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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中国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智慧的人民。封建社会制度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长期的封建剥削制度、封建专制政治和封建礼教禁锢，使社会生产力停滞不前。17世纪40年代以后，统治中国的是清王朝。它和以前各个封建王朝一样，是保护封建剥削制度的地主阶级的国家权力机关。满族贵族和汉族地主官僚结合在一起，实行极端反动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政策，残酷地镇压人民起义；对外严格实行“闭关自守”政策，以维护其封建统治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19世纪30年代，当中国还停留在封建社会的时候，世界资本主义正处在急剧上升的阶段。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迫切要求开拓新的更大的商品市场和扩大统治范围。从1840年开始，被西方人喻为“东方的黄金世界”的中国，便受到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猖狂掠夺。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使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一般说来，在1894年中日战争以前，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带着垄断前自由竞争阶段的特征，即以商品输出为主要经济侵略形式。1840年，英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经过海盗式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随后有1857年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和1884年的中法战争。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和英、美、法、俄等外国侵略者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向外国侵略者割地，赔款，开辟通商口岸，建立租界，并给以协定关税权、领事裁判权、沿海和内河航行权、传教士自由活动权等等特权。这些，就给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造成了有利的条件。除鸦片的继续大量进口和白银的外流外，外国资本主义利用实际不及5％的关税和2.5％的子口税（外国的进出口货物，在一个口岸纳税后，便可通行无阻，所过关口，不得另行课税），向中国倾销棉布、棉纱、煤油、钢铁等工业品，并从中国运走了大量的生丝、棉花、豆类、茶叶和其他原料。从1864年到189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由9 480余万海关两增加到2.9亿多海关两，由1864年出超240余万海关两变成1894年入超约3 400万海关两。外国货物的倾销，严重地打击了中国城乡的手工业，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原料的掠夺，又刺激了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这样，就开始破坏了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
19世纪70年代起，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外国资本在中国逐渐增设工厂、银行，特别是多次对清政府借款，表现出资本输出的趋势；不过这时的资本输出数量不大，主要是为商品输出服务的。19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就从以商品输出为主转到以资本输出为主了。这个转变以1894年中日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为标志，这个条约给予帝国主义在中国设厂的特权，明显地打上了资本输出这个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印记。中日战争后，又有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帝国主义列强又强迫丧权辱国的清政府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进一步强占和“租借”中国大片领土，在中国驻扎军队，划分势力范围，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控制中国反动政府，为它们大量向中国输出“过剩”资本提供了条件。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发矿山，修筑铁路，开办工厂，办理航运，从而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列强又通过对中国反动政府的附有政治经济条件的借款，和在中国开设银行，操纵了中国的金融、财政大权。在中国的外国银行，到1913年，共有21行和101个分支机构，主要是英国的汇丰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俄国的道胜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等，它们是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中心。各帝国主义联合组成银行团，如1912年的英、美、法、俄、日、德六国银行团，更成为中国经济、政治的最高统治者。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帝国主义列强在华投资达22亿多美元，反动政府的外债达11亿多美元（包括庚子赔款）。帝国主义列强还垄断了中国的对外贸易，这时，中国对外贸易每年入超，大都在1亿海关两以上。
外国侵略者为了达到变中国为其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目的，还豢养了一个为他们服务的买办阶级，作为他们侵略和掠夺中国的工具。他们还扶植清政府和各地的军阀势力，竭力反对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和一切进步运动。他们曾经帮助中国封建统治者绞杀了1851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直接镇压了1900年的义和团反帝运动，还帮助中国封建势力篡窃了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的果实。
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开始由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即半独立）的和半封建（即半资本主义）的社会，而在1894年中日战争之后，中国就已经完全沦为帝国主义宰割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了。
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的最主要的障碍。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的另一个主要障碍，是封建主义。
清封建王朝在被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打败以后，就逐步向侵略者屈服，并依靠他们来镇压国内人民革命。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以后，清政府更完全投降了帝国主义，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和看门狗。1912年成立的被袁世凯篡窃了大总统权力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是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封建统治者的政权。而各个地方军阀，则依靠着各自的帝国主义后台，在中国各省和各个地区实行反革命的封建割据。
各帝国主义愈是支持各自豢养的封建军阀，军阀之间的混战就愈趋激烈。各派军阀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争着出卖中国的主权和资源，以换取各自主子的支持。1912年至1919年的8年间，中国各派军阀公开和秘密举借的外债，大小共182笔，数额达8亿元以上。
军阀割据和混战，不仅直接损害了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还带来赋税的加重。到1918年，仅北京政府的军事预算就达2.03亿元，较清王朝统治时军费预算最高的1910年增加了1倍。这些庞大的军费，通过杂税、厘金、捐输、摊派，日益苛重地直接间接加在农民、小手工业者、中小商人的身上。在战争时，更是以武力实行征兵、征粮、拉夫，甚至公开地抢掠。
在广大农村中，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虽然已遭到了破坏，但是封建的土地制度和剥削关系，却依旧保存下来。地主和旧式富农占农村人口一般地不到10％，但他们却占有70％～80％的土地，并且多半是好地和近地。雇农、贫农和中农虽然占农村人口的90％以上，但他们的土地只占全部土地的20％～30％。这种封建的土地占有状况，使农民不得不租种地主阶级的土地而忍受苛重的封建剥削。地租形态有的是实物地租，有的是货币地租；缴纳办法有的是定租制（不论年岁丰歉，缴纳一定数量的地租），有的是分租制（从当年收获物中，按一定比率缴纳地租）。一般的地租总要占全部收获物的五成或五成以上。此外，农民还要给地主做各种无偿的劳役，向地主缴纳各种贡品。而且，地租剥削还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农民借高利贷，通常是在春荒时借粮，到秋后归还时要一本一利，还有“驴打滚”、“现扣利”、“出门利”等名目。买办商人则替帝国主义在农村中推销商品、收购农产品，进行不等价的欺诈性的剥削。
农民在这种残酷的剥削下，生活非常穷苦。人们常说的一句话：“糠菜半年粮”，就是大多数农民生活实况的写照。加上严重的水、旱、虫灾经常发生，就使得许多农民倾家荡产，啼饥号寒，甚至被逼得卖妻鬻儿，流离失所。
中国人口的80％在农村，农村中的封建势力就是中国反动政治的基础，是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像两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它们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因此，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推翻它们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就成为近代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
工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出现 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当时已经有大规模的手工作坊、工场手工业，如瓷器业、绸缎业等，因其服务于皇室贵族、官僚地主而形成全国性的市场。中国社会根据自己的发展规律，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其目的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因此，它们竭力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却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外国资本主义不但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被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
1840年至1860年，中国尚无自己的近代工业，只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在香港、广州、上海等通商口岸办了少数规模不大的近代企业。
从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近代工业开始出现。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大官僚，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了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培植自己的势力，依赖外国侵略者，在上海、安庆、福州、南京、天津等地创办了一些近代机器生产的军事工业，主要制造枪炮、弹药，修造船舶等。
从70年代起洋务派开始创办民用性质的近代企业。这些企业除少数官办外，大多采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形式。如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汉阳铁厂，以及在上海等地设立的缫丝、纺织、织呢、制麻、造纸、火柴等工厂。
在6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后，开始有一些纯粹商办的企业。这时，有一些商人、地主和官僚在上海、广州、福州、宁波、天津、重庆等地办了一些缫丝、轧花、面粉、制茶、碾米、五金、木材、造纸、火柴、印刷、机器修造等工厂。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民族工业。但它们的规模都很小，并且一开始就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守旧势力以及带有很大的买办性和封建性的洋务派官僚企业的压迫、损害和排挤。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生长。
60年代至1894年中日战争前这一时期，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无视中国主权，擅自在中国开设了一些近代工业企业。如英国的太古、怡和两个轮船公司，英、法、德、意等国开办的铁器、造纸、印刷、火柴、纸烟、缫丝、砖茶、面粉、轧花、打包等新式工业。虽然为数不多，规模也不大，但对刚刚产生的中国民族工业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从1894年中日战争后，帝国主义各国由于获得了在中国设厂的特权，扩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外国投资的工厂企业大有增加。从1895年至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18年当中，帝国主义在华所设的投资在10万元以上的厂矿共约136家，其中矿山冶炼工厂32家、食品工厂39家、纺织工厂16家。1913年，全国机械开采的760多万吨的煤产量中，有710多万吨为帝国主义所垄断，机械开采的铁矿和新法冶炼的生铁则几乎全部为外国资本所控制。中国境内铁路由1895年的360多公里增加到1913年的9 600多公里，绝大多数是帝国主义投资建筑的。在航运方面，帝国主义投资经营的轮船公司也有很大的扩展。
