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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在华盛顿会议上关于侵略中国的协议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一两年的短时期内，战胜国的英、法等帝国主义者曾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战后的分赃、镇压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及干涉俄国革命。从1921年开始，各国帝国主义逐渐将其主要注意力转向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新掠夺。东方的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国，便成为各帝国主义新掠夺的主要对象和掠夺竞争中矛盾的焦点。
各帝国主义为争夺中国而互相斗争的主角，是日、美、英三国。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欧战机会，在中国抢得利益最多，其政治经济势力在中国伸展得最快；巴黎和会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承认了日本在中国的特殊权利，日本帝国主义并有进一步独占中国的趋势。美帝国主义在大战中在中国伸展势力也很快，并且，它大发战争财，对其盟国贷款在百亿美元以上，成为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为了取得更大的投资场所，远东尤其是中国便成了它最大的掠夺目标。对于日本在中国所占的特殊地位，美国日益不能容忍，这样，美国和日本的矛盾便日益尖锐起来。英帝国主义在战前原是侵略中国的主角，在中国保有最大的利益，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独占性的扩张，也损害了它的利益。这种形势，使美、英有可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日本。
1921年11月12日，由美帝国主义发起经英帝国主义支持召集了九国华盛顿会议。这个会议是美、日、英、法、意等帝国主义，尤其是美、日帝国主义，为解决战后远东和太平洋的霸权问题，特别是掠夺中国问题的争执而召开的。这个会议拆散了英、日同盟，美、英联合起来对日本施加压力。会议的主要内容有二：（1）限制海军军备问题；（2）远东问题。所谓限制海军军备，实际上是美、英联合挟制日本，规定美、英、日三国海军主力舰的吨数为5∶5∶3，来固定主要海上强国力量的对比关系。所谓远东问题，实际上是争夺中国问题。1922年2月6日签订了美、英、比、中、法、意、日、荷、葡的《九国公约》。这个公约，名义上“尊重中国主权完整”，事实上是各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一个协议。它以美帝国主义提出的所谓“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侵略原则为基础，“为适用在中国之门户开放或各国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更为有效起见”（《九国公约》第3条），取消了日本在大战时对中国取得的垄断权，而代之以由美国作首领和英、日等帝国主义共同控制中国的局面。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一九二二年美国召集的华盛顿九国会议签订了一个公约，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如上所述，《九国公约》是在美、英的联合压力下，日本作了某些让步而订立的，它的作用是企图打消日本独占中国的计划，而造成为美帝国主义独占中国作准备的局面。正因为这样，就使由《九国公约》而取得的美、英、日帝国主义侵华的新协调中，埋伏着更大的矛盾和冲突。
军阀战争加剧。孙中山在南方的斗争 1921年到1923年中国国内政治状况的特点，是军阀混战的加剧。
毛泽东曾指出：“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
自1916年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系统分裂为直系和皖系两派。直系以冯国璋为首（1918年底冯死后，曹锟、吴佩孚继之），为美、英帝国主义所支持。皖系以段祺瑞为首，为日本帝国主义所支持。此外，在东北有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从袁世凯死后到1920年7月，皖系军阀段祺瑞操纵北京中央政权，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胜利。1920年7月，美、英帝国主义为了和日本帝国主义争夺在中国的势力，支持其走狗直系军阀曹锟（直隶督军）、吴佩孚（师长）发动直皖战争，两军战于河北的杨村、涿州一带，结果，皖系失败。从此，直系军阀夺得了北京中央政权，占据了华北和长江流域。这就使美、英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大为扩张。
狡猾的日本帝国主义在直皖战争时，看到皖系可能失败，同时，由于五四运动以来人民反日反段情绪的高涨，觉得皖系这个工具已不得人心，便努力扶植其另一工具——奉系，以代替皖系。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下，在直皖战争中采取了联直倒皖的态度，乘机入关，势力达到京（北京）山（山海关）铁路沿线和内蒙古各地，并在北京中央政权中和直系分享权力。
1922年2月结束的华盛顿会议，使美、英和日本之间争夺中国的互相冲突，表面上有了一些协调，但实际上只是更换了方式：减少相互间的直接争吵，各自假手自己豢养的军阀，加紧进行争夺地盘的战争。于是，共掌北京政权的直、奉两系的矛盾就日益尖锐起来，在4月便爆发了直奉战争。两军战于长辛店、马厂等地，结果奉系失败，退出关外，日本在华势力又受到一次大的打击。此后，日本帝国主义仍继续竭力扶植退到东北的奉系及占有浙江和上海的皖系残余卢永祥，与直系对抗。毛泽东说：“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
直系军阀自直奉战争获胜后，便妄想“武力统一”全国。在1923年，发动攻占四川、湖南、福建等省的战争，并向广东进攻。美帝国主义则供给价值300万美元的军火，卖给步枪、子弹、机关枪等，并训练吴佩孚的飞机队，给以各种军事支持。在美、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直系军阀残暴地压迫人民，特别是对1923年2月京汉铁路大罢工工人实行血腥的屠杀，造成震惊全国的二七惨案。同时，直系军阀为了垄断北京政权，在直奉战争后就逼迫总统徐世昌下野，利用黎元洪为过渡总统。1923年6月，又驱逐了黎元洪。同年10月，用贿买国会议员的丑恶办法，“选举”曹锟为大总统，还颁布了一个反动的宪法，企图统一全国政权。
北方军阀混战的时候，南方一些军阀和北方军阀互有勾结，南方政局也不断发生变化。1920年北方直皖战争皖系失败后，孙中山利用粤军陈炯明击败了在两广的与皖系有勾结的桂系军阀岑春煊、陆荣廷势力。孙中山于11月由上海回到广州，1921年5月，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准备北伐。1922年5月北方直奉战争直系胜利后，曹锟、吴佩孚企图武力统一全国，和英帝国主义合谋，收买陈炯明，指使其叛变。陈炯明于1922年6月炮击广州总统府，孙中山被迫逃往上海。1923年春，滇桂联军击败陈炯明，孙中山再到广州，任大元帅。孙中山经过迭次失败和挫折，在绝望中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启发，以后又得到了共产党人的帮助，才逐步走上革命的正确道路。广东地区此后也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努力下，逐步成为革命的根据地。
帝国主义卷土重来，中国工业危机和人民生活的痛苦 1921年至1923年国内经济状况的特点，是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在帝国主义新的侵略和国内军阀混战下，中国工业发展停滞，人民生活更加痛苦。
从1921年开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掠夺，主要表现在美、英和日本在中国投资设厂的新竞争上。它们在中国广设工厂、银行，投资铁路、矿山以及倾销商品。例如，1921年到1922年两年内，日本在上海新设纺织公司6个，在青岛新设3个，又在原有的纺织公司中增设了5个纱厂和1个布厂。1919年，日本在华纱厂的纱锭数为33.2922万枚，1922年增至62.1828万枚，1925年更增到126.817 6万枚。美国在1903年到1913年的10年间，在华设厂只有2家，1914年到1921年，新设了22家，1922年到1931年，又新增了33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银行，不仅支配着中国的财政，而且疯狂地进行金融投机和政治投机。1921年1月到1922年3月，在中国新设的外国银行有美国大通银行分行、英国大英银行等3家，并与中国合办了3家。还有以政治投机为业的美资开设的中华懋业银行、美丰银行，日资开设的中华汇业银行、上海银行等。1922年，美国向北京吴佩孚军阀政府投资462万美元用于无线电事业。在商品倾销方面，帝国主义对华贸易总值，如果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为100，大战期间有所降低，最低为1915年的79.7。但大战一结束，1919年立即增加到113.6，1922年激增到165.8。
帝国主义列强的卷土重来，结束了中国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在1922年以后中国民族工业便陷于萧条状态。这种情况，可以从机器输入额的减少和中国纺织业、面粉业发展的停滞得到证明。
1922年至1925年机器输入额，如下表（表中所列历年机器输入数字中虽然有很大一部分属于帝国主义在华企业，但从整个机器输入数字的逐年减少的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停滞和危机）：
中国纺织业在1916年至1921年发展最快。从1922年9月起，便陷于停滞状况，如下表：
不仅如此，中国民族工业还受到外国资本的吞并和排挤。1921年至1922年，在民族工业纱厂中，有4个厂被日商兼并，2个厂被美商兼并，3个厂被迫出租出卖，8个厂清算改组。
中国面粉工业在1915年至1921年这段时间，也曾达到历史上从未有的繁荣，对外贸易每年都是出超。但从1922年起，由于洋面重新大量进口，夺取了市场，又使中国面粉工业受到严重的打击，1922年变为入超，1923年、1924年入超数量竟达到五六百万担之巨。
1922年以后，中国工人所受的剥削也加重了。各帝国主义为了补偿其战时的损失，挽救其战后资本主义的衰落，就在其在华企业中拼命压榨中国工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在华企业，对中国工人的剥削压榨一向是最苛刻的。中国资本家为了和帝国主义竞争，以维持其高额利润，也尽量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减低工人工资。中国工人是在死亡线上挣扎。
中国农民在帝国主义的新侵略和军阀混战下，生活也十分痛苦。军阀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军费。以1923年为例：北京军阀政府的军费开支占支出总数的64％；各省军阀政府如山西军阀阎锡山所用军费占山西财政支出的80％；在直系军阀吴佩孚统治的湖北和河南，军费占湖北财政支出的94％，占河南财政支出的84％。这样庞大的军费，直接间接由劳动人民来负担。人民负担的国税，据统计，按全国人口数计算，1916年平均每人负担6.65元，1926年增加到平均每人负担8.18元。各地大小军阀甚至向农民预征几年后以至几十年后的捐税。
