护召开由人民团体选举产生的国民会议的主张。
1925年1月，孙中山到北京以后，张作霖、段祺瑞曾企图软化他，要他放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和他商讨参加“善后会议”的“条件”；国民党右派分子也竭力帮助张作霖、段祺瑞，包围孙中山，要他放弃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而参加“善后会议”。这时孙中山已患病甚重，他坚决拒绝了张作霖、段祺瑞和国民党右派分子的要求。1925年2月1日，段祺瑞召开了他的御用的军阀分赃会议——“善后会议”。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主持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也于同年3月1日在北京举行，与“善后会议”相对抗。
国民会议促成会开会月余，到会代表200余人。由于北京政权尚操在反动势力手中，国民会议促成会没有得到什么具体的结果，但在反对“善后会议”、揭露敌人反动面目、传播革命主张、引导群众参加政治活动等方面，则有很大影响。
3月12日，一代伟大的民族革命领袖孙中山逝世了。他在遗嘱中指出，要求得中国的自由平等，“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表示了他对实行三大政策的坚决信念和他的不朽的革命精神。他的这些伟大遗言，为中国共产党、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和一切爱国的中国人民所尊重，并为其彻底实现而坚决奋斗。在他逝世以后24年，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打倒了国内外反动势力，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实现了他的遗愿。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为我们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奋斗终生的战士。在他革命生活的晚年，勇敢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建立人民共和国的主张，并为它的实现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孙中山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毛泽东指出：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此，他成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真诚的朋友。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国的哀悼，各地都举行追悼会，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宣传革命的政治活动。
工人反帝斗争的展开。帝国主义对学生和工人的暴行 —— 福州惨杀和青岛惨杀 世界资本主义出现相对稳定以后，帝国主义各国加强了对殖民地附属国的新掠夺。帝国主义在中国开设工厂（主要是纱厂）比战前更多了，尤其是日本，到1925年，就有纱厂41家，雇用中国工人8.8万余人，相当于中国本国纱厂数和雇用工人数目的1／2以上。这些工厂拥有纱锭1 268 176枚，相当华商纱锭数的2／3，而且大多数集中在上海、青岛，实力雄厚，中国纱厂不能和它们竞争。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其企业中延长工时，克扣工资，对中国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上海的日本纱厂还招收了一批所谓“养成工”的男女童工，准备代替成年男工，以便更加残酷地虐待和剥削中国工人。
1925年2月9日，上海的日本内外棉纱厂爆发了大罢工。罢工是由于日本资本家开除一批男工（以“养成工”代替）并拘捕工人代表所引起的。参加罢工的先后有22个纱厂，4万多工人。日本帝国主义对这一大罢工感到惊慌，用诱捕、收买、造谣等手段进行破坏，但这些伎俩在罢工工人回击下都先后失败了。于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就一面出动军舰武装示威，一面由日本驻华公使向北京军阀政府提出交涉，唆使军阀政府干涉罢工。但罢工群众反帝情绪更加高涨，坚持斗争，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仍旧没有得逞。罢工在共产党员邓中夏、刘华等领导下，取得了相当的胜利，到3月1日胜利结束。通过这次罢工斗争，使工人们更加懂得了团结的必要，也更加相信工会了。因而在这次罢工后，工会组织迅速地扩大，在几天之内，小沙渡的工会会员由1 000人增加到6000人，杨树浦的工会会员增加到3000人。其他各处也都建立了工会小组。
在上海日本纱厂罢工胜利的直接影响下，接踵而来的是青岛日本纱厂的罢工。4月19日，青岛日本纱厂工人为反抗日本资本家用武力禁止工人组织工会、开除工会发起人、逮捕和拷打工会活动分子而爆发了大罢工。参加的工人有1.8万人，坚持了22天。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上海纱厂工人、全国铁路工人特别是胶济铁路工人和青岛学生的支援，这次罢工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群众反帝运动的开展，使帝国主义者感到畏惧。他们企图用血腥屠杀的政策来镇压日益高涨的群众反帝运动。于是流血的惨案便在各地不断地发生了。
1925年4月8日，福州学生数千人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对华的文化侵略，向省公署请愿。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下，福建军阀政府的海军陆战队、警察及其他军队，竟向学生开枪射击，结果死7人，重伤数十人。这就是美帝国主义所制造的福州惨杀。这是帝国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群众实行新的屠杀政策的开始。
继福州惨杀之后，便是日本帝国主义屠杀青岛纱厂工人的青岛惨杀。青岛纱厂自从罢工胜利后，日本厂方不仅无理地不履行所答应的条件，而且用种种恶毒的手段向工人挑衅。日本资本家对奉系军阀政府说：“工人不安于工作，必须解散工会。”奉系军阀遂拘禁了工会办事人员，并声言要封闭工会，因而引起了工人的极大愤怒。5月25日，又爆发了第二次罢工。到28日，日本帝国主义从旅顺港开来军舰，协同奉系军阀的大批海军陆战队、武装警察和保安队等，在深夜里突然包围工厂，屠杀罢工工人，结果死8人，重伤者10余人，被捕者70余人。纱厂工会和胶济铁路总工会被封闭。
帝国主义者开始新的血腥屠杀，正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战斗力量进一步增强和群众革命运动开始高涨的时候。这种新屠杀，不仅压制不住中国人民的革命意志，恰恰相反，更加加深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仇恨，使反帝运动进一步高涨起来。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1925年上半年工农群众运动的复兴和上海、青岛、福州等地反帝斗争的开展，预示着全国革命高潮的快要到来。这时，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任务是首先必须扩大和巩固自己阶级的力量，动员工人群众使之成为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锋和骨干。因此，有必要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1925年5月1日，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全国铁路总工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和广州工人代表会等四大团体发起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参加大会的代表277人，代表165个工会和54万有组织的工人。
同日，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也在彭湃等领导下在广州召开。
工农两个大会的代表和广州市全体工人、四郊农民、青年革命军人等，联合举行10万人以上的大示威游行。当晚，两个大会的代表在广州大学大讲堂联合举行开幕典礼，青年军人和革命学生都派有代表参加，到会者1 000多人，一致通过了工农兵大联合、共同打倒帝国主义与打倒军阀的决议案，表现了工农兵被压迫劳动群众空前的大团结。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开了7天，通过了30多个决议案，其中最主要的有：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工农联合、经济斗争、组织问题、铲除工贼、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等决议案。
大会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必须积极参加和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并指明工人阶级斗争的目标，是要实现民族解放、工人阶级彻底解放和促进世界革命。
大会指出，工人阶级要达到最终胜利，必须团结一切革命势力，首先是团结广大的农民。而农民要得到自身的解放，也只有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才有可能。
大会指出，工人阶级当前迫切的政治要求是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自由及参加普选等，迫切的经济要求是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八小时工作制、反对一切虐待、改善女工童工生活、实行劳动保险和社会保险、取消包工制等。
大会指出，工会是工人阶级广泛的群众组织，必须使广大工人加入。同时，必须铲除工人运动中的奸细——工贼。
大会具有重大意义的成就，是建立了中国工人阶级全国统一的工会领导机关——中华全国总工会，制定和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章程，选举了总工会执行委员25人，以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并决定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加入世界工人阶级总的组织——赤色职工国际。
大会向全国工人阶级发表了宣言，号召全国工人团结起来进行战斗。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对工人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地位问题、同盟军问题、发展和巩固工人组织问题都有较好的认识，贯彻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因而有着很大的意义。
大会闭幕不久，便掀起了上海的五卅大罢工和全国的大革命浪潮。
五卅惨案和上海的反帝国主义运动 1925年5月14日，上海日本内外棉纱厂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方无理开除工人而再度罢工。15日，日本资本家竟开枪打死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并杀伤工人十余人，引起了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人民的极大愤怒。这一惨杀事件就成为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线。
事件发生后，上海日本纱厂2万余工人举行了反抗大罢工。5月21日、22日，上海文治大学和上海大学学生，为募捐救济死伤工人及参加顾正红追悼会，被租界巡捕无理捕去数人。帝国主义者决定于30日以“扰乱治安”的“罪名”在会审公堂开审。
同时，在上海的帝国主义者又提出了损害中国主权、打击中国民族工商业的所谓“四提案”（即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及欺骗社会舆论的所谓取缔童工法案），并决定6月2日在上海纳税外人会通过。
这两件事激起了上海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上海人民反帝国主义的情绪已经达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于是，中国共产党在5月28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央会议。会议认为，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已具有更尖锐的政治性质，决定把这一斗争转为反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并使工人阶级成为人民反帝斗争的中坚力量。会议决定于30日在租界举行反帝大示威运动。