列宁曾指出：“资本输出总要影响到输入资本的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大大加速那里的资本主义发展。”
清政府在1894年中日战争中的失败，暴露了洋务派官办企业的腐朽性，从而宣告了他们的“新政”的破产。社会舆论要求“设厂自救”，清政府不得不放宽对民办工业的限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便开始了初步的发展。
1895年以后，在上海、宁波、无锡、苏州、杭州、南通等地，私营的面粉厂和纺织厂等不断出现。1897年，仅江苏、浙江、湖北三省私营的纱厂和缫丝厂，就有30家。到1913年，全国新式工业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厂矿（不包括军火厂、铸币厂）有549家，其中绝大多数纯为商办。这是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突出的新现象。但同时，中国民族工业也明显地表现出它的软弱性，工业的基础——重工业掌握在帝国主义者的手里，民族资本所有的一点轻工业，无法与在各方面都比自己占压倒优势的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及其商品输入相竞争。因此，不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中国的工业是不能顺利地发展起来的。
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斗争和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人民革命运动。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及其走狗中国封建统治者的过程。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经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夜，这80年是中国人民进行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这个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封建势力，它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中国人民在这一时代里，曾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地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是1851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和1911年的资产阶级革命。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前后坚持了14年，势力扩展到17省，建立了与清朝封建政权对峙的称为“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政权，组织了强大的武装，在内政、外交上实行了一系列的革命政策，发动了广大农民为推翻封建土地制度而斗争，并且抵抗外国侵略者，起了阻止中国殖民地化的作用。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英勇地担负了反对国内封建势力和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双重任务。它沉重地打击了中国的反动统治，震动了全世界。中国农民在太平天国革命中所显示的巨大威力，表明了农民不仅是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军，而且也是反侵略的主力军。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最后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这个革命仍旧只是一个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战争。农民虽然受到残酷剥削，具有革命的要求，而且人数众多，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力量，但他们毕竟是分散的小生产者，被旧的落后的生产方式所限制，看不到也不能实现以新的社会制度来代替旧制度。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有比过去一切农民革命更鲜明的纲领、制度。太平天国曾制定了有名的土地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这个纲领根本否定了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度，主张每一个农民都可以平均地保有维持普通生活的一定的土地和财产。这个纲领，一方面表现了农民的彻底反封建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又反映了从农民阶级的狭隘眼光出发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并不能够引导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只能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小农经济的水平上。从社会发展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小私有者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空想。
同时，太平天国革命所处的时代，已经是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和中国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变成了比较强大的敌人。在这样的时代里，单纯的农民战争遇到如此强大的敌人，即使是像太平天国革命这样宏大的规模，也不可避免地要遭受到最后的失败。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终于失败的事实证明：小生产者的农民不能担负领导中国革命达到胜利的任务；在已经进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革命，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就不能战胜站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强大敌人。
1911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是一个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其知识分子）的领导，有革命政党的组织，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政纲。这个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专制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并且在中国人民中播撒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种子，大大促进了中国人民民主主义的觉醒。
但是，这个革命仍然是很快地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领导这个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中国资产阶级虽然揭起了民主主义的战斗旗帜，却没有也不敢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独立的纲领，也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对封建主义以真正动员农民大众起来的土地革命纲领。他们提出了“平均地权”和“土地国有”的土地纲领，但所谓“平均地权”，就是要求地主自报地价，然后由政府去“照价收买”或“照价收税”，这实际上只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办法，而且根本无法实现。“土地国有”虽然最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但他们这个主张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实行。他们并且认为只要实行这样的土地纲领，就可以“预防”在欧洲已经充分暴露了黑暗和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以为中国可以因其落后而能“预防”和“跳过”资本主义达到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正如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所指出的，乃是小资产阶级的主观社会主义的空想。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既不能动员农民力量并和他们结成联盟，又不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采取坚决态度。因此，革命的失败也是不可免的。这个革命在它胜利的同时就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代表袁世凯篡夺了革命的果实，而终于流产了。
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事实证明：中国资产阶级也不能领导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达到胜利；领导这一革命的历史责任，不能不落到正在成长壮大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的肩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1914年至1918年，帝国主义列强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势力范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的一方是以德、奥为首的“同盟国”，支持德、奥两国的有保加利亚和土耳其；战争的另一方是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后来加入“协约国”的有意大利、日本和美国等。大战期间，英、法、俄、德、意等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这主要表现在它们在中国倾销商品连年激增的趋势暂时停顿下来，而中国对外贸易数额则逐年增加，入超数额大大减少，如下表：
上述情况，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得到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机会，出现了所谓中国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1913年至1920年，民族资本共设厂1 061家，其中纺织工业（包括棉织、丝织、毛纺织、印染和轧花工业）占244家。1913年，纱厂的纱锭只有48.419 2万枚，到1919年便增加到65.874 8万枚，到1922年更增加到150.663 4万枚，比1913年增加了2倍多。面粉工业，1900年只有2个厂，到1916年增加到67个，1919年更增加到120多个。大战期间，中国面粉出口由7万担增至396万担，由战前的面粉输入国一跃而为输出国。缫丝工业，1913年缫丝出口额为7.015万担，1919年增至11.802 8万担，即增加了68％。其他像卷烟、火柴、搪瓷、造纸、蛋粉、榨油、肥皂、颜料等轻工业，也有迅速的发展。据当时农商部的统计，1914年工业企业注册的资本是6 200多万元，1920年增为1.55多亿元，增加了一倍半；资本在50万元以上的大企业，1914年共占总数的4％，1920年增加为14％。伴随着这些新兴轻工业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情况的好转，中国的银行业在这一期间也有所发展，1911年只有8家，到1919年便增加到了48家。重工业方面也有某些发展。大战期间，新办和恢复了贾汪、长兴、北票、正丰、长城、柳江、怡立、中和、淮南等煤矿，民族资本经营的机械开采的煤产量，由1913年的五六十万吨增加到1919年的312万多吨。其他如铁矿、生铁等生产，都有所增加。
总之，在此期间中国民族工业确实得到了比较迅速的发展。但是这个发展还是有限的，而且存在着很大的弱点：作为工业和国防力量基础的重工业生产，虽然增加了一些，但是，同轻工业的发展比较起来，就显得极其微弱。如从1913年到1920年民族资本开设的1 061家工厂中，属于轻工业的有675家，占63.6％，而属于冶炼工业的仅有4家，占0.37％。况且，中国民族工业和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工业，又形成了一种垄断势力，这样，中国的民族工业仍然摆脱不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依赖，仍然不能不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束缚和压迫。
大战期间，日、美两国却乘机扩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在贸易方面，1913年日本对华贸易总值为中国对外贸易总值的19.75％，而1919年则增加到39.46％，居帝国主义对华贸易的第一位。在投资方面，除了大量对中国反动军阀政府借款外，还在中国大力开办厂矿企业。从1914年至1921年的7年中，日本在华设立的较大的厂矿就有222家（不包括在华掠夺的工厂），帝国主义在中国控制的矿冶工业，大部分归其所有。纺织工业的扩张也很快，日本在华棉纺工厂的纱锭，由1913年的11.193 6万枚，增加到1919年33.292 2万枚，约增加了2倍；布机1913年为806台，1919年为1 486台，增加了84％。日本还利用合办、借款的方式控制中国民族工业。1916年，日本在中国拥有27家银行，成为掠夺中国的总枢纽。美国也同样抱着控制中国的野心，并同日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它除了扩大对中国的贸易（1913年对华贸易总值占中国对外贸易总值的7.5％，1919年增加到16.4％，居第3位）以外，还企图通过中国的反动军阀获得在中国的政治支配权和经济特权。1914年到1916年，美国和袁世凯政府达成了5次借款协议，共5 000万美元，并夺得了在中国修筑铁路及其他特权。总之，日、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和掠夺直接影响着当时民族工业的发展。在1922年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又卷土重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所谓“黄金时代”，也不过是“昙花一现”就结束了。