各地大小军阀连年混战，仅四川一省从1912年至1933年就发生战争共400次以上。战祸所至，抓丁，征粮，拉夫，甚至公开抢劫烧杀，给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
除军阀对农民的残酷压榨外，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也加紧对农民的剥削，地租和高利贷日益加重。例如安徽宿县和江苏南通的谷租，1924年较1914年增加了50％左右。加上1912年以后中国几乎年年有巨大的水旱灾害，例如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灾区达300多县，灾民达两三千万人，死亡50万人。这一切使农田荒芜，农村经济凋敝，农业生产显著下降。例如麦子产量1918年为43 140.067 3万石，1923年则下降为27 360.74万石。广大农民真是生活在倒悬之中。
城市的中、小资产阶级因工商业发展受到挫折，境遇也是日非一日，直至大批破产。
灾难深重的中国亟须有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改变现状的革命，这个革命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和壮大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业中心的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因租界巡捕搜查，最后一天是迁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举行的。
参加大会的有湖南、湖北、上海、北京、山东、广东的共产主义小组和国外的日本留学生小组的12名代表，还有陈独秀指派的包惠僧也参加了大会。他们代表着约53名党员。在巴黎的共产主义小组，因未取得联系，未派代表。到会代表包括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等党的最早的优秀党员。共产国际也派代表马林（荷兰人）等来参加。
大会讨论了当前政治状况、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组织机构等问题。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党的组织原则问题。
大会在讨论党的基本任务和党的组织原则时，反对了两种错误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党在今天的任务是用一切力量在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而不需要从事工人运动，不需要进行革命斗争，主张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去宣传无产阶级的政见。对于党的组织原则，认为党应该是一个公开的、和平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用不着组织有纪律的战斗的党，认为党的组织原则应该是“地方分权”制，反对党中央的集中领导。这是一种合法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实际上是要使党成为一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组织。
另一种观点认为，今天党的任务就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斗争的直接目标，反对同资产阶级民主派联合，反对做任何公开合法的工作。这是一种“左”倾的错误观点，这种观点在实际上是要使党成为一种脱离群众的“左”倾冒险的小集团。
大会拒绝了这两种错误观点，确定党的基本任务是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和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而斗争。在目前时期，党不仅不拒绝，而且必须积极号召无产阶级从事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党的当前中心工作任务是发展职工运动，并决定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党领导职工运动的公开机关。大会认为党的工作应该利用一切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公开合法形式。大会对于孙中山的进步活动，决定用党外合作的形式给予援助。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主要内容是：
规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
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最高纲领）是：领导工人农民士兵进行社会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资本家私有制，直到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
规定党的组织采用民主集中制，党员和党的组织遵守严格的组织纪律。
规定党员除为现行法律所压迫或已取得本党同意者外，皆不得担任政府官吏或议会议员。
大会选出了陈独秀等三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大会并决定建立党的地方组织和在各地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
从此，“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新型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的政党。因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就有了自己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的面目从此焕然一新了。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反动的、为少数官僚政客作政争工具的政党。中国人民历来都鄙弃和憎恨那些政党。但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开始，就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中国的共产主义前途而牺牲奋斗，它逐渐地得到中国人民的了解、信任和爱戴，使他们确信：在中国过去所有政党中，只有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才是代表劳动者根本利益的革命政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了陈独秀担任党中央的领导工作。陈独秀当时在广东孙中山政府里负责教育委员会工作，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他原为北京大学教授、文科学长，因为他主编《新青年》杂志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五四运动前，他是一个急进民主主义的宣传者；五四运动后，他成为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从1920年夏开始，他是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但是，陈独秀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缺乏深刻的理解，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夹杂了不少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
中共湘区委员会的建立和毛泽东的革命活动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毛泽东回到湖南，同年10月建立了湖南第一个共产党支部——中共湖南支部；随后又在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党的第一个省委——中共湘区（包括江西的安源）委员会，毛泽东担任书记。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原则，实行严格的民主集中制。他十分重视党的纪律和党的民主生活，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他领导中共湘区委员会采取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一方面在原有革命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严格地选择先进分子个别吸收入党；另一方面广泛地开展工人运动，在工人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毛泽东极其重视党的思想工作。为了提高党、团员的政治思想水平，使他们掌握马克思主义，为了在群众中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他通过中共湘区委员会，采取组织讲演、纪念马克思的诞辰、开办青年图书馆和继续办好文化书社等形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毛泽东还创办了自修大学和自修大学的补习学校，训练党、团干部，培养工农出身的进步青年。自修大学一面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一面劳动和从事工农运动，把学习理论和参加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毛泽东亲自给学员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指导学员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用自修大学的名义创办了《新时代》月刊。自修大学的影响遍及北京、上海等地，国内许多进步报刊对它进行了介绍和赞扬。湖南自修大学和《新时代》月刊首创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为党的建设和工农运动的开展造就了大批人才。毛泽东当时在长沙、衡阳和湖南其他各地发展的一批共产党员，如郭亮、蒋先云、杨开慧、毛泽民、夏明翰、柳直荀、黄静源等，大多数锻炼成为党的优秀领导干部。
毛泽东早期在湖南的建党活动中所创立和坚持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在斗争中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以及着重党的思想建设等等，为党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中共旅欧总支部的建立和周恩来的革命活动