30日上午，各校学生2 000余人，在公共租界散发传单，分组向群众演讲，抗议工人被杀、学生被捕以及反对所谓“四提案”，提出“收回租界”、“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这时，英国巡捕到处拘捕学生，仅南京路老闸捕房一处所拘捕的学生即达100多人。下午3时，群众约万人聚集于南京路老闸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和“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等口号。这时，英帝国主义巡捕突然开枪射击，顿时血肉横飞，当场死11人，伤数十人，被捕数十人，南京路上洒染着中国人民的鲜血，这就是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激起了上海各界人民群众的反帝怒潮。30日晚，中国共产党又召集中央会议，决定将斗争扩大到各阶层人民中去，结成反帝的联合战线。党号召上海人民举行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斗争。会议并决定组织一个行动委员会，来领导这次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革命运动。31日晚，在中国共产党人蔡和森、瞿秋白、刘少奇、李立三等领导下，上海有组织的20余万工人成立了上海总工会，选举李立三为总工会委员长，同时宣布6月1日全上海实行总罢工。工人、学生热烈响应这一号召，并与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代表中小商人）一起，迫使上海总商会（代表大资产阶级）通过6月1日全市总罢市的命令。
6月1日，上海轰轰烈烈的“三罢”斗争实现了。工人阶级总同盟罢工人数达到20余万，上海各校学生5万多人参加罢课，绝大部分商人也举行了罢市，甚至英租界的华捕也举行罢岗表示反抗。6月7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号召下，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召开大会，成立了上海反帝运动的领导机关——工商学联合会（代表大资产阶级的上海总商会拒绝参加），建立了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大会提出了与帝国主义交涉的17项条件，其主要内容为：“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取消领事裁判权”，“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撤销“四提案”，以及惩凶、赔偿、道歉等项。这一切，都表现了中国人民坚决反帝的革命斗争精神。
英、日、美等帝国主义者对于这一伟大的反帝浪潮，首先是用武力来镇压。6月1日以后，帝国主义者调来了大批军舰、海军陆战队、“万国义勇队”等，布满上海，对工人学生大肆逮捕和屠杀，从5月30日至6月10日，死60多人，伤70多人，轻伤无数。流血事件到处不断发生，上海竟成为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屠场。帝国主义者并下令通缉领导“三罢”斗争的群众领袖。
英、日帝国主义是五卅血案的罪魁，而美帝国主义也是镇压五卅运动的刽子手。正如《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中指出的那样：“这次上海事变，起于日本帝国主义向上海以及青岛纱厂工人积极的进攻，而成于英国帝国主义向学生工人市民狠毒的残杀。美国帝国主义在这大残杀中完全与英国一致。在公共租界耀武扬威的万国商团、美国商团的凶暴与英国的没有两样。”
但是，帝国主义者血腥的屠杀是不能将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镇压下去的，“三罢”斗争继续坚持着和扩大着，“打倒帝国主义”成为人民群众中普遍流行的口号。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最大的据点——上海，已变成为人民群众和帝国主义对垒鏖战的场所，并给了帝国主义者以沉重的打击。于是，帝国主义者就以更加阴险恶毒的办法，勾结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分裂破坏反帝统一战线。他们对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一面以“司法调查”、“关税会议”等进行利诱，一面则以停止借款、通汇、运输和电力供给等相威胁；同时，又通过戴季陶和胡适等提出所谓“友谊协商”、“缩小范围”等反动主张，进行分化。于是，民族资产阶级就开始动摇，表示希望在关税会议、法权会议、上海租界华董等问题上，得到帝国主义方面的某些让步，在此条件下与帝国主义者妥协。买办资产阶级代表虞洽卿遂乘机擅自修改工商学联合会的17项条件，删去“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取消领事裁判权”等重要条件，并决定于6月26日单独开市，破坏“三罢”运动。同时扣留各地募交工人的救济费，压迫工人复工。帝国主义者又勾结奉系军阀出面封闭了工商学联合会、上海总工会。
由于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进一步勾结起来对工人阶级进攻，由于买办资产阶级的出卖、破坏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中国共产党和上海总工会为了保存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既得的胜利，决定停止总同盟罢工，提出在保障工人既得经济利益、解决工人经济要求和解决地方性问题的条件下，逐渐复工的方针。于是，在8—9月各业工人逐渐复工。
五卅运动本身，虽然没有完成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但它是中国人民反帝解放运动史上光荣不朽的一页。它掀起了全国大革命的风暴。
帝国主义在上海的血腥罪行很快传遍了全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中国共产党在惨案发生后，号召全国各被压迫阶级的群众起来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号召坚持长期的民族斗争，使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统治不断地动摇，使其在华的政治经济地位发生永久的危机。在党的这一号召下，全国反帝国主义大浪潮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首先起来响应的是北京的工人和学生，他们先后举行了多次示威游行。接着，汉口、济南、青岛、唐山、郑州、开封、焦作、南京、天津、镇江、长沙、水口山、九江、广州、福州、重庆、成都、南昌、安庆、芜湖、汕头、宁波、杭州、奉天、旅顺、大连、安东、哈尔滨、香港等各地人民，不顾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镇压，先后爆发了罢工、罢课、罢市，并开展了全国群众性的抵制英货、日货的运动，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军队”、“为死难同胞报仇”成为群众示威斗争的一致口号。
中国工人阶级是这一反帝革命高潮的领导者。全国各地参加罢工的工人达50多万人，形成一支强大的主力军。
帝国主义者和军阀采取了高压手段来对付各地人民的反帝运动。他们在广州、南京、青岛、汉口、天津、水口山等地残杀工人群众。帝国主义者纠集了大批军舰及陆战队，在各地继续向示威群众逞凶。在汉口，工人被杀10人，受伤者不计其数。在广州，发生了死伤200多人的大血案。但这种血腥手段所换得的，却是反帝浪潮的更加高涨，使这一浪潮遍及陕西、山西、绥远、云南各偏僻乡镇，广东、湖南的农民也集会声援。
五卅运动得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援，首先是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政府和人民的支援。苏联政府在五卅惨案后，致电中国政府“悼慰上海被惨杀华人”。苏联工人阶级宣言将尽其所能援助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在莫斯科举行了50万人大示威游行，并进行募捐援助。
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及少年共产国际都专为五卅运动发表宣言，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及东方各被压迫民族人民，起来抵抗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所施行的残暴压迫。在共产国际号召下，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都表示了支持和援助。
广州沙基惨案和省港大罢工 在全国反帝大浪潮中，影响最大的是香港和广州爆发的省港大罢工。
省港大罢工是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下，为了支援上海工人的斗争，有组织有准备地举行的。6月19日，香港十余万工人开始了大罢工，声明拥护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对五卅惨案提出的17项条件，并提出了本身的政治、经济要求6项（即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遍选举、劳动立法、减低房租、居住自由）。
这时候，广州沙面洋务工人也举行了罢工。
香港当局用紧急戒严和封锁来对付罢工，引起罢工群众的愤怒，纷纷离港回到广州。6月23日，一部分回到广州的香港工人，和广州市工人、市郊农民、青年士兵、学生等共10万人，举行大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经过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时，遭到英、法等帝国主义事先布置好的水兵射击和军舰的炮轰，当场死50余人，重伤170余人，轻伤无数，这就是沙基惨案。这一大血案，更激起了广州、香港群众的反帝的怒火。6月29日，在苏兆征、邓中夏、陈延年等领导下，香港罢工工人达到25万人，并有13万人陆续回到广州，这就是震动一时的省港大罢工。这次罢工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声援和广东革命政府、广东革命农民的支持。
7月初，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香港和广州两地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在广州建立了领导大罢工的机构——省港罢工委员会。罢工委员会之上是从工人中选出的800多名代表组成的最高议事机关——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罢工委员会以下设有干事局、法制局、审计局、会审处、财经委员会、监狱、医院、学校及2 000名以上的工人武装纠察队。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苏兆征被选举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罢工委员会运用罢工、排货和封锁三项有力的武器和英帝国主义作斗争。工人纠察队在维持罢工秩序、执行排货和封锁方面起了极大的作用，他们分布在各个海口驻防。后来东至汕头，西到北海，蜿蜒千里的海岸线，全为纠察队所封锁。这样，就严重地打击了香港英帝国主义的经济利益，使它的全部经济活动陷于瘫痪状态，使香港变成为“死港”、“臭港”。
省港大罢工对香港英帝国主义经济上的打击，首先是进出口贸易的锐减，如果以1924年香港输入内地及内地输往香港货物总值为100，则1925年输入内地为72.2，1926年为51；1925年内地输往香港为66，1926年为54.1。船运也部分停顿了，1924年8月至12月英国船开往广州的，每月在160～240艘之间，而在1925年同期则只有2～27艘，仅占1924年的15％，吨位数则只占1924年的36％。贸易、航运的锐减与停顿，使香港的商业萧条，市场冷落，仅1925年11—12月，宣告破产的商店就达3 000余家，股票、地产也急速贬值。因而，香港政府的财政收入萎缩了，1925年财政赤字达58万英镑。在罢工期间，英帝国主义每天要损失180万元。这种打击连英国《邮报》也不得不承认：“1925年英国尊严之堕落，实为中英通商二百年来所未有。”
省港罢工委员会又规定了“特许证”制度，“凡不是英国货及英国船不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这样，打破了各帝国主义者一致对付广东的局面，又争取了广东商人的中立，繁荣了广东的经济，稳定了金融，使广东革命政府的收入也增加了。
省港大罢工促进了广东革命政府的稳固，罢工工人成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支柱。如果没有省港罢工的斗争，1926年的北伐战争是不可能的。
这次罢工一直坚持了16个月，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一直到1926年10月，为了支援北伐战争，经过罢工工人代表大会郑重讨论后，认为停止罢工对于整个中国革命更为有利，于是决定自动结束罢工，并决定在海关关税上附加二五税，以此项收入作为结束罢工的费用。10月10日，罢工委员会召集广州各界群众大会，宣布罢工结束，并取消对香港的封锁。