工业无产阶级的壮大 随着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社会新生的阶级——工业无产阶级也成长和壮大起来。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在19世纪60年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出现以前，在40年代已经出现在外国资本主义在华的企业中，作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反对力量而发展起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出现以后，中国无产阶级又同时在外国资本主义在华企业、中国官僚买办所办的企业和中国民族资本家的企业中发生和壮大起来。所以说，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更长、资格更老，因此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为广大。
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中国工业的发展而迅速壮大。产业工人人数，由1913年的大约120万发展到1919年的200万左右（见下表）。这是中国社会中崭新的阶级力量。
1919年中国产业工人人数的统计
中国工业无产阶级所受剥削的深重和贫困的程度是其他国家少有的。工人劳动时间很长，一般每天在12小时以上，多则16小时，甚至20小时。工人多半没有星期日的休息，如1909年官办广东士敏土厂的开办章程就明文规定：“终年不息火，不停工，无星期礼拜之说，每月亦无放工”。这种残酷的剥削，“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
。中国工人的工资非常低微，1919年前后，普通工人每日工资是一二角到三四角，而当时米价每担常在10元左右。这种工资水平只有当时同种类的英国工人工资的1／7，日本工人工资的1／4。许多工厂均按日计算工资，一切例假工资按日扣除，发生事故停工，当日的工资甚至要按时计算，加上物价不断高涨，实际工资不断下降，工人连最低限度的生活都不能维持。
在中国没有保护劳工的法律，没有失业救济，工人的生命没有起码的保障。生病、因工负伤没有必要的补贴。一般厂矿企业的安全设备之坏，也是骇人听闻。在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号称“关怀劳动保险”的抚顺煤矿，根据1913年一年的统计，灾害事故达2 918次，死伤人数达3 148人；仅1917年一次瓦斯爆炸就死了921人。根据1920年初对唐山开滦煤矿的调查，该矿矿井经常发生窒闷、穿水、瓦斯起火、倒塌或煤层下坠等事故，在矿内因这些事故而致死者平均每月4人，致伤人数比死的多2倍。井下的煤用人工挖、用马拉，要是发生塌陷或其他事故，矿方救马忙于救人，因为死一匹马价值180元，而死一个工人仅出抚恤费40元，工人的生命比牛马还不如！
在近代企业中还普遍施行各种封建性的剥削制度，如包工制、包身工、养成工等。包工制即由大工头向资本家包下一定工作，再转包给小工头，小工头再包雇工人，层层进行盘剥。如开滦矿务局的煤，全由工头包挖。包窑的人，照章以大作包出来，再以小作雇工，所雇的小工，每日下井8小时，工资不过铜板20枚。工头还用诱赌、放债等方法，使工人愈做愈穷，欲走不能，成为终身的劳役。包身工是受资本家和包工工头双重剥削的少年工人（多系农村少女）。带工工头以极低微的包身费，与其家庭订立包身契约，包身期限一般三年。在此期间，工人完全失去自由，在资本家和工头的欺压下，进行繁重的劳动，全部工资都归带工工头所有，只给一点勉强维持工人自身食宿的费用。养成工是由资本家雇来的童工，三五年内只供食宿，期满艺成后仍需为资本家干活，工资极低。此外，工人可以随便被开除、罚款、挨打、扣工资，还有侮辱人格的搜身制。资本家和工头甚至可以设置刑具、“勒以兵法”，“军法从事”。至于女工和童工，被剥削更为厉害，工作时间同成年男工一样，而工资只抵成年男工工资的1／2，还不时受到侮辱和欺压。
中国工人在政治上毫无民主权利，罢工在反动政府的法律上是犯罪的事。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订立《暂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条例》等规章，残暴地对付工人的正当要求，任意逮捕和枪杀工人。如1913年汉阳兵工厂工人和北京邮政工人的罢工，都遭到军阀的镇压，有的罢工领袖被处死刑，有的被迫自杀；1915年安源煤矿罢工工人，竟被反动派当作土匪处置。
中国工人遭受这样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是世界罕见的，所以他们具有坚决彻底的革命性，特别能战斗。除极少数工贼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
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又很集中。中国近代工业虽然不多，但主要分布在少数大城市，因而工业无产阶级也比较集中，并且集中在少数大厂矿里。根据13个省的不完全统计，1900年至1910年间，雇用500人以上的厂矿有156家，共24.039 5万人，其中40家外国厂矿，几乎占了一半。在156家中，1 000人以上的有65家，共15.245 2万人；万人以上的有2家，共2.509万人。1934年对上海的调查，在有500人以上的企业内做工的工人，占上海工人总数的57％，并且大部分集中在纺织、煤铁矿、造船、运输等企业。从地区来说，上海等几个工业大城市，每地集中工人十万以至数十万。据1925年上海总工会调查，仅上海一地就有产业工人50万，连同附近几个工业发达的县份如无锡、南通等共有产业工人百万左右。武汉三镇共有40万人，天津有30万人，香港有25万人，广州有10万人，东三省的沈阳等城市、工矿区共有60万人。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在全国人口中虽然占少数，但是因为它很集中，不仅有利于整个阶级的团结，而且有利于战斗。在有了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条件下，就使它能够成为一个在全国政治生活中最有力量的阶级。
除了工业无产阶级以外，中国还有城市小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和商店店员约1 200万人，农村的无产阶级（即雇农）及其他城乡无产者，尚有一个巨大的数目。如果加上农村中的半无产者——贫农，那么全国各种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人数就大大地超过全国人口的半数。他们所受的压迫和剥削，都是非常残酷的。同时，由于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多半是从破了产的农民出身，这就使他们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于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综上所述，中国工业无产阶级的特点是：第一，它的阶级地位低下，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种压迫；第二，它很集中；第三，中国其他无产者半无产者人数众多，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和他们，尤其是和农民有密切的联系。这些特点，使中国无产阶级成为一个特别能战斗的革命阶级。
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同世界无产阶级一样，是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的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它是中国社会的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它代表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要求打破中国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代之以适合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的以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以，中国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前途的代表者。中国工业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决定了它必然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
初期的工人运动 遭受残酷剥削与压迫的中国无产阶级，从它产生的那一天开始，就以反抗压迫者的战斗姿态，不断地进行着罢工等各种斗争。
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在广州出现了最早的搬运工人的组织——广州打包工人联合会。1858年，为了反对英法侵略军占领广州城，以市政、搬运工人为主的2万多香港工人举行罢工，全体回到广州。这是中国工人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最早一次规模庞大的罢工。
1879年至1913年间，根据当时报刊统计，主要的罢工斗争达78次之多。
中国无产阶级曾在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的组织下，参加过推翻清王朝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并成为这一革命斗争的动力之一。自从1895年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开始，海外的华工就曾积极地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1906年，安源煤矿6 000名工人曾参加了同盟会在萍乡、浏阳、醴陵的起义。1911年，川汉铁路筑路工人曾举行起义，配合了当时的反对“铁路国有”的人民反清运动。同盟会进行革命活动所依靠的主要力量的“会党”，就是以城市的苦力和搬运工人作为重要组成部分之一。1911年革命失败后，海外华工、海员等继续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这时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还是作为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追随者参加革命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国无产阶级的迅速壮大，罢工斗争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较大的斗争有：
1914年，上海招商局、太古、怡和三个轮船公司的宁波籍海员，响应一部分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了同盟罢工。
1915年，安源煤矿工人为了反对残酷剥削和反对外国工程师袒护工头殴打工人，举行了罢工。罢工由哥老会组织领导，后因军队镇压、领袖被杀而失败。
1916年，北京政府财政部印刷局工人、上海翻砂工人、上海英商香烟公司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举行了罢工。
1916年11月15日，天津法租界全体工人为反对法帝国主义扩大法租界举行罢工，1 700多人参与，从工人到店员、仆役、巡捕全部参加，并得到天津和全国各界人民的支持，北京等地工人还举行了支援罢工。斗争坚持了五六个月，终于迫使法帝国主义放弃全部吞占老西开的野心。这次斗争具有鲜明的反帝政治斗争性质。
1917年，湖南水口山矿工和上海英美烟厂工人各3 000人发动罢工。
1918年4月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上海纱厂的工人举行了多次罢工，各厂每次罢工人数平均在三四千人以上。根据不完全统计，1918年一年内全国罢工达30次，而1919年5月以前就达19次。
这些日益增长的罢工，主要是由于工人不能忍受牛马不如的生活状况，不能忍受残暴的虐待，反对克扣工资和要求提高工资而自发进行的经济斗争，也有一些具有着明显的反帝反封建性质，因而促进了中国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但是，当时无产阶级还没有自己的政党和统一的工会的领导，尚处在自在阶级的状态。工人所建立的各种组织，带有较浓厚的行会和帮口的色彩，如各种秘密结社（哥老会、老君会、三合会等）、帮口（在一地的工人，以同乡关系结合起来，如上海工人中有宁波帮、绍兴帮和湖北帮）和行会（如木工有鲁班公所）等，所以不能适应无产阶级斗争的要求。
随着工业无产阶级力量的迅速发展，以及国际工人运动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工人运动的规模也日益扩大，这就迫切需要有自己阶级的政党产生。伟大的列宁早在1912年就科学地预见到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会有工人阶级政党出现。他说：“由于在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中国无产阶级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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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的新觉醒 —— 新文化运动的发生 在1914年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要求打破封建主义的束缚；先进的知识分子痛心于袁世凯统治下中国的黑暗和混乱，要求中国进步和改革。于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新觉醒的新文化运动，便以1915年9月创刊的《新青年》杂志（主编者陈独秀，原名《青年》杂志，自第二期改名《新青年》）为中心，逐渐发展起来。
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要求有三个：提倡民主、提倡科学和提倡新文学。《新青年》杂志揭起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当时称为拥护“德谟克拉西”先生和“赛因斯”先生），与封建文化思想展开了猛烈的战斗。