周恩来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很大贡献。1920年11月初，他为了继续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真理，寻找根本改造中国的出路，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年底到达巴黎。当时到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已达1 500多人。周恩来一面参加并组织领导大家向中国和法国反动政府斗争，一面勤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亲身调查法、英、德等国工人阶级状况和工人运动，对欧洲的社会制度和各种社会思想、政治派别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分析，并加以比较、鉴别，更坚定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坚决认定，只有共产主义才是中国的“救时良方”，坚信只有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唯一拯救中国的道路。他说：“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
1921年3月，他在巴黎加入旅欧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10月，他和赵世炎、陈延年等在巴黎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积极开展了建团、建党的活动。
1922年2月，周恩来由巴黎前往柏林，在旅德中国学生中建立和发展共产主义组织。他还经常奔走于巴黎、柏林之间，组织报告会，在先进的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中进行形势教育，提高大家的共产主义觉悟。6月，旅欧的中国少年共产党成员已达70余人，周恩来和赵世炎、陈延年等在巴黎西郊的布伦森林召开了中国少年共产党代表大会。周恩来向大会报告了他起草的组织章程。同年冬，中共中央通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已加入共产党小组的党员组成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周恩来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在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工作。党和团的旅欧总支部成立以后，周恩来明确指出，要“特别注意于宣传主义，吸收同志”。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建立了共产主义研究会，组织大家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出版了《少年》（1923年改名《赤光》）月刊，在旅欧学生和华工中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1923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邓小平被选为总支委员，并和陈延年共同负责《赤光》的编辑出版工作。周恩来还经常为其撰文。他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深刻地论证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批判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性，阐明了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同时，对当时颇为流行的社会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潮，进行了批判。为了反对各种反动的政治派别，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运动，周恩来还在每星期六和星期日，到巴黎近郊的大学区、工厂区、勤工俭学学生集中地的小咖啡馆演说，揭露国家主义派反人民的真面目。经过周恩来的反复宣传和斗争，华工和勤工俭学学生中，各种错误思潮日见衰减，共产主义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党、团组织也随着发展壮大了。当时，在法国的华工有18万多人，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总支部专门建立了一个华工运动委员会，大力开展华工运动。首先发动群众，瓦解行会、帮派组织、建立统一的华工总会，出版《华工旬报》，系统地对华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阶级教育。通过组织工人俱乐部、举办工人夜校和各种华工补习班，帮助工人学习文化知识和马克思主义。周恩来经常深入工厂和华工工棚，深受华工群众欢迎。通过一系列的工作，在华工中培养了许多优秀干部，吸收了一批优秀的华工入团入党。
1922年冬，周恩来还热情地介绍了远涉重洋、迫切寻求革命真理和寻找共产党组织的朱德和孙炳文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夏周恩来回国后，朱德在国外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周恩来在领导党和团的旅欧总支部工作中，非常重视发扬党内民主，倾听大家的各种批评和意见，使政治生活朝气蓬勃，各项工作都很活跃，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为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干部和坚强的革命活动家，为党的创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党和团的旅欧总支部的很多优秀同志在中国革命的斗争过程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如蔡和森、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陈乔年、刘伯坚、向警予、熊雄、孙炳文、郭隆真等。还有很多同志，几十年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同周恩来一起，一直担任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领导重任，如朱德、邓小平、李富春、陈毅、聂荣臻、徐特立、蔡畅、李维汉等。他们是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涨 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根据大会决议，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集中力量领导中国工人运动。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最早设在上海，后迁北京，在上海、汉口、湖南、广东、济南等地设有分部。总部负责人为邓中夏等，湖南分部主任为毛泽东。书记部出版了指导工人运动的刊物《劳动周刊》（1922年6月被迫停刊，7月迁京后改为《工人周刊》）。党通过书记部，建立各地的工会组织，领导工人斗争，并以交通运输工人（首先是铁路和海员工人）中的工作为重点。因为铁道、航路等交通网，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吸血管，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控制中国的要害，也是中国产业工人最多的地方。
中国工人运动有了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便有了全国规模的迅速发展。
1921年下半年，在上海、汉口、广州等地的纺织、烟草、土木建筑、人力车各业工人，和陇海、京绥及粤汉铁路武（汉）长（沙）段的工人，因要求改善生活、反对外国监工压迫而不断发动罢工斗争。1921年12月31日，湖南万余工人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中国的华盛顿会议。
由于中国共产党有效的领导和推动，自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工人运动高潮。在这个高潮期中，罢工斗争共达100次以上，参加斗争的工人达30余万人。其中影响较大的罢工斗争是香港海员大罢工、安源煤矿大罢工、开滦煤矿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这些罢工不仅是经济斗争，而且带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的性质。中国工人运动一开始就是在自己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并且一开始就在中国人民面前表现了工人阶级是反帝反封建的先锋队和最坚决的革命力量。
香港海员大罢工的胜利 掀起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第一个大罢工，是1922年1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
香港的中国海员工人受英帝国主义的直接压迫，生活非常痛苦。他们经常航行到欧美各国，受到当时世界革命潮流的影响（如英国煤矿、铁路、海员三角罢工时，曾邀请在伦敦的中国海员参加），阶级觉悟较早。1921年他们组织了自己的工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工会组织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他们首先发动了罢工斗争。
1922年1月12日，为了反抗香港英国资本家对中国海员工人的奴役，要求增加工资，香港海员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领导下举行罢工。先后加入罢工的海员有2万多人，使许多船只停泊在香港，开不出去。到1月底，香港的运输工人举行了同情罢工，罢工人数达3万多。英帝国主义一方面指使在香港的中国买办出面“调解”，以便缓和罢工斗争；一方面又派人到菲律宾、印度、上海等处招募新工人，企图打击罢工运动。但这些阴谋诡计，都遭到了以苏兆征、林伟民为首的海员工会的坚决回击而失败了。
在海员坚持罢工的影响下，2月底，香港全市工人不顾英帝国主义的强暴干涉，举行了总同盟罢工，罢工人数增到6万多，这就大大增加了罢工的力量，繁荣的香港一时竟成“死港”。对此，英帝国主义实行野蛮镇压，罢工工人便毅然离港回广州去。3月4日，当罢工的群众步行回广州途经九龙附近的沙田时，驻扎在该地的英国军警竟向工人群众开枪射击，死4人，伤数百人，这就是沙田惨案。但这并没有能够阻止工人返回广州，反而更激起了工人的愤怒，在广州工人的大力支持下，继续坚持和扩大了罢工斗争。
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工人支援香港海员的大罢工。北方铁路工人进行了募捐声援，“援助香港海员”的大旗飘扬在京汉铁路的火车头上。各国工会也发来了许多慰问和声援的电报。
香港工人的斗争，坚持了8个星期，使英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利益遭受巨大损失，终于迫使英帝国主义答应工人的要求。3月6日，香港政府明令取消2月1日所颁布的封闭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反动命令，送回被拆去的工会牌子，释放被捕工人，并答应抚恤沙田惨案的死难工人，增加工资15％～30％。罢工工人在英帝国主义者给工会重新挂起牌子后才复工。当工会牌子在万众仰望中徐徐挂上时，欢声雷动，爆竹连天，声震全港，罢工得到了完全胜利。