虽然罢工结束，但罢工委员会的组织还一直保存着，直到1927年4月15日才被广东反革命武力所解散。在这以前，它一直是香港、广州工人阶级反帝斗争的坚强堡垒。
北方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和三一八惨案 北京政变以后，奉系军阀成为北方最大的反动势力，他们反对共产党所号召的国民会议，排斥冯玉祥的国民军，扩大奉军在关内的地盘，对人民抽捐筹饷进行横征暴敛的搜刮。尤其在五卅运动中，帮助帝国主义封闭上海等地工会，镇压工人运动，屠杀罢工群众。因此，奉系军阀在当时已成为帝国主义者在华的最忠实的走狗、中国人民的死敌。在五卅运动以后，遂形成了全国人民要求反对奉系军阀的反奉运动。
奉系当时控制着直隶（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以至上海等省市，这就意味着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增长；直系势力的崩溃，也就意味着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缩小。英、美和日本争夺中国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这一矛盾，虽然在它们共同对付五卅运动时得到暂时的缓和，但在五卅运动以后，它又重新剧烈起来，因此，就爆发了实际上是英、美和日本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再一次斗争的反奉战争。
1925年10月，当时盘踞在长江下游，控制着苏、浙、闽、皖、赣5个省的军阀孙传芳，和实际上只能统治湘、鄂两省而自称14省联军总司令的军阀吴佩孚联合，利用当时人民的反奉情绪，对张作霖宣战，并向上海、南京（奉系地盘）进攻。11月，奉军在上海、津浦线上迅速溃败。张作霖派张学良、郭松龄入关助战。郭松龄因受革命的影响，11月23日于滦州倒戈，率兵出关，占领锦州，进逼沈阳。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统治面临崩溃危险的时刻，其主子日本帝国主义便亲自出马，由日军乔装奉军，直接进攻郭松龄，12月郭松龄失败被杀。
五卅运动以后，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受了群众革命的影响，进一步倾向革命。在国民军统治下的京、津、直隶的一部分、内蒙古、河南等地区，革命运动也进一步发展起来；京、津、京绥线和张家口的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得到蓬勃开展；河南各县的农民运动也大有发展。
国民军势力的扩大，北方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使英、美、日帝国主义者又重新联合起来向革命进攻。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派两艘军舰驶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开炮还击。第二天，日本公使就向卖国的段祺瑞政府提出抗议。16日，英、美、日、法、意、荷、比、西8国公使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国民军撤去防御，并以“决采取必要之手段”相威胁。这种野蛮的态度和行动，引起了北京人民的愤怒。3月18日，北京各界人民5 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由李大钊（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党委书记）担任主席，会议通过了驱逐署名最后通牒的各国公使，督促国民军为驱逐帝国主义而战，组织北京市民反帝大同盟等项决议。会后举行反帝示威，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驱逐八国公使”等口号。示威队伍至铁狮子胡同国务院时，段祺瑞在帝国主义指使下，下令军警开枪，打死群众50余人，重伤200余人；李大钊在最前列掩护群众退却时被打伤，赵世炎、陈乔年也勇敢地领导了这次斗争，陈乔年并在斗争中英勇负伤。这就是三一八惨案。
与此同时，英、美、日帝国主义又指使直奉合作，以“讨赤（即反共反人民）为主旨”，联合山西军阀阎锡山共同攻击国民军。1926年3月下旬，与国民军激战于滦州、通州、黄村等地。4月国民军被迫退守南口，后又退入张家口、内蒙古及西北一带。从此，北方革命运动暂时趋于低潮。
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国民军退却后，又重新争吵起来，后因南方革命的迅速高涨，他们又在反共反人民这一点上“团结”起来，结果段祺瑞下台，取消执政府，曹锟通电辞退总统职位。6月28日，张作霖、吴佩孚在北京会见，面商反革命计划，瓜分势力范围，布置反革命战争。结果，吴佩孚据守河南、湖北，并派兵进入湖南；孙传芳盘踞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一带；张作霖统治河北、察哈尔、山东等省。他们企图以此来抵抗广东革命军的北伐。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 —— 第一次东征陈炯明，平定杨、刘叛乱，国民政府的成立，第二次东征的胜利 在孙中山北上前后，广东革命根据地并不巩固。当时革命政权最大的威胁之一，就是占据广东惠州、潮州、汕头一带的军阀陈炯明的势力。陈炯明依靠英帝国主义和段祺瑞的军事援助，准备进攻广州，摧毁革命政权。为了打破陈炯明的反动企图，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领导和支持下，革命政府在1925年2月1日，开始了第一次东征。
东征军的主力，是黄埔军校的两团学生军3 000多人，他们在战争中担负了正面进攻，表现了英勇善战、自我牺牲的精神，在东江农民的帮助下，战争节节胜利。2月10日肃清了广九全线上的敌人，27日攻占海丰，3月初占领潮州、汕头，20日攻下兴宁。战争进行了将近两个月，肃清了除惠州以外的广东东部的陈炯明势力。
这时，担任左翼的滇军和围攻惠州的桂军却按兵不前。原来，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和桂军总司令刘震寰与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唐继尧、陈廉伯等早有串通，企图推翻革命政府。这两支军队在广东横征暴敛，拉夫开赌，贩卖毒品，作恶甚多。从4月起，杨、刘陆续将军队从东江撤回，威逼广州。6月，广州危急。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的坚决主张下，撤回了东征的黄埔军校学生军等部，讨伐杨、刘。由于广州附近工人、农民的帮助，交战仅一天半，6月20日，滇、桂军全部瓦解。这一反革命叛乱被平定，使广东革命政府转危为安。
平定杨、刘后，在中国共产党提议下，广东根据地原称为“大元帅府”的革命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改为委员制，宣布新政纲。本来中国共产党应当参加政权机关的领导工作，以确保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但是共产党人却没有参加国民政府。这是由于当时党的领导机关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从错误的“二次革命论”出发，认为无产阶级不应参加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权机关，所以采取了不参加国民政府，而居于“在野党”的地位来监督国民政府的错误方针。
国民政府成立后，8月26日将所属粤、桂、湘、滇、福等军部队一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校学生军为第一军，周恩来担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各军普遍仿照黄埔军校和第一军建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进行政治领导和训练，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多由共产党人担任。正是由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在革命军中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和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工作，才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得到胜利的发展。毛泽东在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时指出：“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时候不过两个团，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它的周围，取得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利。往后扩大成为一个军，影响了更多的军队，于是才有北伐之役。……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
国民政府成立后，广东内部派系斗争仍很尖锐。当时的旧军阀集团代表粤军首领许崇智和官僚政客集团代表胡汉民等，和香港英帝国主义及陈炯明勾结，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这一阴谋被省港罢工委员会所察觉，罢工工人于8月11日举行肃清内奸大示威运动。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反革命分子暗杀，这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反革命势力以恐怖手段企图阻挠革命发展的一次严重政治事件。在省港罢工委员会和人民的支持下，国民政府解散和重新改编了许崇智所部的粤军，并将对刺廖案有重大嫌疑的胡汉民、许崇智二人驱逐出广东，给反革命势力以有力的打击，广东革命政府内部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由于东征军主力回师广州讨伐杨、刘，陈炯明重新占领了东江，军阀邓本殷则盘踞南路，与陈炯明相呼应。在英帝国主义的帮助下，陈炯明纠集了东江、南路、北江、中路的反革命势力，企图进攻广州。于是在1925年10月上旬，国民革命军举行了第二次东征。东征军由蒋介石任总指挥，周恩来任总政治部主任。在农民协会的帮助下，东征军在10月14日攻破了陈炯明的老巢——惠州，22日进占海丰，28日在梅林一带歼灭陈炯明的主力，然后东征军长驱直入，31日进占兴宁、梅县一带，11月4日收复潮汕。陈炯明在东江的势力至此全部崩溃，第二次东征得到了彻底的胜利。这时，蒋介石已表露出他在军队中排斥共产党人的企图。周恩来自汕头回广州同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苏联顾问鲍罗廷商量，计划对蒋介石予以回击，不再同蒋介石合作，另组国共合作部队。但是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反对这一计划。
国民政府委任周恩来担任东江行政委员，设行政公署于汕头，管辖潮州、惠州、梅县（嘉应州）所属25县。在周恩来领导下，积极发动群众，武装人民，打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极大地发展了革命势力，巩固了东江地区。
在东征的同时，又进行了南征。南征军击溃了军阀邓本殷的反动军队，12月克复高州、雷州、钦州、廉州。此外，北江、中路的反革命势力，也都被肃清。到1926年2月，海南岛也被国民革命军攻克。因此，在1926年初，广东全省就完全统一和巩固了。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是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共产党员、共产主义青年团员的先锋作用分不开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在几次战争中冲锋在前，机智杀敌，英勇牺牲，保证了战争的迅速胜利。
在省港罢工委员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是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主要支柱。罢工工人组织纠察队、革命法庭，维护了广州的革命秩序，参加了肃清广州内部的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并在东征、南征中，组织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出征，才使战争很快获得胜利。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也是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东农民协会的支持分不开的。东江农民积极支援了讨陈的战争，他们为革命军刺探敌情，作向导，送粮食。海陆丰农民在讨伐陈炯明的革命军到达的前一天，就已占据了县城，立即组织四五万人来欢迎革命军。革命军所到之处，农民普遍地发动起来，因而巩固了收复地区，如海陆丰就是革命军交给农民武装来防守的。农民的这些有力的支持，使战争得到了顺利发展。