提倡民主，就要反对封建专制政治和封建旧礼教、旧道德，反对为封建制度服务的孔子学说。针对当时出现的尊孔复古逆流，陈独秀、李大钊、吴虞等激烈地抨击孔教，发起“打倒孔家店”的斗争，认为孔子学说是两千年来的专制政治、宗法家族制度和吃人礼教的思想基础，是独夫民贼的御用工具。两千年来，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将孔子学说奉为圣典，当作不可变更的教条。经过这场反孔教的斗争，使许多受封建思想束缚的青年，开始了思想上的解放。李大钊号召青年“冲破过去历史之网罗，破除陈旧学说之囹圄”，以创造民主的“青春中国”，表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气概。陈独秀则介绍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传播资产阶级民主原则，以反对专制制度。
提倡科学，就要反对迷信、盲从、独断的封建哲学、宗教。当时《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恽代英等人的不少文章，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介绍自然科学，宣传唯物论、无神论。鲁迅主张用“科学”这一味药来诊治中国人民在思想上迷信鬼神的病。此外，当时知识界中还展开了关于个性解放、妇女解放、婚姻自主等问题的热烈讨论。
为了传播民主、科学的思想，为了人民的启蒙，就必须大力提倡新文学、白话文，反对封建文学、文言文以及所谓“国粹”。陈独秀等主张推倒封建主义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建设民主主义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把革新政治和革命文学结合起来，把反对文言文斗争和反对孔教斗争结合起来。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等也参加了白话文运动，但是他们的主张仅仅限于文学表现形式的改良，把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作为文学改革的最高目的。他们是当时新文学运动中的改良派。当时在反对文言文战线上，文学革命派和改良派有结成同盟的可能，于是胡适就利用《新青年》的威信，贩卖他从美帝国主义那里搬运来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货色。
把文学革命的内容和形式结合得最好的是鲁迅。鲁迅在1918年、1919年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几篇小说，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真面目。《狂人日记》尖锐地揭露了满嘴仁义道德的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孔乙己》深刻揭露了清王朝文化专制主义的弊害——科举制度；《药》一方面刻画出了人民尚未觉醒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革命先驱者脱离群众的悲剧，并预示人民终将觉醒起来，踏着革命先驱者的血迹前进。这些作品是对封建制度最有力的控诉书，是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相结合的良好典范，是中国新文学的先驱。
虽然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觉醒，就总的来说还未脱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范畴，同时在对文化遗产的批判态度上还有绝对否定的缺点。但是，它的革命精神和战斗勇气，震动了中国的思想界，极大地启发了中国人民的民主觉醒，而且也为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照亮了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道路 1919年11月（俄历十月），俄国人民在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在俄国的黑暗统治，冲破了世界帝国主义的阵线，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向全人类展示了共同的美好前景，也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
俄国苏维埃政府成立的第二天，就发表了有名的《和平法令》，向全世界各民族提议建立真正持久的和平，反对民族压迫；宣布帝俄政府及临时政府和外国订立的一切秘密条约和压迫别国的不平等条约“立刻作废”。1919年7月，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发表宣言，声明苏俄决定放弃过去帝俄与中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因缔约而享受的一切非法特权，宣布“凡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1920年9月，苏俄政府再次向中国宣言：所有俄国以前政府与中国缔结之条约皆属无效，放弃侵占所得之中国领土及中国境内之俄国租界，并将俄皇政府及俄国资产阶级掠自中国者，皆无报酬地永久归还中国。对苏俄布尔什维克党的国际主义政策，中国各民众团体（包括工人、学生、资本家等各阶级、阶层），纷纷致电赞扬，称苏俄工人、农民、士兵是“世界最可爱的人类”、“正义人道之骄子”，称苏俄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以平等地位对待中国的国家，中国人民表示热忱的感谢，并愿“一齐努力，除那特殊的阶级，实现那世界的大同”。十月革命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信心。
十月革命的胜利，促使全世界无产阶级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进一步联合起来，建立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给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在十月革命开辟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里，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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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使中国人民找到了解放自己的真理。“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自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阵下来，宣告破产了。”
究竟怎样解放中国呢？中国人感到茫然，感到无路可走。就在这时候，十月革命胜利了，它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胜利的；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就必须掌握这个思想武器。十月革命激发了中国先进分子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热情，产生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便在中国有了初步的传播。
在1918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欢呼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李大钊指出，“布尔什维主义就是德国马克思的学说”，就是要“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而俄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因此，我们“应该为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庆祝；……应该为民主主义把帝制打倒，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而庆祝”。这些充满着热情的语言，有力地揭破了当时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封建统治者诬蔑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主义为“洪水猛兽”、“过激主义”的谰言。
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意义作了正确的估计，初步指出了十月革命以后世界历史已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他认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代表中国人民唱出了响亮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歌声。他又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的新潮流”，在这种潮流面前，应该是：第一，不要逃避革命；第二，对这种潮流，只能迎，不可拒。这样，他就揭示了中国必须实现社会主义的道理，启示了中国革命所要走的道路和方向。
这两篇文章代表了中国先进分子对十月革命以后的世界局势的看法，以及根据十月革命的经验重新考虑中国问题的倾向。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人民生活的痛苦，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增长，推动了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涨。在欧洲，1918年1月，芬兰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成立了人民代表苏维埃；11月，德、奥爆发革命，推翻了半封建的君主专制；1919年3月，匈牙利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曾一度建立苏维埃共和国；4月，德国巴伐利亚省工人也曾建立苏维埃政权；在东方的日本，则在1918年8月爆发了全国范围的“米骚动”——饥民抢米的革命斗争。在殖民地和附属国，在1918—1919年间，民族解放运动也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比较大的斗争有土耳其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印度、埃及的民族独立运动和朝鲜人民的反日起义等。这些斗争都给了帝国主义以直接的打击。这样，在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中国就在1919年爆发了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运动——五四运动。正如毛泽东所说：“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
巴黎和会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十月革命的胜利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表明了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领导力量的革命风暴不可避免地即将到来，中国革命必然要进入新的更高的阶段。
自1911年（辛亥）革命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夜，中国处在一个黑暗和混乱的时期。1912年3月，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就任所谓“中华民国大总统”，中国继续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所统治。1914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其邻近中国的便利条件，利用西欧列强无暇东顾的机会，大举向中国侵略，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1914年9—11月，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武装攻占原为德国势力范围的山东省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1915年5月9日，日本又强迫袁世凯政府接受使中国殖民地化的“二十一条”。12月，日、美两国狼狈为奸，赞助袁世凯复辟帝制。
1916年6月袁世凯在广大人民的讨伐声中倒毙，北京反动政府的政权落在另一个北洋军阀亲日派段祺瑞的手里，他的统治一直维持到1920年7月。段祺瑞继承了袁世凯的卖国事业，他在美、日两国怂恿下，于1917年对德宣战，并以“参战”名义，大量向日本借款，以强化其反动的军阀统治。日本企图在与美国取得某种妥协的条件下独占中国，两国在同年11月订立了《蓝辛石井协定》，日本以承认美国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的条件，换取了美国承认日本在华特权。1918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又与段祺瑞政府签订了反对列宁领导下的苏俄和反对中国人民的所谓《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个协定使中国丧失了军事主权。这一切，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在一个时期内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机会。”
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
1918年11月，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同盟国”的失败而结束。1919年1月，战胜国方面的英、美、法、意、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法国的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这是一个在“和平”掩盖下的帝国主义强盗的分赃会议，其目的是为了宰割战败国和重新瓜分殖民地，反对苏俄和世界人民革命运动。
中国由于在大战中参加了英、美等“协约国”方面，也算是战胜国之一，派了代表去参加和会。中国代表在人民的压力之下，向和会提出要求归还在大战时被日本夺去的德国在山东占有的各种权利；结束德、奥在华的政治经济权益；废除日本和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还提出了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的七条“希望条件”：放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驻华军警，裁撤外国在华邮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等。
