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三

张腾霄

胡华同志是浙江省奉化县人，16岁就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省立师范学校，矢志教育事业。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七七事变，大举进攻中国，胡华同志积极投身抗日战争，参加了当地的抗日组织，从事抗日的宣传活动。1938年经奉化党组织介绍到陕北公学学习。1939年7月，陕北公学等改编为华北联合大学后，胡华同志随学校奔赴敌后晋察冀边区。在行军过程中，无论是担任警卫工作，还是做后勤服务工作，他总是积极走在别人的前面，胜利完成队里交给自己的任务。在华北联合大学，他很快就被提拔做教师工作。开始时学习、研究、讲授马列主义一般的理论，后来，就专致力于党史的研究工作。在这门科学中，他从实践到理论，从理论到实践，功力是十分深厚的。

胡华同志在华北联合大学时期坚持把学习、教书与研究统一起来，认为不认真学习党史的理论与实践，就不可能教育学生掌握党史的精神与实质，如果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就不可能逐步提高自己研究和理论的水平。总之，胡华同志对党史的科研水平，是在“教学相长”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胡华同志一方面是“桃李满天下”，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他教的学生奋战在全国各个战线上。孔夫子学生三千，贤者七十二，哲人十二，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传为美谈。胡华同志的学生大大超过了三千，其中不少是国家重要的领导干部，为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另一方面，胡华同志是多产作家，在华北联合大学时期，他就在教学过程中，发表了不少有关党史方面的文章，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发表了不少的专著，既有普及方面的著作，为广大群众学习党史提供了方便；又有专门党史方面的探讨。许多党史方面的事端、疑难，经过胡华同志的探索，还它们历史的原来面目，极大地提高了党史的科学水平。

1950年，胡华同志出版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这部书曾经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影响，新华书店和之后成立的人民出版社短时间连续出版13版次，而且有日文、朝鲜文及国内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文字译本。后来重印的增订本，外文出版社还用英、法、德文字出版。

当时，全国解放不久，从老解放区到新解放区，从工人、农民到知识分子，从青年知识分子到长期在旧社会的老知识分子，都迫切需要了解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问世，正是满足了这种需要，它回答了大家脑子里长期存在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开始只有很小的力量，创造了一些革命的根据地，为什么能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长达8年之久，最后取得了胜利？接着，又和蒋介石国民党进行了斗争，他们有800万武装到牙齿的军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为什么能战胜敌人，取得最后的胜利？许多读者通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学习，脑子里存在的问题，逐步得到了回答，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必然的，是遵循中国历史和革命的规律前进的。

1985年，胡华同志出版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这本书，在当时同样引起了社会的重视，如果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主要是回答民主革命时期的问题，那么这本书主要回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问题。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的工作同样是在曲折道路上前进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之所以能引起当时社会的注意或重视，是由于它正确地或比较正确地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无论是反映工作中的成绩或失误，都是采取分析的态度，许多地方的论述，胡华同志都采取了秉笔直书。

1980年到1990年，胡华主编了《中共党史人物传》50卷。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1987年，这部丛书出版到第35卷，胡华同志就与世长辞，壮志未酬。传记中的这些老同志都是党史的亲历者，在某一方面参与了实际的或理论的斗争，把他们亲身经历的活的材料写出来，这就极大地丰富了党史科学的内容，增强了党史科学的准确性。

这三部著作，当然不是胡华同志写作的全部，而是他党史研究的重要方面或者重大的科学成果。这些党史问题的写作，不是任意选择的，而是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为胡华同志提出了任务，经过他勤奋的努力，满足了客观的需要，推动了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发展。胡华同志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他们通过上述著作的学习，吸取了智慧和力量，增强了对党的向心力，坚定了对革命胜利的信心。

胡华同志的治学态度是异常严谨的。中国历史学家范文澜生前有句治学格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胡华同志把这个格言作为自己治学的座右铭，并贯彻治学的各个方面。胡华同志无论身处逆境还是顺境，从来没有间断过研究和写作工作。他不仅广泛阅读有关党史科学的资料，包括正确的与错误的，而且大规模地开展调查研究。他曾经访问过革命斗争的参与者，既有普通干部，又有上层领导。他对所有的意见，包括相互对立的意见，都要坐下来，再找有关的材料，作全面的分析与研究，尽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胡华同志很多治学方法是和治学精神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我们治学的出发点是为了适应党和人民的需要。如果不是满怀着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责任心，满怀着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激情，有强烈的事业心，热爱自己的专业和工作，不可能写出好的具有科学性的文章。