经过这几次战争的胜利，和粉碎了革命阵营内部的反革命阴谋，终于使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了统一和巩固，为北伐出师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 五卅运动以后，虽然帝国主义和军阀加紧了对工人运动的镇压，但是，工人阶级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反而一天天扩大起来了。工人阶级的新任务是总结五卅以来工人运动各方面斗争的经验，重新布置力量，准备支援北伐战争。于是，1926年5月1日，在广州举行了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502人，代表全国699个团体（总会及分会），124.1万个会员。
这次大会总结了五卅以来全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大会指出，五卅运动之所以能震惊全世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反帝运动之一，就是因为有工人阶级的积极参加。从过去一年来的斗争事实证明：“中国职工运动是中国国民革命中之主要运动。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阶级。”大会认为，“农民为国民革命之重要势力，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军”。根据五卅运动的经验，中国工人阶级今后不仅应严密和扩大自己的组织，而且应切实领导农民，团结小商人、学生和社会上一切革命民众，建立联合战线，进行中国革命。
大会号召全国工农积极援助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明确提出，如广东革命军能继续与全国工农携手共同奋斗，则革命军将来北伐，必能前驱无敌。我工农为国民革命计，为自己阶级利益计，誓必竭力援助革命军，以完成其革命。大会指出，当前工人阶级的任务，已不仅是宣传和组织工作的准备，而主要是实际的行动。全国工人阶级应从珠江流域经过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直到东北，为北伐军布置胜利的战线。
大会通过了职工运动总策略、组织问题及其运用方法、罢工的战术和工农关系等重要决议。关于职工运动的总策略中，特别对军阀统治区域的罢工及其斗争策略作了明确的指示。指出工人阶级在罢工斗争中，不可后退畏缩，也不可轻举妄动，必须是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从改善日常生活的斗争与要求自由组织工会和颁布劳动法的运动中，扩大和巩固工人阶级的组织。
大会认定，中华全国总工会是全国工人运动唯一的领导机关。会上选举了苏兆征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第三次劳动大会以后，工人运动进入了支援北伐战争的新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为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全国农民运动的继续发展 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也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农民运动。五卅运动后，农民斗争和民族革命斗争开始结合起来，使农民成为整个革命斗争中的一支突起的新军。
1925年，毛泽东领导的韶山农民运动给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树立了光辉的典范。1925年10月，他到广州后，对农民运动讲习所十分关心，并给了很大的帮助。1926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提议，大会通过了农民运动问题决议案，设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林伯渠、萧楚女等9人担任委员。
为了加强农民运动的领导，1925年10月初党的扩大会议对农民运动作出了正确的决定。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我们要和农民结合巩固的联盟，才能尽自己的历史责任。”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1925年10月10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揭示了农民所受的种种残酷压迫和剥削，指出了解除农民痛苦的根本办法是实行“耕地农有”，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工农必须联合起来打倒军阀政府，取得政权。同时，提出了农民当前最低限度的八项要求，作为农民暂时的奋斗目标，并提出了十条组织农民协会的办法，号召全国农民起来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解除所受的压迫和痛苦。
1926年5月1日第151期《向导》周报，发表了4月20日《中国共产党致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信》。信中指出，农民运动必须和民族运动相结合，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并且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进行斗争，才能获得真正的胜利。
这一切促进了农民运动的高涨。
广东是革命根据地，农民运动首先开展起来。五卅惨案后，广东农民随即投入了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斗争，在农村举行武装示威的人数达50万以上。农民自卫军协同工人纠察队检查仇货，制止粮食运往香港，积极声援省港罢工。在革命军平定杨、刘叛乱及第二次东征和南征中，农民都作了有力的援助。农民的组织也有了迅速的发展，到1926年4月底，农民协会已遍布全省，有农民协会组织的县达61个，会员达62万余人，农民自卫军也由1925年底的3万人发展到5万人。同时开展了反对地主豪绅、贪官污吏的压迫和剥削的斗争，许多县开展了减租、反对高利贷、取消苛捐杂税和反对豪绅民团压迫的斗争。特别是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最为出色。有些地方农民自卫军已解除了民团等地主武装，剿灭了土匪，并进行了筑路、禁赌、兴办学校等工作，农民协会实际上已成为乡村的政权机关。1926年5月1日，召开了全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有11个省的代表列席参加，已经初步具有全国的规模。中共中央在给大会的祝词中指出：“农民运动必须与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非得到农民大众的参加不会成功。”工人阶级必须领导农民运动，党目前的责任就是领导中国工农参加民族革命并为工农的利益而斗争，并号召“全国农民大团结”。大会总结了第一次全省农民大会以来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当前的主要任务：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组织，并进而谋求全国农民的大团结，加强工农联盟，督促与援助广东国民政府北伐，以期早日完成国民革命。大会对改善工农生活状况、农民日常斗争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毛泽东率领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参加了这次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广东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成为革命政府统一广东的重要依靠，成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坚强基石。
湖南的农民运动，由于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去广州后，仍然继续指导着湖南的农民运动。因此，在湖南省长赵恒惕的反动统治下，湖南的农民运动仍在暗中迅速地发展。为了培训农运干部，中共湖南省委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先后派了88名农民运动积极分子，分三批前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他们学习了革命理论和开展农民运动的实际经验，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回湖南后，对开展湖南农民运动起了重要作用。为了加强对湖南农民运动的领导，中共湖南党组织制定了《湖南农民运动实施纲要》。纲要指出，中国国民革命就是“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革命”，农民“有充分的革命性”，“如果农民不起来，党不积极从事农民运动，便不能铲除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根基，国民革命就始终不能成功”。因此，农民运动是党的“第一重大工作”。纲要分析了农村各阶级并规定了党的策略，指出地主阶级“全属反革命”，因此必须揭露地主阶级的种种罪恶，打击罪大恶极的地主；中农同情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因此，“必须设法联络之使与我们一致”；佃农“富于革命性”，雇农“有充分革命要求”，因此，“要宣传他们将他们组织起来，成为革命的实力”。纲要号召全党“同志齐起努力”，从事农民运动，并要求时刻不要忘记在农民中发展党的组织。在党的大力领导和广大共产党员的积极努力下，成立了许多秘密的农会，开展了公开或秘密的斗争。1926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驱赵运动取得胜利，迫使赵恒惕逃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届的湖南籍学员回到湖南，沿铁路各县开展农民运动，使湖南农民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北伐军进入湖南前，湘潭、衡山等县的农民协会已遍及全县，湖南农民协会会员已达40万人，受共产党直接影响的农民群众在100万人以上。湖南农民协会会员的成分主要是贫苦农民和一部分贫苦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和当地共产党员早有联系的农村小学教员），因此，基础很牢固。这与毛泽东在湖南领导革命斗争中所培养的干部和创立的优良革命作风是分不开的，这也就使得北伐战争开始后，湖南迅速成为全国农民运动最发达的省份和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
湖北、江西等省的农民运动，在北伐前夜也开始发动起来。湖北有农民协会会员7.2万人。
河南、陕西、山东、河北等省的农民，为反对军阀战争，反对贪官污吏，反对苛捐杂税、预征钱粮，举行了此起彼伏的暴动。这些省份的农民采取了原始的组织如红枪会等，这种原始组织，往往为地主豪绅和富农所把持，变为维护地主阶级的工具。经过共产党的努力，也逐渐把这种组织改造为先进的组织——农民协会。1926年4月，河南成立了全省农民协会，农会会员27万人，农民自卫军10万人，广泛地开展了抗捐抗税的斗争。
总之，五卅运动以后，中国工农运动有了蓬勃的发展，斯大林在1925年12月所作的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曾作了这样的科学预言：“中国革命运动的力量是无穷尽的。这种力量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它在将来一定会表现出来。东方和西方的执政者看不见这种力量，不充分估计这种力量，他们一定要吃亏。”
反对国民党右派和戴季陶主义的斗争 1925年8月的刺廖案发生后，右派领袖胡汉民因有重大嫌疑被迫离开广东。11月23日，国民党的右派中央委员大地主大买办阶级代表林森、居正、邹鲁、谢持、张继、邵元冲、叶楚伧等十余人，在北京西山开会，伪称为“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公开树起反共反革命旗帜，形成了西山会议派。他们在上海另立伪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北京等地设立机关，专门帮助帝国主义和军阀，从事破坏国共合作、破坏革命运动的阴谋活动。
除了公开从国民党中分裂出去的西山会议派以外，当时在国民党中还出现了一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反动思想的所谓戴季陶主义。
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中所显示出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强大威力，使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害怕起来，他们既想反帝反军阀，又竭力企图限制和削弱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于是，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集团，便日益暴露其反革命面目。而戴季陶主义的出现，正为蒋介石新右派集团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提供了理论根据。