操纵和会的主要是英、美、法三大帝国主义国家。美国为了和日本争夺中国，在会前曾向中国许诺愿意支持中国收回山东的权益，并在会前高唱“扶助弱小民族”等欺骗调子，企图扩大美国在中国和世界上的影响。英、法虽然和日本有矛盾，但在山东问题上它们狼狈为奸，互有默契。1月底，和会十人会议讨论处理德国殖民地问题时，提出了山东问题，日本声称山东权利是它在对德作战时取得的，并借口“二十一条”中对于日本在山东的权利有明文规定，段祺瑞政府在1918年又有“欣然同意”的复文，坚持不肯交还山东权利。4月中旬，山东问题被再度提出讨论。由于日本施加压力和英、法一贯支持日本，美国为了缓和战胜国列强间的内部矛盾，并企图利用日本作为东方的宪兵，以镇压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威胁苏俄，就背弃了自己对中国的诺言，向日本妥协。4月30日，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最后决定，由“和平”条约第156、157、158条规定，大战时日本趁火打劫去的德国在山东占有的各种特权，全部让给日本。至于中国要求取消各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七条“希望条件”（当时没有要求立即实行，只是要求和会规定一项原则作为各国对华政策的方针，以使这些特权逐渐取消），美、英、法三国一致反对，和会根本不予讨论。关于取消日本所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的请求，也说不在和会讨论范围之内，不予讨论。关于结束德、奥在华的权益，这本是最低限度的合理要求，但操纵和会的列强不但横加限制，反而趁机相互掠夺这些权益。如“和平”条约明文规定：中国政府未得《辛丑条约》有关各国公使之许可，不得自行处理北京使馆内德人公私产业（第130条）；德国应允取消汉口与天津租界，中国将其开放作为公共居留贸易之用（第132条）；德国应允将广州沙面英国租界内之国有财产让与英国（第134条）；等等。至此，中国人民对巴黎和会的要求不仅完全被无理否决，而且经过巴黎和会反而正式把德国在山东占有的权利断送给日本了。对此，中国军阀政府竟采取妥协态度，并以如不签字“有害六端”的卖国理由欺骗人民，准备在和约上签字。
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出以后，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首先起来反对，要求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同时，全国舆论沸腾，群情激昂，广大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就像火山一样爆发了。5月4日，北京学生3 000余人在天安门集合，举行游行示威，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取消‘二十一条’”、“誓死力争，还我青岛”、“废除中日军事协定”、“抵制日货”等口号。示威群众一致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当时任交通总长）、陆宗舆（订“二十一条”时的驻日公使，当时任币制局总裁）、章宗祥（是经手向日本借款的，继陆宗舆后任驻日公使，签署“欣然同意”把山东权利让给日本的就是他）三人。队伍游行到东单赵家楼，包围了曹汝霖住宅，愤怒的群众痛打藏在曹宅的章宗祥，火烧赵家楼曹宅这个卖国贼聚会的黑窝。这是革命群众不畏权势、不怕血腥镇压的英勇的革命行动。北京军阀政府派出反动军警残暴地进行镇压，殴打爱国学生，并逮捕了32人。第二天，全北京的爱国学生实行总罢课，表示强烈抗议。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发通电，散传单，组织演讲团。爱国学生在北京街头，在长辛店等工人区，挥泪演讲，号召人民奋起救国，要求严惩卖国贼；听众也情绪激昂，随着高呼爱国口号。天津、保定、上海、南京、湖南、武汉、两广、福建、山西、陕西、浙江、江西、四川、东三省等地的学生都纷纷起来响应。军阀政府被迫于5月7日释放被捕学生。从5月7日到6月3日，学生联合会组织了演讲团、国货维持会、护鲁义勇队等等活动，继续进行斗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等在北京，毛泽东等在长沙，周恩来、马骏等在天津，指导了这场伟大的反帝运动。反动军阀在采取了威胁利诱手段无效以后，又进行残暴镇压。6月3日、4日，出动大批军警，逮捕北京爱国学生1 000多人，监狱人满为患。这一野蛮行为，进一步激起了全国各界不可遏止的反帝反军阀怒潮。
“ 六三”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大罢工 “六三”以后，由于无产阶级参加战斗，使斗争突破了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的范围，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工、学、商联合的广大群众性的革命运动。
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首先从上海开始发动。6月5日，日商纱厂的工人首先举行罢工。从5日至11日，参加罢工的有纺织、机器、印刷、铁路、电车、汽车、电话、造船、码头、轮船、烟厂、铁厂等50多个单位的工人，共六七万人。其中沪宁、沪杭两条铁路工人的总罢工，使交通断绝，给全国以极大影响。接着手工业工人也几乎全部投入罢工浪潮，整个上海陷入瘫痪状态。6月9日至11日，上海工人举行了示威大游行。在这几天内，工人、学生和商人组织了“马路联合会”，自动行使警权。随着上海工人斗争的开展，京奉铁路的唐山工人3 000余人和京汉铁路的长辛店工人也举行了罢工。此外，济南、南京、长沙、九江、汉口、杭州、芜湖、无锡等地工人及其他一些小城市的工人，也都进行了罢工或示威游行。
6月5日，上海租界和南市闸北的商人也宣告罢市。接着，天津、南京、杭州、九江、武汉、厦门、济南、安庆等地也先后举行罢市。
山东、河北、山西、江西、湖北等地都派有代表到北京请愿，要求废除“二十一条”及对日的一切密约，并要求言论和集会自由。群众不仅行动起来，而且开始自动地组织起来，在天津和上海等地都有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也于6月16日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到会各省代表30余人，成立了全国学联，领导全国的学生运动。
全国反帝群众运动的高涨，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直接威胁了反动军阀的统治。在上海工人起来以后，北京军阀政府惊慌失措，6日、7日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并公开道歉；并被迫于10日上午发布准免曹汝霖本职的命令，下午又发布了准免陆宗舆本职的命令。10日，天津举行了大罢市。当天下午，天津总商会给北京政府拍发的十万火急的电报中说：“查栖息于津埠之劳动者数十万众，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倘牵延不决，演成实事，其危厄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急以明令并惩曹陆章及保护学生，以谢国人，而救目前。”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政府当晚又下令准免章宗祥的职务。13日宣布保护学生的命令。6月28日，在巴黎的中国政府代表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个消息传遍了全世界，给世界各帝国主义一个极大的打击，给世界人民以很大的振奋。
中国工人阶级发动这样声势浩大的反帝政治大罢工，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这支突起的大军，一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就表现了自己的崭新的战斗姿态，表现了自己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锋队和领导力量。中国工人阶级在各重要地区的罢工，给中国的卖国军阀政府一个有力的打击，对五四爱国运动取得重大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五四爱国运动的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五四运动给予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军阀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保卫民族独立和争取民主自由的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没有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自觉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并显示出了自己的战斗威力，使运动迅速取得胜利。这表明，中国无产阶级已经有力量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这样，五四运动就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在五四运动中，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认识到无产阶级力量的伟大，认识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必要，他们决心到工人中去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新文化运动推动了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而五四爱国运动中无产阶级所表现的威力，又推动当时许多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走上到工人中去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组织工人团体的道路。这就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使新文化运动进一步深入发展。这时候，新文化运动已不仅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运动，而且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运动；不仅主张民主和科学，而且进一步主张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不仅主张白话文、平民文学，而且逐渐发展到主张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于是，全国各地的新文化运动，一时成为一个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包括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波澜壮阔的思想运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社团和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除了原有的《新青年》，和为了开展社会主义的宣传，李大钊、陈独秀于1918年12月在北京创办的《每周评论》等刊物外，在湖南，1919年7月毛泽东创办了《湘江评论》；由李大钊任编辑主任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少年中国》杂志也于1919年7月在北京出版；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等组织了觉悟社，出版了《觉悟》；在上海，《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都在1919年6月创刊；在湖北，恽代英组织了利群书社；在广东，阮啸仙组织了新学生社；在四川有《星期日》；在浙江有《教育潮》。据不完全统计，在五四运动后的半年内，全国各地新出版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宣传社会主义倾向的报刊，达200多种。
在这个宣传社会主义的思想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书籍也开始出版了。如《新青年》杂志社在五四运动期间，出版了八本新丛书。1920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也被译成中文出版。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社会主义思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起了主导的和领导的作用，形成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启蒙运动。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大的特点。
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阶级斗争学说作了较全面的介绍。1919年12月和1920年，他又在《新青年》及其他刊物上发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论文，初步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中国的社会问题和思想史问题。这些论著的理论观点虽然有其不完备的地方，但在当时来说是很有说服力和战斗力的文献。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以后，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些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
《新青年》杂志在这以后两年多的时间中，即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曾先后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论文、关于苏联的研究和中国工人运动的论文、通讯等，共137篇。它逐渐成为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有很大影响的一个刊物。它影响了一代青年冲破思想禁锢，解放思想，追求真理。