这次罢工，开始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它说明了中国工人运动是在反帝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这是中国工人运动的特点。在反帝和争取自由的共同目标下，中国工人阶级在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联合起来了。这个斗争的胜利，增强了中国工人阶级对于自己力量的信心。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劳动立法运动 香港海员大罢工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工人的斗争意志，推动了全国各地的工人斗争。继香港海员罢工胜利之后，3—4月有长江海员罢工的胜利和上海纱厂工人罢工的胜利。各地工会组织也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
为了统一全国工人运动和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1922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162人，代表12个城市，100多个工会，23万名会员。代表中有共产党党员，也有国民党党员、无政府主义者及无党派人士。大会讨论了工人参加民主革命、消除各地工会的行帮观念、成立全国总工会以及对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通过了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以及八小时工作制、罢工援助案等议案。大会并通过了在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会总通讯机关的决议。这项决议及大会的整个过程，说明参加大会的代表们承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这就奠定了统一全国工人运动的基础。这次大会进一步推动了当时的罢工高潮。
但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没有为当时汹涌发展的罢工高潮制定一个斗争的纲领，这是大会的最大缺点。为了弥补这一缺点，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7—8月发动了劳动立法运动，提出了《劳动法大纲》19条，在《工人周刊》和全国报纸、杂志上刊登。大纲要求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同盟罢工、缔结团体契约、进行国际联合等自由权利，要求合理地规定工时、工资及劳动保护等。全国各地工人热烈拥护这个大纲。唐山、郑州、长沙等地工会召开工人大会，举行示威游行，并利用吴佩孚的“保护劳工”的虚伪口号，通电全国各团体及国会，要求国会通过这一大纲作为工人最低限度的要求。书记部又召集了北方铁路工会代表在北京开会，并招待国会议员和新闻记者，作广泛宣传。当然，军阀政府卵翼下的国会不可能通过书记部提出的劳动法，这就揭穿了吴佩孚所谓“保护劳工”口号的欺骗性。经过劳动立法运动，使《劳动法大纲》深入人心，成为工人运动的斗争纲领。
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的发展 毛泽东在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以后，为了加强党的阶级基础，进一步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水平和组织程度，集中精力领导了湖南的工人运动。他担任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主任，并派李立三、蒋先云、郭亮等，到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湖南常宁的水口山铅锌矿、粤汉铁路和长沙各重要产业和手工业中去开展工人运动。他自己并亲自担任长沙许多工会的秘书，直接领导长沙工人的罢工斗争。
湖南工人在党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在1922年至1923年初，随着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涨，也掀起了一个罢工斗争的高潮。大小罢工斗争十数次，罢工人数最多的达1.7万多。这些斗争由于领导的正确，大都取得胜利，对全国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粤汉铁路、安源路矿、水口山铅锌矿三处罢工影响更大。
1922年1月，湖南第一纱厂工人为要求年终奖金，在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黄爱、庞人铨领导下全体罢工。罢工不久，军阀赵恒惕逮捕并杀害了黄、庞，使湖南工人运动受到了挫折。但是党和毛泽东在白色恐怖的困难情况之下，坚持艰苦的工人工作，使湖南工人运动得以继续开展。
9月9日，粤汉铁路武（昌）长（沙）段工人为要求惩处工贼、保障政治权利、改善生活待遇举行了罢工。这次罢工虽然遭到军阀的武装镇压（工人被枪杀，罢工领袖郭亮等被逮捕），但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得到了湖南、湖北等地工人的有力支援，坚持斗争20天，终于获得了“解除压迫、维持团体、改良生活、提高人格”的大胜利。在这次罢工胜利的基础上，11月，在毛泽东主持下，正式成立了粤汉铁路总工会，这是全国铁路工会中成立最早的统一组织。
9月14日，安源路矿（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1.7万多工人，为了保障政治权利、改善待遇和增加工资而爆发了大罢工。安源路矿是帝国主义控制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企业，是一个充满着阶级仇恨和蕴藏着革命烈火的场所。1921年秋，毛泽东曾去安源，深入煤井和工棚了解工人疾苦和要求，启发工人群众团结起来打倒吃人的剥削者，创造自己当家作主的新世界，在安源工人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回到长沙后，毛泽东派李立三到安源开辟工作，随后又派蒋先云等去安源，以平民教育的合法形式办工人夜校，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通过“十人团”、“百人团”等形式组织工人，成立了安源工人俱乐部，建立了党组织。1922年9月罢工前夕，俱乐部会员已发展到700多人。这就吓坏了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反动的路矿当局妄图解散工人俱乐部，镇压工人运动。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于9月上旬再次来到安源，同党组织和俱乐部负责人一起分析了革命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作出了大罢工的决定，并派刘少奇到安源工作。毛泽东向安源工人宣传，要争取罢工的胜利，必须有牢固的团结和坚强的斗志，同时要采取“哀兵必胜”的策略，提出“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等“哀而动人”的口号，争取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在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的正确领导下，举行了胜利的大罢工。这次罢工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伟大力量，大大推动了湖南和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潮。
1922年冬，毛泽东去安源巡视工作，帮助安源工人总结罢工斗争的经验，指示安源党组织将一批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工人吸收入党，成立党的地方委员会。安源工人运动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蓬勃发展，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一面红旗。在1923年二七惨案后的全国工人运动低潮时期，全国大企业中的工会几乎被破坏无余，只有安源工会硕果仅存。
10月，长沙4 000多泥木工人坚持了21天的罢工斗争，获得了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的胜利。这是长沙工人第一次的罢工胜利。这次罢工，树立了共产党和毛泽东在广大工人群众中的崇高威信。11月25日，毛泽东领导长沙铅印工人举行罢工，坚持17天，也获得了完全胜利。
12月5日，党和毛泽东派蒋先云、谢怀德等领导了水口山铅锌矿3 000多工人的罢工，经过21天的斗争，最后获得了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工人有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承认工人俱乐部的合法地位等重大胜利。27日召开庆祝大会，水口山周围农民也来参加，共1万多人。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工农一起高呼“罢工胜利万岁”、“工人农民万岁”、“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军阀”等口号，为工农联合开创了先例。
1922年至1923年间，长沙手工业工人，除上述泥木工人罢工以外，其他如理发业、缝纫业、织造业、笔业、人力车、陶业等各行业工人，都提高了觉悟，成立了工会组织，也进行了十分英勇和坚决的罢工和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1922年下半年，湖南特别是长沙的工人运动达到了最高潮。到10月，全省已有14个单位正式成立了工会，有组织的工人在4万人左右。这时，原来作为领导湖南工人运动的机构——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全省工人统一的组织。于是，1922年11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这个地方总工会有14个基层工会，会员4万多人，毛泽东被选为总干事。各地工人都庆贺这件大事。这是当时除了武汉工团联合会以外，全国成立的第二个地方统一的工人组织。
为了争取湖南工团联合会的合法权利和工人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权利，毛泽东领导工团联合会所属各工团代表，在12月11—13日，同湖南赵恒惕军阀政府及赵恒惕本人进行了一次尖锐的当面说理斗争。毛泽东利用赵恒惕所颁布的省宪法的条文，逼使赵恒惕及其政府承认了工人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权利，和工会有代表工人向政府交涉的权利，并就势解决了一些具体劳资纠纷问题。这次斗争，赵恒惕政府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工团联合会方面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因而大大鼓舞了工人们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在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领导下，湖南工人运动继续发展，到1923年4—5月，参加工团联合会的工会已达30多个，有组织的工人达5万人左右。1923年京汉铁路二七惨案发生后，工团联合会曾领导了湖南2万工人的大示威游示，抗议吴佩孚的暴行，并募捐救济“二七”被难工人。
党领导的初期农民运动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也有一些党员开始注意到了农民运动，并领导了初期的农民运动。
党所领导的农民运动，最早开始于广东的海丰和陆丰。1921年5月，彭湃就在他的故乡海丰组织农民，在1922年成立了农会。农会替农民办学校、医院、合作社，领导农民进行反勒索斗争（反对城市土霸勒索农民的粪船捐），使农会逐渐在农民中树立了威信。农会又不断地教育农民，启发他们的觉悟，进一步领导他们进行减租斗争。