1925年5月，戴季陶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反对国共合作的所谓“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的谬论。此后，又在广州、上海、北京等地多次进行反动思想的宣传。6—7月，戴季陶先后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几本小册子，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进行猖狂的攻击。
戴季陶提出了一种唯心论的道统说。他把三民主义曲解为“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是继承孔子学说中的“仁爱”道德。这种把三民主义当作维护封建制度的儒家传统的反动谬说，阉割了三民主义的革命性，把它变成为反对三大政策的一面反革命旗帜。戴季陶认为国民革命只有在这种“三民主义”的指导下，才符合“孔孙道统”和“国家民族利益”。因此，他大声疾呼反对唯物史观，叫嚣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诬蔑中国共产党“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这就是他大力宣传“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的根本目的。
资产阶级右翼对工农力量的发展感到很大的威胁，于是他们起来大肆宣扬“阶级调和论”，反对工农进行阶级斗争。戴季陶的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就是以虚伪的“仁爱”作为“宗旨”，在抽象的“民族文化”、“国家利益”的假面具下，反对工农群众的阶级斗争。他认为：“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因此，他反对工人罢工，说可以“诱发资本家的仁爱的性能”，使其具有觉悟，尊重工农利益。甚至连地主阶级、统治者，也能以“仁爱”之心，使其觉悟。然后以资产阶级为主体，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制度。这种反动主张，实际上是要把工农群众排除出中国革命之外，从而使革命半途而废。
戴季陶在组织问题上提出了所谓团体的排拒性和独占性等谬论，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他认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只应信仰三民主义，不应该信仰共产主义，说“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体不固；团体不固，不能生存”。于是他一再发出所谓“孙文主义的信徒团结起来”的反动口号，企图把共产党人赶出统一战线，使国民党成为单一的资产阶级政党。
由此可见，戴季陶主义是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一种思想上的进攻，是资产阶级在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中，企图打击和控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一种表现。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恽代英、萧楚女等先后发表文章批判反动的戴季陶主义。瞿秋白在《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一文中指出：戴季陶主义“侧重资产阶级的利益，讲‘中庸’‘调和’‘统一’而反对阶级斗争，其结果是为买办阶级的力量所利用，完全到右派及帝国主义一方面去”。
戴季陶主义为新老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团结提供了思想基础，并为蒋介石发动3月20日反动阴谋事件提供了理论准备。
同时，戴季陶在和西山会议派的勾通下（戴本人也曾出席西山会议，半途逃席），在广州组织了反共反人民的反动中心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这个反动组织后来发展到全国很多城市，成为蒋介石实行反动阴谋的得力工具。
除了国民党右派外，当时还有帝国主义御用的以曾琦、李璜为首的国家主义派（即醒狮派，“醒狮”是国家主义派所办的刊物名称）。他们用反动的超历史、超阶级的国家观念，以革命词句加以伪装，进行反共反革命的宣传。他们曾提出“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所谓“除国贼”，就是联合军阀进行反共。他们曾先后依靠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等军阀，领取他们的津贴来反对共产党。所谓“抗强权”，就是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苏联。他们还造谣破坏说，“广东政府立刻就要实行共产”，“中国共产党要实行的是原始共产制度”，等等。当时，为了驳斥这些无耻政客的反革命谬论，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上，萧楚女、恽代英等曾写了许多文章，对国家主义派的反动思想予以致命的抨击。
为了击退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等的反动叫嚣，宣传革命主张，1925年12月，毛泽东主编了《政治周报》。他亲自写了《〈政治周报〉发刊理由》的发刊词，一开头就明确指出，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政治周报》的责任是向反革命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毛泽东用“润”、“子任”等笔名，在一、三、四期上发表了很多战斗的文章，对国民党新老右派、国家主义派给以无情的抨击，历数了他们攻击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的种种罪恶，有力地揭露了他们充当帝国主义工具的反革命面目。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性质的变化，彻底揭露了国民党右派的阶级本质，阐明了他们从革命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的必然性。文章分析了中国革命既和欧、美、日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完全不同，也和中国辛亥革命的性质不相同，它是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官僚、买办、军阀、地主阶级的国民革命。在这个革命中，大资产阶级附属于帝国主义成了反革命势力，中产阶级则介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这个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各革命阶级联合统治的国家，其终极目的是消灭全世界帝国主义，实现世界大同。中国革命的这种性质，是因为中国已经有了中国共产党，工农阶级已经形成一个社会势力，国民党因为有了工农群众的参加，组织渐渐严密完备起来。在国际上又有了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苏俄和被压迫阶级联合的第三国际做了中国革命的后援。从国民党的历史来看，国民党右派都是些抱着不同的目的先后混进革命队伍的地主、买办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右翼，他们代表着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的利益。革命的发展侵犯了他们的阶级利益，因而国民党右派随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但是他们不能阻止中国革命的发展，只要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坚决反击右派的进攻，就能促进革命派更大的团结，使革命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扩大。
毛泽东还驳斥了戴季陶所谓“可以仁爱之心感动资本家，使之尊重工农利益”，工农进行阶级斗争“贻害”国民革命的谬论。他指出，资产阶级与工农阶级的利益和革命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为了发财，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工农阶级的革命是为了救苦，为了得到自己阶级的解放。在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揭露了戴季陶主义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以及它的叛变反动的可能性，从而有力地回击了戴季陶主义的进攻。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国民党内部左右派的斗争十分尖锐的时候，中国国民党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于1926年1月在广州举行，参加大会的代表有258人。会议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如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的主持下，通过决议继续坚决执行孙中山的遗嘱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会斥责了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给西山会议派中的几个最反动分子予以纪律制裁（有的开除，有的警告）。大会并通过了由共产党人提出的联络各被压迫民族、开展工农运动等革命决议案。
在这次大会上，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占了很大的优势。大会选举的36个中央执行委员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等7人，候补执行委员24人中，有共产党员毛泽东、邓颖超、夏曦等7人。毛泽东是宣传部代理部长（部长汪精卫不到任），林伯渠为农民部长，吴玉章是大会的秘书长，谭平山（当时是共产党员）为组织部长。而且，当时各地的地方党部，大多数也都由共产党员主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工作。
但是，中国共产党在这次大会中，也有失误。
首先，对右派仍作了妥协和让步。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曾主张坚决反对右派，并利用这次大会的有利条件，开除戴季陶、孙科等右派分子；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选举中多选左派，争取共产党员占1／3，使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占压倒优势。但是陈独秀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联合进攻面前，唯恐同国民党右派斗争会导致国共关系破坏，使广东革命局面陷于孤立以致失败，因而一味主张单方面退让，企图以此缓和革命内部矛盾。共产国际代表也是这种意见。因此把已被革命势力驱逐出广东的戴季陶、孙科等右派分子又找回广东参加这次大会，让他们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时，还把右派分子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邓泽如等选举为中央监察委员。这样就使这些右派分子在后来都能够利用其在革命内部的职位进行反革命活动。更严重的错误是把假左派（实际上是新右派）的蒋介石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抬高了他在革命阵营中的地位，给他阴谋篡夺革命领导权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蒋介石本是混在革命队伍中的阴谋分子。在辛亥革命时，他曾在上海政治流氓集团头子陈其美指使下，暗杀了当时江浙一带的革命首领陶成章。后来又拜上海法租界的巡捕房包探头子黄金荣做“老头子”，在他门下奔走。并在交易所里当经纪人。1922年上海交易所发生了不景气风潮，蒋介石在交易所的投机买卖中遭到了失败，在上海站不住脚。当时，陈炯明举行叛乱，孙中山被迫到永丰舰避难。蒋介石认为这是他投机革命的大好时机，由上海赶到广州，潜入永丰舰追随孙中山左右，骗取了孙中山的信任。1923年孙中山派他去苏联考察学习，他到苏联作了一趟投机旅行，回国后高唱革命的词句，使孙中山觉得他是能坚决实行三大政策的人，就很看重他。又因为他在日本学过军事，孙中山和廖仲恺就叫他去当黄埔军校的校长。他得到了这个重要职位，是他后来能够逐步窃取大权成为新军阀的第一步。1925年8月廖仲恺被刺后，他也混在左派的行列中参加反对胡汉民、许崇智的斗争，使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认为他是坚决革命的，当两团黄埔学生军扩充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时，就任他作军长。于是，他更加在口头上高唱“联苏”、“联共”，自称是“世界革命中的中国革命党员”。这些假面目，就使他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中央委员。1926年2月，又任他为国民革命军军事总监，统辖各军。他从此掠得了革命的军事领导权，一跃而为国民党的军政领袖。他用欺骗手段取得大权后，就被一切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所重视，把他看作是从革命内部来破坏革命的最好的代理人。所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大会后对蒋介石的提升，并授他以实权，这是资产阶级右翼的一大胜利，是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一大失败。