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 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毛泽东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里。他从小就参加了农业劳动，与劳动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热爱学习，刻苦用功，并从自己的生活和学习中感受到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和人民生活的极端痛苦。辛亥革命爆发，他满怀救国救民的革命激情，参加了湖南新军，当了一名普通士兵。1913年春至1918年夏，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他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探求革命真理，积极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1917年夏，他步行千余里，深入长沙、宁乡等五县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向农民宣传民主革命道理。同年冬，他在长沙创办了第一个工人夜校，在工人中传播民主革命思想。1918年4月，他和蔡和森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在长沙组织了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的新民学会。它的宗旨明确，组织严密，在当时全国许多进步组织中，是较早的也是起作用较大的一个。新民学会在传播社会主义思潮，领导湖南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促进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中起了核心作用。同年8月19日，毛泽东为了组织进步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在馆长李大钊的帮助下，他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同时领导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并在长辛店铁路工人中从事考察，开始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1919年3月，毛泽东回到湖南，向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们介绍了社会主义的各种派别，还特别谈到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形，要大家加强学习。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站在运动的最前列。在他的推动和组织下，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又以学联为骨干，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开展了长沙等地的反帝爱国民主运动。1919年7月，他创办《湘江评论》，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宣传社会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每周评论》曾赞许它是当时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一种刊物。
《湘江评论》发表了毛泽东的著名论文《民众的大联合》，以及其他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毛泽东在这些文章中指出，由于十月革命所引起的世界革命高潮，是一支不可抗拒的力量，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各国阶级战争兴起的结果，必然是共产主义制度在全世界的胜利。他进一步指出，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人民也觉醒了，革命风暴已席卷全国，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毛泽东介绍了十月革命的经验和中国辛亥革命的教训，分析了当时革命运动发展的实际情况，指出改造中国社会的根本办法，在于民众的大联合，因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辛亥革命正是由于没有真正的民众联合才最终失败，而十月革命的胜利则正因为实现了民众的大联合。他坚信，中华民族有着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中国人民的大联合必将成功，光辉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湘江评论》不仅在当时湖南思想界有很大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全国进步思想界的重视。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被认为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被一些进步刊物所转载和介绍。
1919年9月，毛泽东积极组织湖南人民进行驱除统治湖南的皖系军阀张敬尧的革命斗争。他发动和领导了各校总罢课，组织了以新民学会为骨干的“湖南驱张请愿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等地。他率领的代表团，于1919年底到达北京。为了扩大驱张宣传，组织革命力量，毛泽东在北京创办了以揭露张敬尧的罪恶、进行社会主义思想宣传为宗旨的平民通讯社。1920年春，他研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书，确立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1920年夏，湖南人民驱张运动胜利。毛泽东从北京到上海，同陈独秀等讨论马克思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问题。这时，他在理论上也在行动上，成了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久，他回到长沙，继续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而斗争。
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反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 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这个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这三部分知识分子在提倡科学、民主和新文学，反对封建主义的文化中，互相合作，形成了文化统一战线。但到6月3日以后，当中国工人阶级以强有力的战斗姿态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的时候，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日益广泛，影响日益扩大，并逐步引导人民群众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就引起了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的极端恐惧和仇视，也引起了文化统一战线内部的分化。这种分化反映着两条道路的斗争，即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妥协投降的改良主义的道路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的斗争，而接受或反对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两条道路斗争的关键。
1919年7月，信奉实用主义、主张改良主义的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反动文章，开始公开反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他谩骂宣传“主义”，说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主张是“空谈”，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他反对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对中国社会问题作“根本解决”，主张“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主张只可对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作“一点一滴的改良”。同一时期，美国资产阶级哲学家杜威到中国来讲学，胡适又一连发表了七篇贩卖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文章，竭力宣传美国资产阶级的“金元哲学”。同年12月又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继续贩卖他的反动主张。胡适宣扬所谓“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目的，是企图用实用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来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伟大的指导意义，以便把广大人民群众引向同反动势力妥协的道路上去。
为了回答资产阶级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李大钊在1919年8月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严正地驳斥了胡适的反动谬论，并表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要走的道路。
（1）李大钊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研究问题不能离开方法，缺了主义。在这里，他传布了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的观点。
（2）李大钊认为，中国社会问题“必须求一个根本的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他指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根本改变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
（3）李大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者“要做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的思想。他认为如果不做这个实际运动，一切革命的主张就“永远不能实现”。这样，他指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走的方向——到工农民众中去，从事实际运动。这对当时的革命运动是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的。
这次论战，打击了胡适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攻击，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各地方出版的刊物上，不少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青年撰文支持李大钊的观点。在新文学运动方面，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文化新军，在1921年成立了在鲁迅支持下由茅盾（沈雁冰）等组织的文学研究会和郭沫若、成仿吾等组织的创造社等文学革命团体，在文学、艺术等方面，有了蓬勃的发展。
1920年2月至1921年4月，关于中国的出路问题，当时的社会主义宣传者陈独秀、李达等，对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研究系分子梁启超、张东荪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又展开了论战，即所谓“社会主义论战”。研究系原来是清末的君主立宪派，在袁世凯统治下的“进步党”。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这时却伪装成“社会主义者”来反对社会主义。他们的反动论据是中国还没有形成工业劳动者阶级，因此，不可能创造真正的工人政党，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他们诬蔑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为“游民阶级运动”和“伪过激主义”，主张暂时先让财阀来发展实业，使失业者成为产业工人，并提倡“劳资协调主义”，企图调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他们表示信奉罗素所鼓吹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说中国将来可以经过发展协社（在资本主义经济占支配地位条件下的合作社）逐渐蜕变为社会主义，而不需要暴力革命。这样，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者”在现时只可做文化教育工作、研究工作或办合作社。显然，这帮人的目的，是企图用这种欺骗宣传来阻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否定中国工农在革命中的作用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反对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政党。
当时的社会主义宣传者陈独秀、李达等，对研究系的谬论进行了驳斥。指出中国工业虽然不发达，但终究存在着工业无产阶级，而且在不断壮大。指出研究系所谓先发展资本主义再谈社会主义革命，其谬论的真实目的，是帮助资本主义取消社会主义，而“按照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只能永作资本家的奴隶罢了”。还指出中国必然要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必然要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政党。
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还经过了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和成立初期，无政府主义在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某些地区的工人中，有一定的影响。中国无政府主义和在其他国家的无政府主义一样，都是力图向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表明自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学说，从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各种曲解和进攻。因此，为了要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就不能不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严肃的斗争。