1923年1月，海丰县总农会成立，会员有10万人左右。以海丰为中心，陆丰、惠阳、紫金、惠来、普宁等县也成立了农会组织，会员增加到20余万人，形成一支在党领导下的强大的革命队伍。1923年8月和1924年2月，海丰农会两次被陈炯明解散，农民运动遂转入秘密斗争。
在湖南，水口山工人、共产党员刘东轩和谢怀德，于1923年初在衡山岳北白果地方组织农工会。9月，建立了岳北农工会，领导农民为坚持平籴和阻禁地主谷米、棉花出口的斗争，同时开始酝酿减租减息斗争。周围数十里的农民加入农工会的达4万余人。
在浙江，1921年下半年由共产党员宣中华等在萧山衙前乡组织农会，领导农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减租斗争。不到一个月，萧山和绍兴一带有农会组织的达60余村之多。
这些农民运动，不仅表现了农民在残酷的压迫剥削下不愿照旧生活下去，而且说明了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农民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虽然这些运动不断受到军阀、地主的摧残和镇压，但是，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逐渐成为一支坚强的巨大力量。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党关于民主革命基本纲领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集中主要力量领导工人运动，也开始领导了初期的农民运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革命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提出了一个重大的任务：必须进一步提出一个明确的、具体的革命纲领，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战斗。这个任务由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担负起来了。
中国共产党提出关于中国革命的纲领，得到了共产国际和列宁的帮助。
共产国际和列宁早在1920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已经提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的基本纲领，规定了共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所应采取的基本方针。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又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中国、朝鲜、蒙古、日本等远东国家和爪哇等地区的代表团。中国共产党派了王尽美、邓恩铭等参加。这次大会在列宁领导下，揭露了华盛顿会议的帝国主义性质，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和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当前最大的敌人。明确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问题，认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军阀制度和封建的土地制度。大会宣言中说：我们要对英、美、日、法和其他的世界强盗宣布一个“死生以之”的战争，我们要对剥削中国的中国军阀宣战，将土地从不劳而食的人们手中收归，将权力握在我们——工人和农民自己手里。会议期间，列宁还接见了中国产业工人的代表，指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无限光明的前途，勉励中国工人阶级团结其他革命群众，推动中国革命前进。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代表，不久回国参加了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的这次大会，具体地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革命纲领的制定。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的代表有陈独秀、杨明斋、谭平山、蔡和森、许白昊、李达、王尽美、李震瀛、施存统、罗章龙、张国焘等12人，代表党员195人。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等9个议决案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大会讨论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和党的纲领、政策问题。讨论的结果都反映在大会的宣言中。
宣言规定了党的最高纲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宣言详细地规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关于民主革命的基本纲领。
宣言首先分析了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和国际环境。指出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世界已划分为革命与反革命两大阵营，帝国主义已走上日益崩溃的道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各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的联合日益密切，必定会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统治。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必须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取得胜利，宣言指出，“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的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
宣言分析了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初步指出了在国际帝国主义宰割下的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宣言指出：“帝国主义的列强在这八十年侵略中国时期之内，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共同的殖民地了，中国人民是倒悬于他们欲壑无底的巨吻中间。”而中国社会，“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政治方面还是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
宣言指出，中国当前的革命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当前阶段中国革命性质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宣言提出了“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战斗口号。
宣言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动力，认为工人阶级、广大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力量，指出：“中国幼稚资产阶级为免除经济上的压迫起见，一定要起来与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奋斗。”从而，宣言提出了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的号召。
宣言提出了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纲领：
（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
（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
（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四）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
（五）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六）工人和农民，无论男女，在各级议会市议会有无限制的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绝对自由；
（七）制定关于工人和农人以及妇女的法律：
1．改良工人待遇：（甲）废除包工制，（乙）八小时工作制，（丙）工厂设立工人医院及其他卫生设备，（丁）工厂保险，（戊）保护女工和儿童，（己）保护失业工人等；
2．废除丁漕等重税，规定全国——城市及乡村——土地税则；
3．废除厘金及一切额外税则，规定累进率所得税；
4．规定限制田租率的法律；
5．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
6．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
在这一民主革命的战斗纲领中，提出了中国人民的当前的基本任务：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完成了这些基本任务，也就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途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1922年6月15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还批判了当时资产阶级关于“恢复国会”、“联省自治”、“好政府主义”等各种改良主义主张的错误，以清除他们在人民中的影响。同时，指出国民党民主派革命屡次失败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他们革命的不彻底。在这个文件中，提出了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作坚决斗争的具体主张：“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因为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战争。”
中国共产党在当时虽然是一个刚刚成立一年、人数不多的党，但是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党，因此，它能在全国人民面前、在历史上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和口号，并能为自己提出的纲领和口号而坚决奋斗。这个纲领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根本要求。从此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就在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旗帜下，进行翻天覆地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就在事实上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