蒋介石对革命的阴谋篡夺——中山舰事件及整理党务案 1926年春，正当帝国主义者在北方促成了张作霖、吴佩孚的联合，开始组成了反对革命的统一战线，并唆使段祺瑞在北京屠杀人民，制造三一八惨案的时候，资产阶级右翼政治代表蒋介石也在3月18日至20日在广州发动了一个反动阴谋政变——中山舰事件。
蒋介石和他在黄埔军校中的一批军事法西斯帮徒——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共同密谋，在3月18日，由蒋介石的盟弟欧阳格（当时任海军学校教育长、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用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名义，通过电话口头传达一个命令给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诡称接奉蒋校长电话，要海军局调派所辖中山舰到黄埔候用。中山舰开到了黄埔，阴谋分子立刻散布谣言，说共产党阴谋暴动，要推倒蒋介石，改建工农政府，并煞有介事地密报蒋介石。蒋介石故意表示“惊异”，扬言并无调遣命令。20日晨3时，蒋介石就借口“共产党阴谋异动”，调动武装宣布戒严，断绝广州内外交通，调动军警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及东山苏联顾问办事处和住所，逮捕了李之龙和中山舰中共产党员，又扣捕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中共产党员共40余人，强迫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共300多人退出第一军（第一军原是在共产党人的努力下，由两团学生军作基础创建起来，并获得辉煌战绩的）。
3月20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看到，国民革命军统一广东之后，北伐即将举行，为了控制革命，为了使北伐完全适合于他们一个阶级的利益，他就必须打击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和国民革命军中的领导地位，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从而夺得在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中的领导权。3月20日事变还只是他叛变革命的一个前哨战，一个试探，用这样一个阴谋事变来看看共产党究竟作何反映，试探共产党的虚实。
中国共产党的反应怎样呢？
毛泽东极力主张对蒋介石的反动袭击进行反击。他对当时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指出，就广州一地而论，蒋介石的实力是大的，但就粤桂全局来说，蒋介石的实力是小的，只要我党坚持原则，坚决予以反击，就一定能够争取团结那些动摇的中间力量，粉碎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毛泽东提出以武力对武力的正确对策，主张必要时可把我党掌握的武装集中到西江一带，说服国民党左派离开广州，争取第一军以外的其他各军，正式声讨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罪行，通过武装斗争逼迫蒋介石下台，剥夺他的兵权。但是，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却遭到了陈独秀等的压制，因而未能实现。周恩来同蒋介石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事件发生后的当天上午，周恩来立即赶到扣押共产党员的地方——广州卫戍司令部（设在广东造币厂），当面质问蒋介石，严词斥责他制造反革命事件；蒋介石在大义凛然的周恩来面前，假装不知道逮捕了许多人，不得不将扣押的人释放。
陈独秀等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是不能够压倒蒋介石的。认为蒋介石不仅有他的武装力量，而且中国整个资产阶级都站在他那方面，为了使资产阶级力量留在统一战线之内，便应当采取退守和让步的策略，因为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他们提出了所谓“办而不包，退而不出”的右倾意见。就是说，3月20日的事变是共产党的急进政策想包办国民党所逼出来的，所以以后只应“办而不包”；马上退出国民党是错误的，但一定要向右派退让，所以只应“退而不出”。陈独秀和他派到广州的代表张国焘，采取了对蒋介石片面退让的右倾投降主义方针。
在3月20日反动事变发生后，陈独秀还公开在《向导》上发表了《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和广州事变》一文，向蒋介石表白说，共产党没有想“阴谋推倒蒋介石，改建工农政府”，相反地，共产党是完全支持蒋介石以求得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甚至称蒋介石是“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这样，陈独秀完全向蒋介石妥协让步，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退出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许多共产党员的重要职务也被撤销了。
蒋介石进行这一阴谋事变，也利用了国民党左派小资产阶级分子缺乏政治决心来抵抗蒋介石反叛的弱点。蒋介石经过这一阴谋事变，一方面，打击了真正坚持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革命力量；另一方面，又从中分化了左派，使有些原是左派的动摇分子，这时向他投降（如甘乃光、陈公博等），并打击了和他有矛盾的假左派分子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逼他出了国。
这样，蒋介石就大大分化和削弱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大大打击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同时，蒋介石也就在国民党中央、各地方党部及国民革命军中，为反动势力打开了门户。戴季陶、叶楚伧、邵元冲、孙科等右派分子支持和帮助了3月20日事变，并在事变后大大活跃起来。许多西山会议派分子重新回到广东并钻入各级党部和军队中。所以，这次事变也使国民党遭到了严重危机，国民党的革命历史开始被斩断，整个国民党的革命事业开始被断送在最不可靠的投机分子蒋介石等手里。帝国主义者则为此在香港彼此“恭贺”、“欢笑”、“高呼万岁”。
3月20日事变，在事实上已充分地暴露了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极大可能性。事变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马克思主义者，又认为经过这一事变的教训，党应该更坚决地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必须积极争取农民和士兵群众，把他们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必须时常提防蒋介石，以应付蒋介石的可能叛变。
可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的陈独秀等，却还是没有想到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这一基本问题。相反地，却认为“既然要联合战线，就应当自己让步”。这种在统一战线中用片面的消极的让步来迁就资产阶级的右倾投降主义思想，进一步助长了蒋介石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野心，于是，在5月又发生了整理党务案事件。
5月15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在开会之初，蒋介石及其帮徒四处散布“共产”谣言，唆使罢市，广州中央银行也发生挤兑，弄得广州城内满城风雨，这样来多方威吓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会上，蒋介石就提出了整理党务案，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不得占委员1／3以上，共产党员不得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保存，第三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都须先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等。总之，这些规定都是为了限制和打击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的领导地位。
共产党领导机关和国民党左派在会前竟毫无准备，甚至也没有估计到这一着。结果，对蒋介石的要挟又让了步，整理党务案被通过。于是，在蒋介石的策划下，一些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就代替共产党人当了国民党的部长，蒋介石自己也乘机当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随后，蒋介石又通过国民党中央任命自己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按总司令部组织大纲的规定，出征动员令下后，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政、民、财各机关均须受总司令指挥。这样，蒋介石经过篡夺第一军，又继而篡夺了党权、军权和政权。
不过，这时蒋介石及其党羽还不敢公开反共，还不敢和共产党决裂。他们还想利用共产党和工农的力量以及苏联的帮助，来窃取全国的革命果实。整理党务案后，蒋介石继续采取两面派的手法，一面仍旧在口头上表示联共、联苏，一面则积极扩张自己的派系势力，继续攫取实权，以便等待时机实现更大的反共反革命阴谋。
陈独秀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的理论错误 在1926年上半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的陈独秀采取右倾退让的策略，这是和陈独秀对中国革命各个基本问题的错误的理论认识分不开的。陈独秀在1923年二七运动失败后，在4月就发表了他的右倾的代表性的文章《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在同年12月又发表了《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这两篇文章对中国革命一系列的基本问题作了完全错误的理论分析，形成了他的右倾错误的理论基础。其主要错误表现在下列问题上：
（1）陈独秀认为中国无产阶级还“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否认中国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他说：“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概括说起来，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起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之需要与可能，而且连一般的政治争斗之需要甚至于连自己阶级的经济争斗之需要都不曾感觉的工人（如手工业工人），也并不是少数。”陈独秀在理论观点上既然这样低估和轻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作用，在实际工作中当然也就采取不依靠工人阶级和放弃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权的政策了。