胡华同志认为治学过程与自学过程是统一的。一个人的知识与学问是逐渐积累起来的，要长时间的努力，日积月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如同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惜自己学习和工作的时间。在我们接触过程中，他随时注意向别人学习，如果是有用的话，他马上记下来，对方没有表达清楚的，他总是要问个水落石出，特别是别人讲到和他学习有关的书或材料时。

胡华同志认为，在广泛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治学的过程，就是思考的过程。一个人要学会思考，既要在看书学习时聚精会神、高度集中注意力，又要善于向良师益友请教。在各种场合，耳聪目明，善于吸收一切有用的知识，并且还要善于利用各种工具书、地图等等。

胡华同志认为，要做到“博”与“专”辩证地结合起来。人的生命和精力是有限的，如果没有主攻方向，样样学问都涉猎一些，但又都浮光掠影，只懂得一些皮毛，就难以取得好的成就。但是，如果没有广泛的知识作为基础，包括理论的与实际应用的知识，就不可能从事物现象中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得出正确的结论。

胡华同志认为，治理历史科学，包括治理党史科学，要精读自己专业的基本著作，包括正面的与反面的基本著作，并能熟练地记忆和应用。治理历史科学，脑海里要记忆着历史的大事年表和重要事件，以后再阅读你所学历史的有关资料时，就能把有关的新资料纳入你脑海中的大事年表里，这样容易记住，阅读的效率就高。在记忆这些大事年表过程中，尽可能把这些知识条理化，这样既可提高自己研究的速度和效果，又可提高自己写作的水平和质量。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我们党既有正面的经验，又有反面的教训。胡华同志善于向这方面学习，特别是他遇到逆境的时候，总是采取正确的态度。1944年秋天，他在晋察冀边区整风学习班学习，我在晋察冀边区二专区任专区督学，有一次我到边区开会，路上遇到他们的整风班。在敌后的环境中，一遇到多时不见的战友，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我马上走近胡华同志，他装出不认识我的架式，我既纳闷，又不高兴。后来听说他在整风学习班里正在挨整，他十六七岁到了延安，历史上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说的，但说他是奉化人，和蒋介石是同乡，有可能是蒋介石国民党打入革命队伍来的。胡华同志在这“莫须有”的罪名面前，仍然能采取正确的态度，分清主流与支流。在后来的多次谈话中，他从来没有为个人委屈讲什么怨言，总是从大局出发，把革命的胜利放到极端重要的地位。

“文化大革命”前，胡华同志就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胡华同志被当时中央宣传部的一位负责人点名（这位领导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就托人给胡华同志带口信，说他错了，对不起胡华同志，这种认错精神是好的），来势之凶猛，是可想而知的。在这种情况下，上下结合围剿胡华同志，他以大无畏的精神，作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文化大革命”中，我有一次到他校园房间中去，一进门，他就叫我弯下腰来，不要叫窗户外面的所谓造反派看着。胡华同志不是害怕他们，而是不愿意让我遭受麻烦。而我弯下腰后，他说：“我们没有做什么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天空有一天要晴亮的。”“四人帮”抓起来后，我在人大门口汽车站与胡华同志邂逅相遇，还没有来得及讲话，彼此就大笑起来！接着，他说：“四人帮”有今天的下场是必然的。我们党正气总是要压倒邪气的，因为老一辈革命家都健在。

我和胡华相处近50个年头，并且一直在学校工作。1939年，我们一起随华北联合大学行军到了敌后晋察冀边区；1940年，我们都留在学校，他作为青年优秀人才留校任教，我留校编写晋察冀的普教教材。在学校的教学讨论中，他每次发言很少重复别人已经说过的意见，总是提出自己的意见，包括正确的与不成熟的，正因为如此，许多人总是喜欢听一听胡华同志的讲话，因为他常常给人一种新鲜的感觉。胡华同志最大的优点，就是为人正直。遇到一些邪恶的事，他总是仗义执言，从不随声附和。对于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他从不采取“落井下石”的办法使自己得到些好处，甚至不怕组织上对他有什么看法。在我们一起谈话的许多同志中，可以说出他许多毛病或缺点，但为人正直这一点，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不同的看法或说法，可以说这点是认识胡华同志的人的共识。

胡华同志于1987年离开我们，那时我党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工作正在走向深入，许多理论上和党史上的谬误，需要进一步的拨乱反正。如果胡华同志身体健康，如果病魔不夺去他的生命，他肯定会为党的事业，特别是党史科学的研究工作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失去一个好党员，我们失去一位好战友！笔至此，不禁泪涔涔下！