但是，宣言还存在着缺点。首先，没有明确指出中国民主革命必须由中国无产阶级来领导。宣言中虽然说中国工人阶级将来“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但是又认为党的任务只是“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这在实质上是把无产阶级从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地位降到资产阶级助手的地位。
其次，宣言没有提出工人农民的政权要求和农民的土地要求，认为民主革命成功后工人农民“不过得到一些自由与权利”。这就没有看到，在中国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但是绝对必要和可能的，而且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唯一道路。其间不可能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
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被推选为委员长。大会还通过了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并决定出版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
1922年9月13日，《向导》周报在上海出版。《向导》周报在向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进行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斗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二次大会以后，党继续加强对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1922年5月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全国已有团员4 000人。
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工人运动的继续高涨 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全国工人罢工斗争继续高涨。除了前面说过的湖南工人罢工斗争外，全国各地在1922年下半年同样达到了罢工斗争的高潮。
7月23日，汉阳铁厂工人为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反对解散工人俱乐部，反对无理开除70余名工人而举行罢工，历时5天，最后取得胜利。
8月5日，上海近2 000名海员工人举行大罢工，反对资本家不执行增加工资的协议。罢工坚持了21天，停驶轮船达40艘，最后取得了增加工资三成的完全胜利。13日，汉阳兵工厂2 600多人罢工。15日，上海40家丝厂2万多人大罢工。24日，长辛店铁路工人3 000余人大罢工，使南北交通断绝。罢工虽然遭受军警干涉，但工人毫不畏惧。结果，除争得增加工资和每年年底发年饷1月等工人福利条件外，还迫使路局开除了压迫工人的工头，承认工人俱乐部（工会）有推荐工人之权。这一胜利成为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的推动力量，也鼓舞了各地工人的斗争情绪。
9月，汉口扬子机器厂工人罢工。10月，京奉铁路山海关铁工厂1 500多工人罢工，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3 500多工人罢工，汉口英、美烟厂3 000多工人罢工，京绥铁路千余车务工人罢工。
10月23日，爆发了著名的开滦煤矿3 700多工人的大罢工。这次罢工是为了反对英国资本家苛待工人，拒绝工人加薪要求，无理制止成立工人俱乐部而爆发的。罢工的人数后来增加到2万多（包括开滦五矿工人、秦皇岛码头工人、唐山铁路工厂工人、京奉铁路工人等）。25日，工人在唐山矿务局门前游行示威，遭到了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直系军阀的武装屠杀，工人死者5人，受伤者50余人，被捕者十余人。此后，各工会（如唐山矿务局工会、京奉铁道唐山工会、启新洋灰公司工会等）被封闭，工人领袖被捕入狱，罢工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联合进攻下没有取得胜利。这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以血腥镇压来向工人阶级反攻的开始。
11月，上海纱厂和上海英、美烟厂各3 000多工人举行罢工。12月，正太铁路石家庄机器厂千余工人罢工。
1923年1月，津浦铁路浦镇机器厂和浦口码头工人联合罢工，汉口英、美烟厂再次罢工和汉口英租界棉花厂3 000多工人罢工。直到京汉铁路工人的二七大罢工达到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
京汉铁路工人的二七政治大罢工 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全路工人为了争取成立总工会，反对军阀的高压政策，爆发了政治大罢工。
1922年，京汉铁路各站已组织了16个工会分会，代表3万多有组织的工人。在全国工人运动高涨和工人觉悟提高的基础上，进一步组织统一的工会领导机构——京汉铁路总工会——已成为最普遍最迫切的要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半年的筹备，决定在1923年2月1日在郑州正式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
但是，在开会前夕，当时盘踞在河北、河南、湖北等省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由于对工人阶级这一强大力量进一步组织起来感到畏惧，竟下令禁止开会。工人代表据理力争无效，群情激愤，决定不顾军阀的野蛮干涉，如期开会。
2月1日，大会代表及来宾约200人（大会代表65人，各路各处工会来宾130余人），突破军警的拦阻，进入会场，准时开会。当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时，群众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这时会场已被军警包围。下午4时，大会宣布散会，代表和来宾们冲出重围。他们的住所也被军警包围。他们完全失去了自由，饮食不得，并被勒令立即离开郑州。会场内各团体赠匾、对联等均被捣毁。总工会所在地也被占驻。
总工会被迫于当晚举行秘密会议，决定于4日12时京汉铁路全路总罢工。提出“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的口号；提出撤销京汉铁路局长赵继贤等的职务及赔偿大会损失等5项要求，作为复工的条件，并呼吁全国工人阶级和各界同胞给予支援。为指挥罢工便利起见，总工会移至湖北江岸办公。
2月4日，京汉铁路全体总同盟罢工开始了，仅仅3个小时，全路所有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驶，表现了工人阶级的无比威力。
罢工的第二天（5日），军阀军队到处强迫工人开工，都遭失败。6日，武汉各工会各派代表数十或数百人，共2 000余人持旗赴江岸慰问，举行了盛大的慰问大会。到会者万余人，全场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武汉工团联合会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群情激昂，会后举行大示威游行，并进入租界示威。
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不仅在政治上严重打击了军阀吴佩孚的反动统治，而且在经济上更使他受到了致命的损伤。因为维持吴佩孚统治的反动军队的经费主要来源，是靠京汉铁路的收入。这样，他就准备用残酷的屠杀政策来对付罢工。
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也妨碍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驻北京的帝国主义各国公使团在总罢工后召集紧急会议，议决向北京军阀政府提出严重警告，唆使其镇压工人。汉口英国领事也在2月6日召集湖北督军肖耀南（吴佩孚的部下）的代表及外国资本家的联合会议，商议镇压工人的办法。
吴佩孚得到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便开始其屠杀暴行。2月7日，由军阀肖耀南的参谋长张厚生以“调解”为辞，约定时间要工人代表到工会会所谈判。届时，张厚生率军两营，包围工会会所，企图一网打尽工人代表。当时工人代表尚未到达会所，军阀的阴谋落了空，但在工会会所的数百名徒手的工人纠察队却遭到了袭击，当场死30多人，伤200余人，因重伤致死者数人。接着，军阀率兵搜查工人区，逮捕工人数十名，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也被捕，绑在电线杆上。张厚生命令兵士刀砍林祥谦的臂膀，迫令他下令复工，但林祥谦英勇不屈，严词拒绝，说：“我的头可断，工是不上的！”遂被屠刀砍杀，壮烈牺牲，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先进战士的忠贞气节。
同日，长辛店也同样发生惨杀，死4人，重伤30余人（隔天死者不少），轻伤和被迫逃亡者无数。其他各站也有屠杀情形。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武汉工人运动先进战士共产党员施洋也被捕，15日牺牲于武昌。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罢工开始时，就发表了《告工团书》，指出工人阶级为争取自由反抗军阀斗争的正义性，并号召全国各地工会，对京汉铁路工人“本阶级斗争之精神，切实援助”。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表《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指出：“这个惨杀凶手吴佩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乃是全国争自由的人民的敌人。”并号召全国人民说：“你们应一律准备和争自由的先锋军——工人阶级——起来打倒惨杀工人的军阀吴佩孚曹锟呀！打倒一切压迫工人的军阀呀！”
全国各工团、各群众团体，都积极支援了京汉铁路工人的斗争。举行同情罢工的有道清、正太、粤汉及津浦等铁路工人，汉阳钢铁厂、汉冶萍轮驳、丹水池、扬子机器厂等工人。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在毛泽东领导下，号召湖南工人起来支援二七斗争，并举行了2万多人的大示威游行，抗议吴佩孚惨杀工人的血腥暴行。此外，京奉铁路工人，京绥铁路工人，香港海员及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各业工人和学生市民，或酝酿罢工，或游行示威，或募集款项，都尽力援助。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曾专为此事件发表宣言，海参崴工团总会和日本朝鲜无产者同盟，也都拍来了恳挚的电报，给京汉铁路罢工工人以有力的支持和慰问。