（2）陈独秀认为“农民难以加入革命”，他根本不懂得广大农民是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他说：“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是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他夸大了农民的落后性，低估了农民的革命要求和革命性。陈独秀不了解农民问题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意义，也就不懂得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不懂得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必须领导农民革命，和农民结成联盟，以找到力量的依靠。
（3）陈独秀夸大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认为它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和当然领导者。他说：“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革命运动中，革命党便须取得资产阶级充分的援助；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去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又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毕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
（4）因此，陈独秀认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前途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资本主义的前途。他说：“在普通形势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又说：“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但是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
（5）因此，他所规划的革命统一战线和民主革命的总路线是：“革命的资产阶级应该和革命的无产阶级妥协，打倒共同敌对的军阀阶级”；“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里，陈独秀否认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忘记了农民，而把革命领导权奉送给资产阶级，把中国革命看成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正如列宁在批判孟什维克时所指出的：“不了解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才能保证这一革命的胜利。不了解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企图使无产阶级袖手旁观，使它去适应不彻底的革命的结局，把它从领袖变为自由资产阶级的助手（其实是替自由资产阶级当苦工和奴仆）。”
陈独秀所规划的这一条中国民主革命的总路线，就是他的十足右倾投降主义思想的集中表现，也是他实际指导中国革命的错误的右倾指导思想。
当时党内还有一种“左”倾的错误理论，以张国焘为代表。他们在口头上也说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甚至说革命领导权“天然”在无产阶级之手，但却和右倾投降主义者一样否认农民在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张国焘在《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一文中曾经说：“农夫没有政治上的兴趣，简直是全世界的通例。特别是中国的农夫——因为都是‘小地主式’的农民——没有政治的兴趣，他们只要求一个真命天子，还要求太平和丰年，除此以外，简直什么都不管。”他既然蔑视农民，看不见农民的革命性，那就更谈不到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了，这就使无产阶级陷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实际上也就使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成为一句空话。
“左”倾右倾两种错误各自从其错误的理论出发，右倾错误只注意国共合作，“左”倾错误只注意工人运动，两者都忘记了农民，因而他们在资产阶级面前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却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他们在蒋介石反动派的反革命阴谋的步步进逼下，只能采取软弱无能的一让再让的政策，使蒋介石知道共产党的领导者陈独秀等是一些软弱无能的投降主义者，完全可以欺负，这就大大助长了蒋介石篡夺革命权力的野心和气焰。
这两种错误的理论，都完全违背了列宁的教导。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曾经指出，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应当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而不是把革命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同时，为要把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可能变为现实，为要使无产阶级在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列宁认为至少要有两个条件：第一，无产阶级必须有一个愿意革命彻底胜利而且自愿接受无产阶级领导的同盟者，而农民就是这样的同盟者；第二，要把与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资产阶级逐出领导舞台并使其陷于孤立，而革命的彻底胜利，只有在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领袖时才能实现。
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了从理论上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上述两种错误倾向，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这篇文章正确地解决了党所亟须解决的中国革命中为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而取得广大的同盟军——农民——的问题。
毛泽东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 在中山舰事件的前夕，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这时正是革命阵营中反动派向革命派多方进攻，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向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十分紧张的时候，也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紧要关头。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提出这样的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他明确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
这就清楚地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毛泽东又经过具体分析，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1）毛泽东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
毛泽东具体地分析了工业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及其在革命运动中的事实表现。他写道：“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我们看四年以来的罢工运动，如海员罢工、铁路罢工、开滦和焦作煤矿罢工、沙面罢工以及‘五卅’后上海香港两处的大罢工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那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
在这里，毛泽东论证了中国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胜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
（2）毛泽东指出：贫农和其他半无产阶级、中农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是无产阶级的广大而可靠的同盟军。
毛泽东生动而具体地分析了中农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指出其经济地位是小生产的经济，其中有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第二部分是经济上大体可以自给的，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从政治态度说，这三部分人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右派、中派和左派，在革命高潮时，左派、中派可以参加革命，右派也可附和革命。毛泽东提起注意说：“这一个阶级，在人数上，在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
毛泽东又分析了贫农和其他半无产阶级，指出他们的经济地位是更细小的小生产的经济，他们都受人剥削，时常要忍受饥寒之苦。他们的政治态度是：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因此，他们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毛泽东指出：“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
毛泽东又指出：农村无产阶级——雇农，是乡村中生活最感困难者，“在农民运动中和贫农处于同一紧要的地位”
。
这样，毛泽东就揭示了由雇农、贫农、中农所构成的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队伍中的伟大力量，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这就使无产阶级找到了能够支持自己的一种伟大力量。有领导必须有被领导，找到了农民这样愿意接受无产阶级领导的同盟者，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表明了关于工农联盟的思想。
陈独秀从右的方面出发，张国焘从“左”的方面出发，都忘记了农民，因而都觉得自己没有力量。毛泽东上述对农民问题的科学分析和正确理论，正是有力地反对了这两种错误倾向。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报告中曾经指出：“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一般地说，如果它在这种国家里能够产生的话）不同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关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就能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
毛泽东正是捍卫了和具体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3）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具有两面性的阶级，因而他们不仅不能领导革命，而且我们必须时常提防他们。
毛泽东写道：“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
他又写道：“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党关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问题的科学理论的基础，开始提出了党对这一阶级必须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思想，预见到了这个阶级的发展规律。