无政府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潮。它们主张摒弃一切国家政权，主张绝对自由，否认无产阶级建立政党的必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并把工人运动限制在经济斗争的范围。列宁指出：“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
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
因此，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必然要和无政府主义进行激烈的斗争。1920年至1921年，在《新青年》、《共产党》、《先驱》上，先后刊载了许多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对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工人群众参加政治活动、反对工人阶级建立人民政权、反对群众集体力量等谬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还揭露了有些无政府主义者标榜“社会主义”，其实他们是北洋军阀政府的“食客”。
1920年，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初期，曾有些无政府主义者混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讨论党的纲领（北京小组自己拟订的临时纲领）时，因纲领中有赞成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条文，为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袁明熊所反对而发生争论，最后他们退出小组。各地小组也有争论，经过辩论和斗争，无政府主义者有的退出小组，有的则放弃了无政府主义，赞成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在中国的传播显示了伟大的不可战胜的生命力。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都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应当指出，由于当时马克思主义拥护者的水平所限，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时不免存在一些简单化和不精当的缺点和错误。
列宁关于殖民地革命的纲领和策略方针
革命导师列宁对于正在蓬勃发展起来的东方革命运动十分关心。早在1900年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八国联军侵略时，就曾在《火星》报上发表了《中国的战争》一文，严厉斥责包括沙俄在内的帝国主义侵略者蹂躏中国的野蛮行为，热烈声援中国人民自发的反帝运动——义和团运动。1912年和1913年，正当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革命高涨和革命遭到严重危机的年代里，列宁以极大的注意力关注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写了《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等许多篇论文，评论革命领导者孙中山的革命政纲，评论中国的革命。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1919年11月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东方各民族纷纷觉醒，采取实际行动，使每一个民族都参与决定全人类命运的问题。”
他号召东方各民族的共产主义者要担负这样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把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应用于这样的条件，“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
。他认为这是一个新的任务，需要用独立的经验加以解决。他还号召东方各民族的共产主义者要在每一个国家内用人民容易懂得的语言来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把马克思主义和每个国家的实际状况结合起来。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并作了有关报告。这是列宁和共产国际援助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列宁在提纲中指出了无产阶级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必须考虑的几个原则：“第一、准确地估计具体的历史情况，首先是经济情况；第二、把被压迫阶级、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同一般人民利益这样一种意味着统治阶级利益的一般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第三、把被压迫的、附属的、没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同压迫的、剥削的、享有充分权利的民族也明确地加以区分，来与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相对立，这种虚伪性蒙蔽着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的时代所特有的现象，即为数无几的最富强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绝大多数人实行殖民奴役和金融奴役。”
这就是说，在处理民族问题时不要从抽象的原理出发，而要从具体的历史环境出发。民族问题是改造现存社会制度的总问题的一部分，是服从于这个总问题的。因此，民族运动的性质和任务是随着不同的革命发展时期而变更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前，马克思主义者把解决民族问题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联系起来，即把民族问题看作是资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后，世界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者就把民族问题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联系起来，即把民族问题扩大为殖民地问题，把民族问题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各民族不可避免地要分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列宁在报告中强调指出，提纲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就是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区别。强调这个区别，就是要求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联合为反对共同敌人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如何进行呢？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阻碍了东方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东方各民族的当前任务，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所支持的中世纪剥削制度，即进行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种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开辟一条解放的道路；它的发展前途，必然要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实质上就是土地革命，革命的主要群众是农民。列宁根据这个革命的性质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指出在这些国家里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说：“无产阶级政党（一般地说如果它在这种国家里能够产生的话）如果不同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关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而要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
被压迫民族里，民族资产阶级在某一时期内和某种程度上可以支持本国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但是它是按照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路线，力图控制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这就不可避免地将发生激烈的斗争。列宁指出：“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
。
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因此，列宁号召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党。
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基本纲领，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制定自己的纲领，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代表维经斯基和翻译杨明斋来中国，先到北京和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建立了联系。经李大钊介绍，又到上海和陈独秀等人会见。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的先进分子交换了意见，研究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有了更广泛的传播。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迫切需要从工人运动中找到物质力量。两者结合的时机成熟了。这一结合，是以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桥梁而实现的。
为了准备建立中国共产党，1920年8月，首先由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经陈独秀同各地共产主义者联系，9月，毛泽东在湖南成立共产主义小组，10月开始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大钊等在北京，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汉，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以及广州和国外的日本、巴黎等地都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了《共产党》月刊，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国内外工人运动概况和关于党的知识等。同时，《新青年》杂志社也开始较系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通俗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
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揭开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新的一页。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工人阶级中进行广泛的活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有李启汉等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并组织了机械工人联合会和印刷工人联合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邓中夏等，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组织了铁路工人“救国十人团”和工读互助团。湖北小组于1921年3月，领导了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反对增加车租的罢工。济南小组、广州小组也进行了工人工作。在法国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则在华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还出版了各种工人的刊物，如上海的《劳动界》、《伙友》，北京的《劳动音》，广州的《劳动者》等，通俗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导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