帝国主义和军阀吴佩孚决定继续血腥镇压工人。在江岸，肖耀南宣布特别戒严，各帝国主义驻华海军也全数登陆。他们用恐怖手段强迫工人上工，但工人们没有总工会的命令坚决不复工。坚持到2月9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武汉工团联合会为了保存力量准备将来更大的斗争，劝告工人复工，工人才忍痛复工。这次惨案，京汉铁路牺牲工人40余人，伤300多人，被捕入狱者60余人，被开除流亡在外者1 000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这时，北京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人员也被通缉，书记部被迫由京迁沪，各铁路工会亦被封闭。在反动政府的血腥镇压下，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二七运动显示了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和革命积极性的迅速增长。在罢工斗争中，总工会成为指挥工人行动的司令部，工会的一切决议和命令都成为工人自己的法律。这些充分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坚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许多烈士，像林祥谦、施洋等在敌人血腥屠杀面前，表现了宁死不屈、慷慨就义的高尚气节和工人阶级自我牺牲的革命品质。二七斗争使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信大大提高了。以二七斗争为顶点的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成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的力量基础。中国这一巨大的工人运动高潮，也使世界工人阶级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鼓舞了世界工人阶级的斗争。正如共产国际为二七斗争发表的宣言中所说：“中国工人阶级已经登上了世界的政治舞台。”
二七运动也使工人阶级取得了血的教训：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同盟军，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就无法在毫无民主权利的条件下战胜全副武装的反动派。因此，工人阶级必须与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包括几千万人口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反帝反封建的同盟。并且必须用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才能获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从此以后，党采取了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组织革命统一战线和革命军队，从事农民运动，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进行革命战争。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党关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政策的决定 二七惨案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以推动中国的革命运动，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讨论的中心问题是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到会代表有毛泽东、李大钊、陈潭秋、张太雷、蔡和森、向警予、瞿秋白、谭平山、陈独秀、张国焘等30多人，代表党员420人。共产国际派马林出席了这次大会。
关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列宁于1920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已经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思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应该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合作以反对帝国主义，但要在合作中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
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会上，马林传达了国际要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进一步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提议。会议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但多数人只赞成同国民党建立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对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却十分怀疑。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又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合作的决议。决议指出：“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只要国民党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的立场。孙中山这时已经看到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表示愿意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孙中山和他领导的国民党已同意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的政治主张，并且容许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外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政府，这时也不禁止工农运动，而且取消了治安警察条例和压迫罢工的刑律，表现了对民主政治的拥护。因此大会肯定了孙中山是革命的民主派，认为应该与他密切合作。
大会也正确地估计了将国民党改造成为四个阶级（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的可能性。国民党本来就不是一个阶级的政党，它的前身革命同盟会就曾是一个反清的革命联盟；孙中山作为革命民主派，又是一般群众所了解的。共产党员加入孙中山的国民党，用国民党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民主革命联盟，这样可以吸收更加广大的群众来参加民主革命，以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因此，党应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和改造国民党，使它成为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及其他民主力量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同盟。
大会在讨论党和国民党合作的具体政策时发生了争论，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
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的错误倾向。他们认为，既然以民主革命作为党的中心工作，就应该集中全力于国民党，应该“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不必同时进行共产党的工作。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使共产党和国民党合并，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只能站在消极的帮助地位，顶多是对国民党进行一些批评，而不能站在领导地位。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功了，是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不能得着别的什么。他们还认为，无产阶级只有等资产阶级共和国成立，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后，再来领导第二次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社会主义。这就是他们的“二次革命论”的错误理论。他们根本就没有打算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民主革命，以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从而进一步创造条件使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样，当时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可以说是自觉地、有理论地放弃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而把领导权送给资产阶级。
陈独秀看到工人运动暂时挫败，就对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丧失了信心。他在大会发言中，以二七罢工的失败来证明工人阶级力量的薄弱，他甚至抱怨说：“中国共产党早生了五年。”同时，他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他说，资产阶级的力量毕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他认为民主革命如果没有资产阶级的参加，就没有阶级的意义。
另一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他们认为国民党不能成为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反对共产党员和工人农民加入国民党。后来他们又赞成加入，但要保留产业工人不加入。他们“反对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主张工人应该在自己的政党旗帜之下参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资产阶级性的国民党组织，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
这种思想是不了解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同时，也和右倾错误思想一样不了解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
在争论中，大多数代表认为，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一些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利用统一战线组织发展革命的力量，发展工农运动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大会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大会着重批判了张国焘等怀疑国共合作的“左”倾观点，也不同意马林、陈独秀等“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认为必须坚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月12日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