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和政策的问题，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中心问题，也是党的政治路线的基本问题。对这一问题认识和处理得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革命的前进或后退。右的错误只看见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革命性的一面，看不见这个阶级的对敌人的妥协性及其右翼可能叛变革命的另一面，因而对民族资产阶级只讲联合和退让，不作斗争和提防。“左”的错误只看见民族资产阶级的对敌人的妥协性和叛变的可能性的一面，不估计其在民主革命中可能参加革命或保守中立的另一面，因而只讲斗争和提防，不讲联合和争取，也同样是错误的。
（4）毛泽东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
他在批驳以戴季陶主义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时，这样写道：“但是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
在这里，毛泽东指明了在十月革命后的世界局面下，中国革命已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必然是社会主义的前途，而不是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前途。这样，毛泽东就提出了中国革命的民主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必须互相衔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论思想，从而反对了陈独秀把民主革命果实送给资产阶级的“二次革命论”。
（5）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整个民主革命中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指导路线。
毛泽东经过对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具体分析，得出明确的结论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思想和根本路线，也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必须联合最大多数（主要是农民）以反对少数的战略思想。这是引导中国民主革命达到彻底胜利以进到社会主义前途的唯一正确的思想和路线。
但是，毛泽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路线，却被当时党内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者陈独秀分子所拒绝。
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的分析，看出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而分析了各阶级的政治态度，看出了中国政治斗争的发展规律。因而毛泽东的理论是符合客观规律性的，是完全正确的，被后来的实践一再证明其为颠扑不破的真理。
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为了迎接全国革命高潮和北伐战争的到来，1926年3月，毛泽东在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指出，民众运动与政治运动有密切关系，目前各省农民运动应以全力注意将来革命军北伐时经过之区域。为了促进全党重视农民同盟军问题，推动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给全国农民运动做好思想准备和干部准备，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担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农民运动讲习所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农民运动骨干，促成农民运动发展，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名义，在1924年7月开始举办的。它的领导和主要教学工作是由共产党人负责，如彭湃、阮啸仙等都先后担任过所长。第一届到第五届主要是培训广东的农民运动干部（第一、二两届全部是广东学员，第三届有两名广西学员，第四、五届曾招收有湖南、湖北、福建、广西等的部分学员）。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把招生范围扩大到全国，给全国农民运动培训骨干，共吸收了来自20个省的327名学员，他们大多是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和有志于农民运动的青年学生。讲习所于5月3日开学，学习的课程共有25门，主要是农民问题，也包括中国革命各方面的基本知识。毛泽东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中国共产党负责实际工作的领导人，如周恩来、萧楚女、恽代英、李立三、彭湃、张秋人、周其鉴等，也担任教员。
毛泽东十分注意引导学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特别是农民问题。他给学员专题讲授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光辉著作。他还谆谆教导学员不要平面地看农村，而要立体地看农村，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观察农村，才能正确认识农村各个阶级。毛泽东很注意引导学员重视调查研究，学习实际斗争的经验。他将学生按不同的省份组成不同的农民问题研究会，引导学员对农村各阶级状况、封建剥削方式、农民的反抗斗争、农业生产状况等进行调查研究。后来他将学员们整理的部分专题材料，收进他主编的《农民问题丛刊》正式出版，作为指导全国农民运动的材料。他还组织学员到海丰、韶关等地农民运动中去实习，使学员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萧楚女在实习报告中谈到实习的意义说：“学生在上课已久，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入农民群众之中，考察其组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的信心极大。”毛泽东还特别注意军事训练，向学员明确地指出了武装斗争和建立农民武装的重要性。他强调，搞革命就要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掌在自己人手里，就会出乱子。周恩来在讲授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课程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以他亲身参加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阐述了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学员们努力学习军事知识，受到了严格的军事训练，为以后参加革命战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培养革命干部的摇篮。学员在1926年9月结业后，立即秘密返回全国各地，担任农民运动的特派员。他们以毛泽东的革命实践为榜样，创办地方性的农讲所、训练班，培养更多的农运骨干。他们深入农村，宣传、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高潮，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
为了适应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培养军事政治工作干部，1925年冬中共两广区委主办了一个以学习革命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讲习班，由毛泽东、李富春、林伯渠等担任理事，李富春兼班主任。学员共380多名。讲习班的教员有毛泽东、萧楚女、张太雷、恽代英、邓中夏、熊锐、郭沫若等。讲习班于北伐前夕结束，学员一部分派往第二军和政府机关工作，另一部分50名学员回湖南工作。毛泽东等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政治讲习班培养的革命干部，有许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英勇牺牲了，有的后来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有的参加了秋收起义，跟随毛泽东坚持井冈山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把国民党改组成为四个阶级的革命联盟，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
革命统一战线的组成，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四个革命阶级开始联合起来，壮大了革命的声威，加速了革命的步伐。“二七”以后暂时低落下去的工人运动，从1924年开始又逐渐活跃起来，农民运动也在广东、湖南等省发展起来。以“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口号的各阶层人民的民主运动，也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
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也迅速地增长了。但是中国共产党从党员数量说，在当时还是一个很小的党。工农运动和广大人民的民主运动在日益开展着，但是群众的组织程度还是很薄弱。党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扩大党所领导的群众组织，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方面做了准备。
从1925年五卅运动开始，全国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群众革命高潮。经过省港大罢工和讨伐广东内部反动派的战争，以及广东农民运动的更大发动，使广东革命根据地巩固了。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合作奋斗所取得的成绩。
在全国革命高涨和广东革命根据地巩固的情况下，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内外的反革命派加紧了对革命的进攻。革命阵营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也日益尖锐起来。为了篡夺革命领导权，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向无产阶级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叫嚣“反对阶级斗争”的戴季陶主义，是这种进攻的舆论准备；蒋介石发动3月20日的阴谋事变，则是这种进攻的第一个尝试。
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在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面前，完全表现了软弱无能。他们的一再退让的错误政策，恰恰帮助了站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的蒋介石夺得革命的军权、党权和政权。
从3月20日事变开始的蒋介石对于革命领导权的攫取，使革命埋伏着严重的危机。
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对蒋介石的进攻所采取的错误政策，是和他们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理论分不开的。陈独秀机会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而资产阶级则力量雄厚可以统率革命。因而，感到自己没有力量，对资产阶级只讲联合，只知道迁就、退让，不敢斗争。
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个紧要关头，毛泽东表现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杰出才能。他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毛泽东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毛泽东提出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思想。
但是，由于整个党还处在幼年阶段，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当时还未能为全党所认识和重视，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在陈独秀的错误思想影响下，则使正在蓬勃发展着的革命运动，面临着被资产阶级夺去胜利果实的极大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