由于共产主义小组的积极活动，工人运动更加发展起来，较大的罢工斗争有：1920年5月1日，上海5 000多工人为纪念国际劳动节，对军阀的阻挠进行了坚决的斗争。6月，上海杨树浦日本纱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有4 000多工人参加了罢工。12月，粤汉铁路南段工程部工人罢工。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共发生罢工46次，罢工人数在5万左右。1921年罢工49次，罢工人数13万。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深入的传播，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在工人群众中的工作，以及工人运动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有了进一步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重要的思想上、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和建党活动 1920年7月，新民学会留法会员中，对“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展开了辩论。以蔡和森为代表的多数同志，主张立即组织共产党，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有少数人受无政府主义等各色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主张走改良主义的道路，提倡“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他们都写信给毛泽东，请他发表意见。同年10月，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罗素到长沙演说，他“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罗素的言论引起了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的激烈辩论。
是按照列宁党的榜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还是步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后尘，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党？是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还是走改良主义的道路？对于这些争论，毛泽东坚持列宁的建党原则，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潮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他在给蔡和森和新民学会留法会员的信中，表示深切地赞同蔡和森的意见，反对萧子升的改良主义的主张，详细地阐述了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必须实行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指出，罗素关于用教育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的主张，事实上决做不到，因为教育权尽在资本家手中，实行的又是资本主义的教育，共产党人如果不取得政权，安能握得其教育权？从资本家的本性来看，小资本家必想做大资本家，大资本家必想做最大的资本家，要资本家信仰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他又指出，根据历史发展观察，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翻，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资本主义是不能以些小教育之力推翻的，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毛泽东在和蔡和森的通信中，在同新民学会会员的讨论中，发表和支持了下列建党思想：
第一，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毛泽东明确指出，一个革命政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主义作指导。他说，不可徒然作人群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成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好比一面旗帜，旗帜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那么，用什么主义作指导思想呢？他认为，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他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也就是说应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
第二，党的斗争目标，必须是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毛泽东在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会员讨论会的总结性发言中指出，社会改良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良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是永世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主张的极端自由，放任资本家，也是永世做不到的。只有激烈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这样，毛泽东就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第三，党必须是无产阶级的神经中枢，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战斗组织。毛泽东同意蔡和森来信的意见，即认为，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要严格物色确实党员，分布于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这就是说，党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领导群众运动的核心力量和战斗的先锋队，从而反对了把党建成为一些知识分子的清谈机关的错误思想。
第四，党的组织必须是民主集中制的、有铁的纪律的革命组织。毛泽东同意蔡和森来信的意见，认为：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多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和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这就坚持了列宁关于建立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倾向。
毛泽东和蔡和森这些正确的建党思想，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捍卫了列宁的建党原则。
为了建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1920年7月，在长沙创办了文化书社，介绍和推销全国各地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8月，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引导革命青年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并组织会员赴俄作实地考察。9月，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领导会员学习《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并引导大家联系中国和湖南的实际情况，把理论学习和社会调查、革命斗争结合起来。
毛泽东为了建立共产党，很注意工人运动。他亲自深入长沙的工人区域中去，广泛接触了铁路、印刷、纺织、泥木、搬运等各行业的工人。毛泽东为工人做事，办工人夜校，向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从中发现工人积极分子，并经过他们，联系广大工人群众。1920年11月，黄爱、庞人铨等在长沙成立了湖南劳工会，他们主要作经济斗争并带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毛泽东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对湖南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和参加该会的工人积极分子任树德等，做了耐心的工作，鼓励他们的斗争，批评他们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在斗争中支持和教育他们。在毛泽东的教育、帮助下，黄爱、庞人铨和任树德等也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于1921年底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春节，黄、庞两人英勇地牺牲在军阀的屠刀下，许多工人抚尸痛哭，激起了长沙工人反对军阀、资本家的斗争怒潮。黄、庞两人是中国最早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的工人领袖。1921年上半年，在毛泽东领导下，长沙的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都渐渐地组织起来，奠定了发展党的基础。
在建党活动中，毛泽东十分重视培养干部的工作。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前，他所领导的新民学会就为党培养了像何叔衡、蔡和森、向警予、罗学瓒、张昆弟等一批优秀干部。在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时，毛泽东极为注意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和青年团员的质量，要求在发展中吸收忠于革命的“真同志”。因此，湖南的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一开始就比较严密而纯洁。
毛泽东早期的建党思想和建党活动说明，毛泽东的革命道路就是革命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因而也是五四时期站在时代最前列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最正确的道路。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在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的两个主要障碍。
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证明，中国的农民和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不能不落到新起的中国无产阶级的肩上。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工业无产阶级的人数迅速增长起来，形成一支有200万人左右的产业大军。
在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壮大的基础上，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当时世界革命潮流的影响下，李大钊、陈独秀首先接受并传播了社会主义思想，随后，出现了一整批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当时反对封建主义文化，提倡科学、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运动的左翼。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传播，推动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觉醒。1919年，以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为导火线的五四反帝反封建运动，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业无产阶级举行了伟大的反帝政治大罢工，对推动运动的深入和争取运动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则在全国各地自觉地在运动中起领导作用。这就使得这次运动和以往的革命运动大不相同，能够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使中国历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革命成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无产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为中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进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五四运动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从1918年开始，这个运动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运动的右翼）三部分人统一战线的文化革命运动。它的特点，是初步共产主义的思想在文化革命中居于领导的地位。这个运动对推动中国人民的思想觉醒和进步建立了伟大的功劳，“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
。这个文化革命运动，在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以后，成为主要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
1919年7月“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共产主义者击败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进攻。这一争论，标志了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在1920年，经过“社会主义论战”，击败了地主买办阶级代表研究系分子伪装成“社会主义者”的进攻，进一步在中国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同时，又开展了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批判，并从共产主义小组内部将无政府主义者清除了出去。
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1920年夏开始，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中国出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开始走到工人阶级中去，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领导工人运动，这样就使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