大会讨论农民问题时，陈独秀竭力贬低农民的力量，否认农民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他说中国农民太落后了，他们还有房屋、锄头，是保守、畏难苟安、不革命的。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报告，用湖南工农运动的事例，说明工农结合的重要性。
大会还讨论了二七大罢工问题。有的代表认为这次罢工牺牲太大，失业人多。毛泽东和多数代表批评了这种悲观论点，指出罢工的政治意义和影响是重大的。毛泽东还建议营救被捕工人，救济失业工人和烈士家属。大会通过《关于劳动运动的议决案》，决定选举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组织工人救济委员会，并发动社会舆论，迫使军阀吴佩孚释放被捕工人。
大会还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关于青年运动的决议案》、《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等7个决议案。
大会对建立革命军队问题和农民土地问题没有加以应有的注意。
这次大会选出中央委员9人，候补中央委员5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大大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作了必要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积极帮助 孙中山在20世纪初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以民主主义政纲开始他的革命活动，但屡次革命都遭受失败。正如他在《国民党宣言的旨趣》一文中所说：“大抵我们革命，起初的时候，奋斗均极猛烈；到后结果，无一次不是妥协。即举‘排满’、‘倒袁’、‘护法’三役而言，我们做革命都是有头无尾，都是有始无终，所以终归失败。”从1911年革命以来，孙中山的斗争接二连三地遭受挫折，1922年8月，更因陈炯明叛变而被迫避居上海。这些严重失败，使孙中山陷于绝望之中。
孙中山在他感到自己“没有一点实力”、走投无路的时候，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启示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他重新振奋起来，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正如毛泽东所说：“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予以极大的注意和关怀，并对孙中山采取友好合作的态度。
1921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中国，经李大钊介绍，在广西桂林访问了孙中山。当时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两点意见：（1）要进行革命，就要有好的政党，这政党要联合各个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2）要有革命武装的核心（过去孙中山等只是联络军阀军队），要办军官学校。孙中山对这些意见表示十分赞成和极大的兴趣。
孙中山在陈炯明叛变后避居上海时，中国共产党为了帮助孙中山派了自己的代表去会见他。刚到中国的苏联代表越飞也在这时和孙中山见了面。
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积极帮助，是从两方面来做的。一方面对他进行了适当的带鼓励性的批评，热情地表扬了他的光荣的革命传统，也严肃地指出他依靠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不依靠民众的错误。另一方面通过共产党员个人关系，给他以积极影响，当时李大钊、林伯渠等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建议，孙中山于1922年9月在上海召集了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研究国民党改组计划的会议，成立专门机构起草宣言、党章及党纲。1923年元旦，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等纲领。这些纲领虽然不彻底，但也表明了孙中山确在进步着。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和苏联代表越飞联合发表宣言，正式确定了在联俄政策基础上的平等的中苏关系。这个宣言充分表明了列宁领导下的苏联对孙中山的友谊和帮助。
1923年2月孙中山回粤，3月在广州成立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的政府。苏联又派鲍罗廷和一些军事顾问来到广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李大钊应孙中山的邀请也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于是，孙中山在广州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当时有共产党员参加任中委），聘请鲍罗廷为顾问。1923年11月发表改组宣言、党纲草案，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筹备召开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3年11月24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上海召开。为了使国民党成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统一战线组织，会议提出了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组织，争取“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的方针，并决定在全国凡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一并加入”；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中国共产党为之建立；在国民党中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应成立秘密组织，一切政治性的言论行动，须受中国共产党的指挥。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用以“表明国民党是一个符合时代精神的政党”。三届一中全会和共产国际的这一决议，为国民党的正式改组作了重要的组织和思想上的准备。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最重大事件。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蹂躏下的黑暗的中国，人民的痛苦达到了极点，迫切需要一个改变现状的革命。这个革命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革命政党来领导。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坚强的革命政党，来领导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事业，并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途而奋斗。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满足了这个历史提出的要求。
由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用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所以它能够始终如一地忠诚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正确地规定了自己的第一个中心工作是从事工人运动，首先发动自己的阶级力量，使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进一步结合起来。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中国出现了第一次罢工运动的高潮。在这13个月的时间内，以毛泽东、邓中夏等为代表的几十个共产党员发动和领导了30万工人的100多次罢工斗争。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也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领导能力。这一时期，农民运动也有了初步的发展。
党和工人阶级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纲领，作为进行斗争的奋斗目标。1922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担当了这个任务，制定了民主革命的基本纲领，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口号。从此，中国人民就在这个战斗口号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解放自己的革命斗争。
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对于罢工运动高潮曾是缺少戒备的，但是，在罢工运动的声势日益扩大和深入的情况下，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就联合起来对罢工采取了武装屠杀的镇压政策，于是，发生了京汉路工人二七惨案。
二七运动是第一次罢工高潮中声势最大的一次罢工，也是这次高潮的最后一个浪潮。二七运动失败后，工人运动转入了低潮。二七运动向党和工人阶级提出了新的问题：工人阶级不能只靠自己一个阶级去和敌人搏战，它必须联合一切可能的革命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以反对强大的敌人。
从二七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
1923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地决定了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积极帮助孙中山把国民党改造成为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实现中国工人阶级和其他民主力量的联盟。
党的第二次、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没有能够注意和正确解决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问题、工农人民政权问题、农民土地问题和革命军队问题。这些问题，在革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日益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